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活着是所有生物最原始的冲动，人类更是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明确决心尽可能地逃避死亡。《希伯来圣经》中的上帝吩咐道：“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诗人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高呼：“奋起、奋起，抓住那一缕即将熄灭的光。”长寿是人生最大的福气。

遍及全球的长寿之福

你认为当今世界的平均寿命是多少？要知道，世界的平均水平受到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制约。在这些国家，饥饿和疾病导致了大量的人口过早死亡，尤其是婴幼儿死亡，这使得在计算平均值时不得不加上许多个零。

在2015年，这个答案是71.4岁。 这和你的猜想相差多大？在最近一次调查中，汉斯·罗斯林发现，只有不到1/4的瑞典人认为有这么高，这一结果与“无知项目”（Ignorance Project）针对寿命、读写能力和贫困等问题所进行的跨国民意调查基本相符。“无知项目”的标志是一只黑猩猩，因为罗斯林解释道：“即便我把问题的选项写在香蕉上，让动物园里的黑猩猩从中选出正确的答案，它们都会比受访者做得更好。”事实上，这些受访者中包括许多研究世界健康问题的学生和教授，与其说他们是愚昧无知，还不如说是过于悲观。

图5-1引自马克斯·罗泽的“几个世纪以来的预期寿命”相关报告，它展现了人类平均寿命的历史变化。在曲线的开端，也就是18世纪中叶，欧洲和美洲的预期寿命大概为35岁左右，而且在之前有据可查的225年里都一直如此。 整个世界的预期寿命为29岁，人类大部分历史时期的预期寿命大致都是如此。狩猎采集时代的预期寿命约为32.5岁，在农耕社会的开端，由于食用淀粉类食物以及人畜、人人之间的疾病传播，预期寿命可能有所下降，随后在青铜时代回升到30岁出头，并保持数千年不变，只在个别时期或地域出现过小范围的波动。 我们可以将这个历史阶段称为“马尔萨斯时代”。在这个时代，农业或卫生条件所取得的任何进步都被随之而来的人口膨胀迅速抵消。当然，用“时代”一词来指代99.9%的人类历史，不免有些古怪。

资料来源： Our World in Data ，Roser 2016n。其中2000年之前的数据基于Riley 2005。此后的数据基于世界卫生组织与世界银行，并根据马克斯·罗泽提供的数据做了更新。

然而从19世纪起，世界开始了一场“大逃离”（the Great Escape），这是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发明的术语，意指人类从贫穷、疾病和过早死亡的宿命中解脱出来。人类预期寿命开始提高，并在20世纪加速上扬，而且丝毫没有减缓的迹象。正如经济史学家约翰·努尔贝里（Johan Norberg）所说，我们习惯地认为“每长大一岁，就离死亡近了一年，但在20世纪，一个人每长大一岁，离死亡只近了7个月”。令人激动的是，长寿之福遍及整个人类，包括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它们的增长步伐比富裕国家更为迅速。“肯尼亚人的预期寿命在2003—2013年间提高了将近10岁。”努尔贝里写道，“在历经了10年的生活、欢爱和奋斗之后，肯尼亚人的余生之年并没有减少一分。每个人都增长了10岁，但死亡却没有因此更近一步。”

在“大逃离”开始之初，一些幸运的国家得以捷足先登，从而遥遥领先，然而随着其他国家的追赶，预期寿命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在1800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预期寿命超过40岁，到1950年，欧洲和美洲的预期寿命已增至60岁左右，远远高于非洲和亚洲。但从那时开始，亚洲的增长速度飙升至欧洲的2倍，非洲则是欧洲的1.5倍。今天，一个非洲人可以活到与20世纪50年代的美洲人或30年代的欧洲人相同的年纪。如果不是艾滋病的影响，非洲的预期寿命会更长一些。在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成功控制局面之前，艾滋病的蔓延导致非洲的预期寿命坠入一个可怕的低谷。

