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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大雅》《鲁颂》中都有记述周代祖先后稷的事。后稷的母亲名叫姜嫄，据《诗经·大雅·生民》记载，此女郊禖时（无子者为求生子而祭神，似乎是公开允许野合的古代祭祀风俗）踩到上帝武敏的脚印上，有感而孕生了后稷。这件事在《诗经》中有两种解释：一是《三家诗》之说，这本书今已失传，其说法在郑玄《毛诗传笺》中还有保存；一是《毛诗故训传》之说。《三家诗》称其踩了上帝小脚趾的脚印，《毛诗故训传》称其踩了上帝脚印而生后稷。对于姜嫄，《毛诗故训传》说她是高辛氏的妻子，但后来朱子写《诗经集传》时参照的是《三家诗》的说法。总而言之，姜嫄受孕生了儿子，却想把儿子扔掉，将之扔到狭窄的巷道里，有牛羊养他；扔到冰面之上，鸟儿们呵护他；扔到山林中，又被砍伐树木的人救下；最终无奈之下只得自己抱回来抚养，在有邰居住下来。据说有邰是姜嫄的娘家。后来，周人美化自己祖先，《史记》中认为姜嫄是高辛氏帝喾的元妃，认为生了殷代祖先的简狄是帝喾的次妃。根据《毛诗故训传》的说法，帝武就是帝喾的脚印；《三家诗》则认为是一个不知名的大神的脚印；《史记》中认为是巨人的脚印；朱子也认为是巨人，即神的脚印。尽管宋代的欧阳修、苏洵极力排斥巨人脚印的说法，但在他们之后的朱子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古代的传说虽有不合理的地方，但这样的说法是确实存在的，所以朱子参照《三家诗》的说法较为合适。《诗经·鲁颂·閟宫》篇（说及经常关在宫中祭祀姜嫄的部分）中记载了后稷的事。诗中说后稷生来就对农耕十分精通，积极开展农业生产。《诗经·大雅·生民》篇中认为周代的祖先是掌管农业的神。“有邰”的“邰”字，一作“漦”字［或作“斄”或“釐（厘）”字］，为川名。有说法认为周之所以是姬姓，是因其源于姬水，推测“姬”与“漦”是同一个字（据说黄帝来自姬水，炎帝来自姜水，且炎帝的“姜水”和“姜嫄”的“姜”指同一个地方）。
想要弄清楚这些传说起于何时，这需要研究《诗经》的《鲁颂》和《大雅》。《鲁颂·閟宫》产生的年代大致是清楚的。《鲁颂》是为赞美鲁僖公而作，《閟宫》篇的最后也有关于僖公的记录。因为讲到僖公为庄公之子，可以确定《閟宫》篇中的诗必定在僖公之后。此外，至于《大雅》《小雅》《民生》是何时的作品则无法判定。《大雅·文王之什》记录的主要为文王之事，《大雅·生民之什》记录的则多为文王以前的周代祖先之事。不能确定《大雅·生民之什》创作于何时，也不知是否与《大雅·文王之什》为同时期作品。另外，不用考据《毛诗故训传》的注解就能知晓《小雅》所讲主要为宣王之事。我们在分析这些诗的产生过程时，应该注意，并不是描写更早时代的东西先写成，描写较晚时代的东西后写成，而是由较新的时代向更古的时代进行回溯，如此一来，可能描写较晚时代的东西反而成书时间更早。这方面在日本也有同样的情况，比如《大镜》是受到藤原氏衰落的影响写成的，《水镜》写的则是藤原氏之前的事，但《水镜》成书晚于《大镜》。《大雅》《小雅》是口头传唱的内容而非文字的记录。这类诗中的大部分最初成了歌颂宣王的《小雅》，随后出现歌颂文王的《文王之什》，再之后出现了歌颂周代祖先后稷的《生民之什》。这一点与今天的《大雅》《小雅》的顺序是相同的。而关于歌颂宣王的诗歌出现于何时，我认为情况大致类此：宣王在位的五十年，周朝达到鼎盛时期，其后是周幽王亡国，再往后平王兴东周，可能是感叹王朝的盛衰交替而出现了歌颂宣王的《小雅》诗篇，随后逐渐往之前回溯，因此《小雅》大概是周幽王、周平王时期的作品，最主要是平王时期的作品，《大雅》应该是《小雅》之后出现的作品。从《大雅》《小雅》的文辞来看，铜器的铭文中也出现了与之类似的东西，比如说虢季子白盘。这是七八十年前于陕西省宝鸡县出土的文物。结合出土的地区分析，金石学者断定此非东周时代的东西，而是西周时代的东西。因此《大雅》《小雅》中的诗歌可能都产生于两周交替时期。可以说，《大雅》《小雅》中传说的部分是比较古代的东西。正因为其是年代很早的传说，所以和后来关于后稷的传说有矛盾之处，而这恰恰说明它具有价值。
