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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普哈丁的例子可以看出，当初他在得知中国以后对中国很感兴趣，但是，他是学了四年的中国文化后才起程来到中国。在到来之后也乐于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和和谐的态度同当地的官员、老百姓交流。这说明当时来自阿拉伯的穆斯林群体，是乐于去学习和接受中国文化的，并没有排斥心态。他们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都乐于或者善于学习中国文化，吸收中国文化，普哈丁并不是唯一的例子，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唐代史籍中关于穆斯林的记载很少能看出他们的伊斯兰性格，有的俨然儒士形象。唐朝末年来华的一位阿拉伯使者，来到中国以后非常向往大唐盛世。他定居在中国，取名为李彦升。他最初顺着海路到达广州，来了之后并没有固守自己的本土文化，更没有强行让周围的人都顺着他的伊斯兰教信仰，而是以开放的态度努力学习中国文化，并且到了精通的程度。以开放的心态博通各种文化模式其实不仅是外来伊斯兰教先贤的特点，也是一切为世人所敬重的有德之贤圣的共同特点。他在广州的时候，结识了当时的岭南节度使、广州刺史卢钧并“以道祈知于帅”
。也就是说，这位面貌迥异于中国人的“老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程度让卢钧吃惊，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深入到什么程度呢？以至卢钧随着自己的官职变化将他带到了汴州（今河南开封），并向唐宣宗推荐他，让他参加科举考试。唐武宗采取了崇道抑佛的政策，也几乎灭掉了其他宗教文化，唐宣宗继位后一改这一政策，对外国人以及外国文化依旧采取开放的态度，恰逢此时李彦升得到了卢钧的推荐。唐宣宗恩准他参加科举考试，但不能“走后门”，必须和广大中国学子公平竞争。李彦升不负众望，于848年高中进士，当年全国进士一共才22位，李彦升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成为有史料以来第一位穆斯林进士。他开了一个先例，也引起了朝堂的辩论，辩论的主题是到底要不要起用一个外国人来参与中国的内政，卢钧认为李彦升身为蕃客却心向中华，最终打动了皇帝，李彦升也被钦点为翰林学士。
后来，陈黯专门为此事写了一篇《华心》赞赏李彦升，这篇短小精辟的文章收入《全唐文》，足以引后人深思。文章观点认为，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中国人，不是靠外貌如何来辨别，而是看他的心向何处，“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异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
也就是说，有的人长着中国人的样子，做出的事却违背中国的伦理文化，那么他就不是中国人。而另外一些人虽然是外国人，但行为内心符合礼义文化，那就是中国人。陈黯对李彦升的评价，可谓诚挚感人。作为阿拉伯来华的穆斯林先贤，能够得到中国文人如此赞誉，足以值得当今中国穆斯林学习。
唐后的五代十国是分裂与战乱时期，关中地区又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原来繁荣稳定的首都长安变得动荡不安。因此，原来居住在长安的穆斯林都迁往四川寻求乱世中的安宁。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李氏兄妹，也即李珣、李玹与李舜弦，他们为波斯来华穆斯林的第二代。先来说其中最有名的李珣，以他的《望远行》中的一段作为切入点，直观地领略一下这位波斯穆斯林的中国文化造诣。
春日迟迟思寂寥，行客关山路遥。琼窗时听语莺娇，柳丝牵恨一条条。休晕绣，罢吹箫，貌逐残花暗凋。同心犹结旧裙腰，忍辜风月度良宵。
