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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我留居雪地圣母院时，我所接触到的，还有另外的一面。季节已晚，寄住院内的人不很多了；不过我在修道院的公开部分倒也不嫌孤独。这一部分房舍靠近大门，楼下有一间小餐厅，楼上整个走廊边上有许多跟我所住者相似的小卧室。我糊涂地忘记了长期“隐居者”的寄宿费用；那大概是在每天三法郎至五法郎之间，我想最可能是三法郎吧。像我这样偶尔来访的客人，则不妨随缘乐助，院方绝不强求。我可以提说一下，当我离去时，米歇尔神父拒绝接受我再额外给他的二十法郎。我解释了送他这份钱的意思，可是尽管在解释之后，他出于一种奇怪的面子观念，仍不肯用自己的手接受这份钱。“我没有权力代表修道院拒绝好意，”他解释说，“但我认为最好请你交给一名修士。”
我原来因为来到时间晚了，所以单独一人用饭；但到晚饭时，我遇见了其他两个客人。一个是乡下教区神父，是从芒德附近他的任职处所走了一个上午过来的，为的是过四天隐居祈祷的生活。他的身材魁伟，带有乡下人强韧的肤色和满面皱纹；由于他啰唆地抱怨说在途中如何一路受到长袍下摆的拘束，我的想象里就出现了他的一幅生动画像：骨骼巨大，腰板挺直，穿着直褶的法衣，从热沃当地区荒凉的丘陵中大踏步走来。另一个客人是头发略见花白、体格结实的矮个子，年龄在四十五到五十岁之间，穿的是花呢上衣，配上一件针织短袄，纽孔里缀有一条红色丝带作为装饰。这是一个难以确定属类的人物。一方面，他原是一名军人，具有作战经验，曾经升任到设防市镇指挥官的地位；他还保有军队生活上某些敏捷果断的作风。另一方面，在他批准退役之后，他立即来到雪地圣母院寄居，经历过短时间的修道院生活，他就决意留在这儿当见习修士。新的生活已经开始改变他的形象：他已经获得了修士们沉静而常带微笑的神气；然而他既不像军官，又不像特拉普派教友，而是两种特性兼而有之。不消说，这是一个处身于有趣的生活缺口上的人。他从大炮和军号的喧闹声里出来，正在进入这个邻近坟墓的寂静乡区，这里人们每夜身穿殓葬衣服入睡，并用手势交流信息，像幽灵一样。
晚餐时，我们谈论了政治问题。我有意要在逗留法国期间宣传政治上的善意和节制，多谈谈波兰的事例，就像英国某些无事自扰的人喜欢谈迦太基的事例 [38] 那样。神父和指挥官对我表示，他们同情我所说的一切，并对当前一般人的感情冷酷深为叹息。
“你看，你不能对人说上一句他所绝不赞同的话，”我说，“一说他就满腔恼火向你发作起来。”
他们两人明白宣称，这种情况是违反基督精神的。
在这样融洽一致的空气下，我的言语禁不住赞美到甘必大 [39] 的温和政策。那位老军人立刻脸色变红了；他像淘气孩子那样伸开两手拍打桌子。
“怎么说，先生？”他大声吼叫，“怎么说？甘必大温和吗？你有胆量能证明这两个字不错吗？”
可是神父没有忘记我们谈话的要旨。那位老军人在盛怒之中突然看到了一种警告的眼色直对着他的面孔，立即觉悟到自己行为的乖张；于是风波倏然平息，再没有别的言语。
第二天（9 月 27 日，星期五）一起喝咖啡的时候，这两位客人方才发现我是一名异教徒。 [40] 我猜想我是对我们身边的修道院生活讲了一些赞美话，因而引起他们生气；其后只凭一句直截了当的问话才把真情弄清楚。直率的阿波利纳里神父和深沉的米歇尔神父都以容忍的态度对待我；而那位善良的爱尔兰人副主祭，当他听到我的宗教弱点时，只不过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必须成为一名天主教徒，由此上升天国。”然而当时我是属于另一个正统教派呀。这两位客人又尖刻又正直又狭隘，像性格最坏的苏格兰人，而在实际上，凭良心说，我把他们想象得更坏些。那神父发脾气时高声哼哼，就像一匹战马。
“那么你的意思就是要怀着那种信仰死去了？”他向我发问。人间的印刷所没有足够大的铅字可以标明他的腔调。
我谦恭地说明，我没有改变信仰的打算。
可是他不能抛开这样一种怪异态度。“不，不，”他大声叫嚷，“你必须改变信仰。你已经来到这里，上帝已经把你引导到这里来了，你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我使用了一个滑溜策略：我提出了家庭感情问题。然而我的讲话对象是牧师和军人，这两种人按其职业环境来说是同友爱、亲切的生活纽带切断了关系的。
“你的父母吗？”那神父叫道，“很好；到你回家时，你可以叫他们也改宗。”
