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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雨琦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北京，100871）
【内容提要】 在已有的成熟发展学体系下，发展文化产业学伴随着时代要求显现出很强的必要性。发展学从早期的为弥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当下已经转化为对社会各层面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发展文化产业学构建以“整体”“内生”“综合”为框架的物质福利与非物质福利，代际公平，代内公平，维持多样性、谨慎性，以及维持文化系统六要素目标体系。在这个理论视域下，我国自 2020 年起提出的文化大数据体系中的云平台建设即试图通过集中整合现有的海量文化内容数据以达成文化繁荣的目标。但是，尽管在构想上这种云平台建设具有非常多的积极作用，但还是需要注意几个涉及政策伦理方面的问题，包括个人信息隐私权、文化数据准确性、知识产权归属及文化内容存取权。基于文化发展的目标要求，在整体的大数据共享化之外，还需要适当保留内生性成分，从而使我国文化产业达到最大化综合发展。
【关键词】 发展文化产业学，文化大数据体系，政策伦理，可持续发展
伴随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过去几千年相比已然实现跃进，发展学在这种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它与众多社会科学子门类结合在一起，诞生了不同的学术视域，在相似路径中以关注的不同侧重点追索人类社会的进步密码。
当今的文化产业在经历了阿多诺等对大工业时代的批判后逐渐成熟并渗透到每一个个体生活的常态中。20 世纪 80 年代，钱学森认为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经历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和产业革命。这之后，人类社会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信息的社会化
。文化与新兴的科技、金融等领域产生深度交互，使得我们开始思考文化产业的未来发展路径。
顾名思义，发展学围绕“发展”二字为核心展开，研究内容包括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文化特征与时代特征、基本类型、环境条件、一般模式与过程、动力与障碍、战略与对策等
，涉及从性质定义到影响因素，从产生问题到解决问题等由内到外的多个层面，是一个宏大的综合性命题。
体系化的发展学一般被认为发端于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因此至今发展经济学仍保留了其核心学科地位。这一构想框架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取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问题的研究，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至 60 年代中后期形成高潮，多以结构主义思路为主；自 60 年代后期开始，新古典主义的思路开始成为主流；80 年代以后转向重视制度、历史、法律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形成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路为指导的第三阶段
。由此可以看出，单一的“经济增长”不足以诠释“发展”二字的意涵，实践表明发展不能只着眼于数据变动，其对社会、人类等也提出了不同要求。
发展社会学是一个同样成熟的门类，旨在关注相对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存在的原因、条件、影响与解决思路，尝试解读其现代化路径、科技发展下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及良性的社会分化模式、新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成形等。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占据主导的是现代化理论，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就曾提出人类社会变迁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从简单到复杂，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演进。他把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视作整合度最高的一般社会，使“西化”成为现代化的代名词，并以功能分化和相对独立的程度