这段描写初婚不久的少妇思念远行丈夫的词，我们不妨跳出文字的束缚，以中国画的方式去感受这首词，会发现这情景交融的手法与中国文化之间完全契合，甚至比本土中国文人的功力更加深厚。漫漫春日傍晚，莺声娇语成双入对，反衬着主人公的春思离愁。以柳丝喻别离，条条柳丝牵着离恨别情，表达了离恨之多，离恨之深。写景与意象融汇，意境浑然。在此情此景下，主人公心灰意冷，无心刺绣和吹箫，“晕绣”和“吹箫”本都是美好事物的象征，但这里都失去了意义。无奈春光虚度，人随花老，定情的同心结还系在腰间，难道那远行的夫君就忍心辜负这良辰美景吗？这首词简单易懂，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我们丝毫感受不到文化的疏离感。《全唐诗》收录李珣诗词54首，说明中国文化本身对这位波斯人也是非常认同的。此外李珣对中医药学也有贡献，他出生于药学世家，精通各类药材，对当时从海外传入的药物更有深刻研究，著有《海药本草》六卷，以引述海药文献为特点，全书收录药物124种，原书至南宋已佚，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多有引用，由此可见中医药学也是集诸家所长的文化共同体。有时候，我们会认为所谓中医的“中”是中国的意思，其实这个“中”也有中庸之意，恰好与伊斯兰教的“中道观”有相通之处，两种医药学能够相互融合，取长补短，与二者背后所蕴含的哲学道理不无关系。
但这里我们可能会生起一个疑问，那就是李珣这样的穆斯林先贤们，其实是被中国文化完全同化了。这种疑问可以理解，但并不准确，因为中国文化从来都是和谐包容的，不是一种文化消灭另一种文化而生存，而是多元文化并存，不断丰富自己，不断形成中华文明的共同体。这是中华文明的特点，从史料也可以看出李珣本身也是通晓两种文化而兼容并蓄。李珣有一位好友叫尹鹗，朋友之间打趣开玩笑，曾写过这样一首诗：“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文章。假饶折得东堂桂，胡臭熏来也不香。”
这首打油诗里写的就是李珣所保持的伊斯兰教习俗。当然这诗句之间充满了朋友间的调侃与打趣。从李珣的作品来看，中国的诗词是中国文化无疑，波斯的医药学也是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传统。
李珣的弟弟李玹则倾心于道家与道教文化，平时举止淡然清雅。他继承祖业，在成都开了一家药铺，经营海外的名香奇药，同时也掌握了波斯药学的知识。后来，他把炼丹作为人生终极目标，视钱财如粪土，他也很擅长围棋，懂得中国的养生之道。晚年因为一生崇道炼丹而家境清贫，“家无余财，惟道书药囊而已”
。把所有的财产投入炼丹上，家里只剩下道教的书籍和药囊，也许在乱世之中，李玹寄情于此吧。
李珣的妹妹李舜弦则是一位既有异域之美，又符合中国文化标准的才女，她是五代十国四川政权的前蜀后主王衍的妃嫔，常常在一些公开活动里随景赋诗，因其美貌与才情颇为王衍所喜爱，《全唐诗》当中也收录了她的三首诗。在绘画界还有个说法，说李舜弦开辟了墨竹画的先例。夏文彦的《图绘宝鉴》中称李舜弦不仅能写诗，还擅中国画，并把她视为墨竹画之祖：“月夕独坐南轩，竹影婆娑可喜，即起挥毫濡墨，模写窗纸上，明日视之，生意具足。或云，自是人间往往效之，遂有墨竹。”
从她之后，中国有了墨竹画。可惜红颜多薄命，李舜弦生于乱世，并在政治斗争的倾轧中受波及而去世，只活了20多岁，一代才女从此湮没在尘世中。现存李舜弦诗只有三首，为《钓鱼不得》《蜀宫应制》和《随驾青城游》。
两宋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和波斯之间的贸易依然发达，成为两宋时期重要的经济来源，留居东南沿海的穆斯林已经具有较大规模。这些长期留居的外来穆斯林将自己视为中国社会的一分子，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宋代的穆斯林，人丁兴旺，百业繁荣，不仅有专供蕃坊居民买卖的市场（蕃市），还有由政府兴办，专收蕃商子弟的学校（蕃学）、清真寺、养育院等机构。光塔路的怀圣寺，建于唐代，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兴建的清真寺之一。
