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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一位独居的来访者进行了多年心理咨询
，他的孤立不止体现在居住状况上。他和家人的关系很淡漠，两个女儿都已经出国，和他少有联系。妻子已于多年前去世，他除了关系疏远的父亲和姐姐就没有其他亲戚了。在向我咨询的10多年里，他唯一努力建立的是和新伴侣的关系，但这段关系也因为伴侣在车祸中丧生而不幸终止。
刚开始咨询时，我们的对话很尴尬。他对社交互动中的微妙之处并不敏感，言谈举止都缺乏社交老手那种舞蹈般的协调节奏。他小时候经受了父母的严重忽视和刻意否定。他的父亲很少在家，既不在乎家人又有施虐倾向，而他的母亲长期酗酒。他在学校里也一直被折磨和骚扰，从未遇到过真正关注他的老师。这些经历让他一直偏抑郁，或者至少放大了先天的抑郁倾向。因此，当他感到在对话中被误解或者被突然打断时就会变得言语生硬、情绪波动大且易怒。这样的反应导致他在成年后，尤其是在工作中也持续被别人欺凌。
但我很快注意到，如果我大多数时候都保持沉默，我们的咨询就会进行得很顺利。他会每周或每两周见我一次，跟我讲述过去一周或两周里的遭遇和困扰。在一个小时的谈话里，如果我前面50分钟都保持安静、认真聆听，那么剩下的10分钟里我们就能以相对正常和有来有往的方式交谈。忍住不说话对我来说并不容易，但是在为他咨询的10多年里我逐渐学会了保持沉默。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注意到他讨论负面问题的时间变少了。我们的对话，或者说他的独白，通常都以他的抱怨开始，而且很少涉及其他问题。但他在咨询之外做了许多努力，结交朋友、参加音乐节之类的艺术活动，也重拾了荒废已久的作曲和吉他演奏。在有了更多社交之后，他也开始对自己提到的问题有了更多的解决方案，同时会在咨询的后半段分享更多生活中的积极体验。这个过程虽然缓慢，但一直在持续。他一开始见我时，无论在咖啡店还是任何公共场合，都没法像正常人一样交流，总是陷入沉默。当我们最终结束咨询时，他已经可以在一小群观众面前朗读自己的原创诗歌了，甚至还尝试了去讲脱口秀。
这位来访者的故事在个人和实践层面都是典范，指出了一个我在自己超过20年的心理咨询工作中逐步意识到的事实：人们需要持续的人际沟通来维持心智的秩序。
我们需要通过思考来厘清问题，而交谈是首要的思考方式。
我们需要讨论过去，这样才能区分哪些是琐碎或者过分夸大的困扰，哪些又是真正重要的体验。我们需要讨论当下的本质和未来的计划，这样才能知道我们在哪里、要去哪里，以及为什么要去那儿。我们需要让他人了解和判断我们构想的策略方法，这样才能保证其效率和韧性。我们也需要一边表达一边观察自己，这样就能把模糊的身体反应、动机和情绪变得清晰有序，摈弃那些夸大和非理性的担忧。我们需要交谈，既为了记住也为了忘记。
我的这位来访者非常迫切地需要有人聆听他，也需要充分加入其他更大、更复杂的社会群体当中。他在咨询时和我一起计划了这些事情，然后独自去生活中将它实现。曾经的孤独和糟糕境遇会让他轻视人际互动和关系的价值，如果他真的就此放任自流，之后就会很难重建自己的健康和幸福。幸好，他学会了联结，拥抱了世界。
伟大的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尔·荣格指出，心智健康是个体心理的特征。他们认为，人的调适水平取决于人内在的各个子人格是否得到恰当的整合与平衡的表达。本我（id）
是心理的本能部分；超我（superego）是内化的社会秩序，有时具有压迫性；自我（ego）是人格的本体，挤在本我和超我这两个不可或缺的暴君之间。弗洛伊德是最早提出这个体系的人，他认为每个部分都有其特别的功能。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互动就像现代政府里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的关系一样。荣格虽然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却从不同的角度解析了心理的复杂性。他认为个体必须要在阴影（人格的阴暗面）、阿尼玛或阿尼姆斯（人格中通常被压抑的异性面）和自我（内在的理想化存在）之间找到合适的位置。无论从弗洛伊德还是荣格的体系来看，这些部分的共性在任何环境中都存在于人的内在。但人是社会性动物的优秀代表，所以外在的社会性世界里也蕴藏着丰富的智慧和指导思想。当我们可以在新领域里依赖他人努力树立的路标来确认方向时，为什么还要靠自己有限的资源来记路呢？弗洛伊德和荣格都强烈地关注个体的自主心理，而忽视了社群在维护个人心理健康中的角色。
