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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人类状况的第一个基本概念是熵，或者说无序。熵这个概念源自19世纪的物理学，物理学家路德维希·玻耳兹曼（Ludwig Boltzmann）赋予了它现在的含义。
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孤立系统，也就是与外界不发生任何能量传递和物质交换的系统的熵永远不会减少。封闭的系统必然会越来越紊乱、涣散、无用、无效，直到陷入一种沉寂、单调的平衡状态，并一直保持这种状态。
热力学第二定律最初是用来说明可用能量的消耗过程。当两个物体出现温差时，随着热量从高温物体传到低温物体，热量，也就是可用能量，最终不可避免地会耗散一空。正如夫兰达斯与史旺二人乐队（Flanders and Swann）所唱：“热不能由低温物体传到高温物体，如果喜欢你可以试试，但我奉劝你还是算了。”的确，一杯咖啡最终会冷却下来，除非你把它放在电热炉里保温。同样，当供给蒸汽发动机的煤炭烧尽时，活塞一侧的冷蒸汽就不能再推动它了，因为另一侧的热蒸汽和空气在往反方向回推。
一旦了解热并不是无形的流体，而是分子运动所产生的能量，同时两个物体之间的温差是因为分子平均速度的不同，就会对熵和热力学第二定律有一个更为普遍的、更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认识。我们可以将秩序描述为一个系统中所有不同微观状态的集合，在热量传递的例子中，状态就是两个物体中所有分子的速度和位置。在所有的状态中，所能发现的有用状态（例如一个物体的温度高于另一个物体，也就是一个物体的分子平均速度高于另一个物体）恐怕只占很小一部分，而绝大多数都是无序、无用的状态（也就是两个物体之间不存在温差或分子平均速度一样）。
由此从概率上说，系统的任何一次变动，无论是某个部分的随机摆动，还是来自外部的干扰，都会将系统推向无序或者失效，这不是大自然有意如此，而是因为无序的状态数远比有序的多。假设你今天经过一个沙堡，明天它可能就不在那儿了，因为海风、潮汐、海鸥，或者小孩都有可能让沙堡的状态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让这个沙堡不再像沙堡。我经常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统计学版本称为熵定律，它不仅可以用来说明热力的平衡，也可以用来解释秩序的消失。
熵与人类事务有何关系？生命和幸福取决于无限多可能中的一组概率极小的有序安排。我们的身体是一种极小概率的分子组合，它们在其他一些极小概率因素的帮助下维持自身的秩序，其中一些形成食物，为我们提供营养，另一些则形成其他的生活资料，满足穿衣、住房等基本需求和各种爱好。地球上大多数的自然安排对我们没有任何实际的用途。因此，当事物发生变化时，如果没有人对变化进行引导，这种变化就很可能向坏的一面发展。热力学第二定律在日常生活的各种谚语中得到广泛体现，如“土崩瓦解”“铁锈从不睡觉”“坏事总会发生”“覆水难收”“凡事只要有可能出错，那就一定会出错”，以及得克萨斯州议员萨姆·雷伯恩（Sam Rayburn）的名言：“任何一个傻瓜都可以踢倒谷仓，但只有木匠才能建造谷仓。”
不过科学家意识到，热力学第二定律不仅可以用来解释日常生活，它还是理解宇宙以及人类在宇宙中所处位置的基础。1928年，物理学家亚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写道：
我认为，熵永远增加的定律应该是自然界一切定律的最高定律。如果有人告诉你，你所偏爱的宇宙理论与麦克斯韦方程组不符，那么有可能是麦克斯韦方程组的问题；如果你的理论与实验结果相互矛盾，那么也许是实验者搞砸了。但如果你的理论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那就没有任何希望了，除了在深深的耻辱中轰然倒塌，没有别的结果。
1959年，英国科学家和小说家C. P.斯诺（C. P. Snow）发表了他的著名演讲《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在演讲中，他对当时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鄙视科学的现象进行了讽刺：
