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身体是脆弱的。即使人们让自己吃饱喝足、无病无患、一切正常，人体依然会受到“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 我们的祖先很容易被鳄鱼和大型猫科动物等食肉动物捕食，或是死于蛇、蜘蛛、昆虫、蜗牛和青蛙的毒液。此外，作为杂食动物，人类的饮食结构非常庞杂，还有可能因为误食含有有毒成分的某些食物而中毒身亡，比如鱼、豆类、根类、种子和蘑菇等。当人类冒险爬树摘果采蜜时，一旦失足，他们的身体将遵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并以9.8米每二次方秒的加速度向地面加速坠落。如果人类向湖泊或河流深处涉水太远，被水淹没后将失去空气供应而窒息。人类会使用火，但有时会被烧伤。不仅如此，人类还可能是恶意预谋的受害者：任何能使动物倒下的手段也会在同类相残中让人类自己倒下。

现在，极少有人会被吃掉，但是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蛇咬伤，而且其他的危险也在持续地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各类事故是美国的第四大死因，仅次于心脏病、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在世界范围内，受伤致死人数约占所有死亡人数的1/10，超过了死于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的患者总和，因伤致死致残的人数占到每年死亡和伤残总数的11%。 个人暴力也会造成伤害：它是造成美国年轻人以及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所有人口死亡的五大危险之一。

长期以来，人类一直在思考是什么造成了危险，以及如何才能避免危险。在犹太人的宗教仪式中，也许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在“敬畏日”（Days of Awe） ，站在打开的妥拉柜（Torah ark）前背诵祷告：

铭刻于新年伊始（Rosh Hashanah） ，封印于赎罪之日（Yom Kippur）：……谁将生，谁将死；谁将寿终正寝，谁将寿数未尽而提前毙命；谁将溺亡，谁将烧死；谁将死于刀剑，谁将葬身虎口；谁将死于饥荒，谁将死于干渴；谁将殁于地震与瘟疫；谁将死于绞刑，谁将丧命于乱石之下……但虔诚地忏悔、祈祷和施舍将使书写命运的卷轴失效。

幸运的是，我们对死亡原因的了解已经超越了神圣的铭文，而我们抵抗死亡的手段也变得比忏悔、祈祷和施舍更加可靠。人类的聪明才智已经战胜了生命的主要威胁，包括上面祷文中列举的重重险阻。可以说，我们正生活在历史上最安全的时代。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认知和道德的偏见如何厚古薄今，谴责现在而宽宥过去。在本章中，我们将看到类似的偏见会以另一种方式忽视人类的进步。虽然致命伤害是人类生命的一大祸患，但使其数量减少却并非易事。高速公路隔离护栏的发明者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设计出更明确的处方药品标签的设计者也没有获得人道主义奖。然而，人类从这些幕后英雄的努力中受益匪浅，正是类似的发明让各种伤害造成的死亡人数锐减。

谁将死于刀剑

让我们从最难消除的伤害类别凶杀开始吧，因为这类伤害不是意外。除了世界大战之外，死于凶杀的人其实比死于战争的人更多。 在战事不断的2015年，这一比例约为4.5∶1；而在通常情况下，该比例是10∶1或更高。在过去，凶杀对生命的威胁更大。比如，在中世纪的欧洲，领主们会屠杀他们对手的农奴，贵族们和他们的随从动辄互相决斗，强盗和路匪常常既要谋财又要害命，而普通人在餐桌上一言不合就可能持刀相向。

但在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称之为“文明进程”（Civilizing Process）的全面历史性发展中，从14世纪开始，西欧解决争端的方式变得不再那么暴力。 埃利亚斯把这一变化归功于中央集权王国的出现。由于中世纪的男爵和公爵们分封的领地逐渐合并形成大的王国，地方性的不和、土匪和军阀混战最终臣服于“国王的和平”（King's Peace）。19世纪，通过成立市政警察部队和更审慎的法院系统，刑事司法系统进一步专业化。

与此同时，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欧洲还建立了商业基础设施，既有有形的设施，比如更好的道路和车辆，也有金融基础设施，如货币和合同等形式。温和的商业蓬勃发展，掠夺土地的零和博弈让位于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正和共赢。法律和政府规则编织出一张张商业义务和职业责任的大网，将人们牵绊其中。人们的日常行为准则从一种以暴力回应侮辱的男子气概文化，转变为一种君子绅士的尊严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地位的获得靠的是展现礼节和自我克制。

历史犯罪学家曼努埃尔·艾斯纳（Manuel Eisner）曾收集并建立了欧洲凶杀案件的数据库，这些数据为埃利亚斯1939年发表的论文提供了证明。 凶杀率是衡量不同时间和地点暴力犯罪的最可靠指标，因为尸体总是很难被忽视，而且凶杀率与抢劫、袭击和强奸等其他暴力犯罪的发生率正相关。艾斯纳认为，埃利亚斯的理论是正确的，而且不仅仅是在欧洲如此。每当政府在新的地区推行法治，使当地人民融入商业社会，暴力发生率就会下降。

图12-1展示了艾斯纳收集的英格兰、荷兰和意大利的数据，并一直更新到2012年；其他西欧国家的曲线也大同小异。我还补充了一些美洲地区法律与秩序成形较晚的地方：殖民时期的新英格兰，美国“狂野西部”（Wild West）的一片地区，然后是墨西哥。虽然今日的墨西哥仍因暴力而臭名昭著，但比起过去已经好了很多。

资料来源：英格兰、荷兰和比利时、意大利，1300—1994年：Eisner 2003；原图见《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图3-3。英格兰，2000—2014年：UK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意大利和荷兰，2010—2012年：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2014。新英格兰（新英格兰，仅白人，1636—1790年；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1780—1890年）：Roth 2009；原图见《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图3-13；2006年及2014年数据来自FBI Uniform Crime Reports。美国西南部（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新墨西哥州），1850—1914年：Roth 2009；原图见《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图3-16；2006年及2014年数据来自FBI Uniform Crime Reports。墨西哥：Carlos Vilalta，个人通信，最初来自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y Geografía 2016和Botello 2016，取每十年的平均水平，截至2010年。