艾滋病所导致的下降提醒我们，进步不是一部自动扶梯，能够一往无前地提高世界各地所有人的幸福。这只有魔法才能做到，而进步并非魔法的结果，而是解决问题的结果。问题总是不可避免，人类的某些群体或地区有时会遭受可怕的挫折。除了非洲艾滋病的施虐外，1918—1919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导致全球青年人口下降，21世纪初，同样的流感也造成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非西班牙裔中年白人总数减少。 这都使预期寿命出现过倒退。但问题总是可以解决，在其他每一次有关西方人口的统计数据中，预期寿命都在上升。这一事实表明，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也同样存在。

婴幼儿死亡率的下降是平均寿命大幅提升的主要原因。这既因为儿童容易夭折，也因为与死于60岁的人相比，儿童的死亡会将平均值拉低许多。图5-2展示了启蒙时代以来5个国家的儿童死亡率的变化情况，这些变化大致可以代表它们所在的大陆。

资料来源： Our World in Data ，Roser 2016a，数据基于UN Child Mortality estimates和 Human Mortality Database 。

图的纵坐标代表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的确，直到19世纪，即便在当时的富有国家瑞典，仍有25%～33%的儿童在5岁生日之前就夭折了，而且在某些年份里，死亡的人数更是接近一半。这似乎是人类历史的一种标准状态：在狩猎采集时代，20%的孩子在出生头一年就会夭折，而几乎有一半的人活不到成年。 20世纪之前出现的尖峰并不是数据噪声，它反映了生命的危险性：随便一场瘟疫、战争或者饥荒，都会敲开死亡的大门。即便条件优渥也避免不了悲剧的发生：查尔斯·达尔文失去了两个襁褓中的孩子，他心爱的女儿安妮（Annie）也在10岁时病逝。

此后便如同奇迹发生一般。发达国家的儿童死亡率，降到了百分之几乃至零点几，而且这一趋势逐渐向世界扩散。安格斯·迪顿在2013年指出：“今天，没有哪个国家的婴幼儿死亡率高于1950年。” 从20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的201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儿童死亡率从25%左右降到10%以下，世界儿童死亡率也从18%降至4%。当然，这个数字还是很高，但只要继续努力，一如既往地改善世界健康状况，数字一定还会下降。

请记住这些数字背后的两个事实。一个事实与人口有关：孩子存活的概率越大，父母生育孩子的数量也就越少，因为他们不需要通过大量生育来抵消老来无子的风险。因此不必担心拯救儿童的生命会引发“人口爆炸”（这一担心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生态恐慌，从而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要求减少医疗保健的呼吁），恰恰相反，儿童死亡率的下降消解了这种危机。

另一个事实与个人有关。失去孩子是人生最为痛苦的经历，请想象一下这种经历，然后再重复想象100万次。100万这个数字仅仅是2017年免于夭折的儿童总数的25%，这些孩子如果出生于15年前，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在此基础上乘以200，这大概是儿童死亡率开始下降以来所有幸免夭折的儿童数量。图5-2这样的曲线展示了人类福祉的胜利，而这场胜利的辉煌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

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人类即将取得另一场胜利，破除大自然所施加的一个诅咒——产妇分娩死亡。在《希伯来圣经》中，上帝告诉夏娃：“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直到最近，还有大约1%的母亲会在分娩过程中丧命；一个世纪以前，一个美国女性怀上孩子，就像现在罹患乳腺癌一样危险。 图5-3展示了1751年以来4个国家产妇死亡率的变化轨迹，这4个国家的情况大致可以代表它们所处的地区。

从18世纪末开始，欧洲的产妇死亡率从1.2%骤降到0.004%。这种下降趋势也延伸至世界其他地区，包括最贫穷的国家，那里的死亡率下降得更快，尽管它们起步更晚，时间更短。在短短25年里，整个世界的产妇死亡率几乎下降了一半，一直降到现在的0.2%左右，这大约是瑞典1941年的水平。

资料来源： Our World in Data ，Roser 2016p，部分数据由克劳迪娅·汉森（Claudia Hanson）提供，见 Gapminder 。