有许多次我参加一些人的聚会，根据传统文化的标准，这都是一些被认为很有教养的人，他们往往对科学家的无知感到幸灾乐祸、难以置信。有一两次我恼火了，询问他们中间有几个能解释一下热力学第二定律，结果反应很冷淡，没有人能答上来。然而我问这个问题，其实就像是问一位科学家：你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吗？
同样，化学家彼得·阿特金斯（Peter Atkins）撰写了一部名为《推动宇宙的四大定律》（
Four Laws That Drive the Universe
）的书，热力学第二定律便是其中之一。更有甚者，进化心理学家约翰·托比（John Tooby）、莱达·科斯米德（Leda Cosmides）以及克拉克·巴雷特（Clark Barrett）最近撰写了一篇论文，探讨心智科学的理论基础，题目便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是心理学第一定律》（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Is the First Law of Psychology
）
。
为什么要对热力学第二定律保持敬畏？因为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第二定律决定了宇宙的命运，也决定了生命、思想和人类奋斗的终极目标：运用能量和知识来对抗熵的狂澜，并为有价值的秩序创造庇护之所。当然，从形而下的角度出发，可以得出更为具体的结论，但在进入熟悉的领域之前，我需要指出另外两个基本的概念。
第二个基本概念是进化。
乍看之下，熵定律似乎让我们必须接受令人沮丧的历史和毫无希望的未来。宇宙缘起于一种低熵的状态，拥有不可思议的能量密度，这也就是所谓的大爆炸。从那开始，随着宇宙的扩散，一切事物都处于衰退之中，而且将一直持续下去，最终消散成飘浮于空间中的稀薄微粒。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宇宙并不是一锅毫无生气的稀粥，而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宇宙中不但有星系、恒星、行星、山脉、云彩和雪花，还有多姿多彩的植物和动物，当然也包括我们。
宇宙中为什么会充满这么多有趣的事物，原因之一，是存在着一套被称为“自组织”的进程，它可以让某个有限的区域实现秩序。
当能量注入某个系统之中，而这个系统又在熵增的过程中消耗这些能量时，它就会呈现出一种有序的、同时也是漂亮的造型，例如球体、螺旋、星爆、旋涡、波纹、晶体，或者分形。顺便提一句，我们认为这些构造具有美感，这一事实说明美并不仅仅存在于观者的眼中，大脑的审美反应可能是对自然界中各种反熵形态的一种接受。
但自然界中还存在另一种秩序，这里也有必要解释一番：它不是物理世界中优雅的对称与节奏，而是生命世界中的功能设计。生物由不同的器官构成，这些器官又拥有相互异质的组成部分，它们被不可思议地配置在一起，各司其职，以确保生物得以存活，换句话说，就是不断地吸收能量，以抵抗熵的侵蚀。
人们常常以眼睛为例来展示生物设计的奇妙，但我这次决定用我第二喜欢的感觉器官耳朵来论证这一点。人的耳朵包含一个具有弹性的鼓膜，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它就会做出反应，产生振动。此外，人耳中还有一套由听骨构成的杠杆系统，用以扩大振动的力量；以及一个活塞装置，将振动压入一段长隧道中的淋巴液中，该隧道一般盘曲成卷，容纳在颅骨内。沿着这条隧道有一层逐渐变窄的薄膜，可以将波形分离为谐波，此外，薄膜上还有一排带有纤毛的细胞，它们随着振动膜的振动来回弯曲，由此将一连串的电子脉冲传入大脑。显然，正是这种精密的构造使得大脑能够记录模式化的声音，也只有了解这个事实，才能解释这些薄膜、骨骼、液体和纤毛为什么要以此种离奇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同样，外耳也是如此，它的外形并不对称，而且沟壑纵横，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这样可以帮助大脑分辨出声音是来自上方还是下方，前方还是后方。
生物体拥有各种不可思议的器官，例如眼睛、耳朵、心脏和胃，这一切都需要迫切的解释。在查尔斯·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于1859年提出他们的解释之前，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这是某位神圣设计者的杰作。但是，达尔文和华莱士让这位设计师变得毫无必要。一旦某些物理和化学方面的自组织过程产生出一种可以自我复制的物质结构，这种复制就会一次次地重复下去，并呈现指数级增长。这个复制系统将会争夺资源，以实现自身的复制，同时也会争夺能量，以加速自身的复制。
