谁会反对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呢？这些词看上去面目可亲，这些理念似乎也无可挑剔。它们是所有现代机构——学校、医院、慈善机构、新闻媒体、民主政府和国际组织所秉承的宗旨，这些理念真的需要辩护吗？

绝对需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对现代机构的信任已经土崩瓦解，而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公然反对启蒙运动理念的民粹主义运动蓬勃兴起。 它们标榜本土主义，拒绝世界主义，推崇专制，反对民主，藐视专家，鄙薄知识，它们沉湎于田园诗般的过去，而无意展望更好的未来。不过，这种表现绝非21世纪的民粹主义所独有（见第20章和第23章）。对科学、理性、进步以及人文主义的蔑视并非源自草根阶层，也并非是无知者所发泄的愤怒。事实上，在精英阶层和文化艺术领域中，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反启蒙的思想。

一种反启蒙思想认为：它是西方的发明，并不适用于多元化的世界。 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问题在于，所有思想都诞生于世界的某个地方，它们的出生地与它们的价值并无关系。尽管启蒙运动的许多思想在18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开花结果，但它们植根于理性与人性，所以任何遵从理性的人都可以参与其中。也正因如此，非西方的许多文明在历史进程中对启蒙运动的思想也多有表述。

不过，对于这种视启蒙运动理念为西方指导思想的观点，我只能说：要真是如此就太好了！事实上，在启蒙运动之后，紧跟着就是一场反启蒙运动，自那时起，西方对启蒙运动理念的态度就一直存在分歧。 人们才刚刚沐浴启蒙之光，就立刻被告知：黑暗其实并非一无是处；人类应该停止大胆探索的脚步；条规戒律有存在的必要；人性的命运并不是进步，而是停滞或者倒退。

浪漫主义运动对启蒙运动理念进行了坚决反击。 卢梭、约翰·赫尔德、弗里德里希·谢林等人认为理性与情感无法分离，认为个人无法摆脱其所处文化的影响，他们否认人们应该理性行事，否认超越历史和地域的普遍价值，也否认和平与繁荣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在他们看来，人不过是某个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比如文化、种族、国家、宗教、精神或某种历史力量，人们应该与自身所属的这个伟大整体保持精神契合。世界上最大的善是英勇的斗争，而不是解决人类的各种问题。暴力乃是自然固有之物，遏制暴力，也等于扼杀生命的活力，正如夏尔·波德莱尔所说：“世上只有三种高尚的人：牧师、勇士和诗人。他们的职能分别是去理解、杀戮和创造。”

这听起来似乎不可理喻，但事实情况是：在21世纪，反启蒙的思想依然广泛存在于精英阶层的各种文化运动和理智运动中。启蒙运动理念认为我们应该运用集体的理性来促进繁荣、减少痛苦，但这个观点现在被认为太过愚蠢，也太过天真，不但无用，也已经过时。下面介绍几种流行的理念，据说它们可以替代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这些理念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也会提到，而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将对它们做出正面回击。

最明显的就是宗教信仰。 接受某种信仰，就意味着绝对相信，而不需要充分的理由。因此，对超自然实体的信仰与理性水火不容。宗教也通常与人文主义发生冲突，因为它往往将某种道德利益置于人类福祉之上，例如接受某位神圣的救世主，认同宗教经典中的有关记载，推行某些仪式和禁忌，劝说他人接受相同的信仰，对不接受的人进行惩罚，或者视其为魔鬼。宗教与人文主义的冲突还表现在：宗教往往将灵魂的价值置于生命之上。这种做法其实并没有听起来那么美好。对来世的信仰意味着此生的健康与幸福无足轻重，因为地上的生活不过是通往永恒生命之前的一小段暗夜，可以忽略不计。在宗教徒看来，强迫某人接受救恩是在帮他洗清罪恶，而以身殉道则是一生中最幸福的事情。至于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可以在历史故事和时事新闻中找到各种实例，如中世纪对伽利略的审判、20世纪20年代的“斯科普斯猴子案” ，以及目前许多基督徒对干细胞研究和气候变化观点的反对。

