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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世纪末开始，人类这个物种收获了越来越多的生命礼物。该如何解释这一切？时机提供了线索。安格斯·迪顿在《逃离不平等》中写道：“自从启蒙时代的人们开始反抗权威，并决定用理性之力争取美好的生活，他们已经找到了行之有效的方法。毋庸置疑，他们也将继续战斗，赢得抗击死亡的胜利。”
第5章所讲述的长寿之福，正是人类击败一系列敌人所收获的战利品，这些敌人包括疾病、饥荒、战争、凶杀和意外事故。在本章和接下来的几章里，将为大家讲述其中的每一个故事。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传染病是死神的最大杀器，这是自然进化最令人讨厌的一面。这些体积微小、繁殖迅速的生物将我们的身体作为食料，它们借助各种飞虫、蠕虫或者排泄物，从一个人体钻入另一个人体。传染病所过之处，往往伏尸百万，城破国亡，使当地居民骤然陷入苦难的深渊。例如黄热病，这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病毒性疾病，之所以被称为“黄热病”，是因为感染者在痛苦死亡前会全身发黄。一份有关1878年美国孟菲斯市黄热病疫情的文献记载道：患者“爬进各种扭曲变形的洞里，他们的尸体往往要等到腐烂变臭才会被发现……（一位母亲的尸体）手脚摊开，躺在床上……四周都是咖啡状的黑色呕吐物……孩子们在地板上翻滚、呻吟”。
富人也无法幸免，1836年，当时的世界首富内森·迈耶·罗斯柴尔德（Nathan Mayer Rothschild）死于脓疮感染。强人也一样，英国历代君主在痢疾、天花、肺炎、伤寒、肺结核和疟疾面前纷纷倒下。美国总统也不堪一击，1841年，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在就职典礼后不久便染上肺炎，31天后因感染性休克去世。1849年，卸任才3个月的詹姆斯·波尔克（James Polk）死于霍乱。在时间稍近一些的1924年，美国时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 Jr.）16岁的儿子因打网球时磨起的水泡引发感染，不治而亡。
一直以来，富有创意的现代智人都在用五花八门的方法对抗这些疾病，例如祈祷、献祭、放血、拔罐、有毒金属、顺势疗法，甚至将母鸡按在受感染的身体部位挤压致死。然而到了18世纪末，疫苗的发明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到19世纪，细菌理论被广泛接受，更加速了人类的胜利。洗手、助产、灭蚊，特别是污水排水系统和氯化自来水系统对饮用水的保障，拯救了数以亿计的生命。在20世纪以前，城市里往往堆积着厚厚的粪便，城市内的河流与湖泊因为浸泡生活垃圾而变得黏稠无比，居民的生活用水都来自这种腐败泛黄的液体。
人们一度将瘟疫的流行归咎于“瘴气”——一种充满恶臭的空气，直到第一位流行病学家约翰·斯诺（John Snow）出现，他确定伦敦市民之所以感染霍乱，是因为他们的水源受到上游污水池的污染。
在过去，医生自己就是严重的健康危害，他们身穿沾满血迹和脓液的黑色外套，从解剖室直接走进检查室，用没有清洗的双手检查病人的伤口，并用穿在纽孔里的缝合线进行缝合。直到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和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的出现，医生们才懂得对双手和医疗设备进行消毒。消毒、麻醉和输血使得手术真正成为一种治疗方法，而不再是折磨与残害。此后，抗生素、抗毒素以及其他无数的医学进步，帮助我们进一步击退了瘟疫的攻击。
忘恩负义不属于“七宗罪”之一，但根据但丁的说法，犯下此种罪行的人会被打入第九层地狱，这可能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文化阶层的最终归宿，因为他们彻底遗忘了这些战胜疾病的英雄。与现在不同，在我小时候，最流行的儿童读物就是医学先驱的英雄传记，例如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约瑟夫·李斯特、弗雷德里克·班廷（Frederick Banting）、查尔斯·贝斯特（Charles Best）、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以及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