拜熵定律所赐，复制的过程不可能完美无缺，错误往往突然发生。不过，尽管同样因为熵定律作怪，大多数的突变都会降低复制器的效力，但也有可能歪打正着，让复制器变得更有效力，而它的后代也因此大大增加，并在竞争中存活下来。那些有助于提高稳定性和复制率的复制错误被世代积累下来，使这些被称为生物体的复制系统看上去好像是专门为了未来的生存、繁殖而被设计出来似的。事实上，它们只是保留了祖先的复制错误，而正是这些复制错误让它们的祖先得以生存、繁衍。
创世论者常常篡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含义，并据此声称，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积累的生物进化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们有意忽略的是这一定律的前提条件，也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而生物体是开放的系统：它们从阳光、食物或者海洋热液喷口中获取能量，以维持其身体和巢穴的暂时秩序，同时又将热量和废物排入环境之中，从而增加整个世界的无序状态。生物体使用能量来维持自身的完整，以对抗熵的压力，这是对“欲力”学说的一种现代解释，斯宾诺莎将其定义为“努力保持和发展自身的存在”，它也是启蒙时代某些生命和心智理论的基础。
生物体必须从环境中汲取能量，这一刚性需求是导致生物界各种悲剧的原因之一。植物通过沐浴阳光吸收太阳能，一些深海生物汲取海底裂缝喷涌出的丰富的化学物质；而动物则是天生的剥削者：它们摄取植物和其他动物身体中所储存的来之不易的能量，并以此为生。病毒、细菌以及其他病原体、寄生虫也一样，它们在体内侵食宿主。除了果实外，那些被称为“食物”的东西，都是其他生物的部分躯体或者能量储存，而这些生物并不情愿放弃这些宝贵的资产。
大自然就是一场战争，在自然世界中，最吸引我们的就是军备竞赛。被捕食者利用硬壳、体刺、爪子、犄角、毒液、伪装、飞行或者搏斗来进行自卫。植物通过尖刺、硬皮来保护自己，或者分泌带有刺激性和毒性的物质。动物则进化出各种武器来击破这些防御：食肉动物拥有速度、利爪和敏锐的视觉，食草动物则依靠结实的磨牙和可以解毒的肝脏。
现在来看第三个基本概念：信息。
信息可以理解为熵的减少，是将有序的结构化系统与大量随机、无用的系统区分开来的要素。
想象一下，一只猴子在打字机上随机敲出一页字符，或者收音机调台时传来一段白噪音，又或者是电脑文件因为受损而显示的一堆乱码，它们可以有几万亿种不同的组合形式，每一种形式都毫无意义。但现在假设这些设备由一个信号控制，这个信号将字符、声波或者像素组合成一个与外部事物相互关联的模式：例如一份《独立宣言》，或者歌曲《嗨，朱迪》（
Hey, Jude
）的开场乐，或者一只戴着墨镜的猫。我们说这个信号传递了关于宣言、歌曲或者猫的信息。
一种形式包含着怎样的信息，取决于这个世界的精细（或者粗糙）程度。如果我们关心的是猴子输出字符的准确顺序、各种噪音之间的精确差别，或者随机乱码的像素模式，那么不得不承认，每一种组合形式都包含相同数量的信息。的确，有意义的形式反而包含较少的信息，因为当你看到其中一部分时，可以猜出另外的部分，而不需要依靠额外信号。但更多情况下，你会将大量貌似随机产生且毫无意义的形式归为一类，将它们和小部分与外界事物形成对应的形式区分开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比起那些杂乱无章的像素，一张猫的照片包含着更多的信息，因为要从大量的无序形式中精确地识别出一个稀有的有序结构，需要进行各种预设和说明。如果说宇宙是有序的而非随机的，那么也就是说它包含着信息。因此，一些物理学家将信息与物质、能量并列，视为宇宙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在进化过程中，信息在基因组中得到不断的积累。DNA分子中的碱基序列与构成生物体蛋白质中的氨基酸序列形成对应，而碱基与氨基酸是通过建构这个生物体的祖先，也就是减少它们的熵，来获得这个序列的。它们将原始生物构建成一个几乎不可能的结构，使其能够获取能量、生长繁衍。
