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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一节到米迦勒节那一段长长的休假时期，牛津大学各个学院人都走空了，正和威斯敏斯特的法庭一样。我在汉普郡伯里顿我父亲的住所度过了八、九两个月。说来也真奇怪，一离开马格德林学院，我的读书兴趣很快就恢复了；不过还是那种盲目、稚气的探究外国历史的兴趣。我还没有阅读古典著作原本的知识，思考习惯上缺乏条理，写作技巧也不熟练，但我下了决心——要写一本书。
也许是受了伏尔泰流行很广的新作《路易十四时代》的影响，我将这第一次试作的书定名为《西索斯特里斯时代》
，但我的目的只在研究这位亚洲的征服者在世和掌权的大概年代。当时我非常喜欢约翰·马香爵士所著《编年史标准》；这是一本精心结构的书，不过对于它的优缺点，我还不够资格加以评判。根据他的那种注重表面现象、却又很精细的方法，我将我书中的主人公定在与所罗门国王大致相同的时代，即公元前十世纪。因此，除非我采取依撒克·牛顿爵士的年代较近的说法，否则我就必须驳倒一项权威性极高的反对意见。可是我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就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说，是不乏创见的。到了稍为成熟的年龄，我就不再任意谈论希腊的、犹太的和埃及的古人古事，这些古人古事也就消失在遥远的云雾之中了。在我住在伯里顿的那两个月中，我勤奋地从事我那幼稚的创作，很少因为同伴们或乡下人的娱乐活动而有所间断。我已经听到群众赞许的悦耳之音了。发现我自己的弱点，是我懂得分寸的第一个征兆。到我回返牛津的时候，我有见识地放弃了《西索斯特里斯时代》。但是未完稿保存在一个抽屉底下达二十年，直到有一次（在一七七二年十一月）彻底清理废纸，方才付之一炬。
沃尔德格雷夫博士离去之后，我和他的其他学生一起，转从他的后任受业。后任老师在学问上得不到全校的尊敬。他牢牢记住他有一份薪水可领，可却忘记了他有一份责任须要完成。他并不引导学习活动，也不注意学生的行为，结果我就从来没有被他唤去参加过一次哪怕只是仪式般的讲课。在他居于导师位置的八个月中间，除了我主动到他房里访谒一次之外，尽管师生同住一个学校，我们彼此却像两个陌生人。
我由于缺乏人生经验，缺乏旁人忠告，又没有正当工作，不久便沾染了一些不正当的行为，交上了一些人品不端的朋友，深夜不归，花费无度。负债越来越多倒还可以隐瞒，可是时常外出却是瞒不了人的，于是引起了许多流言。就在这个冬天，一次到巴思旅行，一次去巴金汉郡游览，四次上伦敦玩耍，都是花钱很多而且带有危险性的胡闹。这些活动确实毫无意义，也是借不到一点口实的。我对蛰居生活的腻烦心理多次诱使我外出游荡。但我的主要乐趣在于旅行；我太幼稚怕羞，还不能像城市里大胆的牛津学生那样去享受伦敦的玩乐生活。几次外出旅行，我都是从牛津偷跑出来的；旅行完了回返学校，过不了几天我又偷跑出来，仿佛我是住在客栈里的一个独立自主的外地客人，从来没有听到一句劝诫的话，从来没有感受到一点管束的力量。然而我的时间白白浪费掉了，我的开支成倍地增多，我在外面的行为学校不知道。愚蠢和邪恶的举动应当提醒我的师长们注意，而我因年齿幼稚，应该比一般人多受一点约束和教诲才是。
