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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寿在三味书屋静心读书的时候，他家里发生了惊天变故。
公元1893年，即清光绪十九年阴历九月的一天，日头偏高时分，从北面县前街的县衙门里走出两个衙役，去马圈牵出两匹高头大马，一跃而上，威风凛凛地朝着东昌坊口走来，横冲直撞来到周家台门门口。
两个衙役，一个高瘦细长，另一个矮胖短粗，天气还不很冷，但都穿着深蓝色的皮袍子，大襟以下都没有扣上，腰间系了一根很阔的腰带，袍里的皮毛有一溜翻出，露在外面，是雪白的上等羊皮，头上戴的是红缨帽，各人手里拿着一支长长的旱烟管。骑的大马也都很阔气，瘦子骑的是棕色的，胖子骑的是黑色的，毛皮都泛着光泽，连马鞍、脚镫也都锃光瓦亮，新簇簇的。
到了周家新台门，两个衙役都下了马，把马拴在对面空地的大树干上。刚一落脚，就冲着台门大喊：“捉拿犯官周福清！”“捉拿犯官周福清！”
一时间吓得门斗里坐在两条长石凳上等荐头的乡下妇女，像炸了窝的母鸡般，一哄而散。住在周家新台门门房，专给人做荐头的单妈妈也赶紧躲进屋里，关严了门。
两个衙役径直进了大门，横着身子往里走去。穿过仪门，过了大厅，入白板门，来到过廊，又从过廊空隙拐进了桂花明堂，桂花香气并没有令衙役陶醉，反倒使他们更发了疯，破了嗓子大喊：“捉拿犯官周福清！”“捉拿犯官周福清！”
这时，周福清的次孙櫆寿、三孙松寿，连同周福清妾生的儿子周伯升，虽然比櫆寿只大一点儿，也称为升叔，都在家里。
松寿的姆娘和长妈妈听到有人在桂花明堂大喊“捉拿犯官周福清”，不禁大惊失色，连忙拉着松寿顺楼梯上到小堂前楼上。周福清的小妾，潘庶祖母吓得钻进自己屋里的床底下。櫆寿和升叔本来整天托词读书，关上厅房的门，终日在明堂里玩。正在自娱中，听见衙役的喊声，二人吓得又跑回厅房，藏进了厅堂的桌案底下。顶东头房子里住着的诚房祖父子传公公和子传奶奶也闭紧了房门。奶妈抱着四弟小椿寿躲进屋里床帐内。
松寿从楼窗口往外偷看，只见两个一瘦一胖的衙役站在楼前大喊：“捉拿犯官周福清！”“捉拿犯官周福清！”
还是祖母镇静，在楼下招呼，请他们到小堂前坐下了。
松寿伏在楼板上，从缝隙里向下张望，见衙役坐在太师椅上，一边吸着长长的旱烟管，一边稍歇一会儿就大喊一声：“捉拿犯官周福清！”还不住地抚弄着皮袍翻露在外面的一溜雪白羊皮，像是自己找乐，又像是小孩过年穿上新衣想让别人跟着观赏。
这两个衙役坐了小半天工夫，总是这个姿势，也总是这么叫喊。除了他们的声音，台门里死一般的静寂。
祖母进自己的房子，拿了两袋钱，捧到小堂前，送给两个衙役。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声音消停了，衙役走了。祖母在楼前发愣。
姆娘和长妈妈带着松寿从楼上下来，迎向站在楼下的祖母。
潘庶祖母也出来了，眼泪汪汪地望着祖母，不知所措。
藏在厅房里的升叔和櫆寿也从黄门进来，扑到祖母跟前。
子传奶奶和子传公公开了门，远远望着这一家人，目瞪口呆。
过了一会儿，在前边大厅看书、下棋的胖胖的玉田公公也来了，专在外边泡酒馆、号称“街楦”的礼房族叔衡廷，四处闲逛的“破脚骨”礼房族伯周四七都来了。
大家面面相觑，像木偶一样一动不动，说不出一句话。
台门里一片死寂。
樟寿放学回到家门口时，衙役已经走了。空地上的大树下留有一堆马粪，还冒着热气。几个闲人围在自家门口张望、议论。
樟寿紧抿嘴角，往坟墓一般死寂的家门走去。
门洞里的房门紧闭着，死一样的沉寂。绍兴人们的衣、食、住、行之中从古至今流行着“尚乌”的风情。乌毡帽、乌干菜、乌篷船，为绍兴的“三乌文化”。此外还有乌台门，这是古城最深幽的一道风景，里面隐藏着江南的精致文化与迷人风情。樟寿就在这乌色中往里走着。
出了仪门，进了大厅。樟寿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厅柱上抱对的上下联：