在动物的生命过程中，它的神经系统也在不停地收集信息。耳朵可以将声音转换为神经放电，这原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理过程，一个是空气振动，一个是离子扩散，但正是由于它们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动物大脑的神经活动模式才可以携带外界声音的信息。在大脑中，信息在跨越各个神经元之间的神经突触时，可以由电子属性转换为化学属性，反之亦然。凭借这些物理转换，信息得以保存下来。
20世纪的理论神经学有一个重大发现，即神经元网络不仅可以储存信息，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改造信息，也由此可以解释大脑是如何产生智能的。例如，两个输入神经元可以连接到一个输出神经元上，它们的放电模式和“与”“或”“非”等逻辑关系相对应，或者与基于证据权重的统计决定相对应。这使得神经网络具有了信息处理或计算的能力。大脑是一个由无数逻辑和统计回路构成的庞大网络，它有足够大的空间来容纳数十亿的神经元，因此可以进行复杂的函数计算，而这便是智能的先决条件。大脑可以依照外部世界的各种法则来改造感觉器官所接收的外部信息，从而做出有用的推论和预测。
内在的表征一方面与世界的状态形成可靠的对应，一方面又能进行推论，由真前提得出真结论——这便是知识。
如果某人在看到一只知更鸟时会想到“知更鸟”这个概念，并能推论出它一般会在春天出现，并喜欢在地上找虫子吃，就可以说这个人知道“知更鸟”是什么。
再回到生物的进化过程。根据基因组中的信息连接出的大脑，能够对来自感官的信息进行计算，因此它可以组织动物的各种行为，使之能够获取能量，并遏制熵。例如它可以采取以下原则：“如果它吱吱尖叫，就上前追逐；如果它高声狂吠，就赶紧逃走。”
不过，追逐和逃跑并不仅仅是肌肉的逐一收缩，它们是以目标为导向：追逐可能包括奔跑、攀爬、跳跃或者伏击，这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只要能增加捕获猎物的机会就行；逃跑则可能包括躲藏、装死或Z字形奔跑。这就引出了20世纪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控制论，或者说反馈论。这个理论解释了一个物理系统为何能表现出目的性，换句话说，就是以目标或目的为导向。它能以某种方式感知自身以及环境的状态，拥有一套目标状态的表征，也就是它“想要”什么、正在“争取”什么，具备对当前状态与目标状态之间的差异进行计算的能力，以及拥有一组对应特定结果的行为指令。一旦这个系统被联通，它就能触发相应的行为，以减少当前状态与目标状态之间的差异，这就可以被视为追求目标，而如果能够充分预测外部世界，它就能够实现目标。自然选择发现了这个原理，并通过体内稳态的形式应用它，例如身体会通过寒战和流汗来调节体温。人类则依据这个原理设计出恒温器、巡航控制等模拟系统，之后又将其应用于数字系统，如象棋程序和自主机器人。
信息、计算和控制的原则弥合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鸿沟，前者受因果关系制约，后者以知识、智能和意图为内容。因此，“思想改变世界”不仅是一句漂亮的口号，还是一个涉及大脑物理构造的事实。启蒙思想家们有一种模糊的看法，认为思想是由物质的某种形态构成，他们把思想比作蜡版上的印记、琴弦的颤动、小船划过湖面的波纹。同时，还有一些人认为“推理就是计算”（这里的“计算”是最初意义上的计算）。但是，在信息与计算的概念被揭示出来之前，一个人信奉身心二元论，将精神生活归因于无形的灵魂，也是情有可原的。这就像在进化论出现以前，一个人会很自然地成为创世论者，将所有自然设计都归功于某个宇宙设计师。
当然，我们也会很自然地怀疑，你的手机是否真的“知道”你最喜欢的电话号码，你的导航系统是否真的“理解”回家的最好路线，或者你的扫地机器人是否真的是在“努力”打扫房间。但是，随着信息处理系统变得更加成熟，它们对世界的表征变得越来越丰富，它们的目标被细化为一级级的子目标，为达成目标而采取的行动变得更加多样化，也更加难以预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坚持认为它们没有智慧，这似乎有点人类沙文主义的嫌疑。除了知识、智能和意图之外，信息与计算是否还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的意识？这个问题将在最后一章加以讨论。
人类智力仍然是这些人工智能努力接近的基准，而智人之所以会成为非同寻常的物种，是因为我们的祖先致力于扩充大脑，使它可以收集更多的外部信息，进行更为复杂的分析推理，并采取更多的行动来达成目的。他们专攻“认知生态位”（cognitive niche）——有时也被称为“文化生态位”或者狩猎采集生态位