你可能想知道，图5-1中的寿命增长趋势是否仅仅是儿童死亡率下降的结果。我们是真的活得更久了，还是仅仅因为有更多的婴儿存活了下来？在19世纪以前，一个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约为30岁，但这并不是说每个人在30岁生日时都会自动断气。儿童的大量死亡拉低了平均寿命，抵消了高寿之人所带来的利好，而每个社会都有大批的老年人存在。在《圣经》时代，人一生的年龄据说是70岁，而苏格拉底也正是在这个年纪（公元前399年）被一杯毒汁提前结束了生命，而未能寿终正寝。大多数狩猎采集部落都有许多年过七旬的老人，甚至还有人活到80岁。尽管哈扎部落女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是32.5岁，但如果她能活到45岁，就很有可能再活21年。

因此，我们这些躲过了出生死亡和童年夭折的当代人，是否会比早期时代的幸存者活得更久一些？答案是肯定的。图5-4展示了过去三个世纪以来不同年龄阶段（从出生至70岁）英国人的预期寿命。

资料来源： Our World in Data ，Roser 2016n。1845年之前的数据限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出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Clio Infra 数据库，van Zanden et al. 2014。1845年之后的数据以10年为间隔，出自 Human Mortality Database 。

库兹韦尔的预言

不管你年纪多大，你都将比几十年或者几个世纪前的同龄人活得更久。在1845年，一个英国婴儿在度过了出生头一年的危险期后可以活到47岁，如果是1905年，则可以活到57岁，1955年是72岁，2011年是81岁。同样，在1845年，一个30岁的英国人可以再活33年，如果是1905年，则可以再活36年，1955年可以再活43年，2011年可以再活52年。如果苏格拉底在1905年被无罪释放，他还可以再活9年；如果1955年被释放，可以再活10年；2011年被释放，还可以再活16年。一位生活于1845年的八旬老人还有5年的寿命，而2011年的八旬老人则还可以再活9年。

世界各地都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尽管目前为止增长幅度没有那么大。例如在1950年，一个10岁的埃塞俄比亚人的预期寿命是44岁，而现在则可以活到61岁。经济学家斯蒂芬·拉德列特（Steven Radelet）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成就。世界上无数人的基本福祉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而且，我们并不会躺在摇椅中度过这些额外的岁月。当然，你活得越久，你的老年时光就越长，因此难免遭受病痛的侵袭。但人类的身体既然能更好地抵抗死亡的进攻，同样也能更好地防御疾病、伤害和劳损的侵扰。随着寿命的延长，我们的活力也在不断延展，虽然二者无法完全对等。一个名为“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的研究项目正试图测量出人类活力的提高状况。他们不仅统计出291种疾病和残疾所导致的死亡数量，还按照每种疾病或残疾对生命质量的影响程度进行加权，计算出这些死者所损失的健康寿命年。该项目的评估结果为：1990年的世界平均预期寿命为64.5岁，其中健康寿命为56.8年。根据报告中发达国家2010年的评估数据，20年后，人们的预期寿命增加了4.7年，其中健康寿命为3.8年。 这些数字表明，现代人的健康寿命比他们祖先的无论健康与否的整个寿命还要长。对许多人来说，寿命延长所带来的最大恐惧是痴呆症，但另一个惊喜已经摆在我们眼前：2000—2012年间，65岁以上的美国人罹患痴呆的比例下降了1/4，平均诊断年龄也从80.7岁上升到82.4岁。

好消息还不止这一些。图5-4中的各条曲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生命线，由命运女神负责编织、丈量并最终剪断。相反，它们是依据当前人口动态统计资料而做出的推测，并假设医学知识一直停留在当前水平。当然，没有谁会相信这种假设，但别无选择，因为我们无法准确预知未来的医学进步。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你的寿命将比纵坐标上的数字要高，而且可能高出许多。

