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彼得·鲍尔（Peter Bauer）曾写道：“贫穷没有缘由，财富有迹可循。”在一个由熵和进化控制的世界里，街道上没有铺满糕点，熟鱼也不会落在我们脚边。但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真理，理所当然地认为财富一直伴随着我们。历史与其说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不如说是出自富人的笔下。富人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而且拥有闲暇来书写历史。正如经济学家内森·罗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和法律学者小伯泽尔（L. E. Birdzell Jr.）所指出的：“我们之所以忘记贯穿于其他时代的苦难，部分是因为被当时的文学、诗歌、浪漫和传奇所吸引，而这些华丽与优雅只是在盛赞少部分人的优渥生活，却忘记沉默的大众还生活在贫苦之中。苦难的年代由此被神话化，甚至可能作为返璞归真的黄金时代被铭记。不，它们不是。”

努尔贝里曾引用布罗代尔的话，描绘了苦难年代的剪影。当时对贫穷的定义很简单：“如果你能买得起明天的面包，再活一天，你就不是穷人。”

在富裕的意大利热那亚，穷人每年冬天都会变卖自己，去商船的厨房里做奴隶。在法国巴黎，赤贫的人被成对地锁在一起，被迫去做清理下水道的艰苦工作。在英国，穷人不得不在济贫院里工作以获得救济，他们在那里起早贪黑地工作，却几乎拿不到报酬。有些人的工作是按照指示碾碎狗、马和牛的骨头以作为肥料，这种工作在1845年被废止了，因为在一次对济贫院的检查中，人们发现饥饿的贫民互相大打出手，只为抢夺腐烂的骨头以吸取骨髓。

另一位历史学家卡洛·奇波拉（Carlo Cipolla）曾提到：

在工业化前的欧洲，购买一件衣服或一件衣服的布料仍然是一种奢侈，一般人一生中只能买得起几次。医院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确保死者的衣服不被偷窃或霸占，而应交给合法的继承人。在瘟疫流行时，小镇的政府必须强制要求才能没收死者的衣服并将其烧掉：人们会等着其他人死去，以便扒下他们的衣服，但这通常会引起传染病的传播。

财富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常常淹没于现代社会对财富应该如何分配的政治辩论中，就好像用来分配的财富本来就存在似的。经济学家们常提到“总量谬误”（lump fallacy）或“物理谬误”（physical fallacy）。这种谬论认为，自有时间以来，世界就存在着数量一定的财富，就像一个金矿，人们从那时起，就在为如何分配财富而斗争。 启蒙运动的智识成果之一是人们认识到财富是创造出来的。 财富主要是由知识和合作创造的：人们通过互相合作，用自己的灵巧和劳动，将物质改造成有用的形式。虽然显得激进，但由此我们可以推论：人类可以想出办法来创造更多的财富。

由长期以来的贫穷进入富裕的现代，这个过程可以用一个简单而令人震惊的曲线表现出来。它以世界生产总值（Gross World Product）为标准尺度描绘出了过去2000年中的财富创造，单位是2011年的国际元。国际元是一种假设的货币单位，等价于某一特定参照年的美元，并根据通货膨胀和购买力平价进行调整。后者弥补了不同地区同类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差异。比如，同样是理一次发，在孟加拉国达卡比英国伦敦要便宜。

图8-1描绘了人类创造财富的历史，故事大概就是：一穷二白……一穷二白……一穷二白……（重复了几千年）……大繁荣！公元元年后的1 000年，世界几乎没有变得更富裕。又过了500年，人类收入才翻了一番。一些地区不时会出现短暂的繁荣，但并没有进入持续的、累积的增长。从19世纪开始，增长变成了飞跃。在1820—1900年间，世界的收入增加了3倍。在之后50多年的时间里，它又增长了3倍。之后，世界只花了25年的时间就又翻了3倍，然后过了33年又翻了3倍。

资料来源： Our World in Data ，Roser 2016c，数据基于世界银行、Angus Maddisson and Maddisson Project 2014。

