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属猴，今年是本命年。许多朋友劝我，身上要着红色，否则不吉利，对此我一直不大在意。如果不计出生那年，我已经度过了五个本命年。回忆一下，我哪年挂过红色呢？
一九六八年，我的第一个本命年。那时“文化大革命”已入高潮，“打倒封资修”口号震天响，谁还敢提十二属相？至于身上挂红的习俗，我更是闻所未闻。由此种下我的观念，不大恐惧那些禁忌。但在那一年，我还是记得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我家四个孩子，大姐在读高中，大哥在读初中，他们都不能再读书了，要被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天妈妈带我去给哥姐送行，中学操场上挤满了人，开始我还很害羞，躲在妈妈身后，哥姐抱起我亲一亲，就登上大卡车。车一开动，我蹲在那里号啕大哭，妈妈含着泪，赶紧拽起我向校外走去。哥姐年龄大我许多，我从小懦弱，他们是我的保护神，我的精神支柱。现在他们走了，我感到天空坍塌了一半。我记得前一天晚上，爸爸还鼓励哥姐说：“咬得菜根，百事可为。”但妈妈的眼里，一直含着泪。两年后我们全家都被迁到农村，妈妈还是把哥姐聚拢过来，她说孩子在眼皮底下，即使苦一些，她也心安。
一九八〇年，我的第二个本命年。此时我作为七七级大学生，正在师范大学数学系读大三。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从没想到过“辟邪”一类事情。唯一的不快是那年年初，我的数学分析没考好，只得到六十几分，没得优等。我是一个极度要强的人，为了这件事情，十几年后我还做过噩梦，梦见我又去参加数学考试，试卷一打开，什么求极限、微积分、实变函数，竟然全忘了。那位给我六十分的老师站在那里，满脸蔑视的表情。说实话，当时教过我的数学老师有几十位，如今我能记清楚的，只有这位扣分者，我对这位老师由不满到愧疚，他使我一生做事，不敢再有一丝松懈。
一九九二年，我的第三个本命年。此时是我做辽宁教育出版社（简称辽教社）副社长第六个年头，上级领导通知我，让我去辽西地区扶贫一年，手头的出版工作都要放下。当时我编书已经初见起色，有名的书如“世界数学命题欣赏丛书”“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和“国学丛书”。最让我难过的是在这一年年初，“国学丛书”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新书发布会，当时我只能坐在农村工作队的炕头上，从央视新闻联播中看到那一段盛况。说实话，在家人的关照下，这一届本命年，我人生第一次挂红，系上一条棕红色的皮带。起没起作用呢？不知道。但我暗自努力，在这一年中，将一部二十几万字的著作《数术探秘——数在中国古代的神秘意义》写出来，两年后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二〇〇四年，我的第四个本命年。我在前一年离开辽教社，到辽宁出版集团工作。这一年，我一本书也没编成，辽教社以往的项目却纷纷出现问题：其一，大批图书版权流失；其二，《万象》杂志转给北京工作室；其三，“幾米绘本”决定不在辽宁出版了。年初，陆灏写给沈昌文一封信，其中可见当时的境况：“我们与辽教的合作关系，似乎已到了‘鸡肋’的境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我真不知道当年领风气之先的俞社长葫芦里到底埋了什么药。”这一年，我的著作《数与数术札记》三十几万字完稿。
二〇一六年，我的第五个本命年。我一丝红不挂，心情却坦荡了许多。十二年一个生命周期，正与天地星辰相对，五次循环就满了一个花甲。回首过往，我自总结，人生蹉跎，其实事事都在个人奋斗，怕什么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