人们总爱抱怨一切。随着生物医学的突飞猛进，人们有望活得更久、更健康，但在2001年，乔治·W.布什总统设立了一个生物伦理委员会，以应对所谓迫在眉睫的威胁。 委员会主席莱昂·卡斯（Leon Kass）既是一名医生，也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宣称，“企图延长青春是一种幼稚可笑且极其自恋的想法，与我们对子孙后代的热爱背道而驰”，本将添加到他人身上的寿命是不值得过的。“职业网球手真的会喜欢再多打25%场网球吗？”他问道。对这个问题，恐怕大多数人愿意由自己来决定。即便他说得没错，“死亡为生命赋予意义”，但长寿不等于长生不老。 专家所断言的寿命极限被一再打破（通常在他们得出结论的5年之后），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人类的寿命是否会无限提高，直到彻底挣脱死亡的束缚？ 这个世界是否会被一群几百岁的老顽固所统治，他们抵制90岁的“新生代”所主张的各种变革，甚至干脆禁止生育，以避免麻烦？

硅谷中的一些梦想家正试图让这样的世界变为现实。 他们所资助的研究机构并不满足于通过对疾病的各个击破来延缓死亡，而是力图通过反向工程，逆转生命的老化过程，由此将身体硬件升级为完美版本。他们希望，这样做的结果会使人类的寿命延长50年、100年甚至1 000年。在2005年畅销书《奇点临近》（ The Singularity Is Near ）中，发明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预测：随着遗传学、纳米技术（例如纳米机器人可以在血管中四处游弋，从内部修复我们的身体）以及人工智能（它不仅能帮人类找到永生的方法，还能自我学习，无限地提高自身的智能）的发展，人类将在2045年实现永生。

斯坦定律＋戴维斯推论

对医学杂志的读者和其他怀疑者来说，永生的前途则是另一番景象。的确有不少值得庆祝的渐进式改善，例如在过去的25年里，癌症的死亡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仅在美国，就有100万人因此存活下来。 但还有更多的东西让我们失望：作用与安慰剂无异的神奇药物、副作用比疾病危害更大的治疗方法，以及在荟萃分析面前土崩瓦解的各种宣传疗效。今天的医学发展更像是反复努力但又反复失败的西西弗斯 ，无法临近光明的奇点。

由于缺乏预言的天赋，没有人能确定科学家是否能找到医治死亡的方法，但是进化和熵决定了这不太可能发生。衰老已经烙进了基因组的每个组织层面，因为自然选择所偏爱的，是那些在年轻时活力旺盛的基因，而并非那些使我们活得更为长久的基因。这种偏爱缘于时间的不对称性：在一个充满风险的世界，我们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被突发事件所击倒，例如闪电或者山崩，这消解了造价昂贵的长寿基因所能带来的利益。如果要实现永生，生物学家将不得不对成千上万的基因和分子途径进行重组，这些单个的基因或分子途径对长寿的影响非常微小，而且作用并不确定。

此外，即便医学技术将我们打造成金刚不坏之身，它也无法阻挡熵的侵蚀。正如物理学家彼得·霍夫曼（Peter Hoffman）所说：“生命依靠生物学原理，与物理学展开殊死搏斗。”剧烈运动的分子不断撞击细胞机制，其中便包括可以纠正错误、修复损伤，并以此延缓熵增的细胞机制。随着各种损害控制系统遭受越来越多的损伤，崩溃的风险指数式增长，并迟早会压垮生物医学所提供的任何保护，因为这些保护只能应对癌症和器官衰竭等常规风险。

人类与死亡进行了无数个世纪的搏斗，这场战役最终会有怎样的结果？在我看来，最佳的预测是“斯坦定律”（Stein's Law）：“如果事情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它就会停下来。”——再加上“戴维斯推论”（Davies's Corollary）作为修正：“或许事情不能一直持续下去，但它持续的里程却会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UD3OBm4NSTc86JgF8/uV9SJK+oqO2wb15Blm2UV2/fHo6bDLKYeIzipvBgFbkZ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