今天的世界生产总值自1820年工业革命以来已增长了近百倍，从18世纪的启蒙运动算起增长了近200倍。人们常常将关于经济分配和经济增长的辩论比作把馅饼切开和把馅饼做大，或者像乔治· W.布什说的，把馅饼做“高”。 如果在1700年的馅饼是用标准的23厘米锅烤制的，那么我们今天的馅饼直径将超过3米。如果我们通过外科手术般的刀工，切出能想象得到的最小的一份馅饼，比如说，最宽处只有5厘米，那么它的大小已经相当于1700年的整个馅饼了。

其实，世界生产总值大大低估了繁荣扩大的程度。 人们是如何在几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上将英镑或美元等折算成统一的货币单位以便把它们画成一条线的呢？2000年的100美元比1800年的1美元是多还是少呢？货币只不过是写了数字的纸张，它们的价值取决于当时的人们能用它们买到什么，而购买力会随着通货膨胀和价值重估发生变化。要对1800年的1美元与2000年的100美元进行比较，唯一的办法是看人们需要支付多少货款才能购买标准的一篮子商品：一定数量的食品、衣服、医疗健康服务、燃料等等。图8-1中的数字，以及其他以美元或英镑计价的图表中的数字，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折算成了统一的度量单位，比如图中的“2011年国际元”。

可问题也随之而来，技术进步使一篮子商品的概念不再固定不变。首先，篮子中货物的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1800年的“衣服”可能是一件用僵硬、沉重、漏水的油布制成的雨披；2000年的“衣服”则可能是用轻薄透气的合成纤维制成的带拉链的雨衣。1800年的“牙科医疗”可能就是钳子和木制假牙，到了2000年则意味着奴佛卡因 和种植牙。因此，如果说2000年的300美元可以购买一定数量的衣服和医疗服务，1800年的10美元也可以购买“同等数量”的商品和服务，这种说法其实具有误导性。

此外，技术不仅能改进旧事物，还能发明新事物。1800年要花多少钱才能买到一台冰箱、一张音乐唱片、一辆自行车、一部手机、一张自家孩子的照片、一台笔记本电脑或打印机、一粒避孕药或一剂抗生素呢？答案是有多少钱也买不到。更好的产品和新发明的产品让我们几乎不可能在几个世纪甚至几十年的时间维度上记录物质生活的改善。

价格暴跌使情况更为复杂。一台电冰箱现在大约要500美元。如果有人出价让你放弃享受冷藏的便利，究竟给多少钱你才肯接受呢？一定远远超过500美元！亚当·斯密将其称之为价值悖论：当一种重要的商品变得丰富时，它的价格将远远低于人们愿意支付的价格。这种差异被称为消费者盈余，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盈余的激增几乎不可能统计出来。就像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嘲讽的那样，经济学家的计算方法可以记录一切商品的价格，但却无法演算出它们的价值。

这并不是说按通货膨胀和购买力调整后，以货币计价对不同时间和地点的财富进行比较毫无意义，这样的统计当然比一无所知或随意猜测更好，但也确实意味着统计会误导我们对进步的估计。如果今天某人的钱包里有相当于100元2011年国际元的现金，那么他比自己200年前拥有同样多等值现金的先辈要富有得多。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也会影响到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繁荣程度（见本章）、对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见下一章）以及对未来经济增长（见第20章）的评估。

大逃离：发达国家的脱颖而出

是什么引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所谓的“大逃离”呢？最明显的原因是应用科学改善物质生活促成了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所称的“启蒙经济”（the enlightened economy）。 工业革命中的机器和工厂、农业革命中高产的农场和公共卫生革命中的水管，能够比一个世纪以前的工匠和农民提供更多的衣服、工具、车辆、书籍、家具、食物、清洁水和其他人们需要的东西。许多早期的创新，例如蒸汽机、织布机、纺纱机、铸造机和磨坊，都诞生于不懂理论的修理工的小作坊和后院里。