作为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衡量标准。他还强调文化传播的作用，确立以欧美国家为典型的现代价值观标准，以为不发达国家最大的障碍在于价值取向的落后
。这是当时众多西方现代化理论家所共同持有的观点。
但是，宣扬“欧美中心主义”的提法也遭到来自亚非拉地区的一些学者的批评。他们旨在唤起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意识，强调追求摸索自身特色，而不是纯粹模仿学习。美国社会学家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1922—1983）指出，“现代化不再意味着美国化或西方化，虽然还可以从西方学到很多东西……每个国家将寻求自己的道路”
。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至此陷入瓶颈，因为大家缺少对于现代化模式的认同标准。
在经济学、社会学的广泛研究基础上，一些新兴学科门类也在发展学领域进行了自己的架构建设。发展传播学的创始人之一勒纳（Daniel Lerner，1917—1980）提出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理论：传统社会、转型社会和现代社会。他认为，不同时期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的传播方式
。发展学视角下的传播被要求“运用现代的和传统的传播技术，以促进和加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过程”。
此外，其他学科，如发展人类学、发展哲学等，也从各自的学科视域提出了积极向上的解放性诉求。
综合已有的成熟发展学科体系来看，尽管由于发展学交叉领域的侧重点不同而显现出各自的特殊情况，但其延续的总体脉络却不难把握。
以纵向的历史支线看，发展学源于二战后恢复重建工作中的部分国家从早期的社会形态努力转型并融入国际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中。其出发点大都是实用主义的，主要针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以解决其现有社会问题。“发展”概念的肇始正是源自这些所谓落后地区对“先进工业文明”的追赶与模仿。但在当时，这种对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元划分过于绝对和简化，没有考虑到现实情况的复杂多样。这不仅造成了政治话语上的霸权主义，且单一的模仿借鉴并不能有效解决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和转化、人口的高度集中、资源的单方面倾斜，国际间的差距被逐渐拉大，落后地区的人们难以真正享受到发展带来的利益。
基于此，以发展中国家学者为主的部分学者开始在学术领域进行声讨。他们批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特点的无视，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不平等的地位，认为以工业发达国家为背景的模式在发展中国家行不通，否则就是“依附性发展”
。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甚至决绝地主张与发达国家完全脱钩。
这种相对激进的批判学说很难成为一个长久维持、自成一派的体系。它更像是对早前发展学视域的自我否认，却并没有真正提出一个足具建构性的新模式。
在初始的经济学视域下，发展目标始终被限定在“增长”的范围内，由此衍生出一套明确的量化指标。但对其他许多学科来说，在过于抽象的概念中制定一套清晰直观的标准并不现实。此外，纯粹的经济增长已不足以成为人类社会的唯一目标：随着基本生活条件的提高，新诉求也在持续生成。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33— ）指出尽管人均产出的增加可以提高这些能力，但对于发展的终极关注不应该是产出本身。
所以，即便是发展经济学，在相关的研究体系成熟以后，也尝试寻求突破指标框架，以从更多角度看待它。
1970 年，在纪念联合国宪章生效 25 周年会议上，“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1970—1980）”国际发展战略指出“发展的最终目标必须是为了使个人的福利持续地得到改进，并使所有人都得到好处”
，可见发展本身代表着一种基本的方向判断和更高的总体期望。对存在问题的否认和既有成果的延续，使得人类能够在一个有序的体系中超出个体生命的局限，并将文明长久传承下去。
现代的发展学致力于寻求一个平衡支点，既不站在欧美中心主义的立场上随意指点他国的运行模式，又非纯粹凭弱者的力量去加以对抗。在文化多元主义盛行的当下，这些发展成为超越地区和种族的全人类共通的命题，其特点如下表所示。
发展学不同阶段总体演变特征及其特点归纳表
在经历了早期的探索与转变后，发展学已进入到第三种新的范式。它基于多元理论且不带有显著的立场偏向，将目标从纯粹的追赶、超越转变到可持续发展的维度上。
自然科学视域下的“可持续性”或存在诸如增长极限、可承载力边界等相对明确的标准，但在人文科学领域它却成为一个值得深入辨析的问题——尤其是非物质形态的人文精神产物，在流传过程中的演变乃至消失都成为不可控因素。进入 21 世纪，新的社会环境和变革的建构者进一步影响着我们的认知，多元主义成为普适性的价值取向。