品节详明德性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和平。
看着这副对联，樟寿似乎更沉住了气。
穿过桂花明堂，进入黄门，忽看到家人和亲戚都呆立着，一语不发。
猛然间，姆娘扑过来搂住了他。
长妈妈走过来，叫了声：“大阿官！”
祖母也过来了，抚着他的肩膀。
二弟櫆寿，三弟松寿，连同升叔，一起过来了。
亲戚们也都望着他。
年仅十三岁的樟寿，周家兴房的长男，成了这群人的中心。
樟寿还是紧闭嘴角，原来那天真烂漫的神情消失了，只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坚忍。
姆娘搂着他，带着哭声说：“爷爷犯事了，衙役来捉拿……”
衡廷终于开了口：“听街上说，介孚公是因为在苏州府，代人科场行贿犯事的。”
又圆又胖的玉田公公捋捋唇上的八字胡说：“其实，这种事情现在很常见，介孚还是结怨太多。记得那年陈秋舫跟四七的姑姑结婚以后，住在百草园的三间头里不愿走，介孚挖苦他说：‘躲在布裙下，是没有出息的。’被他听到，立即告辞，对人说：‘今后如果不出山，就不上周家门。’后来他果然中了进士，但没有做官，当了师爷，正好在苏州府。介孚的事捅到他手里，还不趁机报复。”
子传公公接着说：“那年介孚兄在江西做知县时，俞凤冈知县曾求过亲，要介孚兄的女儿周德做他的继室，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介孚兄说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俞凤冈怀恨在心，这次派衙役来闹，就是报复。”
祖母点了点头道：“是有这回事，嗯……”像是在想什么事，往自家屋里走。
亲戚见此状，就退散了。
家里的人跟着来到祖母屋里，后房里午饭已经摆上桌了，但大家都无心吃。
祖母紧皱眉头，想了下说：“先让阿张吃。吃过饭，还得上学堂去，那里比家里安生。”
姆娘忙扶过祖母说：“偌先吃。”祖母不吃，要在一旁吸旱烟。姆娘只好拉樟寿吃饭，又招呼櫆寿、松寿、长妈妈、祖父的小妾潘庶祖母和升叔吃，然后忙给祖母装烟，点上。
祖母的旱烟管，是一支乌木细竿，很长。祖母吸了口烟说：“先让阿张在三味书屋躲几天再说。”
樟寿胡乱吃了几口饭，过来看姆娘。最揪他的心的，就是姆娘了。
姆娘也说：“赶快上学堂去，别惦记家。”
这时，旁边房子传来了四弟椿寿的大哭声，姆娘和长妈妈急忙过去看。
奶妈把小椿寿抱出来了，他圆胖的小脸哭得皱成一团，早已不见了蜜桃般的笑容，像知道家里出了大事一样……
经过了解，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光绪十九年，即1893年，樟寿的祖母九老太太去世，周福清只好带着潘姨太和次子伯升回乡奔丧，丁忧在籍。离家多年，一回来就觉得台门已经成了大杂院，周家已每况愈下，原本寄托希望的侄辈周四七等后人一个个成了烟鬼酒徒，只能败家，他着实气恼。而自己呢，补实缺才五年，如今因为母丧丁忧又去职了。这年已五十七岁，丁忧三年下来，已经六十，如何补得上缺？更是感到丧气！所以愈益性格急躁好骂人。
这一年，清朝为祝慈禧“万寿”，皇上颁旨在全国各省举行一次恩科乡试，派定已升为四品官的殷如璋为浙江主考，周锡恩为副主考。殷如璋，江苏甘泉人，是周福清的同榜进士，当时叫作“同年”。周福清作为一位太史公丁忧在籍，声望高，又与主考同年，不免要受到周家有关许多人的请托。因为每届秋闱，在浙江应试的秀才多达六七千人，录取的名额仅一百零几名。找门路，通关节，买举人，是清朝科举中的公开秘密。于是，周福清道墟的姐夫章介千等人便再三恳请周福清出来帮忙。
起初，周福清觉得不大好办。但因为自己的儿子周伯宜也要应试，出钱人付酬又高，通常买一名举人，得送主考白银一千多两，他们却情愿出两千多两。有人献计说，既然酬金高，就让殷如璋无酬录取你的儿子好了。事后，这些人还会另外有酬谢。这样，周福清磨不过，就替他们写了一封信。把出钱人所开的一万两银子期票塞进信封，于1893年8月31日带其仆人陶阿顺由绍兴启程去苏州，9月3日路过上海，9月5日晚抵达苏州停泊。