文献记载，宋代熙宁年间，广州有一位长住广州的大食外商辛押陀罗（今译为谢赫阿布杜拉），他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因做外贸生意，积累下了“数百万缗”
财产，而南宋时候朝廷靠外贸而获得的年收入最高为300多万缗，可想而知辛押陀罗的贸易规模。他在中国住了几十年，有一种很强的归属感，希望国家能够承认他的身份，他“自比于内臣”
，早就把自己当成中国的一分子，还请求朝廷的加封。朝廷任命他为蕃长，并且加封他为“归德将军”
，以奖励他所做出的贡献。担任蕃长后，辛押陀罗多次利用自己的人脉，向本国海商发出邀请，希望大家能一起来广州做生意。他还向政府捐出银两，帮助修建广州城墙，向学校捐资、赠田，甚至自己兴办学校。蕃坊最繁盛时期，光塔路至中山六路一带，聚居着“蕃汉万家”，这无疑是一个和谐而又有人情味的写实描述。
一提到伊斯兰教，往往伴随而来的就是各种刻板印象，往往和“极端”“保守”等词汇联系在一起。其实，这只是用某种错误的观念代替了真正的伊斯兰教，以致形成错误的认知循环，对伊斯兰教的误解越来越深。伊斯兰教在诞生之初便与政治相连，因此，伊斯兰教真正精华的一面被遮蔽，在历史中不断被各种势力利用，也就形成了如今的刻板印象。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几乎与伊斯兰教的诞生同时发生，而伊斯兰教初传中国时的形态，也可以说是与政治相剥离的作为学问的纯粹的伊斯兰教的表现形式，可以反映出真正的伊斯兰教的核心特点之一，那就是“和谐包容”。最初来华的穆斯林先贤们也大多抱有这样的心态。这可以说与我们当今对伊斯兰教的刻板印象相去甚远。然而历史的遗迹是最有力的证明，上文提到过普哈丁在扬州建造了颇具中国文化建筑特色的清真寺，取名为“仙鹤寺”。中国最初的几个清真寺的名字都非常具有中国特色。下面要提到的是中国又一座清真古寺，即福建泉州的“清净寺”，听起来有一种佛道文化的意味。多元宗教文化的交融，在泉州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提到“海上丝绸之路”，就不得不提到福建省泉州市。这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城市，既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又是昔日被世人公认的东方第一大港。而清净寺正是泉州这段辉煌历史的见证者。清净寺，又称艾苏哈卜大清真寺，也被称为“圣友寺”，意为穆罕默德圣人的追随者。它是阿拉伯穆斯林在中国创建的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清真寺，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一千多年前，数万阿拉伯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带着香料、药物和各种奇珍异宝不远万里来到泉州，又从泉州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运往西方。如火如荼的丝路贸易不仅使泉州港成为当时与亚历山大港齐名的港口，更使泉州成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地区之一。历史上，泉州曾拥有过七座清真寺，清净寺就是其中一座。它仿照中世纪阿拉伯地区清真寺形式而建，以石制建筑风格为主，不同于中国的木制建筑。它更加实用，更加经得起时间的磨砺。清净寺的石构建筑非常牢固，四百多年前的大地震也没能把它摧毁，这也使得它成为中国东南沿海仅存的、非中国宫殿式建筑风格的清真寺。有伊朗学者甚至认为，泉州可以称被为伊斯兰教除麦加和麦地那之外的世界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由此可见当时的繁盛。