。这包含了一系列新的适应能力，例如对外部世界的心智模型进行操控，对尝试新事物后的结果进行预测，与他人进行合作，以便依靠团队的力量完成个人无法完成的任务。此外还有语言，使得他们能够相互协调，并将各自的经验成果积累起来，汇入到他们称为文化的各种技能与规范的集合中。
这些投资使早期的人类能够击溃各类植物和动物的防御系统，从而获得能量的回报，这进一步激发不断扩充的大脑赋予他们更多的知识，由此收割更多的能量。坦桑尼亚境内的哈扎部落是一个生活于现代的采猎部落，科学家对它进行了充分的研究。这个部落位于现代人类最初进化的生态环境中，并且很可能保留了自古以来的大部分生活方式。他们每人每天从880多类物种中获取3 000卡路里的热量。
这份丰富的菜单是通过人类巧妙而独特的觅食方式来获取的，例如用毒箭放倒大型动物，用浓烟熏走蜂巢里的蜜蜂，然后取走蜂蜜，以及通过烹饪来提高肉类和块茎的营养价值。
利用知识来引导能量是遏制熵的重要法宝，获取的能量越多，人类的命运也就越美好。大约在1万年前，农业开始出现，人们耕种植物、驯养家畜，这使热量的供应量成倍增长，一部分人因此从狩猎和采集的重担中解放出来，最终走上了写作、思考和积累知识的奢华道路。公元前500年前后，也就是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所谓的“轴心时代”，世界上相隔甚远的数个文明区域开始构建各自的哲学体系和宗教信仰，它们推崇无私，主张精神的超越，由此告别了以往仅仅为了逃避世俗的不幸而进行的各种牺牲献祭。
中国的道家、儒家，印度的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犹太的第二圣殿犹太教，还有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与戏剧，它们都在一两个世纪内先后涌现。其中孔子、释迦牟尼、毕达哥拉斯、埃斯库罗斯和希伯来最后一位先知还曾同时在地球上行走。
最近，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发现了背后的原因，这并非灵光普降地球的结果，而是源自一种更为平实的力量：能量获取。
在轴心时代，农业和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可获得的热量大幅增加，人均每天从食物、饲料、燃料以及生活原料中获取的热量超过20 000卡路里。这种激增使文明能够负担起更大的城市，养活不事生产的学者和僧侣阶层，同时也能够对生活的优先事项进行调整：从满足眼下的生存到维持长期的和谐。正如德国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在几千年后所说的那句名言：“先吃饭，后伦理。”（Grub first, then ethics.）
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煤炭、石油和水力等可用能源的井喷式发展，它将人类从贫困、饥饿、疾病、文盲和早夭中解救出来。这种变化最早发生在西方，并逐渐蔓延至世界的其他地区。而人类福祉的下一个飞跃是全球贫困的终结和普遍的富足，及其所带来的各种道德利益。这个飞跃将取决于能源技术的进步，这些进步既能提供能源，同时对全球带来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又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熵、进化和信息，这三个概念描绘出人类进步的故事梗概：我们诞生于一个悲惨的世界，但却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改善我们的处境。
它们三者提供的一个智慧是：世间的不幸并非都是源于某人的过错。科学革命的一个重大，或者说最大的突破，就是祛除了“宇宙充满目的”的直觉思维。这种直觉虽然原始简陋，但却异常普遍。所有的事情都事出有因，因而一旦有事故、疾病、饥荒或者贫困等不幸降临，那肯定是有人希望它发生。如果某人被指为元凶，他就必须为此接受惩罚和折磨。如果找不出具体的个人，人们就会归咎于身边的少数民族或者少数教派，将他们处以私刑，或者集体屠杀。如果无法起诉普通的凡人，人们就会四处猎捕女巫，将她们烧死，或者投入水中。如果这些都行不通，人们又会将其归因于某位暴虐之神，但它却无法接受惩罚，只能靠祷告和献祭来安抚。于是就有了诸如业力、命运、天谴等空洞无实的力量和其他的各类说法，以证明“一切事出有因”这个直觉判断。
伽利略、牛顿和拉普拉斯用机械宇宙取代了这个充满道德意味的宇宙。在机械宇宙中，事件的发生都是由当前条件所决定的，并非出于某种先期的目的。