另一种反启蒙的观点认为，人不过是可供消耗的细胞，它隶属于某类超个体组织，例如宗族、部落、民族、宗教、种族、阶级或者国家。因此，社会的最高目标是集体的荣誉，而非个体成员的幸福。 民族主义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它所推崇的超个体是民族国家，也即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政体。可以从一些极端病态的爱国口号中看出民族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即便是约翰·肯尼迪总统那句略显温和的名言“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也使这种对立一目了然。

我们不应将民族主义与公民价值观、公益精神、社会责任或文化自豪感等同起来。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每个人的幸福都依赖于跨越整个社会的合作与协调。“国家”应该是共享这片领土的人所默认的一种社会契约，就像公寓业主委员会一样，它是促进其成员繁荣兴旺的必要手段。

同样，无论在哪个政治阵营中，都可以找到宗教的捍卫者。即便是那些对宗教信仰的具体内容并不认同的人，也会极力捍卫它的价值，并认为科学和理性在道德问题上没有发言权。他们大多数人似乎都忘了人文主义的存在。 信仰的捍卫者坚持认为宗教有其专属的功能，可以决定人生中的重要问题。在他们看来，即便精英人士不需要宗教也可以拥有道德，但对芸芸大众来说却必不可少，即便每个人不需要宗教信仰也可以安居乐业，但宗教乃是人性的一部分，因此讨论宗教的有无显得毫无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宗教没有像启蒙运动所希望的那样偃旗息鼓，而是比以往更加深入人心的原因。这些观点，我将在第23章讨论。

左翼人士往往还支持一种运动，这种运动将“生态系统”这个超然的实体置于人类利益之上。 浪漫的“绿色运动” 认为，人类对能源的获取并不是遏制熵增、促进繁荣的重要手段，而是对自然犯下的严重罪行，它将导致一场可怕的审判，例如资源大战、环境污染，以及足以结束人类文明的气候变化。唯一的救赎就是悔改，拒绝科学技术和经济增长，回到小国寡民、简单自然的生活方式。毋庸置疑，凡是了解情况的人都不会否认人类活动对自然系统的破坏，如果听之任之，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但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技术发达的社会是否会听之任之？本书第10章将探索一种人文主义的环境保护主义，它比浪漫的“绿色运动”更加开明，它有时也被称为“生态现代主义”或“生态实用主义”。

如今，左翼或者右翼的政治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一种世俗宗教，它让志趣相投的人结成团体，共同尊奉一套宣扬神圣信仰的教义，它刻画出越来越多的恶魔，让人们对其事业的正义性毫不怀疑。我们将在第21章看到，政治意识形态是如何侵蚀理性与科学。 它搅乱了人们的判断，煽动起原始的族群心理，使人们无法正确了解改善世界的方法。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政治对手，而是熵、进化（例如各种瘟疫和人性的各种缺陷）和无知。其中无知最为关键，正是知识的不足让我们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最后两种反启蒙思想超越了左翼与右翼的政治分野。近200年来，无数的人著书立说，宣称现代文明非但没有取得进步，反而在逐渐衰落，并处于崩溃的边缘。在《文明衰落论》（ The Idea of Decline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一书中，历史学家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历数了两个世纪以来的末日预言者，他们对种族、文化、政治或生态的衰败敲响了警钟。

一些衰落论者为普罗米修斯式的技术妄行扼腕叹息。 即便环境污染不会将我们置于死地，核武器、纳米技术、网络恐怖、生物恐怖、人工智能或者其他生存威胁也必定把我们推下悬崖（见第19章）。即使技术文明能够逃脱彻底毁灭的命运，它也将逐渐沦为一个充满暴力和不公正的人间地狱——一个遍地恐怖主义、懒散之徒、血汗工厂、犯罪集团、非法交易、流亡难民、社会不公、网络欺凌、暴力性侵与仇恨犯罪的“美丽新世界”。

另一些衰落论者则为相反的问题苦恼不已，社会的现代化并没有让生活陷入残酷、危险的境地，而是让它变得过于舒适和安全。 这些批评者认为，健康、和平与繁荣只不过是物质享乐的体现，它们让人们远离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在满足各种口腹之欲的同时，技术资本主义也将人推向了一片毫无灵魂的精神荒漠，个个孤独无依、物质至上、循规蹈矩、毫无个性、灵魂空虚。在这种荒谬的存在中，人们饱尝异化、焦虑、混乱、冷漠、欺诈、无聊、不安以及恶心之苦，沦落成“一边等待戈多，一边在荒地上吃着裸体午餐的空心人” （见第17章和第18章）。