但是，试错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可能性之树。虽然其中大部分枝丫会无果而终，但这棵树可以通过应用科学而进行修剪，加快发现的速度。正如莫基尔所说：“1750年后，技术进步的知识性基础开始慢慢扩大。不仅出现了新的产品和技术，人们也更好地理解了旧产品和旧技术的工作原理，因此这些技术得以被提炼、调试、改进，以新的方式与其他产品结合，并应用到新的领域。”

1643年气压计的发明，证明了大气压力的存在，最终促成了蒸汽机的发明，也正是因此，蒸汽机当时被称为“大气发动机”。其他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双向交流包括：电池的发明，以及在电池帮助下化学在合成肥料上的应用；还有由于显微镜的发明而发现的细菌致病理论，以及应用此理论使病原体远离饮用水、医生的手和仪器等。

要是没有另外两项发明创新，应用科学家可能并没有动力去运用他们的聪明才智来减轻日常生活的痛苦，他们发明的小工具可能会一直留在实验室或车库里。

其中之一是为商品、服务和思想交流提供润滑的制度，亚当·斯密认为这是创造财富的动力。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和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认为，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国家运作最自然的方式就是精英们同意不相互掠夺和杀害，作为交换，他们可以获得封地、特许权、特许状、垄断、地盘或任免权，使他们能够控制某些经济部门并赚取租金。在经济学家看来，“租”指通过排他性地获取某种资源的权力而得到的收入。

在18世纪的英格兰，以往任人唯亲的制度让位于开放经济，任何人可以向任何人出售任何东西，他们的交易受到法治、财产权、可强制执行的合同以及银行、公司和政府等机构的保护，这些机构通过受托责任而非个人关系来运作。现在，一个有创业精神的人可以向市场推出一种新产品，或以比其他商人更低的成本提供某种产品，或先收取定金以后再交付产品，或投资一些需要多年以后才能盈利的设备或土地。

今天，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我想喝牛奶，只要我走进一家便利店，货架上就会有牛奶。货架上的牛奶没有被稀释或污染，它将以我负担得起的价格出售，我刷卡以后，店主会让我带着它走出去，即使我和店主从不相识，可能永远不会再见，而且我们之间也没有共同的朋友来见证这次交易的诚意。隔着几家店远的地方，我可以用同样的方法，买一条牛仔裤、一台电钻、一台电脑或是一辆汽车。要想让这些交易以及构成现代经济的数以百万计的其他匿名交易如此容易地达成，许多制度都必须到位。

继科学和制度之后的第三项创新，是价值观的改变，这是经济史学家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所谓的资产阶级美德转变。 贵族、宗教和军事文化一直视商业为庸俗和腐败。但在18世纪的英国和荷兰，商业开始被视为符合道德和令人振奋的事情。伏尔泰和其他启蒙运动的哲人对商业精神进行了评价，认为它有能力消除宗派仇恨：

以伦敦皇家交易所为例，这是一个比许多法院更受尊敬的地方，所有国家的代表在这里为人类的福祉而聚会。在那里，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等互相交易，他们信奉同一种“宗教”，只有破产的人才是异教徒。在那里，长老会教徒向再洗礼教徒吐露心声，而牧师和贵格会教友也能相谈甚欢。 所有人都很满意。

在评论这段话时，历史学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指出：“通过描绘人的满足和可以得到满足的满足、人们意见不同而能求同存异，哲人开始对‘至善’（summum bonum）进行重新思考，从对上帝的恐惧转变为更加以心理为导向的自我追求。因此，启蒙运动将‘我如何才能得救’这一终极问题转化为了务实的‘我如何才能快乐’，从而开启了一种对个人和社会进行调整的新实践。” 这种实践包括礼仪、节俭和自我克制的准则，面向未来而非过去，给予商人和发明家以尊严和威望。拿破仑，作为军事荣誉的拥护者，曾嘲笑英格兰是“一个店主的国家”。但当时英国人的收入比法国人高83%，而且多摄入1/3的卡路里，接下来在滑铁卢发生的事情，大家想必都耳熟能详了。