因此，每当我开始接待新的来访者时，都会从几个与社会生活高度相关的维度来评估他们的情况：他们接受的教育是否跟得上其智识能力和目标？他们的业余时间是否过得精彩、有意义和有价值？他们是否对未来进行了清晰可行的规划？他们以及身边的人是否正经受着严重的健康或者经济问题？他们是否有朋友和社会生活？他们有没有稳定幸福的亲密关系？他们有没有紧密健康的家庭关系？他们有没有工作或者事业可以提供充足的收入、稳定感、满足感和机遇？如果这些问题里有超过三个以上的答案是否定的，我就会认定来访者与人际世界的融入是不充分的，也因此面临着心理状况恶化的风险。每个人的存在都不是基于纯粹的个体意识，而是和他人共存的。如果一个人对待他人的方式可以保持最低限度的适当性，那么哪怕他自己有点问题也无妨。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将自己的心智健康问题外包出去了。
人们之所以能保持精神健康，不仅因为他们心智完整，也因为他们被身边的人不断提示着应该如何思考和处世。
言行恰当的标准非常明确，当你开始偏离标准时，人们就会做出反应，在问题变得太过严重之前，通过哄劝、嘲笑、敲打和批评来让你恢复原样。他们可能会皱起眉头，可能会微笑或者板着脸，也可能会选择关注或者忽视你。换句话说，如果人们愿意和你相处，他们就会持续地提示你不要乱来，要求你拿出最好的表现。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观察、聆听并且恰当地回应这些提示，也许这就足以让你保持积极向上了。因此，哪怕社交经常带来焦虑和挫败，你也有足够的理由去向往沉浸于他人的世界，无论是家人、朋友还是敌人。
但是在哪些社交行为可以支撑心理稳定性的问题上，人们是如何达成广泛共识的呢？人心如此复杂多变，要达成共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该追求这个还是那个？”“这部分工作的价值和其他部分如何比较？”“谁的能力更强、更有创造力和主见，配得上拥有权力？”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个人行为准则以及合作与竞争进行大量商讨。我们珍视和在意的事物被写入社会契约当中，融入对服从与违背的赏罚里，提示人们什么是最重要的，该关注什么，该追求什么。遵守这些提示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带来心智健康，而且是每个人从生命早期开始就必须要做的事情。如果没有社会关系的调节，人们就很难调整好自己的内心，也会被世界压垮。
我幸运地在2017年8月有了一个外孙女，她的名字叫伊丽莎白·斯嘉丽·彼得森·科里科娃。我一直很关注她的成长，并努力理解和配合她的想法。她在一岁半时会有各种让人忍俊不禁的行为，比如被戳到的时候咯咯地笑、击掌、顶脑袋、蹭鼻子。但在我看来，她这个年纪最值得关注的动作是指向。
她发现了自己食指的存在，然后用它来指认所有她认为有意思的事物。她对此乐此不疲，尤其是在自己的指向引来身边大人的关注时。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她的行为和意图是重要的，至少可以理解为一种迫使他人关注的行为倾向。她对这个行为的喜欢毫不令人意外。我们在个人、社会和经济层面都在努力争夺注意力，注意力的价值比任何货币都大，而失去了它，儿童、成人和社会都会枯萎。让他人关注到你在意或感兴趣的事物能确认两件事：第一，是你关注的事情的重要性。第二，也是更为关键的一点，是确认你的个体意识得到了尊重，你也是集体世界的贡献者。指向行为也是语言发展的重要前提。找到词语命名某种事物，本质上就是指向它，将它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为个人或社会所用。