之前介绍进步的概念时，我曾提到没有哪种进步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而暴力犯罪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多数西方国家经历了一场个人暴力的复兴，直接抹杀了此前一个世纪的进步。 该现象在美国最为突出。当时美国的凶杀率上升了2.5倍，而且由于对犯罪广泛的（也不无道理的）恐慌，城市和政治生活无法正常进行。不过，这样的倒退也算为真正的进步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在高犯罪率的几十年里，大多数专家表示对暴力犯罪无能为力。这些人称，暴力犯罪已成为充满暴力的美国社会的一部分，如果不解决种族主义、贫困和不平等之类的根本原因，该问题将无法得到控制。这种历史悲观主义可以被称为“根本原因论”（root-causism），这是一种故作深奥的观点，认为每一种社会疾病都是某种深层次道德问题的症状，不能通过简单的治疗来缓解，因为简单的疗法无法从根本上祛除病因。

“根本原因论”所存在的问题并不在于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太过简单，而是恰恰相反：它们比典型的“根本原因论”所理解的问题更为复杂，特别是当该理论是基于道德说教而不是数据分析的时候。事实上，这些社会问题非常复杂，对症下药可能就是处理问题最好的方法了，因为对症下药不需要对错综复杂的实际原因进行上帝视角式的全面理解。其实，通过观察什么措施能有效地减轻症状，人们反而可以检验关于病因的假设，而不仅仅是凭主观臆断就认定病因是什么。

在20世纪60年代的犯罪井喷期，我们身边的事实就驳斥了“根本原因论”。那是民权运动的10年，种族主义影响急剧下降（见第15章），经济欣欣向荣，彼时的社会不平等程度和低失业率都让今天的我们无比怀念。 相比之下，20世纪30年代是大萧条的10年，当时有吉姆·克劳法 ，还有暴民滥用私刑，然而暴力犯罪率却直线下降。事情的发展不仅让所有人惊奇，也让“根本原因论”不攻自破。从1992年开始，美国的凶杀率在不平等程度急剧上升的时期直线下降，然后在2007年开始的大衰退期间又一次下降（见图12-2）。 在过去20年里，英国、加拿大和大多数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凶杀率也有所下降。与之相反，委内瑞拉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凶杀案件却在激增。

虽然对全世界的统计只有从新千年开始的数据，而且对缺乏数据的国家进行了大胆猜测，但全球凶杀率似乎也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每10万人8.8起凶杀案下降到了2012年的6.2起。这意味着有额外的18万人幸存到了今天，如果全球凶杀案发案率维持在12年前的水平，这些人可能已经死于非命。

资料来源：美国： FBI Uniform Crime Reports 和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2016。英格兰（数据还包含威尔士）：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017。世界，2000年：Krug et al. 2002。世界，2003—2011年：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2014，图1；根据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2014的估计数，将2012年的比例定为6.2%，然后将百分比转换为凶杀案发案率。箭头指向《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最新的数据年份：世界：2004年，图3-9；美国：2009年，图3-18；英格兰：2009年，图3-19。

暴力犯罪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虽然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将全世界的凶杀率降至科威特（每年每10万人0.4起凶杀案）、冰岛（0.3起）或新加坡（0.2起）的水平，更不可能将凶杀率一路下降到0。 但是，在2014年，经过与世界卫生组织讨论，艾斯纳提出了在30年内将全球凶杀案发案率降低50%的目标（后文简称为50–30目标）。 根据以下两项关于凶杀案件的数据统计，这一愿望不是空想，而是切实可行的。

首先，凶杀案的分布在各级粒度 上都是高度倾斜的。在最危险的国家，其凶杀率比最安全的国家高出几百倍。这些危险国家包括洪都拉斯（每年每10万人90.4起凶杀案）、委内瑞拉（53.7起）、萨尔瓦多（41.2起）、牙买加（39.3起）、莱索托（38起）和南非（31起）等。 世界上一半的凶杀案发生在23个国家，这些国家约占人类全部人口的1/10，其中有1/4发生在巴西（25.2起）、哥伦比亚（25.9起）、墨西哥（12.9起）和委内瑞拉这4个国家。世界上有两个凶杀较多的地区——拉丁美洲北部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与从尼日利亚到中东等的战乱地区不同。

这种不均匀的分布一直延续到了分形尺度上更微观的层面。在一个国家内部，大多数凶杀案集中在几个城市，例如加拉加斯（委内瑞拉首都，每年每10万人120起）和圣佩德罗苏拉（在洪都拉斯，187起）。在城市内部，凶杀案集中在几个社区；在社区内，他们聚集在几个街区；在街区内，许多凶杀案是由几个人实施的。 在我的家乡波士顿，70%的枪击案发生在5%的城市范围内，一半的枪击是由1%的年轻人所为。

从图12-2中还可以明显地看出支持“50–30目标”的另一个发现：高凶杀率可以在短期内迅速降低。在谋杀发生最多的富裕国家美国，凶杀率在9年内下降了近一半；纽约市同期的下降幅度更大，达到约75%。 在其他一些国家，凶杀率也出现了急剧下降，包括俄罗斯（从2004年的每10万人19起降至2012年的9.2起）、南非（从1995年的60.0起降至2012年的31.2起）和哥伦比亚（从1991年的79.3起降至2015年的25.9起）。 在88个有可靠数据的国家中，67个国家在过去15年中出现了下降。 在某些不幸的国家（主要在拉丁美洲），凶杀率出现了令人讨厌的增长，但即使在那里，当城市和地区的领导人下决心减少流血事件时，他们也经常取得成功。

图12-1显示，墨西哥在2007—2011年经历了短暂的倒退之后（完全归咎于有组织犯罪），到2014年凶杀率再次开始下降，其中，在臭名昭著的华瑞兹市（Juárez），凶杀率从2010到2012年下降了近90%。 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市（Bogotá）和梅德利县（Medellín）的凶杀率在20年内下降了4/5，巴西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贫民区则下降了2/3。 即使是世界“凶杀之都”圣佩德罗苏拉，凶杀率也在两年内下降了62%。

