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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诞生于阿拉伯半岛，带有明显的游牧、沙漠、商业等特性。这些特性随着伊斯兰教的东进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延伸，在伊斯兰教初传中国时期，其商业负载文化的特点表现得较为突出。前述的先贤普哈丁即是以商业方式来进行文化上的交流。其实，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中国与阿拉伯地区便有着悠久的交通史，中国与阿拉伯的历史渊源可谓深远。
《史记》中称阿拉伯为“条枝”，地处“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
。97年，甘英
出使西域，中国人对阿拉伯有了更多也更加准确的了解，《后汉书》记载其地“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
，这更加符合我们现在对阿拉伯地理环境的认知。自此以后，汉朝每年都会派遣多批使者前往中亚及西亚各国，与阿拉伯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唐代称阿拉伯为“大食”，音译自波斯人对邻近的阿拉伯塔伊部落的称呼。从语言形成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也是一种多元一体的语言结构，随着历史的发展，外来语源源不断地融入汉语，不断丰富着中华文明的内涵，中华文明的共同体不断地发展壮大。世界上没有一种文明是凭空出现的，只是多元文化共同体以本地特色的方式呈现，这是个开放的系统，且永远朝向着未来开放。
在伊斯兰教初传中国的过程中，宗教并不是主要因素，伊斯兰教主要是以政治及商业交往为载体，以商人、使者的“文化习俗”进入中国。从唐代外来穆斯林的分布可以看出，主要集中在首都长安与东南沿海城市，如扬州、广州、泉州等港口城市。这是因为两国的交往在唐代中期之前以陆路为主，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丝绸之路”。而经过“安史之乱”
后的唐朝国力衰弱，渐渐失去了对西北陆路的控制权，中国和阿拉伯、波斯之间的海路交往因此渐渐兴盛起来。阿拔斯王朝
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754—775）将阿拉伯帝国首都由大马士革转至巴格达，标志着阿拉伯已将对外交往的重点由陆路转到海路，这种转移恰恰是和陆上丝绸之路自“安史之乱”后衰落的现实相适应的。
由此不难推测出阿拉伯力图加强海上通道，无疑是考虑到和中国互利互惠的传统联系。
唐永徽（唐高宗）二年（651）到贞元（唐德宗）十四年（798）的147年间，阿拉伯向唐朝官方正式遣使有三十九次之多，仅天宝十二年（753）三月、四月、七月和十二月，黑衣大食就曾四次遣使来朝，朝廷对其中的首领人物赐紫袍、金钿带、鱼袋，并授“中郎将”
等官职。
这还只是官方正式的交流，非官方的交流更是多不胜数。由此可见，中阿之间传统友谊之深。贸易是双向的，不少中国商人也远赴巴格达，把中国商品远销至西亚及欧洲各地。由于中国商品在国际上非常受欢迎，因而巴格达城内便有了专门卖中国货的市场，
至今巴格达的阿拉伯博物馆还收藏着9至10世纪的中国越窑青瓷，由此可以想象出当时的繁忙与热闹。而大批来华的大食和波斯穆斯林商人，不仅交易本国特色商品，他们还充当起“代购”，路途中向斯里兰卡收购当地特色宝物，向马来西亚收购黄金，转运到广州换取绫绢丝锦等货物。唐宋时，中国、伊朗、阿拉伯之间的紧密联系由此可见。关于中阿之间的交往，双方和平交往当然是主流，但两大帝国之间边境上也有过摩擦，即著名的“怛罗斯之战”
，战后被俘的人员中有造纸匠等一些技术工匠，他们因为这次战争，阴差阳错地把造纸术传给了阿拉伯人，并由阿拉伯人传播到欧洲，对西方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唐朝曾在“安史之乱”中向阿拉伯借兵平乱，这些兵来自哪里则缺乏详细史料，学者们也提出了多种猜测，本书采纳其中一种看法，即官方通使时护送阿拉伯使者的士兵，他们参加了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共有千余人。从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出中阿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战争结束后，他们大部分留在了中国。唐朝后期国力下滑，供养这些士兵成为比较沉重的经济负担。如何妥善安置这些人便成了棘手问题。贞元（唐德宗）三年（787）七月，当时的宰相李泌对他们进行了户籍清理，要求他们要么离境回国，要么加入中国籍，成为唐民，政府给他们军职或者公职，大家一起为唐效力。清查结果表明仅仅留居长安的胡客就有四千人左右。史料记载，这些人留居长安久者已有四十多年，他们已在长安娶妻生子，买田置地，安居乐业，没有一个愿意回家的，都愿意留在中国。这些人也成为地道的中国穆斯林。他们在此生根并通婚，成为后来回族的源流之一。
伊斯兰教由此随着政治和经济的交往进入中国。这些来到中国的商人、进贡的使者与参战的军人，他们获得准许居住在中国，史称“住唐”。他们在长安、广州、泉州、扬州等地居住。有的一住就是十年，甚至几十年。从唐朝开始，这些人就被称为“蕃客”，这些蕃客有的带来了自己的妻子儿女，有的则在当地娶妻。他们在中国所生的子女，被称为“土生蕃客”。唐朝的首都长安，也是大食和波斯蕃客居住最为集中的城市，当时的街头巷尾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特别是随其来华的大食和波斯的妇女。她们带着珍贵的耳环，穿着鲜亮的衣服，加之轮廓分明而靓丽的容貌，被中国人称为“波斯妇”或“菩萨蛮”。中国古诗词的词牌名《菩萨蛮》，据说便来源于此。
当时，留居扬州的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有几千人之多，唐朝末年留居广州的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达到上万人，这些穆斯林商人非常富有。当时在海南岛，有两个大海盗，一个叫冯若芳，一个叫陈武振。他们以劫掠波斯穆斯林商船为业，成了家累万金的海中巨富。冯若芳每年劫掠波斯商船二到三艘，把船上的珠宝据为己有，将船上的商人及船员男女收为奴婢。我们熟知的佛教大师鉴真和尚曾亲眼见证并记录了这一幕。天宝（唐玄宗）八年（749）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失败，被大风吹到海南岛，遇到了冯若芳。冯若芳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积累功德的机会，便把他请到自己家供养，鉴真大师记载了他的见闻，“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
。这些外来穆斯林后来成为海南人的源流之一，并融入当地。
在唐代人的心目中，伊斯兰教并没有被当作一个宗教去看待。唐代史籍称伊斯兰教为“大食法”，也就是说，当时人们更多的是从世俗角度去观察和把握伊斯兰教，把伊斯兰教当作阿拉伯以及波斯人的一种风俗习惯。再者，伊斯兰教本身所提倡的是入世主义，这一点又与当时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不谋而合。这也是它同其他宗教，特别是佛教所不同的地方。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四月，发生了“会昌法难”
。唐武宗在打击佛教的同时也几乎消灭了景教、祆教、摩尼教等宗教，唯独伊斯兰教没有受到影响，原因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