在英国和荷兰的“大逃离”之后，日耳曼国家、北欧国家以及英国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的殖民地很快也发生了相似的“逃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1905年提出资本主义依赖于“新教伦理”，这个理论只有像他这样的归化德国犹太人才想得出来。但是，欧洲的天主教国家很快也迅速摆脱了贫困。各种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佛教、儒教、印度教或一般的“亚洲”与“拉丁美洲”价值观与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格格不入，但图8-2所示的一系列其他“逃离”证明，这些理论只是谎言。

资料来源： Our World in Data ，Roser 2016c，数据基于世界银行和Maddisson Project 2014。

大会合：贫穷国家的脱贫致富

图8-2中的非英国曲线讲述了人类走向繁荣的故事中第二个令人震惊的章节：从20世纪末开始，贫穷国家纷纷摆脱了贫困。“大逃离”正在变成“大会合”。 直到前不久还处于极度贫困状态的16个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已经变得舒适而富裕起来。（我的新加坡籍前岳母曾回忆起小时候的一次晚餐，她的家人将一个鸡蛋一分为四。）自1995年以来，世界上109个发展中国家中有30个国家，包括孟加拉国、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格鲁吉亚、蒙古、莫桑比克、巴拿马、卢旺达、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等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每18年翻一番的水平。另外40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每35年翻一番，这与美国的历史增长率相当。

值得注意的是，到2008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分别与瑞典在1950年和1920年的水平相当，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记得这两个国家参与“人均”收入计算的人口分别达到了13亿和12亿！到2008年，全世界的人口达到了67亿，他们的平均收入相当于1964年西欧的水平。而且这不仅仅是因为富人变得更加富有（当然，他们确实也变得更为富有，这将是我们在下一章中讨论的主题），更因为赤贫正在被消除，整个世界正在成为中产阶级。

统计学家奥拉·罗斯林（Ola Rosling）以图的形式展示了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分布，曲线的高度显示了三个历史时期中特定收入水平的人口比例（见图8-3）。 在1800年工业革命开始时，世界各地的大多数人都是穷人，人均收入相当于今天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以2011年国际元计算，每人每年约为国际500元），世界上接近95%的人生活在按今天标准的“极度贫困”中（每天不到国际1.90元）。到1975年，欧洲及其属地已经完成了“大逃离”，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甩在了骆驼状曲线较低的驼峰上，其他国家的人均收入只有欧洲的1/10。 进入21世纪，骆驼状曲线变成了单峰，而且单峰逐渐右移，左侧是较低的长尾：世界变得更加富裕，更加平等。

资料来源： Gapminder ，Ola Rosling。以2011年国际元为单位计量。

虚线左边的部分值得用单独的图片来说明。图8-4显示了世界上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口比例。诚然，任何对“极度贫困”的定义必然会有武断和不足之处，但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已尽其所能，将来自不同发展中国家样本的国家贫困线进行合并，而发展中国家又以一个设法养活自己的典型家庭的收入为基础进行统计。1996年是每人每天1国际元，现在是每人每天1.9国际元（以2011年国际元为单位计算）。 更高的极度贫困分界标准会让曲线更高更浅，但也会更快地下跌。 我们不仅要注意曲线的形状，还要注意曲线下降的程度——已降到10%。在过去200年的时间里，世界极度贫困率从90%下降到了10%，其中近一半的下降发生在过去的35年中。

资料来源： Our World in Data ，Roser & Ortiz-Ospina 2017，数据基于Bourguignon& Morrisson 2002（1820—1992），将他们的“极度贫困”和“贫困”百分比统计与World Bank 2016g对1981—2015年“极度贫困”的数据统一度量后进行比较。