基于以上的总结，本文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学的构想。其成形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发展文化产业学在体系化、成熟化的过程中，学科间的自发互融也在增多，并不约而同地对分支领域提出全新要求。例如，发展社会学中就包含了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地区文化侵略性讨论，这也与文化学自身的研究与思索密切相关。建立在这些既有学科基础上，发展文化产业学的研究能针对当下的社会现实需要给出一个更深入的新范式，甚至直接越过先前学科的反复争论阶段而直接获取有效经验。另一方面，发展文化产业学虽然与其他学科存在相似之处，但其还是能独立于上述任何一个学科分支的。20 世纪初，文化学的倡导者、德国化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奥斯特瓦德（Wilhelm Ostwold，1853—1932）就力主在社会学之外建立文化学。
文化学不仅和社会学科紧密相连，同时其内部又存在足以分化众多子题的讨论点。若说经济学、社会学等更多着眼于维持人类社会合理的分配或者社会公义，摒弃那些可能带来混乱、低效的消极状态，那么文化则志不在此。它不是对微观个体、组织的研究，而是把目光落实到整个民族、国家甚至世界范围内，相对更宏大、庞杂，且去功利化。
我们在人类的精神文明产物——几千年来传承的文化体系中生存，需格外重视保留文化的意义。文化经济学者戴维·思罗斯比（David Throsby，1939— ）强调了文化领域的“可持续性”概念，认为这种思想提供了一个能够兼顾由文化资本长期形成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框架，并指出“‘可持续的’一词总是与‘发展’一词联系在一起”
。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六个准则：物质福利与非物质福利、代际公平与动态效率、代内公平、维持多样性、谨慎性原则、维持文化系统与承认相互依赖性。
在这些基本准则里，物质福利与非物质福利是指文化对生活质量双重的实质性提高，代内公平是指文化分配过程中的内部协调，维持多样性是促使新的资本形成的前提，谨慎性原则强调在文化转换过程中减少破坏的可能，而维持文化系统与承认相互依赖性则是对文化相互依赖的承认。索斯比尤其突出强调了“代际公平与动态效率”，即一种跨期分配正义的实现。1987 年，由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给出了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
它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一个准则，也是文化发展要求中关键的一环。
此外，中科院教授牛文元先生在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上归纳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整体”“内生”与“综合”。
其中“整体”是指在考虑人类生存发展所面临的种种外部因素之外，考虑其内在关系中必须承认的各个方面的不协调；“内生”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内部动力、内部潜力和内部的创造力；“综合”则代表着发展的各要素，包含各种关系模式的相互作用与组合，即最终的总矢量特质。
牛文元教授的这一理念产生于当今世界对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尽管文化的特性有其独异和特点，但其在总体方向上是满足这三个要点的，笔者归纳整合了这一发展文化产业目标的框架（见图 1）。
图 1
在对地区内部的各关系要素整合协调的过程中，由文化所引起的直观精神或物质福利能够带动最广大群体对其内在价值的认知，使广大群体重视并参与到文化维持的环节中来。代内公平着眼于分配正义，即发展学要义中强调减少差异实现共同进步的可能。内生环节主要是对动力机制的强调，其中维持多样性的根源在于通过这种方式促进文化创意的生成，使既有传统得以延续与再造。代际公平兼顾群体内协调平等和对现有时间线上的文化保留足够创造潜力的要求。综合维度强调对于整体文化要素的统合，谨慎性和维持文化系统的原则要求在对文化进行相应操作的过程中形成一个系统化的综合视域，并尽可能减少非可逆性破坏。
基于中国特色的社会状况，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学构建被寄望以一个更为成熟完善的体系。首先，一方面，尽管如今我国在经济总量、体制建设及生活水平等多个层面上都有了质的飞跃，但仍将长期处于发展中状态，存在贫富不均、地区发展不平衡及发展质量不高等诸多问题。尤其在文化领域，相应的产品在数量、质量及国际影响力上都暂时远不能与我国充足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相匹配，尚存在巨大的文化发掘潜力，这都符合发展学所针对的对象。另一方面，从政策逻辑的角度来看，近年来我国愈加重视文化建设。在十四五规划中，我国提出了在 2035 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