一所教会学校，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至少应该按照正统的宗教原则培养学生。可是我们这学院却竭力设法将固执和漠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统一起来：在它看来，异教徒或不信教的人是妖怪；可是它对自己的学生，却永远、或常常、或有时忽略了精神教育。按照大学规章，每一个学生，在录取入学之前，必须对英国国教会的《三十九条教规》签名表示遵守；而对此《教规》签名的人，多于诵读的人，诵读的人又多于信仰的人。不过，我因未到规定年岁，不必立即履行这个仪式；大学副校长吩咐我，叫我届满十五岁就回去办这手续，同时叫我听从所属学院的关嘱。我的学院忘记了关嘱我，我忘记了回去办手续，而大学副校长也把我忘记了。没有听到一次教义演讲，无论是公开的还是不公开的，无论是讲基督教教义还是讲新教教义；没有表示任何学术上的主张；没有得到一次主教的认可；我只能凭着教义问答的朦胧微光摸索前往教堂和圣餐桌，待到受接纳之后，我也没有再问一句，要经过多远的路程，或者通过什么方式，我才有资格接受圣礼。这种几乎难以相信的疏忽，非常容易产生最坏的坏事。
我从儿童时代起，就喜欢有关宗教的辩论。我那可怜的姨妈往往为了她力求相信的那些宗教仪式而陷于迷惑。牛津的沉闷气氛也没有完全破坏我的这种富有弹性的弹力。由于闲散而形成的那种盲目的活性，促使我毫无戒备地进入了宗教争论的危险的迷宫；就在十六岁上，我糊里糊涂地信从了罗马教会的谬论。
我的信仰改宗的过程，至少可以说明我个人思想变化的历史。那是米德尔顿博士
的著作《自由探索》在神学界敲响警钟以后不久的事。为了替那些远古时代的奇迹辩护，人们写了许多文章，讲了许多刻毒话，其中最愚笨的两名斗士，由牛津大学授予光荣的学术称号。米德尔顿的名字，是不受欢迎的了；可是他被排斥这件事，极自然地促使我阅读他的著作，也阅读他的敌手的文章。他那大胆的批评，接近了背叛宗教的悬崖，却在我的思想上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影响。文笔的优美和论证的活泼都被我的偏见挡住了。我仍旧尊敬米德尔顿博士所抛弃的那些圣者和神父的人格，或者说还是尊敬他们的名字。他也破坏不了隐藏在我心里的信念，就是认为在基督教最初的四五百年内，教会中连续出现了天赋神奇能力的人物。可是我无法抗拒历史证据的强大力量。历史证据表明，就在这个时期，有关天主教会的大部分主要教义，都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已经引用到了。我的推论也不是不合理的，即认为奇迹乃是对真理的测验，又认为教会必然是正统的、纯洁的。许多古代神父十分大胆地加以证实的那些神奇故事，迫使我相信了终身不娶的卓越德性，修道院生活制度，十字架符号、圣油乃至圣像的用处，对圣徒的祈祷、圣徒遗物的供奉，为死者祈祷以求涤罪的方式，以及基督以自身血肉作牺牲、在无形中膨大成为无数化体的巨大玄义。
怀着这样的思想，我已经改宗过半了，不巧我又跟我们学院里一位年轻的上流人物有了密切往来。这位莫尔斯沃思先生性格随和，他也抱有这样的宗教见解。他有几本天主教的书籍，我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渠道得来的。我读了，我很赞赏，我相信了：有两本波舒哀主教的
有名著作的英文译本使我完成了信仰的改变，我毫无疑义地被一位高手征服了。*之后我找来法文原本更仔细地进行探究，我要直截了当地宣告，波舒哀确实是一位善用各种辩论武器的高手。就目前我的感情状态来说，似乎难以相信我竟曾有信奉化体的日子。可是我的征服者用圣餐礼上的一句话把我镇住了：“那是我的肉。”
新的信仰一经确定，我就马上决心宣告自己是个天主教徒。青年人是诚挚而急躁的；片刻之间的热狂使我忘记了一切世俗的考虑。
敏感的新教徒们，喜欢按迫害事例同样搞迫害，对于天主教会增添教友，就有一种吵嚷声音闹腾起来。他们经常大声反对容忍天主教神父和耶稣会教友，号称这些人引诱许多国王陛下的子民背弃国教和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在这个情况下，一个或几个学生的堕落引导这种吵嚷对准了大学。他们还确信地说，有一些天主教传道士，用各种伪装方法，潜入牛津大学各个学院。可是公道正义所在，我不能不公开声明，就我本人来说，这种言语都是谎话；我在根据从书本上所得的认识下定决心之前，从来没有同一个天主教神父、甚至一个普通的天主教徒谈过话。