现在，已知暴力犯罪的分布并不均匀。通过采取措施，暴力犯罪率可以迅速下降，若将两者结合起来看，计算就变得很简单了：30年内减少50%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几乎有些保守了。 这可不是统计上的小伎俩。量化分析的道德价值在于，它将所有生命都一视同仁，因此，那些能减少最多凶杀案数量的措施也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人类悲剧的发生。

此外，不均匀的暴力犯罪分布像一个闪烁的红色箭头，指向减少凶杀率的最佳方式。 忘掉“根本原因论”吧。请密切关注具体的症状——那些对大多数暴力负责的社区和个人，然后直接打击造成这些症状的诱因和机会。

行动从执法开始。正如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理性时代的论证，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区域总是充满暴力。 这并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想掠夺其他人，而是因为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暴力造成的威胁可能会自我膨胀、愈演愈烈。就算某片区域只潜伏着几个可能的“捕食者”，或者“捕食者”们只是在短时间内出现，人们也必须采取激进的姿态进行防御。而且只有人们不计代价，对任何侮辱予以回击、对任何掠夺进行报复来宣示他们的决心，他们的防御才会令人望而生畏。这种现象，有时也被称为“霍布斯陷阱”，可以很容易地引发不和与仇恨的循环：为了避免成为他人的垫脚石，你必须至少像你的对手一样残暴。

凶杀案件中最大的一类，虽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变化很大，但彼此并不熟悉的年轻人为争夺地盘、名誉或复仇而发生的冲突总是榜上有名。一个合法垄断暴力、非利益相关的第三方，也就是一个拥有警察和司法机构的国家，可以将这一循环扼杀在萌芽状态。它不仅通过惩罚的威胁打消了侵略者的积极性，而且还使其他人放心，使他们不必进行以攻为守式的自卫。

对于执法的效果，最有力的明证莫过于在执法机构还不完善的年代和地方，犯罪率往往极高，比如图12-1中曲线的左上角所反映的情况。警察罢工时的情景同样具有说服力：趁乱打劫如同火山爆发，民间非法自治组织专横而暴力。 但是，当执法机构执法不力时，比如执法机构无能、腐败或不堪重负，人们知道他们可以肆意违法而不受惩罚，犯罪率也会随之飙升。这对20世纪60年代的犯罪热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相对于进入犯罪多发期的婴儿潮一代，当时的司法系统运营能力有限。这也是现今拉丁美洲某些地区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与之相反，警务和刑事处罚的扩大化（虽然存在量刑过重的情况）很大程度上解释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犯罪大量减少（Great American Crime Decline）的原因。

艾斯纳曾用一句话总结如何在30年内将凶杀率降低一半：“有效的法治，以合法的执法、对受害者进行保护、迅速而公正的判决、适度的惩罚和人道的监狱为基础，对可持续地减少致命暴力可谓至关重要。” 有效、合法、迅速、公正、适度、人道等形容词，将艾斯纳的建议与受右翼政客青睐的、对犯罪绝不手软的强硬态度区别开来。其中的原因，切萨雷·贝卡里亚在250年前已做出过解释。尽管威胁进行更严厉的惩罚既廉价又在情感上令人感到满足，但效果并不是特别好，因为经常违反法律法规的人只是把惩罚当作了罕见的意外——是的，惩罚很可怕，但这是“工作”带来的必要风险。相反，如果有效执法、违法必究，让惩罚可以预见，即使不那么严厉，不法分子也更可能在日常决策中有所顾虑。

除了执法机构的存在之外，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似乎也很重要，因为人们不仅自己会尊重合法权威，还会考虑并预期他们的潜在敌人在多大程度上也会尊重合法权威。艾斯纳与历史学家伦道夫·罗思（Randolph Roth）共同发现，在人们质疑他们的社会和政府的几十年里，犯罪往往会激增，比如美国内战、20世纪60年代。

关于什么在预防犯罪方面起作用而什么不起作用的最新文献支持了艾斯纳的建议。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社会学家托马斯·阿布特（Thomas Abt）和克里斯托弗·温希普（Christopher Winship）对2 300多项研究进行的大型元分析，这些研究几乎覆盖并评估了近几十年来我们尝试过的每一项政策、计划、项目、规划、干预，甚至包括一些“偏方”和“暗门”。 他们最终得出结论，要减少暴力犯罪，唯一的、最有效的策略是“集中吓阻”（focused deterrence）。

首先，必须“像激光一样专注”地瞄准犯罪现象猖獗或是刚刚开始蔓延的社区，通过实时收集的数据确定“犯罪热点地区”。“激光”必须进一步对准那些正在伺机欺负弱小或四处寻衅的个人和犯罪团伙。同时，行动必须传达一个简单有力的信息，告诉这些人我们的期望和不同行为的下场，比如“停止射击，我们会帮助你，继续射击，我们就把你关进监狱”。传达信息，然后遵照执行，还需要其他社区成员的配合，比如商店老板、教练、保释监督官和亲戚等。

其次，另一种经过验证、行之有效的方法是认知行为疗法。这并不是说要对嫌犯进行童年阴影的精神分析或是强制撑开他的眼皮，让他像《发条橙》（ A Clockwork Orange ）中的主角一样边看暴力电影边呕吐不止。认知行为疗法是一套行为准则，旨在打破导致人们进行犯罪活动的思想和行为习惯。惹是生非的人是冲动的：他们往往在突如其来的空当去偷窃或破坏财物，对他们遇到的人大发雷霆，而忽视了长期的后果。通过认知行为疗法，教会犯人如何自我控制，可以帮助他们抵制类似的诱惑。 作乱者还有自恋和反社会的思维模式，比如他们觉得自己总是正确的、他们有权得到普遍的尊重、与自己看法不一致就是对自己的侮辱，以及其他人没有感情或权益等。虽然不能“治愈”这些妄想，但他们可以通过接受训练来识别和对抗这些妄想。 这种傲慢的心态在如今的荣誉文化中得到放大，解决方法是将愤怒管理和社交技能培训等疗法纳入高危青少年心理咨询或预防再犯计划。

