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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九岁那一年（一七四六年一月），我的身体比较说来有一段稳定的时间，我父亲采取了英国教育中那种方便而又惯用的办法，将我送往泰晤士河畔的金斯顿镇，进入一所由伍特逊博士和他的几位助手办理的、大约有七十名学童的学校。从此以后，每当我途经普特尼荒地，我总是注意那地方，因为有一次我们坐马车经过那地方时，我母亲谆谆叮嘱说，此后我是走上世界去了，我必须学会自己思考和行动的能力了。这种叮嘱看来也许可笑；但在人生道路上，再也没有比一个小孩从奢华自由的富裕家庭转到饭菜简单和规矩严格的学校，从父母的娇惯和仆役的侍候转到同辈间粗鲁的亲热、长辈们横蛮的压制，也许还有残忍的老师用棍棒责罚那样的变化更重大的了。这种艰苦生活可以磨炼身心，使它足以应付命运中的种种伤害；可是我那胆小怕事的性格，使我一见学校里人群扰攘，就惊慌起来了；我缺乏体力和活动性，因此就丧失了参加体育运动的资格。我也没有忘记一七六四年时我因托利党先人的过失而常遭辱骂和殴打的事。
在通常所用的训练方法下，我以许多眼泪和一些血作为代价，获得了拉丁文语法知识。不久以后，我拥有了菲得洛斯和科尼利阿斯·尼波斯
的两本书皮肮脏的著作，用力寻求书中一字一句的意思，得到了模糊的了解。选择这两位不是没有道理的。科尼利阿斯·尼波斯是阿提卡
和西塞罗的朋友，他的《著名皇帝传》是按语言最纯正时期的那种笔法写作的：单纯之中有典雅，简洁之中有丰满。他写出了一系列的人物和风俗。凭着这种确为任何学究式文士无法提供的形象描写，这位高雅的传记作家可以引导一个青年学生着手探索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每一个时代，从古印度到现代欧洲，都允许利用寓言或道德故事的体裁。这类作品用熟悉的形象传达道德和审慎的真理；对此即使是最天真的理解（我注意到卢梭的顾虑），也不会以为动物
确实
能讲话，或者以为人们
可能
撒谎。寓言描绘了动物的真实性格；一个高明的作家可能通过普林尼和布丰
取得一些有趣的自然历史教材，而自然历史原是一门极为适合儿童口味和能力的学科。菲得洛斯的拉丁文带有若干白银时代的杂质；不过他的文体是简明、精练的，很多格言警句。这位色雷斯的奴隶谨慎地散发着自由民的精神；只要版本真实可靠，他那文笔是清顺明畅的。
我的上学时时因为生病而中断；在金斯顿学校里时断时续待了将近两年之后，终于因为我母亲去世而被召回家了（一七四七年十二月）。我母亲当时三十八岁，是由于分娩难产而死的。我还太幼小，不知道我的损失有多重大；我母亲的形象和言语，留在我记忆里的是淡淡的印象。凯瑟琳·波汀姨妈以挚爱之心痛悼妹妹和朋友；而我那可怜的父亲更是无法慰藉的，满腔悲痛似乎威胁到他的生命或他的理智了。我永远忘不了丧事以后几个星期我们第一次碰面时的景象：骇人的静默，室内悬着黑布，中午点着小蜡烛，他的一阵阵叹气和流泪；他对我母亲的赞扬，说她是天堂里的圣者；他的庄严嘱咐，要求我牢记母亲并且仿行她的贤德；他还狂热地吻我并且为我祝福，仿佛这是唯一留存的表示他们爱我的证明了。哀痛的风暴不知不觉地退落成为沉静的忧伤。在朋友们的欢宴上，吉本先生也许会装出一点高兴样子或者欣赏一点逗趣言语；可是他对幸福的憧憬却永远毁灭了。自从失去伴侣之后，他孤单单地留在世上，世上的事业和娱乐对他都成了可厌的或者乏味的了。试行几种排遣方法未得成功，他就推开了伦敦的烦扰和普特尼的舒适，去往伯里顿的乡下角落或者该说是荒僻之地隐居起来；嗣后几年，他很少从这个地方外出。
就我记忆所及，外祖父家靠近普特尼桥和教堂墓地的房子，似乎就是我出生的家。在我们学校放假和我父母住到伦敦去的那些日子里，在我母亲去世之后，我无论是生病或者不生病，都可以在这里消磨大部分时间。我母亲死后三个月，在一七四八年的春天，外祖父詹姆斯·波汀先生因为经商失败宣告破产。这一年的圣诞节以前，他的全部财产都还没有卖掉，房屋也没有让出，因此我得以整年跟姨妈住在一起，不大能理会到她面临着无家可归的命运。我在反复谈到我从这位非常善良的妇女凯瑟琳·波汀夫人身上所得到的好处时，心里就感到一种带有忧伤的快乐；她是我在健康上以及心灵上真正的母亲。她的天生机智，由于精心阅读最好的英文书籍而更见精审；她的理智有时也许会受到成见的蒙蔽，可是她的情感却从来不用伪善或托词来作遮饰。她那纵情的爱抚、坦率的脾气，加上我天生的越来越大的好奇心，很快就去除了我们之间的任何间隔。我们好像同等年龄的朋友一样，漫无限制地谈论一切题目，不管是习见的还是难解的。看见我萌发出幼稚的思想，就使她感到愉快和安慰。痛苦和烦恼往往通过教导和娱乐而纾解了。由于她的慈祥教导，我很早就不可压制地热爱读书，而我对这一点，即使拿印度的财宝来交换，也是不愿换掉的。一个爱听的故事，反复听了许多遍，就铭记在心里了：我记住了吹笛人的洞穴、幸福神的宫殿；也记住了阿道弗斯王子被时间之神不管飞坏多少副翅膀、追赶了三个月或三个世纪、终于给逮住的倒霉时刻。若说有可能确定这故事是哪一天记下的，我大概会觉得是件怪事。
在我离开金斯顿学校之前，我已经完全熟悉了蒲柏翻译的《荷马史诗》和《天方夜谭》，从那以后，这两本书一直以其对人类生活方式和类似真实的奇迹的生动描绘使我觉得欢喜。那时我还不能辨识蒲柏的翻译乃是一幅具有一切优点的画像，只是不像所画的人。蒲柏的诗句训练了我听取诗歌声韵的能力。我从赫克托的死亡和尤利西斯航海遭难的故事中，体味到一种新鲜的恐怖与怜惜的感情。我还认真地跟我姨妈辩论特洛伊战争中那许多英雄的恶行和美德。读蒲柏的《荷马史诗》很容易转到德莱登的《维吉尔全集》；但我不知道，是由于作者，还是翻译者，还是我这个读者有什么缺点，致使那虔信的伊尼斯不能很有力地抓住我的想象。我倒更喜欢读奥维德的《变形记》，特别是写费顿从天上坠落的故事和埃杰克斯及尤利西斯的讲话。
我的外祖父匆促离去后，一间不大的藏书室打开了；我翻阅到了许多用英文写的诗歌和传奇书，许多历史和游记书。凡有一本以书名吸引了我的注意的，我就大胆地将那本书从架上取下来；波汀夫人自身虽是尽量遵从道德和宗教方面要求的，却愿意鼓励而不愿阻挡超过少年人力量所及的好奇行动。
这一年（一七四八年）我十一岁，我要将它作为对我的智力发展最为有利的一年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