1955年4月12日，一个研究小组宣布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研制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安全可靠。在当时，脊髓灰质炎每年都会夺走数千条生命，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是因为感染此病而双腿瘫痪，它还迫使许多儿童不得不依靠“铁肺”生存。理查德·卡特（Richard Carter）描述了人们听到这一消息时的场景：那一天，“人们低声祈祷、敲钟、按响喇叭、吹响厂笛、燃放礼炮。所有人都放下手中的活，学校放假或者召开庆祝大会，人们举杯相庆，拥抱孩子，走进教堂，冲陌生人微笑，与仇家和好”。
纽约市本打算为索尔克举行彩带游行，但被他婉言谢绝。
再比如，你的头脑中是否出现过卡尔·兰德施泰纳（Karl Landsteiner）这个名字？卡尔是谁？仅仅他一个人，就因为发现血型而拯救了几十亿条生命。那么对表6-1中的这些英雄，你又了解多少呢？
表6-1 拯救生命的科学英雄
根据研究人员针对100多位科学家所做的保守估计，迄今为止，他们一共拯救了50多亿人的生命。
当然，这些英雄故事并不能反映科学研究的真实过程。科学家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集体协作，默默耕耘，并吸收、整合世界各地的思想观点。然而，无论是忽视科学家，还是忽视科学本身，都意味着忽视“科学发现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这一客观事实，这也正是我们在理解现代人类状况时所犯的严重错误。
作为一名语言心理学家，我曾经用一本书的篇幅专门探讨过去时态。
如果要在英语中挑出一个我最喜欢的例句，它就是维基百科“天花”条目的第一句话：
Smallpox was an infectious disease caused by either of two virus variants, Variola major and Variola minor .
天花，曾是由重型天花病毒或轻型天花病毒所引发的一种传染病。
是的，是“was”。这种疾病之所以被称为天花，是因为它会导致患者全身上下长满令人痛苦的脓疱，包括嘴巴和眼睛。仅在20世纪里，这种疾病就夺去了3亿多人的生命。如今，它已经完全灭绝。其中最后一个病例发生在1997年的索马里。对于这场伟大的胜利，我们应该感谢许多人和组织，其中包括：爱德华·詹纳，他在1796年发现了天花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它在1959年制定了根除天花的宏伟目标；威廉·福奇，他发现有选择性地给小范围易感人群接种天花疫苗，能事半功倍。在《蒸蒸日上》一书中，经济学家查尔斯·肯尼（Charles Kenny）写道：
在这10年里，这项计划的总成本……大约3.12亿美元，平摊到那些被感染的国家，不过每人32美分。这项根除计划的花费，只不过能用来拍摄5部好莱坞大片，或者建造B-2轰炸机的一个机翼，如果与波士顿最近启动的道路改造项目“大挖掘”（the Big Dig）比起来，还不到其成本的1/10。无论你对波士顿滨水区的道路规划多么期待，对隐形轰炸机的线条多么痴迷，对凯拉·奈特利（Keira Knightley）在《加勒比海盗》中的演技或对《金刚》中的大猩猩多么喜欢，这看起来都是一笔不错的交易。
即便我就生活在波士顿滨水区，我也不得不表示同意。但这个惊人的成就才刚刚开始。维基百科对“牛瘟”有这样的描述：“它曾经导致数百万农牧民因为牲畜大批死亡而活活饿死。”这里用的也是过去时态。此外在发展中国家，还有另外4种可怕的疾病行将灭绝。
乔纳斯·索尔克没能活着看到“全球脊髓灰质炎根除行动”成功实现目标。在2016年，脊髓灰质炎减少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3个国家、37个病例，创造了历史最低，而到目前为止，数字还在下降。
麦地那龙线虫是一种长达1米的寄生虫，它钻入患者的下肢，形成一个令人痛苦不堪的水泡。病人往往为减轻痛苦而将脚浸入水中，此时水泡便会破裂，成千上万条幼虫乘机钻出，如果有人喝了含有幼虫的水，就会循环感染，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用几天或几周时间将虫子拔出。令人欣喜的是，随着卡特中心30年来在宣传教育和水质处理方面的不懈努力，麦地那龙线虫病从1986年的21个国家、350万病例下降到2016年的3个国家、25个病例，而在2017年的第一季度，仅有1个国家出现了3个病例。