不管一时冲动是否能得到压制，仅仅因为环境中不再有可以满足即时快感的机会，潜在的不法之徒就可能会最终收手。 当汽车、房子和货物都更难盗窃，行人携带的信用卡比现金更多，黑暗的小巷有了路灯照明和视频监控，潜在的罪犯将不能为他们的盗窃欲望找到发泄的出口。诱惑与冲动消失，犯罪活动将得以避免。此外，消费品变得日益廉价是对抗犯罪活动的另一项进步，它把意志薄弱的违法者变成了守法公民。如今，谁会为了一台钟表式收音机冒险闯进别人的公寓呢？

除了无政府状态、一时冲动和有机可乘，违禁物品走私是暴力犯罪的另一主要诱因。经营非法商品和娱乐活动的商人，在自知被骗时无法提起诉讼，在受到威胁时也不能报警求救，因此他们必须通过令人信服的暴力威胁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禁酒和80年代末的霹雳可卡因流行，使暴力犯罪随之激增。如今，在可卡因、海洛因和大麻泛滥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暴力犯罪也很猖獗。毒品引发的暴力犯罪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国际问题。或许，司法改革可以把这些行业从非法的地下世界中拉出来。与此同时，阿布特和温希普观察到，“高压的禁毒执法不仅不会产生多少禁毒效益，通常还会增加暴力”，而“毒品法庭 和治疗有着长期的有效性”。

以证据为基础的计算注定要给那些只在想象力的舞台上看似有前途的项目泼冷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大胆的项目并没有被列入有效措施的清单，这些举措包括清理贫民窟、枪支回购、零容忍执勤、荒野折磨、三振出局式强制服刑、警察教授的远离毒品课程，以及“恐吓从善”（scared straight）项目，该项目要求有过失的青少年参观阴暗的监狱和凶恶的囚徒，以此告诫他们犯罪的下场。对于说话不讲证据还持有强烈观点的人来说，最令他们失望的也许要数枪支立法模棱两可的效果了。无论是右翼支持的“有权携带”，还是左翼支持的禁令和限制，都没有展现出什么明显的效果。当然，还有很多事情我们并不知晓，还有很多政治和实践中的障碍需要我们去跨越和发现。

持续下降的交通死亡率

当我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试图解释为何各种暴力活动出现下降时，我并不怎么赞同如下的想法：在过去，“人的性命曾是廉价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愈加珍贵。这个观点似乎含糊不清而且不可检验，存在循环论证，所以我坚持使用那些更贴近现象的解释，比如治理和贸易。

在寄出手稿后，一次经历让我开始重新思考。为了奖励自己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我决定换掉我那锈迹斑斑的旧车。在去买新车的路上，我买了最新一期的《名车志》（ Car and Driver ）杂志。这期杂志以一篇题为《从数字中看安全：交通死亡降至历史最低点》（ Safety in Numbers: Traffic Deaths Fall to an All-Time Low ）的文章开始，文章配了一幅让我觉得很熟悉的图表进行解释说明：x轴代表时间，y轴代表死亡率，象限内一条蛇形曲线从左上角延伸到右下角。 1950—2009年，交通事故死亡率下降到1/6。暴力死亡形式的减少仿佛在注视着我，但这一次的下降与统治和仇恨无关。

几十年来，来自各个领域的力量一直在协作，努力降低由驾驶带来的死亡风险，就好像，是的，生命变得更加宝贵了。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它把更多的资源、收入、创造力和道德热情用来拯救道路上的生命。

后来，我了解到，《名车志》的文章一直以来算是保守的。如果他们从1921年，也就是有数据统计以来的第一年，开始给数据库制图的话，图中的交通事故死亡率几乎下降到原来的1/24。图12-3显示了完整的时间线，当然，这并不能讲述完整的故事，因为每出现一个死于交通事故的人，就意味着还有其他人因交通事故而致残、毁容或者遭受着痛苦的折磨。

杂志插图中标注了汽车安全方面的里程碑事件，指出了技术、商业、政治和道德力量在推进交通安全方面所起的作用。从短期来看，它们有时会互相冲突，但从长远来看，它们共同降低了死亡率，使之一降再降。有时也会出现举着道德大旗的“十字军”，嚷着要减少交通事故造成的“屠杀”，把汽车制造商当成恶人。1965年，一位名叫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的年轻律师出版了《任何速度都不安全》（ Unsafe at Any Speed ）一书，指责汽车行业在汽车设计中忽视了安全性。此后不久，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就组建成立，并通过了立法，强制要求新车配备若干安全设施。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然而，更大幅度的交通事故死亡率降低其实先于激进的运动和相关立法，汽车行业的行动有时比其客户和监管机构的动作要更快。1956年福特汽车公司“提供‘救生员’套装……包括安全带、软衬垫仪表板、软遮阳板和防止在碰撞时把司机插成烤肉串的内嵌式方向盘。该车型销售业绩惨淡”。直到10年之后，这些设计才成为强制性的要求。

在斜着向下的曲线上还有其他星星点点的注释，满是工程师、消费者、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官员之间你来我往的博弈。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前后厢缓冲区、四轮双制动系统、可伸缩式转向柱、高位中央刹车灯、可报警的捆绑式安全带、安全气囊和稳定控制系统等设计从实验室中走向了展销厅。另一项救命措施是将乡村的各式小路铺设成了双向分隔、装有夜间反光板和护栏、弯道平缓、路肩宽敞的州际高速公路。1980年，名为“母亲们反对酒后驾车”（Mothers Against Drunk Driving）的组织成立，她们四处游说，呼吁提高饮酒年龄、降低合法的血液酒精含量，并将酒后驾车污名化，流行文化将之视为喜剧笑料的来源，例如电影《西北偏北》（ North by Northwest ）和《亚瑟》（ Arthur ）。