，文化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其次，时代变迁与消费转型也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从国情来看，2019 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一万美元，这是消费升级的重要转折点。在经济模式转型的同时需要挖掘更多的国民消费潜能，而文化就是重要的内需助力——不仅包括传统的核心文化艺术消费，还包括娱乐和休闲经济的文化价值，故应充分发挥其社会效应。
与此同时，新科技对生活形态的完全改变使我们需要不断去调整适应，文化产业尤其需要迎合时代潮流而不能只停留在过去。自智能手机等常用电子产品普及以来，文化传播从传统的纸媒、广播电视等向新媒体转化，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交际网络构建模式，在空间上形成了更近的距离，在效率上得到了更大的提高。虽然不乏批判者如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t，1959— ）等认为，随着生活信息化、碎片化程度的提高，我们传统的社会生活被撕裂，每个人都沦为互联网的奴隶
，但文化与科技融合，数字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已经成为不可逆的现实。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握好这一方向并采取正面的引用：数字化手段不仅适应年轻一代用户的需求，作为理想的存储和输送介质，更有助于文化内容的保存和传播，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工具。
最后，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强化了我们建设更完善的文化体系的要求。2020 年以来，突发的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使我们在不断摸索全新生活模式之余，也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疫情防控措施及健康安全保障的常态化下所有的可能。因应对传染性疾病的政策需要，隔离、监测、跟踪等防控手段及信息文化传播模式都发生了巨变，使得 21 世纪前 20 年中缓慢推进的虚拟化互联社会状态紧急加速。到目前为止，全球性的疫情尚未衰退，而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模式已经初露端倪，对于未来的人居环境、工作面貌都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因此，人们对学习、社交、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发生的虚拟化、网络化等改变，都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传统的文化研究尚不足以适应快速变革下社会的全部需要，而新时代已然到来，我们尤其要注重这种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面对以上现状，我们对于文化体系的建设有着极高的质性改革需求。2020 年 5月，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做好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文件，提出了“文化大数据体系”的建设要求。这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旨在提供分类与估值的去零散化标准，提供生产传播服务与消费的技术支持，为监管提供法规支持，以及在一个宏大标准体系下提高国际传播话语权的文化新基建。
文化大数据体系试图通过标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成果中蕴含的优秀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建设政企互通、事企互联、数据共享、安全可信的文化大数据服务及应用体系，面向全社会开放，将中华文化元素和标识融入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以及城乡规划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为在新技术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打好基础。
尽管政策提出了相关要求，但因其处于始发阶段，还未产生实践性的成果，所以国内对文化大数据的相关定义并不明晰，对相关政策的布局与落实也处于进行时阶段。高书生认为：文化大数据分为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其中需求侧是由消费带动的海量数据，而供给侧的大数据则主要来自公共文化机构、高校科研机构和文化生产机构等。