上述传说中，后稷被当作人类的始祖，《大雅·生民》篇中特别明显地显示出了这种倾向，而《鲁颂·閟宫》篇则认为后稷继承了禹的王位，即：“奄有下土，缵禹之绪。”从中可以知道《閟宫》篇的时间晚于《大雅·生民》。这即意味着，后稷起初被认为是周的始祖；后来又被认为继承了禹的王位，成为引领整个中国的人；到了《尧典》《皋陶谟》中，则变成了尧、舜时期诸多官吏中专司农事之人。《尧典》与《大雅·生民》篇中不一样的地方，恰好成为《大雅·生民》篇是很早就存在的传说的证明，其价值便体现于此。
但是后稷是否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周的祖先，这一点尚不清楚。《史记》根据《世本》的传说对周代的宗谱排列如下：
此说中有一些不太合理的地方，比如说公刘专研后稷的事业，精通农事。《大雅·公刘》诗中的“彻田为粮”说的是井田法，而皇仆、高圉、亚圉几人的名字显而易见表示他们与牧畜有关。如果此说是真实的，就成了先有农耕后有畜牧，这违背了自然的发展过程。可能周人最初先有牧畜时代的传说，而后进入农耕社会，因此将后稷当成农耕的始祖，同时也将其视为周人之祖，百姓之祖。倘使果然如此，可能周人最早的传说中所讲的即为宗谱中公刘以后，那些与牧畜相关之人的事情？尧、舜之后，夏、殷两朝持续千年左右，假设一代为三十年，以直系计算就有三十代。夏、殷两朝的直系代数大致与此数目相符，而周从后稷到文王只有十四代，因此认为后稷与尧、舜属于同一时代的人，这是让人难以信服的。从殷代中期以后，文化逐渐传播到地方，从那时起的事是可以知道的，随后将皇仆、高圉等当作周的创始人，此后又将这一认知与公刘说、后稷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后稷与尧、舜为同一时代人的认识，最终形成前面那不合理的宗谱。更何况，认为彻法税开始于公刘时代，本身就是错误的。
从古公亶父开始就进入了真正可以弄清事实的时代。但是仅有《大雅·绵》的一段歌词中出现过古公亶父，此外再没有关于古公亶父的史料记载。《大雅·绵》中说古公亶父似乎曾经居于名为沮或漆的河边。他穴居于岐山脚下，开始没有房屋。这一说法也与《大雅·生民》中所说的后稷在有邰有家庭相冲突。可能有关古公亶父的说法是正确的。尤其就中国的情况来看，穴居未必是年代久远之事，直到现今山西、陕西仍有人穴居。但一般来说，屋居比穴居更进步。建设房屋始于古公亶父的说法，与后稷时开始有房屋的说法冲突。《大雅·绵》中记载，负责居住的官吏为司空，此外还有负责指挥农奴的官吏，即司徒。还有说法认为古公亶父的妻子是个姜姓女子，此时的说法似乎回溯到后稷，后稷的母亲就是姜姓女子。《鲁颂·閟宫》中有关古公亶父的记录有一句是“实始翦商”。一般认为这句话所说为侵略殷的事情，后来将“翦”字释义为“践”，这句话的意思就变成了与殷交往建立联系。不管怎样，与具有先进文化的殷建立联系，接受其文化并进入屋居的社会形态，这是早就有认知的事情。于周而言，这是自己国家兴起的过程；于中国整体而言，这一时期先进的殷文化沿着黄河而上，传播到陕西，教化当地较落后的人，使得酋长中诞生了像亶父这样的人物。
亶父有泰伯、虞仲、季历三个儿子。季历的儿子中有一个是后来的文王。因文王生来有祥瑞之兆，亶父有意传位于他，于是泰伯、虞仲逃往荆蛮，断发文身，从此没有再回来过。此与王国维的说法相符，其继承方式是与殷代相同，都是年少的儿子继承王位。但将泰伯之事与吴混杂在一起，将其说成是吴太伯，实属牵强附会。周文王扩大了国土，迁居到渭水边上的丰。此时有文王受命称王的说法，这里所说的受命指的是接受上天的指示。虽然根据后来的一统天子论，认为殷王在位时，文王是不能称王的，但是在古代，势力稍大一些的诸侯称王是常有的事情。基于此，可以猜想，这一时期的周已经成为相当大的诸侯国。也有人认为文王只是一个谥号，或者是自己这样称呼。我认为应该是自己这样称呼的。周文王与纣之间发生过很多故事，大抵与桀、纣之间的情况类似。纣王下令抓捕文王，文王的属下行了很重的贿赂才使文王免于被捕。文王手下有名的佐臣很多，对此，《商书·君奭》中所记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实。实际上灭殷的是武王，但一般认为文王是周朝的开创者，古代的传统是将自己出生的地点作为始祖祭祀，所以始祖祭祀文王是顺理成章之事。这种说法直到《史记》问世依然存在。