同时，碰撞测试、交通执法和驾驶员教育以及道路拥堵和经济衰退等带来的意外之喜也挽救了更多的生命。被挽救的生命真的有很多：自1980年以来，约有65万美国人幸免于难，如果交通事故死亡率保持不变，这些人将活不到今天。 当我们考虑到每过10年，美国人的驾驶里程都会变得更长（1920年为890亿公里，1950年为7370亿公里，1980年为2.4万亿公里，2013年为4.8万亿公里），上面的数据就更令人惊叹了。这意味着美国人得以更安全地享受绿树成荫的郊区，去看孩子们踢足球，驾着雪佛兰汽车周游美国，或者只是在街上闲逛、兜风，在周六的晚上尽情享乐。 增加的行驶里程并没有吞噬更高的安全性带来的收益：人均交通事故死亡率（与每车每公里的交通事故死亡率不同）在1937年达到峰值，当时每年每10万人中约有30人死于交通事故，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该指标一直在稳步下降，2014年下降至10.2人，这是自191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更多的司机能安全到达目的地，这一进步并非美国独有。在其他富裕国家，如法国、澳大利亚，当然还有特别注重安全的瑞典，交通事故死亡率同样在下降。（对了，我最后买了一辆沃尔沃。）但这其实可以归因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国家。印度、巴西和尼日利亚等新兴国家的人均交通死亡率是美国的2倍，是瑞典的7倍。 可以说财富就能买到生命。

如果汽车的发明本身让我们比从前更危险，那么即使道路交通死亡人数下降，也算不得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汽车出现以前的生活也不是那么安全。图片收藏家奥托·贝特曼（Otto Bettmann）用当代的语言讲述了马拉车时代城市街道的图景：

“横穿百老汇比乘着帆船横渡大西洋需要更多的技巧。”……马简直是城市乱象的动力之源。由于缺乏营养和精神紧张，这种充满生命力的畜生经常被无情的车夫鞭打到精疲力竭，而马车夫们欢欣鼓舞地向前狂奔，“极度愤怒，蔑视法律，在破坏中欣喜若狂”。肇事逃逸很普遍。那时的交通事故造成了成千上万的伤亡。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与马相关的肇事死亡率是现代汽车交通事故死亡率的10倍（当时对比的是1974年的交通事故死亡率水平，是现今人均死亡率的两倍多）。

布鲁克林道奇队在搬到洛杉矶之前，是以该市的行人命名的，意为躲闪者，因为当地的行人以过马路时飞奔的技巧而闻名。但并不是那个年代的每个人都成功地过了马路：我祖父的妹妹在20世纪初的华沙被一辆有轨电车撞死了。就像司机和乘客的生命一样，行人的生命也变得更加珍贵，这要归功于交通灯、人行横道、过街天桥、交通执法以及引擎盖饰物、保险杠凸起和其他镀铬的设备。图12-4显示，如今，走在美国的街道上比1927年要安全6倍。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1927—1984年：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2003。1985—1995年：National Center for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1995。1995—2005年：National Center for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2006。2005—2014年：National Center for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2016。2015年：National Center for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2017。

2014年，有近5 000名行人死于车祸，这一数字仍然令人触目惊心。与之相比，仅有44人罹难于恐怖分子袭击，而后者得到的公众关注度要大得多。但是，这已经比1937年高达15 500名的死亡人数要好得多了，当时美国人口只有现在的2/5，而汽车保有量更是比现在少多了。而且，最大的救赎即将来临。在本书出版的10年之内，大多数新车将由计算机来驾驶，取代反应迟钝、注意力分散的人类司机。当无人驾驶汽车得以普及的时候，这些机器人每年可以拯救100多万条生命，成为自抗生素发明以来人类生命得到的最伟大的礼物之一。

在讨论对危险的感知时，有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说法：尽管乘飞机旅行的安全性要高很多，但许多人对飞行充满恐惧，而几乎没有人会害怕乘车。不过，航空交通安全的监管者们却从来没有满足过。他们仔细检查每一次坠机后的黑匣子和残骸，并稳步地使本已非常安全的运输方式变得更加安全。图12-5显示，1970年，航空乘客死于飞机失事的概率不到百万分之五；到2015年，这一小风险又下降到了该数字的1%。

资料来源：Aviation Safety Network 2017。乘客人数的数据来自World Bank 2016b。

越来越少的意外风险

谁将溺亡，谁将烧死。早在汽车和飞机发明之前，人们就很容易受到环境中致命危险的伤害。社会学家罗伯特·斯科特曾如此记录中世纪欧洲的生活史：“1421年12月14日，在英国小城索尔兹伯里，一个名叫艾格尼斯的14岁女孩痛不欲生，因为一根烧红的扦子刺穿了她的躯干。”据当时的报道，她是通过向圣奥斯蒙德（Saint Osmund）主教祈祷而治愈的。 中世纪的欧洲社区可谓是“非常危险的地方”，上面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在父母工作期间无人照看的婴幼儿尤其容易受到伤害，历史学家卡罗尔·罗克利夫（Carole Rawcliffe）如此解释：

在黑暗、拥挤的环境中，开放式灶台、稻草垫子、铺了杂草的地面和燃烧的火苗等，对好奇的婴儿构成了持续的威胁。即使在玩耍中，孩子们也时常处于危险之中，池塘、农具或其他工具、成堆的木材、无人看管的船只和满载货物的运货马车都有可能成为孩子们的死亡原因，所有这些因素都以令人沮丧的频率出现在验尸官的报告中。

《历史与社会中的儿童与童年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of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History and Society ）一书中提到：“对现代读者来说，英国作家杰弗里·乔叟在《骑士的故事》中讲述的母猪吞食婴儿的情景可谓离奇，但几乎可以肯定，该情节反映了当时动物对儿童构成的普遍威胁。”

成年人也不安全。一个名为“16世纪英格兰的日常生活和致命危险”（Everyday Life and Fatal Hazard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的网站，有时也被称为都铎–达尔文奖（Tudor Darwin Awards），每月更新历史学家对验尸官报告的分析。当时的人们，死因包括食用受污染的鲭鱼、爬窗时被卡住、被一堆煤泥块压死、被篮子上的肩带勒死、在捕猎鸬鹚时从悬崖上跌落，以及在杀猪时跌倒在杀猪刀上等。 在没有人工照明的年代，任何在天黑后冒险外出的人都面临着在水井、河流、沟渠、护城河、运河和污水坑中溺水的危险。