不过这种划分稍显简单，虽便于理解却不够精确详细，一些细分领域的界定存在模糊之处。因此，郭全中批评这种评估只能算一个“小文化”而非“大文化”的视角，后者显然要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即“指服务于文化相关决策，需要新型数据处理模式才能对其内容进行采集、存储、管理和分析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
。
无论是哪种理解，文化大数据体系的建设涉及对既有的大规模文化内容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要求，旨在将我国文化资源和产品进行有效整合。在可预见的范围内，文化大数据体系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帮助我们朝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方向迈进。尽管它的主要逻辑是以文化遗产等资源为核心进行汇总，但其并非简单的文化内容数字化：除了高精度的保护性储存外，还特别鼓励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以及对其他类型文化大数据的采集。目前，在政策上着力推动的供给端落实工作相对容易开展，即公共文化资源机构按要求提供精准的初步数据共享。但是，我们的文化发展目标还涉及如何有效使用以突破其僵化状态的问题。相比之下，消费端的文化数据在获取与分享上存在更多可能的矛盾。作为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八项基础性工作之一的大数据云平台建设，就旨在以此为突破口。它指运用 5G、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按照物理分散、逻辑集中的原则，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的中枢系统和分平台，汇聚文化大数据信息，为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终端用户提供云服务。
这是整个体系中海量数据收集的关键一环，串联起了从文化资源的挖掘开放到落地应用一整个链条上的各个元素。平台建设的目的在于了解国民对文化的偏好需求，预测文化市场发展动态等。从纯粹学科性角度来看，也有利于充分掌握信息，提供迎合市场的服务，将文化真正活化而不是禁锢在“象牙塔”里。但是，它的建成与完善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议题。
1986 年，美国管理信息科学专家梅森（Richard O. Mason）提出信息时代的政策伦理性问题，即对于信息的隐私权（Privacy）、准确性（Accuracy）、产权（Property）和资源存取权（Accessibility）这四个维度的PAPA议题。
在云平台建设要求下的文化内容数字化领域，这种政策伦理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与参考价值，具体可以表现为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个人信息隐私权。在数字时代，信息的共享要求和隐私权保护形成了一种博弈。大数据体系下尽可能广泛的内容共享有助于对文化受众产生充分的了解，但也会导致个人信息安全受到冲击；同时，部分群体不愿以真实身份公开参与一些文化活动，也不愿将自己的特殊喜好暴露在大数据体系中，因而涉及公共文化之外的私赏欲。
第二，文化数据准确性。信息的准确要求所有内容都是最真实完整的意思表达。其中的挑战一方面在于在虚拟社区中个体倾向于隐藏自己的内在意愿，给技术操作带来干扰变量；另一方面在于数据持有者对相关内容的保留性倾向。抽样框的不完善、商业机密的维护等都可能会造成数据极大的偏差，且往往难以检验。
第三，知识产权归属。在知识化时代，几乎所有信息都能产生相应的价值，而文化内容的归属范围广泛，不仅包括组织单位之间，还涉及国际层面。产权归属关乎侵权与维权等一系列后续问题，在共享平台建设上，这种归属权的去留乃至国家信息安全都受到了更大挑战。
第四，文化资源存取权。这主要涉及文化获取公平性的问题。虽然法律赋予所有人以平等的信息存储获取权，但并非所有人都拥有相对等的能力。信息渠道的不畅通、不完善始终是文化公平的重要困扰。
这些政策伦理问题是文化大数据化过程中值得注意的要点，也在实际的案例中得到显现。2021 年 2 月 2 日，字节跳动公司旗下的抖音正式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交针对腾讯垄断的诉讼，认为腾讯违反了《反垄断法》，在相关产品中对字节的产品进行严格限制，排斥其基于成熟社交圈体系的文化共享与交流，妨碍了技术进步和创新。腾讯对此解释为其秉持公开理念为第三方平台提供服务，但是抖音对用户的个人信息进行了恶意提取，侵害了平台生态环境及用户的权益。抖音则认为用户对自己的数据具有绝对的、可完全控制的权利，这应该远远高于平台的权利，其信息不应该成为腾讯公司的“私产”