9月7日，殷如璋的官船果然也来到苏州，泊阊门码头。周福清即嘱陶阿顺先去投帖拜会，如对方不见，再投信函。
陶阿顺雇船出发，终于设法挨到了官船附近，再由船夫驾小船送他到官船边，将信递交殷如璋的当差，并声言要立等回复。而信送达时，副主考正在船上与殷如璋谈天，殷接信后搁置一旁，谈笑如常，然而副主考久坐不去。
陶阿顺系绍兴陶堰人，原为绍兴陈顺泉家佣工，因其能干，周福清特地借来带到苏州办事。然而陶虽帮工能干，对官场人事却一窍不通，他在官船边久等无回音，便急得嚷道：“似此万金干系，怎么不给收条？”内情遂遭泄露。
副主考照例拆阅信件，发觉信内有纸两张，一书凭票洋银一万元等语；一书考生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等字样，还有周福清名片一张，等等。殷如璋觉得事已无可隐瞒，便将陶阿顺发苏州府讯问。
苏州知府王仁堪提审陶阿顺，陶供出自己系受周福清派遣。王仁堪担心案情过大，株连太多，想把案情缩小。想不到苏州府的名法幕友，恰恰是周福清得罪过的周家致房仁派礼系的女婿陈秋舫。果如周家玉田公公等人所料，陈秋舫觉得这正是报复的大好机会。于是来了个执法如山，坚执不允。王仁堪只好一面电告北京吏部，一面把人证、物证押送到杭州，移交浙江臬台衙门处理。这时，浙江巡抚崧骏正在主持浙江乡试，接案后即饬臬司赵舒翘会同藩司刘树堂，督饬杭州知府陈璚亲提陶阿顺审问，查出与行贿有关的考生马家坛，即马官卷者。又查出了周福清的儿子周伯宜，随即把这两人考卷扣留，捕押解省。
周福清见事情败露，先到上海治病，然后又回到绍兴家中，让周四七住进大书房，自己躲在百草园的三间头里。俞凤冈知县趁此机会报当年求亲不成反被辱骂之仇，派衙役来闹。
后来觉得事情挨不过去，又怕县里再来骚扰，牵累家人，他就听从蒋老太太劝说，到会稽县自首投案了。因为周福清还是翰林身份，所以知县亲自登门拜访告知原委，请他坐着预备好的四人轿，抬进会稽衙门，又摆一席酒菜款待，而后派好几个差役护送到杭州。押在杭州府狱司一间专门关押官员的牢房中。
牢房中的周福清，心中鼓囊囊充塞着“怨、悔”二字。一怨姐夫章介千千不该万不该反反复复找他磨贿考信，他一再说：“这件事动不得咯！”可是介千不肯歇，非要他办不可，结果闯下滔天大祸。悔的是当时自己怎么就把握不住，硬是亲笔写了信呢？！“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嗨！白纸黑字的亲笔信在那里，反正是逃不脱了。何必蜻蜓咬尾巴——自吃自。自己只有这么一个姐夫，大丈夫做事一人承当，自己一人承担了算了！二是怨自己的儿子伯宜不争气，他要是在四年前那场本科乡试上考中了，又何必这次为他操心。说实在的，这次动心参与此事，主要还是为了儿子。这下子，“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额是挂不上了。先前听说家里祠堂的翰林匾额忽然凭空坠落，莫不是鬼神先示机缄？但自己不知儆戒，宜其及祸？后悔自己不早防此祸，当初教子不严，没有督促他早早努力，早早中举。但又想到这次儿子必受牵连，按常规是要当场扣留考卷，被捕解省的。他那样软弱的人，经受得起吗？想到这里，不禁老泪横流，觉得对不住儿子。又联想起次子伯升和潘姨太，禁不住更是心疼。周福清逢人就骂，唯独不骂他父亲周以埏、小儿子伯升及爱妾潘姨太。想起他们，泪流得更多了。三是怨佣工陶阿顺太颟顸懵懂，不省人事。怎么能在官船边大嚷：“似此万金干系，怎么不给收条？”使得内情尽泄。殷如璋接信后搁置一旁，谈笑如常，其实就是心中默许此事，待副主考离去就会办理。陶阿顺这蠢货是把本来可以办成的事搞糟了。嗨！还是后悔自己不识人，用人不当。怎么就借用了这么个“败事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