世界的进步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收入分布比例和人均数量是衡量进步的道德标准，因为它们符合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为了定义一个公正社会而进行的思想实验：指定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你会愿意随机化身成为其中某一个公民，即使你对他的所有境况一无所知，你也愿意过他所过的生活。 在一个长寿、健康、营养充足、生活富裕的人口所占比例更高的世界，会有更多的人愿意玩这种投胎的游戏。但另一方面，绝对数字也很重要。每一个长寿、健康、营养充足、生活富裕的人都是一个有血有肉、能够感知快乐的人，更多这样的人会让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此外，更多的人能承受熵的折磨、能与进化作斗争，也极大地证明了科学、市场、善政和其他现代制度的慈悲和力量。

在图8-5的堆叠图中，深色代表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口，浅色代表非贫困人口，堆叠图的高度代表世界人口总量。调查显示，在贫困人口数量下降的同时，人口总数也出现了爆炸式增长，从1970年的37亿人增长到了2015年的73亿人。

经济学家马克斯·罗瑟指出，如果新闻媒体真实地报道世界的变化，那他们应该写下这样的新闻标题：世界极度贫困人口昨日减少13.7万人，25年来每日如此。我们生活的世界不仅极度贫困人口的比例在变小，而且赤贫人口的总数也在减少，有66亿人已经脱离了极度贫困。

资料来源： Our World in Data ，Roser & Ortiz-Ospina 2017，数据基于Bourguig-non& Morrisson 2002（1820—1992）和World Bank 2016g（1981—2015）。

历史上的大多数“惊喜”其实都是令人不快的“惊吓”，但下面这则消息即使对乐观主义者来说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喜讯。2000年，联合国提出了8项“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这些目标的起始时间可以追溯到1990年。 当时，冷嘲热讽的观察者们认为这不过是这个表现平平的组织的又一个抱负远大的样板文件。要在25年内使全球贫困率减半，让10亿人脱离贫困？好吧，好吧。但世界提前5年实现了这一目标。经济发展方面的专家仍然在揉自己的眼睛，想要看得更清楚些。安格斯·迪顿写道：“这也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与幸福有关的最重要的事实。”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说：“理解经济快速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福祉简直令人震惊：人一旦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就很难再想其他的事情了。”

我们不能停止对明天的思考。虽然推测历史曲线的未来走向总是很难，但当我们如此尝试时，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我们用一把标尺对齐图8-4中世界银行的数据，我们会发现它将在2026年穿过横坐标，表示贫困率为0。联合国在其2015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千年发展目标”的后续目标）中为自己留了些余地并设定了一个目标，即到2030年之前“结束世界各地所有人的极度贫困”。 结束世界各地所有人的极度贫困！愿我能活着看到这一天。要知道，连耶稣也没有那么乐观，他曾对一位恳求者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当然，那一天还很遥远。数以亿计的人仍然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要达到贫困率为0的目标需要付出比用标尺量一量大得多的努力。虽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贫困人数在减少，但在最贫穷的国家，如刚果、海地和苏丹，贫困人数却依然在增加。要知道最后的贫困地区也将是贫困最难消除的地方。 此外，当接近目标时，我们还应该把目标提高，因为不那么极度的贫困仍然是贫困。

在介绍“进步”的概念时，我曾警告不要把来之不易的进展与奇迹般自行发生的改变混为一谈。我提请人们关注“进步”的意义，不在于自鸣得意，而在于找出原因，以便我们能做得更多、更好。而且，既然我们知道有些东西起了作用，就没有必要继续把发展中国家描绘成博取同情的不毛之地，以免让人们觉得继续援助只是把钱扔进了无底洞。

人类富足的原因

那么，世界在做什么正确的事呢？像大多数形式的进步一样，许多好事同时发生并相互加强，因此很难发现究竟哪块才是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有些愤世嫉俗的说法，比如富裕其实是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的一次性红利，或者是人口众多国家的崛起夸大了统计数据等，这些说法都在经过检验后被一一驳斥。斯蒂芬·拉德列特和其他发展专家指出了人类脱贫致富的几个原因。