。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一争端尚未有明确结果，但还是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字节跳动与腾讯之间的纠纷从结构特点看，源自一种文化与社交、科技之间交融的矛盾。抖音从内容出发，从情感触发基础上尝试构建一个相对稳定的人际联结；腾讯以既有关系网络为起点，不断搭建并推广旗下的文化产品，形成一个并非绝对牢不可破的导引链，二者之间在文化模式上形成了鲜明张力。从商业角度来看，这种市场互斥是企业间的竞争，在文化领域则表现为对广大群众有限注意力资源的争夺。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对用户信息等的非法占用，目的是为自己能独占该数据利益或分得一杯羹，并非真正为使用群体考虑，后者作为个体与企业组织间的矛盾更凸显在大众对于该事件的讨论立场上。
由此可见，当下大数据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创意基点，在短视频、动漫、游戏、影视等领域发挥着强大的作用，而其伴生的诸多涉及与个体、国家之间的信息隐私保护要求、权益归属等争议也日渐焦灼。这源于用户权益与企业利益、组织权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种种难以协调的矛盾，也从背后折射出在整个文化大数据体系及其云平台建设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诸多需要被充分兼顾的政策伦理问题。
美国统计学家纳特·西尔弗（Nate Silver，1978— ）曾在《信号与噪声》一书中指出，在大数据时代，“人类一天创造的内容甚至超过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内容”
。我们无法用单一权威的话语甄别当下哪种文化有长久流传的人文价值，哪种是昙花一现的历史微光，因此最大限度地保留这些要素，将选择权与决定权交给人民与历史则更为合理。站在国家层面，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体系通过统一管理运作的云平台，无疑有利于极大程度地利用好我国的既有文化资源，并使其在国际上传播和被认同。从激发活力的角度来看，尝试打通企事业单位等组织间的数据资源边界，充分掌握公众的文化需求变化，了解文化在不同情境下的传播与接受度规律，能够有效地活化传统并促使新创意生成。
事实上，经由特定社会语境创造的文化本质是共享与交流，除却国家层面可能的意识形态斗争外，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文化垄断。在字节跳动与腾讯的争端案例中，它却时常作为技术垄断、资本垄断的结果表现出来。“文化到技术垄断里谋求自己的权威，到技术里去得到满足，并接受技术的指令。”
在发展文化产业学的要求下，文化逐渐与其他要素，如智能技术、资本产权、深度教育等形成密切交融，使其背后的问题也呈现出愈发复杂的面貌。因此，文化的海量搜集在发展中展露出的潜在问题，是在考虑单一的数据规模化、集合化以外更加值得注意的部分。
在我国文化大数据体系的云平台建设中，过简的要求会导致对各种潜在矛盾的忽视。文化垄断固然是对其发展的阻碍，若一味予以完全公开化，不仅难以确保大数据的准确性，更会因为缺少激励机制而在根源上降低文化创意进一步生发的可能性，长此以往，反而使整体的文化产业陷入消沉。
从出台的相关政策规定来看，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一个浅显目标在于，“通过建立国家文化大数据标准体系，实现整合现有的技术和产业资源，统一规划文化大数据标准的发展路线，发挥联盟内部各自企业的优势，协同构建文化大数据的标准体系框架，着眼于未来的标准应用和布局未来的文化大数据的标准，并充分发挥联盟的价值，高效开展文化大数据标准化工作”
。如图 2 右侧部分所示，其基础目标在于通过真实准确的信息数据公开，实现文化内容及数字产权从小范围的单一垄断朝透明化的方向发展，最终达到近乎全民性的文化存取自由。诚如PAPA伦理模型指出的那样，与这些要素相对应的是个人隐私与安全的保障，通过版权的私有化归属达到对企业组织保有自身商业机密的认可，以及充分发挥文化价值以达成等价的商业交换等。这些看似与大数据共享化背道而驰的要素，实则与发展文化产业学目标视域下的“内生”环节紧密相连。
图 2
云平台的建设是大数据体系规划中的一个重要过程，其终极目标依然是“促进文化繁荣”
，与发展文化产业学的理想一致。文化确有其大众属性，但是当它与产业发生密切关联时，依然不能忽视其中产业的、激励的成分。因此，考虑整体矢量结果的最大化，需要做到：一方面，要形成对于大部分公司的反垄断，鼓励其进入全民文化创意时代；另一方面，还要对它们形成有力的保护机制，在分配正义之余适当让步，保留能够在特定阶段中催化出最佳效用的成果归属。
如果从纯粹信息科学的角度看，以上存在的种种矛盾是一个关乎平衡的博弈问题，需要决策者寻求最佳支点来协调各方的利益诉求。倘若纳入发展学的目标要求，则可以更好地在政策实施与指导中明确需要。从发展文化产业学的目标来看，云平台建设确证的原则应包括以下三部分。
首先，需要确保整体性。文化构建应有助于内部各元素之间的整合与协调。一方面，站在公共福利的角度，云平台的存在应让人们获得实际可感的物质与非物质福利增益，认识到该云平台的建设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都可以更好地享受我国丰富文化资源的保障，从而提高他们主动参与利用数据平台进行资源交互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云平台建设需要更加重视代内公平。正如政策伦理中的“存取权”所要求的那样，除了保证在技术机制保障下的基本权益公平之外，还要满足一些克服客观条件限制的深度平等，包括硬件设施上的新基建，如 5G基站、物联网、智能交通与能源基础设施等，尤其要关注农村与中西部相对落后地区等更具文化特色却存在进入困难的区域单元的共同参与；还包括在软性思想与认知上的提高，如在基础国民教育宣传端口上强化大众对参与公共文化交流的主观意愿，从而避免它被垄断在高知阶层或者小众亚文化圈的有限范围中，使它真正成为公享性产品。