今天，我们不用担心婴儿被母猪吃掉，但其他危险仍然伴随着我们。排在车祸后面，最有可能造成意外死亡的原因是跌倒，其次是溺水和火灾，然后是中毒。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流行病学家和安全工程师们像研究失事飞机的残骸一样认真地将意外死亡的列表分类、再分类，以确定哪类事故造成的死亡最多，以及如何降低风险。《国际疾病分类》（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第10版，仅仅对“跌倒”就有153种分类，还列出了39种例外情况。

当专家们的建议经采纳成为法律、建筑规范、检查制度和实践标准时，世界就会变得更加安全。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人摔死的可能性下降了72%，因为他们受到了栏杆、标识牌、窗户护栏、扶手杆、施工护具、更安全的地板和楼梯以及安全检查等措施的保护。在剩下的可能性中，大部分死者都是体弱的老人。图12-6显示了跌倒致死率的下降， 以及1903年以来其他主要意外死亡风险的发展轨迹。

资料来源：National Safety Council 2016。有关火灾、溺水和中毒（固体或液体）的数据合计了1903—1998年和1999—2014年的数据库。1999—2014年，中毒（固体或液体）的数据包括气体或蒸气中毒。跌倒的数据只统计到1992年，因为据报道，之后几年的统计存在问题（详见本章注50）。

从图12-6中可以看出，死于火灾或溺水的人数变化曲线几乎相同，遇难人数分别下降了90%以上。如今，更少的美国人会因溺水而死，这要归功于救生衣、救生员、游泳池周围的护栏、对游泳和救生的指导，以及对儿童潜在危险更高的警惕性，小孩儿甚至可能会在浴缸、马桶甚至水桶里溺水。

同时，死于烈火和浓烟的人数也在减少。在19世纪，职业消防队就已经出现，他们的任务是扑灭火灾，以免大火将整个城市烧成灰烬。从20世纪中叶开始，消防部门的职能从单纯的灭火转变为预防火灾。几次可怕的大型火灾，例如造成492人死亡的1942年“波士顿椰子林夜总会大火灾”，引发了一场运动，该运动借助催人泪下的照片得到了广泛的宣传，照片中的消防队员抱着失去生命的孩子，从还在继续燃烧的房子里走出。在诸如标题为《美国在燃烧》（ America Burning ）的总统委员会的报告中，火灾被定性为全国性的紧急事件。 这场运动的结果便是现在无处不在的洒水装置、烟雾探测器、防火门、消防通道、消防演习、灭火器、防火材料和消防安全教育吉祥物，比如“斯莫基熊”（Smokey the Bear）和“消防犬斯巴克”（Sparky the Fire Dog）。

由于预防做得好，消防部门“生意”冷清，被迫转业。现在，消防队接到的报警电话大约96%是心脏病发作和其他医疗紧急情况，其余大部分是小火灾。与人们浪漫的想象不同，消防队员们并不负责把小猫咪从树上救下来。一个典型的消防员每两年只会见到一幢起火的建筑物。

越来越少的美国人死于意外的燃气中毒，原因有二。第一，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家庭烹饪和取暖从有毒的煤制气改用无毒的天然气；第二，设计经过改良的燃气灶和加热器便于使用和维护，不会造成燃气的不完全燃烧并产生有毒的一氧化碳。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汽车配备了催化转化器，设计之初是为了减少空气污染，但同时也避免了把汽车变成移动毒气室。一个世纪以来，一次次教训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室内或窗下发动汽车或发电机、用木炭烤肉或用烧火的加热器，都不是什么好主意。

图12-6显示，人类在征服各类事故时，有一个明显的例外：“中毒（固体或液体）”的死亡率不降反升。中毒事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急剧上升确实非常诡异。我们所处的社会，安全性越来越高，大家普遍安装了各类门锁、警报，护栏还有警告标识，所以，起初我并不明白为什么会有更多的美国人误食灭蟑粉或饮用漂白剂。后来，我意识到，“意外中毒”这一类别还包括服药过量。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曾根据犹太教赎罪日的祷词改编了一首歌，我在上文中本该想起这首歌来着，其中一句歌词是“谁将在孤独中终老／谁将长眠于镇静药 ”。

2013年，98%的“中毒”死亡是由毒品（92%）或酒精（6%）造成的，其他的死亡几乎都是因为气体和蒸气（主要是一氧化碳）。家庭和职业危险，如溶剂、洗涤剂、杀虫剂和打火机填充液造成的死亡不到1%的一半，如果单列这一项，那在图12-6中该项的曲线几乎就要和底边重叠了。 尽管小孩子们仍会在盥洗池的下面翻箱倒柜，把手边随便什么东西都往嘴里送，而且不时仍有小孩会被急匆匆地送进中毒急救中心，但现在很少会有孩子因中毒而死了。

因此，图12-6中唯一的上升曲线并不是反例，人类在减少环境中潜在危险方面确实取得了进展。当然，曲线上升无疑是一种退步，只不过危险属于一个不同的类别——药物滥用。这条曲线在致幻药流行的20世纪60年代开始上升，在20世纪80年代的霹雳可卡因大流行期间再次上升，进入21世纪随着更为严重的阿片类成瘾药物 泛滥，又出现了爆炸式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医生们开出了过量的处方药，滥用合成的阿片类止痛药如羟考酮、氢可酮和芬太尼等，这些药物不仅会上瘾，而且是海洛因成瘾的入门药物。过量使用合法和非法的阿片类药物已成为一大威胁，每年造成4万多人死亡，并使“中毒”成为意外死亡人数最多的类别，这甚至超过了交通事故。