首先是领导力。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强势而又偏执的领导人，他们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或浓厚的宗教、部落色彩，推行偏执的、自我膨胀的计划，而不是谋求提高人民的福利。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前10年，民主（第14章将详细讨论）得到了普及，头脑冷静的人道主义领导人崛起，不仅有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科拉松·阿基诺（Corazon Aquino）和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等政治家，而且还有各地宗教和民间团体的领导人。他们共同采取行动，致力于改善同胞的生活。

其次是冷战的结束。 冷战的结束不仅将不少无能的独裁者赶下了台，还让许多自20世纪60年代获得独立以来一直饱受内战困扰的发展中国家重归和平。内战对于国家来说既是人道主义灾难，也是经济灾难：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经济资源被挪为他用、儿童失学、管理人员和工人被迫失业甚至被杀害。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将战争称为“反向发展”。据他估计一场典型的内战会给一个国家带来500亿美元的损失。

再次是全球化，特别是全球贸易的激增。 集装箱货轮、喷气式飞机、关税自由化、投资与贸易壁垒消除让全球贸易爆发式增长。古典经济学和常识一致认为，更大的贸易网络总体上会让每个人都过得更好。由于各国专业化分工生产不同的商品和服务，它们可以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而且向数10亿人提供产品的成本并不会比向数千人提供产品的成本高太多。同时，买家可以在全球市场上以最优惠的价格购买商品，得到更多他们想要的东西。常识可能不太理解一个叫作比较优势的推论。该理论认为，平均而言，如果每个国家都卖出自己生产效率最高的商品和服务，即使买家自己能够以更高的效率生产这些商品和服务，双方的境况也会同时变得更好。

尽管“全球化”这个词在许多政治领域引发了恐慌，但发展分析家认为，全球化对穷人来说是一笔财富。安格斯·迪顿指出：“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阴谋，目的是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使极少数人致富。如果真是这样，这个阴谋就是一个灾难性的失败。或者可以说，这个阴谋无意中造福了超过10亿人。难道只有意外的收获才会如此有效吗？”

诚然，就像两个世纪前的工业革命一样，对于正在经历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其工作环境按现代富裕国家的标准来说是艰苦的，而且受到了严厉的谴责。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血汗工厂的回应，比如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将其称为“黑暗的撒旦磨坊”。从那时起，对工业的厌恶就成了C. P.斯诺所谓的“文人知识分子们”的神圣价值。 斯诺的文章中没有什么比这段话更能激怒他的抨击者——文化评论家利维斯了：

我们可以舒服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表示物质生活的标准并不那么重要，这没什么不对。作为个人选择，拒绝工业化也没什么不好。如果你愿意，大可去做一位现代隐士，隐居瓦尔登湖畔；你也可以选择食不果腹，看着你的大多数孩子刚出生就夭折；你还可以鄙视识字的乐趣，接受自己的寿命减少20年。如果你这样选，那么我尊重你从审美角度出发的强烈厌恶。但如果你试图把同样的选择强加给那些不能自由选择的人，哪怕只是被动地这样去做，我也一点不尊重你。事实上，我们知道他们会怎样选择。因为在任何国家，只要有机会，只要工厂有需求，穷人们就会不约而同地离开土地，以最快的速度走进工厂做工。

如我们所见，对于生命和健康方面的进步，斯诺的说法是准确的。他还正确地指出，对于正在经历工业化的国家，判断穷人穷困程度的合适标准是看他们对于在何时何地生活是否有其他的选择。斯诺的观点得到了像拉德列特这样的发展问题专家的附和。拉德列特观察到：“虽然在工厂做工常被称为出卖血汗，但这往往比在田里当按日计酬的农工要好，那可是所有血汗工厂的鼻祖。”

