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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宋“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中，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身影非常活跃，普哈丁是这个历史阶段来到中国的众多穆斯林之一。1265年夏，即南宋咸淳年间，普哈丁以商人的身份带着他的商团和珍贵货物抵达了南宋疆域内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扬州。他来这里不仅仅是为了经商，更多的是他对中国文化的向往。
普哈丁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第十六世裔孙，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拥有丰富的学识，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学者。由于当时阿拉伯和唐朝之间的贸易非常发达，两国的交往也友好且频繁，因此普哈丁身边有不少到过中国的朋友。在同这些人的交谈中，他对中国这个繁华大国的兴趣日浓，57岁那年，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去中国看看。但普哈丁并没有像现在的人那样来一次所谓“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对这次中国之旅非常慎重，因为他并不是单纯经商，而是希望能进行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普哈丁耐住性子用了四年的时间去钻研中国的学问，学习中国的语言，多方面搜集资料去了解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他进一步明确了自己旅行的具体目的地，那就是当时中国最为繁华的国际港口之一——扬州。在这里，各国的商船在繁忙的大运河上来往，来自中亚、西亚的穆斯林商人更是络绎不绝。扬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流经此地的京杭大运河，都让普哈丁为之向往。
经过多年准备，已经61岁的普哈丁终于来到他梦想中的扬州。精通伊斯兰教哲学并且饱览中国文化的普哈丁很快便以他个人的德行、学识感动了当地的地方官和百姓。他来到中国之后依然刻苦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用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同扬州当地的官员和百姓交流，探讨中阿两种文化的异同。他和当地的地方官元广恩成为好友并且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敬重。正所谓“德不孤，必有邻”，德行高尚且学识深厚的人，往往可以打破宗教与文化的壁垒而被大家接受。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初期之所以能落地生根，其中一个原因便是伊斯兰教先贤的德行与学识得到人们的认可。
仙鹤也是中国文化的标志之一，尤为道教所尊崇，佛教也颇多青睐。唐代李翱在其《赠药山高僧惟俨（其一）》一诗即以仙鹤来形容高僧。“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馀说，云在青天水在瓶。”在唐代，扬州即有“鹤城”之称。而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普哈丁对仙鹤也是非常喜欢。普哈丁喜爱唐诗，对李白那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赞叹不已，他也曾在武昌亲临黄鹤楼一睹其风采。因为自身对鹤文化的喜爱，加之扬州人崇鹤的习俗，普哈丁决定在扬州修建一座具有仙鹤外形的中国南方园林风格的清真寺，并取名为“仙鹤寺”。按照当时的设计布局，大门对面的照壁为鹤嘴，大门堂为鹤头，向北的露天通道为鹤颈，礼拜殿为鹤身，南北两厅房为鹤翅，南北两古井为鹤眼，南北两棵柏树为鹤腿，大殿后的竹林为鹤尾。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是如此符合文化交往的规律。
仙鹤寺的建造过程，还以传说的形式被后人传颂。传说当时城东有座龙王庙，住持老僧华仙素擅法术，在当地颇有影响。不料，普哈丁和老僧华仙皆相中同一个地址，一个要修清真寺，一个要修庙，地方官知二人皆非凡夫俗子，让二人各显“法力”，一见高低。结果，普哈丁先贤取胜，老僧华仙见状乃折服而退。地方官将该地判给普哈丁先贤建造了这座清真寺。这虽然是一个口耳相传的传说，但传说往往是现实的折射，从中可以看出，普哈丁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可能与其他宗教或文化形式产生过直接交流甚或是辩论。真正有德行与学识的人，不仅不会回避文化之间的交流，还热衷于思想上的碰撞与相互进步。普哈丁曾多次到访位于扬州南郊的佛教禅寺高旻寺，
与住持品茶交谈，切磋教理。
普哈丁前后在扬州生活了十年，这期间他常常去扬州以外的地方游历和讲学。他从济州（今山东济宁）交流归来，在返回扬州的船上，安然离世。普哈丁生前的好朋友元广恩打开了老人留下的遗书，遗书中请求将其安葬在大运河边。于是，元广恩按照普哈丁的遗愿，把他葬在了运河东畔的一座高岗上，这就是普哈丁墓。普哈丁墓仍旧以中国园林建筑风格修建，据考证，普哈丁的陵墓是由波斯人修建的。普哈丁以文化交流的目的来到中国，最后也以文化融合的形式安葬。据说，明朝时，永乐皇帝甚至把普哈丁墓视为国宝，下令予以保护。济州是孔子的故乡，也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与此同时，它也是日后明清中国伊斯兰教“以儒诠经”学术运动的策源地之一，普哈丁未完的事业，终由明清的中国伊斯兰教先贤接力完成。
普哈丁生前曾经告诫后人，不要给他留下任何画像和记载。然而，扬州地方官广陵郡守元广恩对普哈丁非常欣赏且敬重。有一次，元广恩在接见普哈丁之前，特意找来了一个画师，让他在屏风后面，仔细观察普哈丁，为普哈丁画一幅肖像画。这位画师在屏风后面所画的画像，也成为普哈丁唯一留下的画像。很多扬州百姓也都敬重普哈丁的德行与学识，他们也像阿拉伯人一样，尊称普哈丁为“筛海巴巴”，意思是有学问的长老。普哈丁以其高尚的德行、广博的胸怀、开放的态度和深厚的学识为伊斯兰教中国化奏响了前奏，谱写了主旋律，因此称普哈丁以及与其相类的学者为早期中国伊斯兰教先贤，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