还有象皮病、河盲症和致盲性沙眼这些听起来就十分可怕的疾病，也可能在2030年成为过去式。此外，流行病学对麻疹、风疹、雅司病、昏睡病以及钩虫病发起的战役也同样胜利在望。
只是，面对这些胜利，人们还会为之“祈祷、敲钟、鸣笛、拥抱孩子”吗？还会“冲陌生人微笑，与仇家和好”吗？
即便有些疾病还未彻底根除，但也已是苟延残喘。2000—2015年间，死于疟疾的人数下降了60%，而这种疾病曾经杀死了世界一半的人口。世界卫生组织已经通过了一项计划，目标是到2030年将疟疾死亡率再减少90%，并将局部爆发此病的国家从目前的97个中减少35个（就像它于1951年在美国灭绝一样）。
与此同时，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也制订了一项彻底根除疟疾的计划。
我们在第5章看到，20世纪90年代，艾滋病在非洲的蔓延使得人类一路高歌猛进的长寿事业遭遇了挫折。但在此后的10年里，局势发生了变化，世界儿童艾滋病死亡率下降了一半，这个结果令联合国信心倍增，它在2016年通过了一项大胆的计划，目标是到2030年彻底阻止艾滋病的流行（尽管未必能够消灭艾滋病病毒）。
从图6-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2000—2013年间，全世界死于五大致命性传染病的儿童数量出现了大幅下降。总体而言，自1990年起，对传染病的有效控制使得超过1亿的儿童免于夭折。
图6-1 死于传染性疾病的儿童人数（2000—2013年）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健康流行病学专家组，Liu et al. 2014，补充附录。
在所有计划中，最具雄心的蓝图，来自经济学家迪安·贾米森（Dean Jamison）和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所领导的全球卫生专家小组。他们已经制定了一个路线图，目标是在2035年实现“全球健康大融合”。到那个时候，世界传染病死亡率和产妇、儿童死亡率将大幅下降，达到目前健康水平最高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准。
与欧美各国战胜传染病的传奇相比，贫穷国家的不断进步也同样令人敬佩，同时也更令人吃惊。其中部分原因是经济的发展（见第8章），因为世界越富有，就必然越健康。另一部分则源于同情之环的不断扩张，这促使像比尔·盖茨、吉米·卡特和比尔·克林顿这样的领袖将自己的大笔资金投向遥远的大陆，以改善当地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而不是在自己的家乡造屋盖房。乔治· W.布什也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他在任时批准的“非洲艾滋病紧急援助计划”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即便那些最严厉的批评者对此也赞赏有加。
不过，在这场胜利中，最大的贡献者是科学。“知识才是关键，”安格斯·迪顿说，“收入，虽然收入本身及其所带来的福利都很重要，它也是幸福的组成部分，但它不是幸福的根本原因。”
科学的成果不仅是高科技药物，例如疫苗、抗生素、驱虫药和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它还包括思想。这些思想可能很容易实践，而且事后想来也平淡无奇，但却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比如将水煮开、过滤，或者添加漂白剂；洗手；为孕妇补碘、母乳喂养和搂抱婴儿；又比如在厕所排便而不能在田间、街道和水道随意解决；用杀虫剂浸泡过的蚊帐保护熟睡的孩子；在开水中加糖加盐以缓解腹泻。反过来，错误的思想可能会阻挠进步，比如美国的许多激进分子所传播的谣言，认为疫苗会诱发自闭症。迪顿指出，对于世界某些地方的人来说，启蒙主义的核心理念，也就是“知识可以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好”，就如同天启一般，因为他们完全屈从于可怜的卫生状况，从来没有想过可以通过改变制度与规范去改善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