显然，用药过量是一种不同于车祸、跌倒、火灾、溺水和燃气中毒的现象。人们不会对一氧化碳上瘾，也不会希望梯子不停地变高，因此，对减少环境中的危险行之有效的防护措施并不足以遏制阿片类药物的流行。政治家和公共卫生官员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正在采取相关的对策：监测处方、鼓励使用更安全的止痛药、谴责或惩罚那些肆无忌惮地推销成瘾药物的制药公司、使纳洛酮等解毒剂更容易获得，以及用阿片类拮抗剂和认知行为疗法治疗药物成瘾者。 有迹象表明，这些措施可能正在奏效：处方类阿片（不含非法的海洛因和芬太尼）的使用数量在2010年达到顶峰，现在可能正在下降。

此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过量使用阿片类药物的流行群体主要是步入中年、药物成瘾的婴儿潮一代。2011年，在中毒身亡的死者中，按照年龄分布，人数最多的年龄约为50岁，高于2003年的40岁出头、1993年的将近40岁、1983年的30岁出头和1973年的20岁出头的人数。 做做减法，你就会发现，在每一个10年中，用药致死的都是出生在1953—1963年之间的那一代人。尽管人们长期存在对不良青少年的担忧，平心而论，相比以前，今天的孩子们还不错，甚至更好。根据一项名为“监测未来”（Monitoring the Future）的大型青少年追踪调查，高中生对酒精、香烟和毒品（大麻和电子水烟除外）的使用已降至自1976年开始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

工作安全环境的改善

随着经济由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许多社会批评家开始怀念起从前工厂、矿井和作坊的时代。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从未在里面工作过吧。除了我们已经探讨过的所有致命危险之外，工业生产车间中还有数不胜数的其他危险。因为无论一台机器可以怎样加工原材料，比如锯、锻压、烘焙、熔化、冲压、脱粒或屠宰等，它也可能对操作它的工人产生同样的效果。1892年，美国总统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写道：“美国工人所面临的生命与身体的危险，不亚于战时的士兵。”奥托·贝特曼搜集了一些当时的图片和插图说明——场面令人毛骨悚然，他评论道：

据说，矿工们“下井工作，就像走进敞着门的墓穴，不知道什么时候墓门就会从背后关上”……缺乏保护装置的电机轴使穿着围裙的工人致残或死亡……今天的马戏团特技演员和飞机试飞员也比过去的火车刹车员享有更多的安全保障，为了给火车刹车，刹车员需要在汽笛声的指挥下，冒险在颠簸的一节节载货车厢之间跳跃……火车上还有一个工种也可能会随时丧命——车厢连接员，操作原始的插销式车厢连接器使车厢连接员可能随时会失去自己的手掌和手指……不管工人被电锯割伤、被横梁砸中、被掩埋在矿坑里或是坠入竖井中，这都是因为“他自己运气不好”。

对雇主来说，将事故解释为“运气不好”可以省掉不少麻烦，而且，就在不久之前，这种说辞还是广为流传的宿命论的一部分，宿命论将致命事故归咎于“命运”或“不可抗力”。如今，安全工程师和公共卫生研究人员甚至不再使用“事故”这个词，因为它暗示着命运的变化无常，取而代之的说法是“意外伤害”（unintentional injury）。

18世纪和19世纪出现的第一批安全措施和保险业务保护的是财产，而不是人。虽然工伤和工伤致死事故在工业革命期间不可忽视地增长，但它们作为所谓的“进步的代价”被强行“勾销”，这里的“进步”是非人道的进步，并没有将全人类的福祉考虑在内。一位轨道交通管理员拒绝给装货的月台安装屋顶，任由工人们经受日晒雨淋，他为自己辩护道：“人比瓦板还便宜……如果有一个人退出，会有一打人等着接班。” 工业生产惨无人道的节奏已经借由经典的银幕形象深入人心，如《摩登时代》（ Modern Times ）中装配线上的卓别林和《我爱露西》（ I Love Lucy ）中巧克力工厂里的露西尔·鲍尔（Lucille Ball）。

19世纪末，随着第一批工会的成立、记者们穷追不舍的报道、政府机构开始收集量化的人员伤亡数据，工厂的情况开始出现改观。 在贝特曼的评论中，旧式火车上的工作具有致命的危险性，他的评论依据的可不仅仅是图片：在19世纪90年代，火车上各类车务人员的年死亡率是惊人的每10万人中852人，几乎达到每年1%。1893年出台的一项法律规定所有货运列车必须安装和使用空气制动系统和自动车厢连接器，这是第一部旨在改善工作场所安全的美国联邦法律。

20世纪初的几十年可谓是“进步的时代”（Progressive Era），各项保护措施扩展到了其他的行业。这是改革者，工会和像现实主义作家、社会活动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一样揭露黑幕的新闻记者和小说家们共同煽动的结果。 其中，最有效的一项改革是从欧洲引进的一项简单的法律改革：工伤事故中，雇主负有责任，工人应得到赔偿。以前，受伤的工人或他们的家属为了得到赔偿不得不向法院起诉，而且往往败诉。如今，法律要求雇主以固定的补偿款赔偿受伤的工人。这一变化不仅对工人有吸引力，对管理层也是如此，因为它使用工的成本更可预测，也让工人们更加合作。最重要的是，它让公司管理层和工人成了利益共同体：更安全的工作场所对双方都有利，负责赔偿的保险公司和政府机构也乐于见到这样的局面。此外，有时出于经济性或人道主义的考虑，有时迫于法律诉讼或政府监管，在曝光度很高的事故之后为了回应公众的谴责，公司会成立安全委员会和安全部门，雇用安全工程师，并采取许多相关保护措施。一系列措施的效果在图12-7中清晰可见。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不同的来源，可能并不具有完全的可比性（详见本章注63）。1913年、1933年和1980年：分别引自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National Safety Council和CDC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转引自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1999。1970年：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Timeline of OSHA's 40 Year History”。1993—1994年：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转引自Pegula & Janocha 2013。1995—2005年：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2014，表38。2006—2014年：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6a。后面的数据为等效全职工人的工伤致死人数，且为增加与前面年份数据的近似可比性，乘以0.95的系数——以2007年为前后分界的基准年，当时的致命工伤普查（Census of Fatal Occupational Injuries）同时报告了平均每名工人的工伤致死率（3.8）和每名等效全职工人的工伤致死率（4.0）。