周文王时已经开始征伐其他国家，扩张了自身的领土，《论语》中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史记》中也记录了此事，《诗经·文王之什》《尚书》中都有明确的记述。可以说这是从很早以前流传下来的说法。据记载，文王受天命成为王以后，“一年断虞芮之质，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畎夷，五年伐耆（西伯戡黎），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这五六年的征伐已经进入殷的畿内，可以看出周对殷所形成的压迫态势。《史记》中关于这一点的记载略有不同，其认为伐崇后即定都于丰。丰的位置在今天的西安市附近，定都于此，可以看出周想要从渭水上游向下游进攻东边的愿景。所谓的天下三分占其二，是指在当时的九州中，周占了六州，但这是后人附会的说法，当时并不存在九州。文王在国势蒸蒸日上的时候因病离世，由武王继承了王位。
《尚书》的《泰誓（大誓）》《牧誓》《武成》各篇中都记述了武王伐纣的事情，但《今文尚书》中仅有《牧誓》一篇具有一定可信度。人们通常认为《泰誓（大誓）》是很早以前插入其中的。伏生的《今文尚书》问世之时，二十九篇中有无《泰誓》存疑。有人认为《泰誓》不在其中，并书序共二十九篇。此观点的论据是，西汉末年，刘向在《别录》中记载，汉武帝末期从百姓家的墙壁中取出《泰誓》。倘使二十九篇中包含《泰誓》，此时就不会发现这本新的《泰誓》。认为二十九篇包含《泰誓》的，其证据是，据说因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从小受到伏生学问的影响，他们传承下来的《尚书大传》（目前尚有残篇）中引用了《泰誓》中的句子。还有一种说法，反对《泰誓》成书于武帝末期，理由是武帝初年的董仲舒，其“对策”有《泰誓》的内容。有人将这些论说进行折中，认为伏生的《尚书》中包含《泰誓》，但只包含残缺不全的上、下两篇，后来又得到中篇，才形成完整的《泰誓》。这一说意味着现存的《古文尚书》中的《泰誓》为伪作，真的《泰誓》可能还存在某个地方。大多数相信有真的《泰誓》的人认为，《泰誓》的大致内容在《史记》中得以保存下来。即便现在尚有《尚书大传》，其中也是残缺较多，《史记》中的《泰誓》相对来说是较为完整的。接下来是清代的学者曾尝试通过《史记》来复原《泰誓》本来的样貌。孙星衍写了《尚书今古文注疏》，又有人搜集马、郑所注的《尚书》，两者都尝试复原《泰誓》。魏源在《书古微》中也进行了相同的尝试。今日想考察《泰誓》原貌的学者一般以这些资料为依据。这与《伪古文尚书·泰誓》在做法上有相似之处，《伪古文尚书》把与《泰誓》类似的文句从古书中摘录出来进行汇总，再根据自己的想象将残缺的部分补充完整。而孙星衍和魏源则按照《史记》中所记《泰誓》的基本框架，以现存部分为基础，加以补充说明。这两种复原古书的方法，都是可取的。《史记》在对类似《尚书》这样的古书进行引用时，会根据当时的语言习惯，将比较久远晦涩的说法替换成通俗易懂的语言，因此，在这一前提下复原的《尚书》，在语言上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复原，只能做到不丢失其原本表达的意思。所以说，尽管现在还存在《泰誓》，实际上这个《泰誓》是存疑的东西。如果我们读这样作成的《泰誓》上、下篇中的下篇，会感觉与《牧誓》的文句非常相似。《史记》中将《泰誓》《牧誓》两篇都记录进去了，但给人的感觉就好像这两篇从很早起其内容便是混在一起的，使人认为《牧誓》的来源和《泰誓》的来源似乎不是一个途径。除上述疑问之外，关于《泰誓》《牧誓》一开始是否存在于简册、铜器的记录中也不清楚。《孟子》中引用的《泰誓》佚文，包括韵律在内都非常流畅，风格与《牧誓》一致。如今尚存的周代青铜器大盂鼎、毛公鼎上的铭文，与《周书》中的《召诰》《洛诰》的文句有相似之处，但较之《泰誓》《牧誓》，则《泰誓》《牧誓》的文句太显得太过流畅。因此我认为，这两篇最初在传播方式是讽诵，并未被记入过简册。另外，《武成》从很早开始就是颇有争议的著作，孟子有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更何况现存的《武成》还是伪古文。《泰誓》《牧誓》也一样，是讽诵传说，从未被记录过。总之，《泰誓》《牧誓》均未如《诗经》中的《小雅》《大雅》及“虢季子白盘”那般形成确凿文字的记录。《大雅》《小雅》和“虢季子白盘”中均为整齐的四字句形式，《泰誓》《牧誓》却不是。所以我认为《泰誓》《牧誓》是出现于西周时代，借助讽诵的方式得以传播的作品。