我的外孙女总是夸张地指向事物，在伸手的同时立刻观察身边人的反应。指着没人在意的事物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当她把食指指向某个她感兴趣的东西时，会立刻环顾四周看看别人是否也有兴趣。年幼的她由此学会了重要的一课：如果你与他人交流的事物不能吸引人，那么你交流的价值，甚至是你存在的价值都可能为零。通过这样的方式，她开始深入地探索家庭和更广泛社会里复杂的价值体系。
斯嘉丽正在学说话，这也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指向和探索形式。每个词语都有所指向，同时会简化或者概括事物。命名一个事物不仅让它从无数可以命名的事物当中脱颖而出，同时也将它与许多其他现象组合或归类，从而明确它的广泛用途和价值。我们会用“地板”这个词去描述所有不同类型的地板，比如混凝土、木头、泥土或玻璃地板，更不用说脚下无数种颜色、材质和色调的地板了。这是一种低分辨率的描述方式，只要它能支撑我们在上面行走，并且位于建筑物内部，那么它就是地板，这么说就足够准确了。这个词将地板和墙壁区分开来，同时又简化了这个概念的多样性，涵盖所有平坦、稳定和可行走的室内表面。
人们使用的词汇在主观层面是构建经验的工具，同时也是由社会选定的。当所有人都认为地板是个足够重要的概念时，人们才会为之指定一个词语。
命名事物以及就名字本身达成共识，都是将无限复杂的现象和物理世界简化成功能性的价值世界的过程。要进行这种简化和精确化，就必须和社会制度不断互动。
社会帮人们精简和界定这个世界，标出重要的事物，但“重要”是指什么呢？又如何判定什么是重要的呢？个体是由社会塑造的，而社会制度也被参与其中的个体所影响。人们必须满足自己生活的基本需求，离不开食物、水、清洁的空气和住所，同时还存在一些更隐性的需求，如陪伴、玩耍、触摸和亲密，这些都是生理和心理上的必需品。人们需要在世界上标记和利用能满足这些需求的元素，而人的社会性又给这个过程进一步增加了难度。没人能够独自生活，所以一个人满足自己生理和心理需求的方式也必须是可以被他人接受的，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的方案在社会关系层面应当行得通。
有效可行的解决方案会被哪些因素局限，是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第一，如之前所说，一个方案必须能够解决某个实际问题。第二，相比其他竞争方案，它要足够吸引人，否则就会招致不合作和反对。确立个体衡量价值的方式时需要考虑他人的利益，不能只考虑怎么对自己好。但这还不够，我们在如何感知世界和采取行动方面还面临着更多制约。个体评估世界的方式必须对自己、家人以及社会都适用，而且当下的效用不能以明天、下周、下个月、明年或者更长远的未来为代价，简单来说就要兼顾其可持续性。
这些普遍存在的制约将复杂的世界简化为一个可以大致被广泛理解的价值体系。这一点异常重要，因为问题有无限多，潜在的解决方案也有无限多，但能在实际操作、心理和社会层面行得通的方案的数量相对有限。这种有限性暗示着某种自然伦理的存在，它虽然是可变的，但也像人类语言一样在多样性背后存在着普遍的根基。由于这种自然伦理的存在，对社会制度的轻率否定是一个危险的错误。因为社会制度在解决生命延续的问题中不断进化，这些制度绝非完美，而让它们更加完善也是个非常棘手的挑战。
因此，人们需要将世界的复杂性缩略为一个单一的点，这样才能在行动的同时考虑到自己和他人的未来。这要如何做到呢？要沟通和商讨，并将极度复杂的认知问题外包给外部世界。所有的社会成员都通过语言来合作和竞争。当然，语言并不是合作和竞争的唯一途径。语言由人们共同创造，其使用方式需要被所有人接受。
帮助人们划定世界的语言框架是由社会构建的价值决定的，也同时被现实的残酷性所约束。
这一框架会使社会价值的形态处于清晰、实用和有建设性的等级化形态而非任意形态。
人们只有完成了一些重要任务之后，才能避免死于饥渴、危险或者孤立。完成这些任务需要明确的计划和充分的能力，计划的执行也需要在他人的合作下进行，哪怕他人也会和你竞争。同时，人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会有高下之分，问题也会多种多样，而这必然会导致基于目标实现能力的等级制度的产生。这种制度实质上就是社会为了成功完成必要的任务而创造的工具，作为一种必需的存在，它也让进步与和平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