我想我看到了我父亲的脸容！我宁可前往盖图利亚狮子 [41] 洞穴逗引那野兽，而不愿着手那种反对家庭神学家的冒险事业。
然而此刻追猎正趋高潮，神父和军人齐声高呼要我改宗；不经我同意，勇敢地为我索取《传道手册》，而这本书正是谢拉尔地区的居民于 1877 年捐赠了四十八法郎十生丁帮助印刷的。这是个古怪却又十分有效的劝人改宗的方法。他们绝不想用说理手段使我信服，因为如果说理，我可以设法进行辩护；他们想当然地以为我是由于地位关系既羞怯而又恐惧了，所以单纯地在改宗时间一点上给我鼓气。他们说，现在上帝既已将我引导到雪地圣母院，此刻就是他所规定的时刻了。
“不要为了虚假的面子问题而踌躇吧。”神父鼓励我说。
对于一个同等看待一切宗教派别的人、一个从来不能根据事物的永久性认真衡量这种或那种教义的价值，甚至不能暂时衡量一下的人来说，尽管他在世俗方面可能注意到有许多事情应加褒扬或贬斥，可是照这个样子造成的局面，却是不公道而又痛苦的。我在策略上又犯了一个错误：我试图辩论说，一切到末了都是同样的结局，我们都是从各个不同的方面逐渐靠拢，最终靠向同一个仁慈而无所歧视的恩主和天父的。对于世俗的人说来，这似乎是值得称为“福音”的唯一福音。但不同的人各有不同的想法；神父的这种革命性的热望导致他失去常态而把戒律所示的种种恐怖全都端了出来。他大谈特谈下地狱的惨痛细节。他根据不到一个星期前才读过的一本小书说道，有罪的人将在凄惨的苦刑中永远处于同一势态。而那本小书，为了在虔信之上再加虔信，他决定放在口袋里，随时携带在身边。在他这样大发议论的时候，由于热情高涨，他的神气越来越显得高贵。
最后，这两位客人作出结论，由于院长不在家，我就应当找上副院长，直接向他提出我的申请。
“这是我作为一名老军人的善意劝告，”那位指挥官说，“也是这位先生作为一名神父的善意劝告。”
“是的，”那位教区神父说，郑重地点了点头，“作为老军人——和作为神父。”
我正有点儿尴尬，觉得难以回答，此时来了一名修士，是个穿棕色长袍的小个子，活泼得像一只蚂蚱，说话带着意大利口音，他立刻参加了我们的争论，不过语调较为温和，说话较有劝诱力，正像是这类文雅的修士之一。他说，拿他作为一个例子吧。修道院的规则非常严格；他原来非常想留在自己的国家，意大利——大家都知道那地方多么美丽，是美丽的意大利；然而当时在意大利没有特拉普派，而他则有个灵魂需要拯救；于是他就到这里来了。
我恐怕自己在本质上必然像一位直爽的印度批评家对我所加的称呼，是个“胡混的享乐主义者”；因为这位修士自己所说的修道动机多少令我发生震动。我应当想到，他的选择修士生活，原因在于生活本身，而不是为了将来的目的；这就表明，我对这些善良的特拉普派教友从深刻意义上说来多么缺乏同情，即使在我尽力表示同情时亦如此。可是对于那位教区神父，这修士的理由似乎是具有决定性的。
“听听那番话吧！”他叫道，“我还在这儿见过一位侯爵，一位侯爵，一位侯爵，”——他将尊贵的称呼反复说了三遍——“还有好几位地位很高的人物和将军。而在此地，就在你身边，是这位在部队服役多年的绅士——得过勋章，一名老战士。他来到此地，准备拿他自身奉献给上帝。”
到这时候，我窘迫得莫知所措，因此我借口脚下冷得难受，从屋子里溜了出来。这是个狂风怒吼的早晨，天色十分晴朗，一阵又一阵长时间地出现强烈的阳光；我在野地里朝着东方漫步游览，在狂风袭击下吃力地蹒跚，直到中午开饭时分方才回来；但看到了若干惊人的景色，是此行的回报。
午饭时，又谈到了《传道手册》，这回我更觉乏味。那神父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问及我先人所持而他认为可鄙的信仰，用一种教会中人的傻笑对待我的答复。
“你们别树一帜的教派，”有一次他说，“因为我想你可以承认，要把它称为宗教，未免抬举得太高了。”
“听便吧，先生，”我说，“这意见是你提出来的。”
到了最后，我厌烦得忍耐不住了；尽管他有他的理由，而更重要的是，他是个老人，因此更需要待以宽容，但我还是免不了抗议他的这种不礼貌的待人态度。他听了满面羞愧。
“请你相信我，”他说，“我心里没有一点儿讥笑的意思。我只是关心你的灵魂，没有别的看法。”
就此结束了我的改宗问题，正直的人！他不是危险的骗子，而是满怀热情和诚意的乡下神父。此刻，他大概还在穿着带褶长袍在热沃当地区跋涉许多路吧——还是个善于走路又善于在其教区居民临终时给予安慰的人吧！我敢说，凡遇职务需要的时候，他一定是勇敢地顶风冒雪去工作的；不过，最虔诚的信徒并不都是最灵巧的传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