寺里的建筑大多是按照伊斯兰风格建造的，唯独被称为“明善堂”的礼拜堂是一座具有闽南古民居风格的建筑，其命名与建筑风格都极具中国文化的风格。明善堂是后期修缮时结合当地建筑风格重建而成的，因此具有中国文化的风格，值得一说的是堂前矗立的宋代“出水莲花”石香炉。石香炉高约1米，直径约35厘米，由叶蜡石（寿山石）雕制而成。上部是一朵盛开的大莲花，花心略为下凹，大莲花周围再围绕一圈小莲花。往下是永不凋谢而各有特色与灵气的莲蓬或含苞待放的花朵。其真意为“清净”与“洁白”。莲花虽为佛教敬仰之物，但伊斯兰教仍尊而敬之。不同于中国佛教庙宇里终日烟火袅袅的铜香炉，由于伊斯兰教教义反对偶像崇拜，忌烧香祈祷，因此，这个莲花石香炉是穆斯林在礼拜时，用于焚烧檀香、调节空气。香炉是佛教的法物，外来穆斯林修建清净寺的时候，便雕刻了这座石香炉，恰恰说明了初传中国的伊斯兰教本身的包容性，它吸纳了泉州的佛教文化，众多穆斯林聚在一起举行礼拜时，将檀香末放置在香炉顶端下凹处焚烧，借以净化空气，香炉又有了这种伊斯兰教“洁净”的意味在里面。燃香在这里有了清净、洁净之意，起到了凝神静心的作用，这也符合伊斯兰教的教义。以佛教的方式达到伊斯兰教的教义，可见宗教文化的融合并不会削弱宗教信仰，反而使得宗教本身变得更加富有生机。初传伊斯兰教和谐包容的特点在这里展现无遗。
在清净寺周围，东北方有佛教的开元寺，正北方有道教的元妙观、儒家的文庙，西南方则有天后宫。方圆一公里
内，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儒教，不同宗教文化和谐相处，不同信仰彼此尊重，相安无事。不禁让人联想到宋元时期作为世界最大都市之一的泉州“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这多元文化融合的繁荣景象。不仅清净寺中有香炉，在著名的泉州伊斯兰教灵山圣墓中也有石香炉。
明代著名历史学家何乔远撰著的《闽书》卷七《方域志·灵山》载：“自郡（泉州城）东南折而东，遵湖岗南行为灵山，有默德那国（即默地拉）二人葬焉，回回之祖也，回回家言，默德那国有吗喊叭德（穆罕默德）圣人，……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618—626）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此山。”后人传称其墓为“圣墓”
。这便是泉州伊斯兰教灵山圣墓的由来。三贤、四贤墓，位于泉州东郊，福厦公路东侧的灵山，距清净寺约四公里。先贤坟前后，均放置着石雕香炉，坟前的石雕香炉是由白花岗岩石凿刻的，颇为简朴，乃宋代遗物；坟后有两个雕刻精致的辉绿岩石香炉，是元代穆斯林所敬奉。这里香炉存在的意义和清净寺中的石香炉的意义相同，焚香洁净空气，让祈祷者内心安宁。其中还有元代重修“圣墓”的石碑，1983年4月，国务院泉州伊斯兰教史迹考察组将碑文重新译出，其中记载了两位先贤归真后，“人们因其福祥而用之。一旦遭遇艰难，彷徨无策，即前来瞻礼，祈求默示光明，并有奉献，均获益平安而返”
。我国伟大航海家郑和在1417年第五次率船队出访阿拉伯、波斯等国之前，专程来泉州灵山拜谒先贤坟，在圣墓前焚香，默祈真主恩赐船队在海上能平安往还。当时的地方官泉州穆斯林蒲和日修碑纪念了这件事。
从上述史料中，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穆罕默德圣人的四大弟子沿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中国，其中两位来到了泉州，他们被称作“贤”，可见是以学识与德行而被当地人所称颂。他们到达之后并没有拉帮结派，也没有结交政府官员，更没有通过武力强迫他人去信仰伊斯兰教，而是通过自己的德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送之以“贤”的名号。在两位先贤归真后，大家遇到生活中的难事，还是会去墓前祈祷，由此可见，人们对这两位穆斯林先贤的敬重，学识与德行兼而有之，才能得到跨越宗教的尊重。
如今，泉州的伊斯兰教与泉州本土民间信仰和谐相处，互相融合。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当地穆斯林会来到真武庙，把关帝爷作为穆罕默德在中国的化身，进行奉祀。清净寺内留存明清古石碑，碑上用八卦之说解析寺内礼拜堂“奉天坛”的布局与结构。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初传中国的伊斯兰教本身就是开放与包容的，并非保守的。这值得我们大家深思，宗教的健康发展到底靠什么，相信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