20世纪90年代初，我住在印度尼西亚。我当时觉得人们在稻田里劳作的景象美丽而浪漫，同时对迅速增长的工厂里的工作持保留意见。可是在那里的时间越长，我就越发认识到在稻田里干活有多么辛苦。那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人们在烈日下弯腰几个小时，开垦梯田、播种育苗、插秧锄草、驱逐害虫、收割稻谷，以此来勉强度日。站在水田里会吸引水蛭，还要冒着感染疟疾、脑炎和其他疾病的风险。当然，天气一直都很炎热。因此，当工厂开始提供每天2美元工资的工作时，成百上千的人排起了长队，只为碰碰运气，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做工人的好处远不止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获得这些工作的妇女来说，这是一种解放。《人类进步》（ HumanProgress ）的总编切尔西·福利特（Chelsea Follett）在她的文章《血汗工厂的女权主义》（ The Feminist Side of Sweatshops ）中讲到，19世纪的工厂工作让女性摆脱了农场和乡村生活中传统的性别角色。当时一些男性认为，“工厂足以让最富有、最贞洁的女孩蒙羞”，而女孩们自己却不这样认为。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一位纺织厂工人在1840年写道：

我们被召集起来……为了赚钱，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在爱钱的新英格兰，一位能干的女工要是因为工作太辛苦或是因为一些人对女工有偏见而被辞退，会让人觉得很奇怪。北方女孩有足够的独立性来找工作。

在这方面，工业革命时的经验再次预示了当今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全球女性基金会的负责人卡维塔·拉姆达斯（Kavita Ramdas）2011年说，在印度的村庄里，“女人所能做的就是服从她的丈夫和亲戚，舂米和唱歌。要是她搬到城里，就能找到一份工作，做个小生意，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 孟加拉国的一项分析证实，从事服装生产的妇女工资会上涨，会晚婚而且生育数量更少但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子女。 （我的祖父母在20世纪30年代的加拿大也做着同样的工作。）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贫民窟、贫民区和棚户区可能会变为城市郊区，工人阶级也会变成中产阶级。

其实，我们可以享受工业化长期带来的好处而不必承受工业化的残酷。人们可以想象工业革命在历史上的另一种可能，现代意识更早地得到应用，工厂不必雇用童工，成年人的工作环境也得到改善。如今，发展中国家无疑会有工厂可以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更人道地对待工人，同时还能实现盈利。来自贸易谈判和消费者抗议的压力大大改善了许多地方的工作条件。随着国家变得更加富裕，更加融入国际社会，这将是一种自然发生的进步（我们将在第12章和第17章中讨论这一问题，届时我们将回顾社会中工作环境的变迁史）。

进步并非要求我们全盘接受整体方案中所有部分的改变，比如对工业革命或全球化究竟是好是坏做出一个“是”或“否”的判定，然后全面接受其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进步意味着我们要尽可能多地分解社会进程中的各个部分，以最大限度造福人类并尽量减少危害。

最后一个因素，也是许多分析中认为对“大会合”最重要的贡献因素是科学和技术。 生活正在以一种好的方式变得越来越“便宜”。由于技术的进步，一小时的劳动可以买到比以前更多的食物、健康服务、教育、衣服、建筑材料、小的必需品和奢侈品。人们不仅可以吃到更便宜的食品和使用更便宜的药品，孩子们可以穿便宜的塑料凉鞋而不是光着脚，大人们可以一起出去做头发或者用便宜的太阳能电池板和电视看一场足球比赛。至于健康、农业和商业方面的信息和建议：它比便宜更好，可以免费获取。

今天，世界上大约一半的成年人拥有自己的智能手机，智能手机用户几乎和人口一样多。在世界上没有公路、固定电话、邮政服务、报纸和银行的地方，手机不仅仅可以用来分享八卦和可爱的小猫照片，它还是创造财富的主要来源。人们可以用手机转账汇款、下单订购、追踪天气和市场、寻找临时工、获得有关健康和耕种的建议，甚至接受小学教育。