在我最后一次去伦敦旅行时，我到修道院花园的拉塞尔街拜访了一位天主教徒书商刘易斯先生，他把我介绍给一位天主教神父。对于这位神父的姓名和级别，我现在记不清了。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之际，他很快就发现不需要再对我下劝说的功夫。他在了解了我的改宗动机与此事的利害关系之后，同意接纳我进入教会；就在一七五三年六月八日，我匍匐在他脚下，庄严地、但却是秘密地宣暂断绝异端的错误。
引诱一个出身名门富家的英国青年，是一桩既有巨大光荣又有巨大危险的行为；但他勇敢地不理会这个危险，而我在当时，对这个危险是并不充分了解的。据布莱克斯通
说：“一个人如果顺从了罗马教廷，或者引诱他人去顺从，其罪孽相当于叛国。”要是当时的人道精神阻止执行这种血腥法规的话，另外还有残忍程度稍逊的一类法律，将犯罪的神父判处终身监禁，同时将改宗者的财产判归他的最近亲族。我精心撰写了一封辩白信，经我的忏悔神父批准，寄与我父亲，宣告我所采取的这个步骤，并且讲明这样做的道理。我父亲不是头脑顽固的人，也不是哲学家；不过他在感情上痛惜失去独子，而在理智上则因我出乎意外地背离国教而大吃一惊。问讯后，他情绪冲动，将这个要是审思一下就知道该隐瞒的秘密泄露出去了。马格德林学院就对我永远关上大门，不许我再回去。
许多年以后，吉本的姓名变得像米德尔顿一样尽人皆知了，牛津大学有人十分起劲地暗中议论，说这个历史学家早先曾“变成天主教徒”：我的人格备受斥责，人们说我反复无常。这个令人不快的题目，到了反对我的那批人手里，要是他们可以把我的利益同大学的利益分开，他们是会毫不容情地大做文章的。就我自己来说，我为正直地牺牲利益以求心之所安而感到骄傲。要是我的柔弱的心灵纠缠到博学深思的、后来从迷信思想转入怀疑主义的奇林沃思和培尔二位所陷入的诡辩之中，我也决不自愧。
在查理一世统治英国的年代，国王本人也受制于一位身为天主教徒的王后。不可否认，当时确有一批天主教传道士在宫廷、在全国，乃至在许多大学里辛勤工作，并不受责难，而且获得成功。其中一个就是奇林沃思先生，文学硕士，牛津大学三一学院的研究员。
他相信“在什么地方一定有一位正确无误的审判者；罗马教会就是唯一具有，或者可以具有这个性质的基督教团体”。他把自己的思想从权威和迷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的新信条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上，就是认为《圣经》是我们唯一的评判者，而个人的理智则是我们唯一的解释者。他将这条原则适当地贯彻在他所著的《一名新教徒的信仰》中，这是一本在当时惊动了牛津大学的一批博士，如今仍被视为维护宗教改革最有说服力的书。作者的学问、道德以及最近的业绩，使他有可能获得崇高职位，但是如今奴隶已经打破了枷锁，他的身价越高，他就越不愿意遵从国教会的《三十九条教规》了。在一封私人信件中，他以最有力的语言宣称，他不能遵从那些条文而不使自身遭到诅咒；他说，一旦他抛弃他那不可动摇的决心，他愿意让他的朋友们当他是疯子或无神论者。
然而，很可惜！不久他又离开了他自己所认定的信仰。他进一步深究“三位一体”的条文，使他不能按照圣典或古代神父们的言语坚持他的正统信念。他的理智很自然地从这种游移不定的中间位置降到索西努斯教派
较为坚定的立场。不过，他的天性坦诚和心地纯良是明显可见的，所以这种表面的轻率并不伤害奇林沃思的令名。他的屡改信仰缘于他过分精细地探求真理。他的种种怀疑是从他自身发生的：他竭尽一切理智的力量加深这些怀疑。他在当时非常苛刻地对待自己。不过，他在这些问题上探索成功之后，并不能得到一点安宁和休息，因此他重新通过自己的判断，很快就清醒过来了：所以他的一切突进和退却，实际上都是出于他自己的转变。