在这个颓废堕落的文明走向黄昏之际，真正的解救之道不是枯燥的理性和腐朽的人文主义，而是某种真实而又神圣的权力意志，它英勇无畏、充满活力，血肉丰满、健全完整。

赫尔曼指出，那些预见文明崩溃的学者和艺术家往往有两种不同的反应。历史悲观主义者害怕文明的衰落，但又哀叹无力回天；文化悲观主义者则兴高采烈，陷入“食尸鬼的狂欢”。他们都认为，现代性已经彻底破产，无可救药，一种新的秩序将会在崩塌的废墟中建立起来，这将是一种更加优越的秩序。

对人文主义的最后一种批判，是谴责它过于信奉科学。 根据斯诺的著名演讲《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第二种文化，这代表了许多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批评家的世界观，它与第一种文化，也就是科学文化相区别。 斯诺对两种文化之间的隔膜进行了抨击，他呼吁将科学更大范围地融入人们的精神生活，这不仅是因为科学“就智慧的深度、复杂度和清晰度而言，乃是人类心智最美丽、最奇妙的集体创造” 。同时科学知识也负有道德责任。通过治愈疾病、减少饥饿、挽救婴儿与母亲，以及帮助妇女节育，科学可以从整体上减少人类的痛苦。

尽管斯诺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具有先见之明，但在1962年，文学评论家F. R.利维斯（F. R. Leavis）却撰写了一篇极尽侮辱的反驳文章，以至于《观察者报》（ The Spectator ）在发表这篇文章前，要求斯诺承诺不会因此起诉他们。 在指责斯诺“学识浅薄可怜，行文粗鄙不堪”后，利维斯对一种价值体系进行了嘲讽，这种价值体系将“生活水平视为终极标准，将提高生活水平视为最终的目标”。 他由此提供了另一种选择，认为“在与伟大文学作品的对话中，我们会发现自己真正相信的是什么。什么是最终的目标？人靠什么而活？——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必须由无比深厚的思想与情感来决定”。然而在我看来，任何一位具有“深厚思想与情感”的人，当他欣慰地看到贫穷国家数以百万计的女性因为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免于难产而死时，可能都会有所疑问：作为“我们真正应该相信”的标准，为什么“与伟大文学作品对话”在道德上要高于“提高生活水平”？或者说为什么要做这种二选一的选择？

我们将在第22章看到，利维斯的观点在今天的第二种文化中比比皆是：许多知识分子和批评家对科学嗤之以鼻，因为它除了解决日常的生活问题，别的什么都干不了；按照他们的说法，似乎徜徉于精英艺术是至高的品德；他们追求真理的方法并不是提出假设并进行论证，而是依靠自己的博学和阅读习惯发表各种声明。学术杂志经常谴责所谓的“科学主义”，即科学对政治、艺术等人文学科的入侵。在许多高等院校，科学不被视为对真理的追求，而仅仅是另一个故事或者另一种神话。

因此，启蒙主义的人文思想无法取悦大众。运用知识和理性来增进人类福祉的观点听起来索然无味。为什么要刨根问底，去解释宇宙、行星、生命和大脑？除非它们具有魔法，否则我们不感兴趣！拯救数十亿人的生命、治疗疾病、减少饥饿？听起来无聊至极！人们应该将同情心扩展到全人类吗？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只想要物理法则来关照自己！长寿、健康、知识、眼光、自由，以及美与爱？生活可不仅仅只有这些！

不过，在启蒙主义的各种理念中，最不讨人喜欢的还是进步。 即便那些赞成用知识来为人类谋利的人也认为，这在实践中是徒劳无功的。每天的新闻报道为他们的怀疑、挖苦提供了大量证据：当今世界被描绘成一个充满泪水和哀伤的绝望深渊。如果在启蒙运动过去250年后，我们并没有比中世纪的祖先们过得更好，那么对理性、科学和人文主义的任何辩护都显得毫无意义，因此这场关于启蒙运动的诉讼必须从评估人类的进步开始。 Hh7LgCs5mC/LDCTVvVEcCy02dSVm3mu/aqHRymCK4KeDM57JEAiSuTnfrYpKy8+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