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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很早受到影响，我一夜之间成了“狗崽子”。记得生活区一位工人，他经常做好事，助人为乐，被称为“雷锋式的好干部”，从前我一见到他就喊“好干部”，他也会满脸微笑，摸摸我的头，或者把我抱起来。但某一天早晨，突然一切都变了。我去上学，又见到那位叔叔，就喊着“好干部”扑过去，没想到他一把将我推开，嘴里还说着：“去去去！”
接着，学校也出了问题。红小兵，红卫兵，都没有我的份儿。记得我一位同班同学，从小学到中学，他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经常到彼此家里去玩儿，在家里吃饭。有一天，他爸妈突然不让我进他家门，因为他根红苗正，我们阶级背景不同，要划清界限。从此他开始一天天冷淡我，后来他当上红卫兵中队长，每天穿着一套军装，带着红袖标，拿着一杆红缨枪，在学校门口站岗，我走过去时，他像不认识我一样，板着脸，目视前方！此生我永远都记着他那副表情，想当初我们一起玩耍时，是何等轻松愉快啊！现在怎么了？以后只要他在那个门口站岗，我会绕到别的门口入校，还会远远望一眼他那站得笔直的身影。可是有一天，他的爸爸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从此他消失了，据说父母劳改，没人管他，只好将他送回老家。
那时我爸妈去了牛棚，哥姐下乡，只有我与二姐在家。二姐十五岁，上高中，还要给我做饭。有时我饿极了，二姐回来我就哭着埋怨她。当时二姐也入不了红卫兵，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二姐心眼实，文章和字写得好，做事很努力。我记得有一年除夕夜，“最高指示传下来”，二姐又被叫去挨家挨户宣传。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坐在灯下看书。邻居家的叔叔是造反派头头，但他们家人很好，回民，对我们一直客客气气。那天晚上，他们家吃团圆饭，那位阿姨看我吃不上饭，就送来一小碗羊肉馅饺子，我几口吞下去，肉蛋的馅，太香了。半夜妈妈从五七干校回来，她惦记我们，一看这景象眼圈都红了。可是二姐还没回来，妈妈拉着我，到二姐的学校去找人。那时“破四旧”，街上没有一点过年的气氛，路灯昏暗，静悄悄的。妈妈害怕，就拿起一根棍子，我说别害怕，我是男的，但那时我只有十二岁。学校没有人，我们又去二姐同学家敲门，就这样折腾到快天亮。
我在学校也受歧视。一次分座位，说我连红卫兵都不是，没人愿意挨着我坐。我当时气哭了，拒绝独坐，老师说那你就到前面站着，我整整站了三天，没人理我。此时我开始有了反叛情绪，怎么反叛？逃学。那时妈妈已经从牛棚放回家，我每天早晨背着书包出门，就去黄土山捉蛐蛐。直到老师派两个小女生来告状，妈妈才发现我逃学。她批评我，我不听，还让小兄弟扔石头打那两个女生。有一天早晨，妈妈突然跪下，满眼流泪说：“小四，再难受也要上学，不然你将来怎么做人啊？”当时我吓坏了，也跪下来，从此再没逃学。
后来我们全家被迁到农村。爸妈还是经常挨批斗，我的反叛也由逃避变为对抗。有一次老师正在上课，我骑着自行车被同学推进教室，车被学校没收了，从此出了名。但学习成绩还很好，上课专门挑老师毛病。语文老师是一位中年男士，面色黝黑。有一次上课，同学们看到他脸上有一道挠痕，就在下面议论纷纷，与语文老师同村的一个男生说，他老婆很厉害，一吵架就要挠他的脸。我们正谈得兴起，老师黑着脸走过来，一顿臭骂，把我们都赶出教室。
还有一次，语文老师讲课文《我的一张大字报》，他深情朗读：“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他把“啊”读作“he”第四声，我当即接话：“哪有你那么读的啊？人家夏青……”老师气得脸色灰黑，大喊一声：“滚！”我就像小明一样滚出教室，上山玩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