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很早受到影响,我一夜之间成了“狗崽子”。记得生活区一位工人,他经常做好事,助人为乐,被称为“雷锋式的好干部”,从前我一见到他就喊“好干部”,他也会满脸微笑,摸摸我的头,或者把我抱起来。但某一天早晨,突然一切都变了。我去上学,又见到那位叔叔,就喊着“好干部”扑过去,没想到他一把将我推开,嘴里还说着:“去去去!”
接着,学校也出了问题。红小兵,红卫兵,都没有我的份儿。记得我一位同班同学,从小学到中学,他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经常到彼此家里去玩儿,在家里吃饭。有一天,他爸妈突然不让我进他家门,因为他根红苗正,我们阶级背景不同,要划清界限。从此他开始一天天冷淡我,后来他当上红卫兵中队长,每天穿着一套军装,带着红袖标,拿着一杆红缨枪,在学校门口站岗,我走过去时,他像不认识我一样,板着脸,目视前方!此生我永远都记着他那副表情,想当初我们一起玩耍时,是何等轻松愉快啊!现在怎么了?以后只要他在那个门口站岗,我会绕到别的门口入校,还会远远望一眼他那站得笔直的身影。可是有一天,他的爸爸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从此他消失了,据说父母劳改,没人管他,只好将他送回老家。
那时我爸妈去了牛棚,哥姐下乡,只有我与二姐在家。二姐十五岁,上高中,还要给我做饭。有时我饿极了,二姐回来我就哭着埋怨她。当时二姐也入不了红卫兵,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二姐心眼实,文章和字写得好,做事很努力。我记得有一年除夕夜,“最高指示传下来”,二姐又被叫去挨家挨户宣传。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坐在灯下看书。邻居家的叔叔是造反派头头,但他们家人很好,回民,对我们一直客客气气。那天晚上,他们家吃团圆饭,那位阿姨看我吃不上饭,就送来一小碗羊肉馅饺子,我几口吞下去,肉蛋的馅,太香了。半夜妈妈从五七干校回来,她惦记我们,一看这景象眼圈都红了。可是二姐还没回来,妈妈拉着我,到二姐的学校去找人。那时“破四旧”,街上没有一点过年的气氛,路灯昏暗,静悄悄的。妈妈害怕,就拿起一根棍子,我说别害怕,我是男的,但那时我只有十二岁。学校没有人,我们又去二姐同学家敲门,就这样折腾到快天亮。
我在学校也受歧视。一次分座位,说我连红卫兵都不是,没人愿意挨着我坐。我当时气哭了,拒绝独坐,老师说那你就到前面站着,我整整站了三天,没人理我。此时我开始有了反叛情绪,怎么反叛?逃学。那时妈妈已经从牛棚放回家,我每天早晨背着书包出门,就去黄土山捉蛐蛐。直到老师派两个小女生来告状,妈妈才发现我逃学。她批评我,我不听,还让小兄弟扔石头打那两个女生。有一天早晨,妈妈突然跪下,满眼流泪说:“小四,再难受也要上学,不然你将来怎么做人啊?”当时我吓坏了,也跪下来,从此再没逃学。
后来我们全家被迁到农村。爸妈还是经常挨批斗,我的反叛也由逃避变为对抗。有一次老师正在上课,我骑着自行车被同学推进教室,车被学校没收了,从此出了名。但学习成绩还很好,上课专门挑老师毛病。语文老师是一位中年男士,面色黝黑。有一次上课,同学们看到他脸上有一道挠痕,就在下面议论纷纷,与语文老师同村的一个男生说,他老婆很厉害,一吵架就要挠他的脸。我们正谈得兴起,老师黑着脸走过来,一顿臭骂,把我们都赶出教室。
还有一次,语文老师讲课文《我的一张大字报》,他深情朗读:“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他把“啊”读作“he”第四声,我当即接话:“哪有你那么读的啊?人家夏青……”老师气得脸色灰黑,大喊一声:“滚!”我就像小明一样滚出教室,上山玩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