人当然有自己的目的，但如果将它们投映到自然法则上，则是一种错觉。事情总是会自然发生，无论是否有人关心它会对人类幸福产生怎样的影响。
熵的发现进一步深化了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观点。宇宙不仅不关心我们的需求，而且在事件的自然进展中，它似乎还会加以阻挠，因为成功的可能总是小之又小，而出错的方式却成百上千，例如房子被烧、船只沉没，或者因为少了一枚马掌钉而输掉战争。
进化的解释也可以加深我们对宇宙冷漠无常的认识。捕食者、寄生虫和病原体总是试图将我们作为美餐，害虫和腐败菌则想方设法地侵食我们的食物。我们常常为此陷入痛苦之中，但这显然也并不是它们的过错。
贫穷也不需要解释。在这个由熵和进化操控的世界中，它是人类的一种预设状态。各种物质材料不会自动变成房屋和衣服。各种飞禽走兽也是千方百计地避免成为人类的盘中之餐。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我们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会产生财富。然而即使在今天，虽然没有人再相信事故或者疾病的背后有恶人在捣鬼，但在讨论贫穷问题时，却总在争论谁应该为此负责。
这并非是说自然世界中不存在敌意。相反，进化决定了敌意无处不在。自然选择本身就是基因之间的相互竞争，以便使自己在下一代得到延续。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生物都是胜利者的后代，它们的祖先在争夺配偶、食物和统治权的竞争中击败了对手。但这也不是说生物在任何时候都贪婪成性，根据现代进化理论的解释，自私的基因可以制造出无私的生物，但这种无私是有尺度的。与体内细胞或群体生物中的个体不同，人类在遗传学上具有独特性，每个人身上都积累并重组了一系列不同的突变，这些突变产生于人类祖先一代又一代容易发生熵变的复制过程之中。个体化的基因使每个人拥有不同的口味和需求，但它也为冲突创造了条件。家庭、配偶、朋友、同盟以及社会往往因为各自的利益而产生矛盾，这些矛盾又往往通过对峙、争论乃至更为极端的手段来解决。
熵定律的另一个含义是：像生物体这样的复杂系统很容易失能，因为它必须同时满足许多条件，而每个条件都不容易实现。只要一块石头砸在头顶、一只手扼住喉咙，或者一支毒箭射中身体，比赛就宣告结束。对掌握语言的生物来说，竞争就具有更大的诱惑，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口头威胁使用武力来迫使对手就范，这为压迫和剥削打开了方便之门。
进化还造成了一个负担：我们的认知、情感以及道德能力只适用于古老环境下的个体生存与繁衍，而并不适应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要理解这一点，你不必把自己看成是不合时宜的穴居人，只须明白，进化是以漫长的世代更迭为时间尺度的，因此它还来不及改造我们的大脑，去适应现代的技术和制度。人类所仰仗的认知能力在传统社会中曾经应付自如，但在今天却显得漏洞百出。
人类是天生的文字盲和数学盲，习惯于用“一个、两个和很多”来量化这个世界，喜欢大致的估计而非精确的计算。
他们相信世间万物背后的奥妙并非源自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各种法则，而是交感魔法在起作用，也就是一个物体可以跨越时空，影响与它类似的物体，或者它之前接触过的物体（例如英国人在科学革命之前所持的那些信仰）。
人们认为，文字和意念可以通过祈祷和诅咒影响物质世界，但低估了巧合的普遍性。
人们从少得可怜的样本中归纳出所谓的经验；喜欢从刻板印象出发，根据某个群体的典型特征判断群体中的每一个人；依据事物的相关性来推断因果；习惯笼统地看待问题，一切非黑即白。人们也执着于形象，将抽象的系统视为具体的实物；不是天生的科学家，同样也不是天生的律师和政治家。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人们会大量收集有利的证据，对相反的证据则视而不见，
而且往往高估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也过于相信自己的品质、才华和运气。
人类的道德感有时也与幸福的目标背道而驰。
人们常常将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妖魔化，将反对的声音视为愚蠢或者说谎。他们总要为社会上的各种不幸寻找替罪羊。他们以道德之名谴责对手，并号召民众群起攻之。