经济学家罗伯特·詹森（Robert Jensen）在一篇题为《鲭鱼市场的信息经济学》（ The Micro and Mackerel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的分析中说明，南印度的渔民们通过在出海时使用手机来寻找当地价格最好的市场，增加了自己的收入并降低了当地鱼价。鱼会很快腐烂，而手机让渔民们不必在供过于求的城镇低价出售的同时，又保证另一些城镇不会无鱼可供。 通过这种方式，手机使数亿小规模经营的农民和渔民成了经济教科书中理想的、没有阻力的市场中无所不知的理性人。据一项估计称，每部手机能给发展中国家每年的GDP增加3 000美元。

知识的力量改写了全球发展的规则。发展专家们对对外援助的效果各持己见。一些人认为，对外援助弊大于利，会滋生政府腐败，使当地商业承受更多竞争压力。 另一些人则通过列举最近的统计数据，说明经过合理分配的援助实际上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虽然各方对捐赠粮食和资金效果的意见不尽相同，但所有人都一致同意，捐赠技术——药品、电子产品、农作物品种以及农业、商业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最佳实践一定能带来福利。正如托马斯·杰弗逊所说，一个人从我这里得到一个思想，他得到了启示，而我不会蒙受损失。尽管我在不断强调人均GDP的重要性，但我们真正关心的其实是生活质量，而知识的价值让两者的相关性变低了。如果我把表示非洲情况的曲线加到图8-2的右下角，它看上去不会那样令人印象深刻，当然，这条曲线一定会向上弯曲，但不会像欧洲和亚洲的曲线那样呈指数级上升。经济学家查尔斯·肯尼强调，非洲的实际进步其实远大于曲线平缓的斜率，因为健康、长寿和教育比过去要便宜得多。虽然一般来说，富裕国家的人寿命更长，但整条曲线的趋势其实是向上的，因为不管收入如何，每个人都活得更长。 这种关系以发现它的经济学家塞缪尔·普雷斯顿（Samuel Preston）命名，称之为普雷斯顿曲线（Preston Curve）。两个世纪前，在最富裕的国家荷兰，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0岁，而且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超过了45岁。现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人均预期寿命是54岁，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于45岁。

尽管人们很容易嘲笑国民收入是一种肤浅而又物质化的衡量标准，但它与人类繁荣昌盛的每一个指标都息息相关。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反复看到这一点。最明显的关联是人均GDP与寿命、健康及营养水平正相关。 此外，人均GDP还与和平、自由和宽容等更高的伦理价值观相关，这些关联相对不太明显。

平均而言，较富裕的国家彼此之间的战争较少（见第11章），较不可能因内战而分裂（见第11章），更有可能成为民主国家（见第14章），而且更尊重人权（见第14章，因为是平均而言，所以也有例外）。富裕国家的公民更加尊重“解放”或自由价值观，比如妇女平等、言论自由、民主和环境保护（见第10、15章）。同样不足为奇的是，随着国家变得更富有，国民会变得更快乐（见第18章）；而令人惊讶的是，随着国家变得更富有，国民会变得更聪明（见第16章）。

世界这一从索马里到瑞典的连续变化体，一端是贫穷、暴力、压迫而且不幸福的国家，另一端是富有、和平、自由而且幸福的国家。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相关关系并不是因果关系，诸如教育、地理、历史和文化等其他因素，可能也会起到作用。 但是，当计量经济学家试图把各种因素分开时，他们发现经济发展似乎确实是人类福利的主要推动因素。

学术圈有这样一个流传已久的笑话，院长在主持教职员工会议，此时一个精灵出现，答应院长可以从金钱、名誉或智慧三个愿望中选择一个来实现。院长回答说：“这很简单。我是个学者，我将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学术，当然要选择智慧。”精灵一挥手，消失在一阵烟雾中。烟散了以后，大家看到院长双手捧头，陷入了沉思。1分钟过去了，10分钟、15分钟过去了。最后，一位教授忍不住问道：“怎么样？嗯？”院长喃喃地说：“我应该拿钱的。” pmwa8Ry2PqQSEEu2x/qtGdqVLal+Fxr1iQp5gTb97W+7xdwYG9H0QWBC5xkwbh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