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进入和离开威斯敏斯特公学

外祖父残余家产每年的固定收入，只能维持他本人的生活；他的大女儿，就是我那可敬的姨妈，这时已经过了四十岁，因此就陷入困境了。她有自尊心，瞧不起求告或依赖别人过日子。盘算了几个办法之后，她决定到威斯敏斯特公学去做管理宿舍的卑贱工作，从这里她辛辛苦苦地挣得一份足够过优裕生活的工资，以度过她的晚年。

这是一个融合公私两个方面给我教育的难得机会，于是我父亲就打定了主意。就在圣诞节假期过后，即一七四八年一月，我跟随波汀夫人到了她在学院街的新住所。我当即进了学校，其时是约翰·尼科尔博士担任校长。最初我很孤独。但人家都称赞我姨妈的决心下得好，尊重她的人格。她的朋友很多，而且很有活动能力：几年下来，她成了四五十名孩子的“母亲”了，大部分孩子都是来自高贵门第和富裕家庭的。由于她原先的住所太狭小，她在学监大院里盖了一所宽敞的房子住了进去。

一般认为，产生了那么许多杰出人物的我们的公学，是最适合于英国人的天分和性格的，我始终赞同这意见。我们培养学问的场所，并不完全符合一位斯巴达国王的名言，即“儿童应教以对成人有用的技能”。因为一个优秀的学者，可能是出自威斯敏斯特或伊顿的高材生，但却是完全不懂十八世纪末叶英国上层人士办事和谈话方法的。不过这些学校可以自诩，凡是它们想教的知识，即拉丁文和希腊文，它们的教学是有成绩的：它们把开启两座宝库的钥匙交给学生了。往后学生如果自己不上进，将那钥匙丢掉了，或者搁置不用，那也怪不了学校。学校必须把许多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不相同的人等量齐观地施行教学，这就将使少年人的学习时间拉长至八年或十年；若使由熟练的老师单独教一个学生，也许用一半时间就可以完成其事了。

就我自己来说，我必须满足于从一所公学所取得的极少量文化上和文学上的成果。两年（一七四九年至一七五〇年）的就学时间，屡次因为疾病和虚弱而中断，最后我费尽心力爬上了三年级；之后到了较为成熟的年龄，我就可以领略拉丁文的美趣和打好希腊文的基础了。我没有大胆地参加我们这个小天地里的各种体育运动、争吵打架，以及联谊交往，而是依旧在我姨妈的爱抚下领受家庭的娇养。远在我的成年时期到来之前，我就离开了威斯敏斯特公学。

我因为在威斯敏斯特公学时常缺课而说了一些抱怨的话，语气激烈，而且花样繁多，到后来就促使波汀夫人听从医生的劝告，带我到巴思 疗养。到米迦勒节假期（一七五〇年）届满时，她依依不舍地离开我回去了，我就在位忠诚的女仆的照料下，在那里待了几个月。

一种奇怪的神经毛病使我的两腿交互抽搐，同时产生难以忍受的剧痛，却看不到一点明显的症状。用水浴和按摩等各种方法进行治疗，都不见效验。我又从巴思转到温彻斯特，住在一位内科医生家里；在那医生的医术失败之后，我们又求助于巴思温泉的治病功能。

在这几次发病前后的稳定期间，我跟随我父亲到了伯里顿和普特尼；还试向威斯敏斯特公学要求复学，但没有成功。不过我的疾病也适应不了公学的上课时间和训练方式。我们请不到一位家庭教师，由他利用有利时机，逐步促进我的学习；如能在我暂时居住的各处地方找到这样的临时教师，我父亲就立即满意了。我从来没有被迫接受这种功课，也很少受到这样的劝说；可是我在巴思跟一位牧师学了几首贺拉斯的颂歌，还有维吉尔史诗的几段插曲，使我零星地、暂时地领略了这两位拉丁诗人的作品。

别人可能担心我将终生是个不通文墨的残废人了。可是，当我接近十六岁的时候，大自然显示了她爱顾我的神秘力量：我的体格变坚强变稳定了；我的疾病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加深，没有随着体力增强而加重，却非常奇怪地消失了。我从来不曾有过因为身体健康而产生的骄傲。然而打从那时候起，很少有人能在现实中或在想象中免于疾病更甚于我。此后，直到我发现痛风症时为止，读者就可以不再受到我因生病而叫苦的那种文字的烦扰了。

我的出乎意外的恢复健康，重又鼓起了我求学的希望。我被送到萨里郡埃舍村牧师菲利普·弗朗西斯先生家里（一七五二年一月），那是一处可以将空气、运动和学习三方面的好处结合在一起的风景宜人的地方。这位贺拉斯作品的翻译者 原本可以教我欣赏几位拉丁诗人的，可是几个星期之后，同学们发现，他喜欢去伦敦过快乐生活而不喜欢教小学生了。这时我父亲出于烦恼，未作审慎考虑，急忙采取了一个奇特而又莽撞的办法。没有一点准备或耽搁，他带我到了牛津；在我尚未过尽十五周岁的一七五二年四月三日，我被录取为牛津大学马格德林学院的有身份自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