2015年，美国工伤致死的工人人数达到近5 000人，这一数字仍然太高，但比起1929年的2万人要好得多，而当时的人口还不到现在的2/5。死亡人数的减少主要是因为劳动力从农场和工厂转移到了商店和办公室。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因为人们惊喜地发现，在生产同样数量的小商品的同时，保护更多的生命，其实是一个可以解决的工程问题。

自然灾害死亡率也在下降

血肉之躯是否可能哪怕仅仅是减轻律师们所说的“不可抗力”的影响呢？干旱、洪水、野火、风暴、火山、雪崩、山崩、塌方、热浪、寒流、陨石撞击，当然还有地震，这些都是典型的无法控制的灾难。但如图12-8所示，答案是肯定的。

资料来源： Our World in Data ，Roser 2016q，数据基于EM-DAT， The International Disaster Database 。该图记录了干旱、地震、极端温度、洪水、冲击、滑坡、地质崩坏运动（干）、风暴、火山活动和野火（不包括流行病）的死亡率之和。回顾历史，在每个10年中，某一种单一的灾害类型会造成最主要的伤亡：如20世纪第二个10年、20世纪20年代、20世纪30年代、20世纪60年代的干旱；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的洪水；20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的地震等。

20世纪第二个10年极具讽刺意味，当时的世界虽然经历了一场世界大战和流感大流行的“洗礼”，但相对而言没有遭受什么自然灾害。自那以后，自然灾害死亡率开始从顶峰迅速下降。这并不是说，每过10年，世界就会奇迹般地经历更少的地震、火山和陨石撞击，而是说一个更富裕、技术更先进的社会能够避免自然灾害造成损失，酿成人类的大悲剧。

当地震发生时，更少的人会被倒塌的砖石压死或者葬身熊熊燃烧的火海。在暴雨来临时，人们可以用水库蓄水，等雨停之后加以利用。当气温上升或骤降时，人们可以待在有空调的室内。当河水漫过河堤，饮用水将受到保护，免于受到人类和工业污染。而且如果设计和建造得合理，水坝和河堤不仅可以存蓄饮用和灌溉用水，甚至可以从一开始就防止洪水的泛滥。预警系统使人们可以在飓风登陆前撤离或避难。虽然地质学家还不能预测地震，但他们经常能够预测火山爆发，让生活在火山口附近的人有所准备，并启动其他应急预案和救人的措施。当然，更富裕的世界还有能力救援和治疗伤员，并迅速重建灾区。

今天最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是较贫穷的国家。2010年在海地发生的地震造成20多万人死亡，而几周后在智利发生的一次更强烈的地震仅造成500人死亡。此外，海地因飓风而丧生的公民人数是较为富裕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的10倍，而两国在地理上相邻，共同拥有伊斯帕尼奥拉岛。当然，我们也有好消息，随着穷国变得更富裕，它们会变得更安全，至少只要经济发展速度超过气候变化就行。低收入国家的自然灾害年死亡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每10万人中0.7人下降到今天的0.2人，比20世纪70年代时中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还低。虽然这一比例仍然高于今天的高收入国家（从0.09降至0.05），但这表明，穷国和富国一样，都能在自然灾害面前，越来越好地保护自己。

那么“不可抗力”或者说“上帝的行为”的原型又是什么情况呢？面对宙斯从奥林匹斯山上抛下来的雷霆，面对不知何时赴约的“与死亡的约会”，面对真正的“晴天霹雳”，人类伤亡又如何呢？图12-9反映了相关情况的发展变化。

是的，由于城市化以及天气预报、安全教育、医疗和电力系统方面的进步，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人因雷击致死的概率已经下降到了原来的1/37。

征服危险，获得安全

人类对日常生活中危险的征服，作为一种进步的形式，特别不受重视。一些读者在阅读本章的草稿时甚至好奇在一本论述人类进步的书中讲这些干什么。虽然除了最严重的战争之外，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其他所有战争都要多，但我们很少从道德的角度来审视它们。我们经常这样说：意外在所难免。但如果真要把我们置于一个两难的困境中，问我们是否愿意以每年100万人死亡和数千万人受伤为代价来随心所欲地驾驶自己的汽车出行，很少有人会认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然而，这正是我们自己默默做出的骇人选择——因为从来没有人用上面那样的措辞问过我们这样的问题。 不时会有某一类危险被推向道德的风口浪尖，然后征讨它的大军开始集结，特别是当一场灾难成为新闻头条，而且有坏人可以做千夫所指的对象时（比如贪得无厌的工厂老板、玩忽职守的政府官员等）更是如此。但很快，一切又会回到生活的大乐透中。

资料来源： Our World in Data ，Roser 2016q，数据基于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及López & Holle 1998。

正如人们倾向于不把事故看作暴行的结果（至少当他们不是受害者的时候），他们也不把安全上的进步（如果他们能意识到的话）看作道德上的胜利。然而，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以及大规模地减少疾病、伤残和痛苦，都值得我们充满感激，需要我们做出诠释。甚至谋杀也是如此，这种遭到道德抨击最多的行为，发生率直线下降，背后的原因其实难以用常规的道德语言描述。

就像其他形式的进步一样，安全的提高要归功于某些英雄的领导，但同时也要感谢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们，大家同心协力朝着同一个方向使劲，才有了一点又一点的进步。这些人包括基层的积极分子、严厉的立法者，以及一群不为人知的发明家、工程师、研究政策的书呆子和捣弄数据的分析师。虽然有时会因为错误的警报和国家保姆式的干涉而感到恼火，但我们可以因此免受生命健康之虞而享受到科技带来的恩赐。

关于安全带、烟雾警报器和犯罪热点地区警力安排的故事，虽然不常出现在启蒙运动的传奇中，但它展现了启蒙运动最深刻的主题。“谁将生，谁将死”并没有被铭刻在“生命之书”中，随着世界变得更加易懂，生命变得更加宝贵，它们将因人类的知识和主观能动性而改变。 tdO0DCim34+3iZ/1hAhuise5534ZDeobuNN7qxvrPn9NELIcSpi6wAcvRtOBQaz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