培尔是法国比利牛斯山下一个边远省份里一位加尔文派牧师的儿子。为了求得较好的教育，新教徒往往冒着风险将儿子送往天主教大学。年轻的培尔，在他二十二岁时，被图卢兹的耶稣会教友以其技艺和辩才吸引过去了。他跟从他们大约十七个月（从一六六九年三月十九日到一六七〇年八月十九日），自愿充当他们的俘虏。这个新近改变信仰的人，有一封自己撰写的或仅由他署名的信寄给他的父母（一六七〇年四月十五日），隐约地渲染了天主教气息。可是他的性格天生是高兴怎么想就怎么想、怎么想就怎么说的：对人类的过分崇奉伤害了他的虔信情绪；物理学的研究又使他深信耶稣化体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由我们感官的证明充分驳倒了的。他回归一个失势教派的教友团体，是无私无畏的行动，但是应当受到《教规》的严厉惩处。他迅速逃往日内瓦，躲开了“精神暴君”们对他的愤恨，这些人当时还没有了解到他们失去的这个争取对象的全部价值。假使培尔坚持服从天主教会，假使他从事了教士的职业，那么像他这样一个改宗者，很可能以他的才具和意向在本国博得财富和荣誉。然而，伪装者在有俸圣职的安逸生活中，或者在主教高位的威严声势中，是享受不到他在鹿特丹过流亡、贫困、自由的隐居生活时那种快乐的。没有国家，没有靠山，也没有偏向，他赢得了自由，依靠一支笔的勤奋写作维持了生计。
这位鹿特丹的哲学家，面对宗教风暴成了冷静的、超然的观察者，用同等坚决的笔调，谴责了路易十四的迫害行动和加尔文派的共和主义，谴责了这个教派的空头预言，以及有时搅扰他的孤独隐居、使他感到难受的顽固行为。在批评当世的宗教论争时，他拿论争双方的论点相互驳诘；他交替运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所用的武器，证明无论是用权威或是用考查的方法，都难以使群众检验宗教的真理；然后巧妙地得出结论说，只有习惯与教育才是群众信仰的基础。普鲁塔克所说“无神论不像迷信那么有害”的古老格言，点缀上培尔机智的色彩，凭着他那锐利的论证手段瞄准对手，就获得了十倍的力量。他的批评词汇是个汇集了大量事实和观点的宝库。他用他那怀疑论的天平称量那些伪宗教，直到两个相反的量互相抵消方才罢手。他说：“我是最最真实的抗议派教徒；因为我一视同仁地抗议一切系统和一切教派。”
学校对我的不满，可能是我引起的；既有这个不满，就可不必多谈我的学习生活，或者应说是我的闲散生活，不必多谈缩短我在牛津求学时间的那个不幸事件了。不过不妨提一下，我父亲选择学校和给我找导师的时机很不凑巧。四十年过去了，现在也许可以断言，这学院和这大学一定有了许多改进吧。我愿意相信，有些导师表现得比沃尔德格雷夫博士更为积极，而不像继任他的某博士那样受人轻视。
我听说，牛津的基督教会学院，在最近几任院长的主持下，采用了较为系统的教导方法；在那个学生众多的学府里，提出了而且还落实了一系列古典文学和哲学课程。学习业已成了一种责任、一种乐趣，甚至成了一种时风。有几个年轻的有身份人物对这个培养了他们的学院作了捐献。克拉伦顿勋爵所著《英国大叛乱史》
第二卷的收益，根据他的遗嘱捐赠给牛津大学，用以设立一所骑术学校，教授各种文雅的体育运动，此事我不知道成就如何。瓦伊纳讲座
则具有重大得多的意义。国家法律，对于准备当市长，也许还希望当议员的有身份、有财产的英国人来说，是第一门功课。那些严肃过人的博士们看待这个贤明举措却很冷淡，他们抱怨说（我听到过这种抱怨），这一来就叫青年人不读书了。但瓦伊纳先生的捐助不是没有好处的，因为由此至少产生了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非常出色的法律注解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