他们之所以为某人定罪，可能是因为他对别人造成了伤害，但也可能是因为他蔑视习俗、质疑权威、破坏团结，或者是因为不洁的性行为或者饮食习惯。
但我们并非无可救药。人类的认知具有两个特征，使它能够超越自身的局限。
第一个特征是抽象思维。人们能够选择某个具体的方位概念来概括某种情况背后的共同本质，可以说“The deer ran
from
the pond
to
the hill”（鹿从池塘跑到山上），也可以说“The child went
from
sick
to
well”（小孩的病好了）。人们也能选择某种物理行为的概念，来指代另一种抽象的因果关系，可以说“She
forced
the door
to
open”（她打开了门），也可以说“She
forced
Lisa
to
join her”（她强迫丽萨加入）或者“She
forced
herself
to
be polite”（她尽力使自己保持礼貌）。这些规则提供了一种方法，使我们可以思考赋值的变量、原因及其后果，而我们也正需要这种概念机制来建构各种理论。理论之所以能产生，不仅需要思想的各种零件，还需要一套复杂的组装程序，可以用隐喻和类比来进行思考，如将热比作流体，将信息比作容器，将社会比作家庭，或者将责任比作纽带。
第二个特征是组合、递归的能力。心智可以将诸如事物、地点、方向、人物、行为、方式和目的等基本概念组合成命题，由此创造出不计其数的想法。而且，它不仅能生成命题，还能生成关于命题的命题，以及关于命题的命题的命题。例如：人体含有四种体液；疾病是源于这四种体液的失衡；我不再相信疾病是源于这四种体液的失衡。
由于语言的存在，思想不仅可以在某个思考者的头脑中提炼、组合，还能够在一群思考者中交流、汇集。托马斯·杰弗逊曾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语言的力量：“学习他人思想的人，在充实自己的同时不会减损他人的智慧，就如点起蜡烛，照亮自己并不会给他人带来黑暗。”
语言是人类最早使用的一种共享应用程序，而文字的发明、印刷术的出现、教育的普及，以及电子媒体的兴起，更使它如虎添翼。随着人口不断增长、融合，并向城市集中，思想交流的网络也在不断扩大。同时，基本温饱问题的解决，也给了人们更多的自由，去奢侈地思考、讨论各种问题。
当联系紧密的大型社群开始形成，人们会随之想出一套管理方式，维护彼此的共同利益。虽然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正确的一方，但只要大家公开表达不一致的意见，就会很快明白，并非每个人在每件事上都正确无误。而且，对正确的渴望，也会与另一种心理需求发生冲突，那就是了解真相，这是那些与争论双方没有利害关系的旁观者最为看重的事情。由此，社群便会制定出一套规则，以便从聚讼纷纭、各说各话的争论中找出正确的观点。例如，你必须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依据，可以指出他人观点的错误，但不能强迫与你意见相左的人闭嘴。再加上一条，你应该允许用事实检验你的观点是否正确，那么就可以将这些规则称为科学。有了正确的规则，一个社群就能够竭力保持理性，即便它的成员在思考问题时并不那么理性。
群体智慧也能提升我们的道德情操。当足够多的人聚在一起，讨论彼此相待的最好方式时，这场讨论必然会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如果我首先提出：“我可以抢劫、殴打、奴役、杀死你和你的亲人，但你不能抢劫、殴打、奴役、杀死我和我的亲人。”我显然不能指望你举手赞成，也不能指望由第三方来批准通过，因为没有理由可以证明，我之所以应该有此项特权，就因为我是我，你是你。
同样，也不可能接受如下对等交易，“我可以抢劫、殴打、奴役、杀死你和你的亲人，你也可以抢劫、殴打、奴役、杀死我和我的亲人”。我们自己遭受的伤害会大大抵消从伤害他人中获得的利益，其实这也是熵定律的另一个潜在含义：伤害比获益更容易发生，所造成的影响也更大。因此，我们会明智地选择缔结一份社会契约，让彼此处于正和博弈的关系之中：防止相互伤害，鼓励相互帮助。
因此，尽管人性存在种种缺陷，但只要人类能设计出各种原则和体系，将局部利益引导为普遍利益，那人性也包含了自我完善的种子。这些原则包括言论自由、拒绝暴力、合作精神、世界主义、尊重人权，以及承认人类天生容易犯错。这些体系包括科学、教育、媒体、民主政府、国际组织和市场。并非巧合的是，它们也正是启蒙运动最主要的精神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