其次，需要满足内生性。这主要涉及代际公平的部分及维持文化多样性的要求。一方面，代际公平不仅关乎内部协调的整体本身，更关乎时间线上的保留和传承。因此，它不是着眼于当下的全面覆盖和绝对平等，而是要确保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在新自由主义精神理念下享有“免于匮乏”
的权利，让他们拥有在丰厚的文化宝库中挑选并利用精神需求对象的充足机会。对此，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借助云平台等技术系统最大限度地保留这些古老成分，将整个文化传递链完满、长久地延续下去。另一方面，在维持多样性的要求下，通过广泛吸收当下散落在全国各个角落的、由一些小微个群在不经意间生成的智慧结晶，并给予积极的反馈与回报，进一步促成有益的创作，增加多元的内容储备，为未来的文化再生产提供新素材，创造更多属于当代的新文化结构体系，并在国际交流中始终保持我国文化的独立性与竞争力。
最后，应当实现综合的最大价值。无论各要素以何种方式组合并相互作用，它都需要被放置在总体视域中反思。在谨慎性原则的指导下，我们应当避免一切对效益起到反向递减作用的负面操作。一般认为，文化遗产的损耗或陨灭往往是物理层面的现象，但其被破坏的可能往往表现在文物活化的失败，使之尽管实体被保留，却永远被封存在遗忘的角落。第三层更为隐秘而难以察觉的则是非物质的、解构性的偏误，具体表现为文化解读的不断歪曲化，使真正的内涵在流传过程中逐渐流失，甚至最终形成定式而彻底消解其本源意义。因此，在云平台的大数据集中化过程中，我们需要始终秉持对于原真性的尊重。维持文化系统即承认文化间的相互依赖性，在保持不排斥、不侵占的原则下，让各方面要素充分发生自由碰撞与相互作用，不刻意引导某一种文化范式的发生，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让大数据的云平台体系能够成为孕育文化创作的辽阔土壤。
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 1991 年指出的那样，人类发展的目标为“增强人们按照自己期望的方式生活的能力”
。发展学是一个关涉“人”的学科，致力于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思考如何使生活在这个大环境中的群众获得最高质量的生存状态，从而增强生命体验——无论在具体的操作上如何落实，这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信条。从人文发展的要求来看，整体社会的发展即对每一个个体发展的确保。故而，政策伦理中不存在绝对的个体利益对集体利益的退让与服从，或是牺牲企事业单位的利益诉求，而盲目追求抽象的文化大同。在权益的博弈中，涉及具体政策的权衡，始终要以双向兼顾的逻辑推进。例如，从云平台建设中供给端文化遗产与资源数字化共享来看，首先应确保区分哪些文化数据需要被共享，哪些涉及内部的存取乃至国家信息安全问题，哪些则值得适当予以保留和效用激励，从而针对不同的划分采取相应的推动或保护工作；对消费端的文化信息收集而言，它也需要能在一个由政府部门可控与牵头的范围下达成与企业组织之间的有效合作与协议，既能确保利益分配的公平性，给予足具文化价值的内容，同时又能通过这种协约共享的模式创生出更大的、破除垄断的价值。
文化大数据体系云平台建设中所谓的“政策伦理”视角，即在制定过程中平衡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构建方案并进行内容执行的过程。这一体系建设既然是国家主导推动的项目，就必然要求其在发展过程中充分听取不同的声音，平衡好各方的利益。只有在这种总体方针的指导下，我国文化产业才能真正迈向理想的发展状态。
总之，“发展”没有终点，它本就是一个基于社会变化情况而不断前进的学科，使我们对于生存质量的要求无限细化与拔高。相比于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当前的时代虽然因为智能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呈现出其特殊性，但也不过是一个极为短暂的片刻。所以，文化产业的推进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因而我们在政策推进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需要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性问题。只要坚定方向，确保其最终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更好地为文化可持续发展而努力，就能在实践过程中找到明确的指导原则，用发展文化产业学的长远眼光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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