就如上面所说，倘使将其作为古代的传说，文末的落款年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信。但从很早开始，其落款年代就存在问题。《泰誓》的落款为“九年”“十一年”。今文家认为这个时间是从文王接受天命开始称王的时候算起的。文王受命后七年去世，再加两年即九年，此基础上再加两年即十一年，正是武王灭纣的时间。古文家则认为文王在第九年去世，从九年算起到十三年时灭殷。大致上今文家的说法是准确的。总之关于年数的计算，今文家和古文家意见一致，均从文王称王时开始，并未因文王去世武王即位改元而更换年代的计算方法。这些是上古时期朴实的地方，但我们不能据此推断周代文王、武王时期距今多少年。《国语·周语》中有“伶州鸠”的说法，孔颖达在《正义》中，将之作为计算年代的开始，这异于《淮南子》中的计算方法，但还是不能明确计算出距今有多少年。《牧誓》中也记录过“甲子”，根据周历计算，应该是十二年二月，但仍然无法确定准确的年代。看起来《牧誓》中的日期大致准确，但因不是当时的记录，所以很难说没有掺杂后世记录时候的一些见解。但可以明确的是，就内容而言，这是距周代初期不远的传说，大体来说，它的内容可信度较高。
这些东西于后世较有助益的是其中对官名的记载。《大雅·绵》中有司徒、司空，《牧誓》中有司马。将此与《洪范》一同考证，就可以了解周初的官名。此外，武王的部队中包含叫作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的各种各样的蛮人。这些是以四川为中心包括从渭水沿岸到云南的西南夷人。这些人来到云南，较之同一时期兴起于黄河下游的具有先进文化的国家之间的斗争，即夏、殷革命，总归存在不同之处。夏、殷革命不过是同等文化水平国家的胜负较量，而周灭殷时，则是武王率领于渭水上游聚集起来的西南夷人，侵略黄河下游地区的文明国家。四川、云南的百姓基本是西藏系即泰族，而黄河下游的文明国家的百姓是东北民族，即接近蒙古和满族的人。这里需要注意《尔雅》等古辞典中包含的东北系语言，从这些语言中可以知晓古代不同人种之间实施侵略再到实现统一的状态。这也可以打破中亚民族制服中国原住民的谬论。根据中国文化西方起源论的说法，中国人多数为泰族，源自中亚的人帮助他们建立了新的国家，实际上并无丝毫古代中亚人来过的记载。只在说及周朝发生的革命时，有西南民族与东北民族发生冲突的记载。在此之前的黄帝时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土著民族曾经遭受来自中亚民族的压迫。这次革命发生于文明程度差距较大的人群之间，显而易见，周文王征服了文明开化程度更高的地方。尽管这是一个传说，但《左传·定公四年》记载了纣王灭亡时有关分配财宝和殷朝百姓的事。财宝包括车、旗、玉器、铜器、武器等战利品，有的是从殷朝掠夺来，还有的是从文王时期消灭的其他小国那里掠夺而来。《左传》中记载，这些财宝主要分配给了鲁、卫、晋。据说《尚书》中还有一篇年代久远的名为《分器》的文章。在对财宝进行分配的同时，也将战败国的遗民进行了分配。遗民中包括各种职业的人，例如分配给卫国的有陶氏等。这一情况类似于日本征伐朝鲜，可以从现存的铜器中找到证据。总之，殷代是进步的文明，而周代的特点是朴实。根据上述比较可靠的古代传说可以让我们了解周代初期的事实。
《史记》中有《逸周书》，但此书价值问题需要认真考虑。诚然《逸周书》的可信度远不及《尚书》的实在部分，但我也不认为真的如以往的学者认为的那般不可信。《逸周书》先辑成的部分和后辑成的部分是有不同的，先辑成的部分，大部分内容可以说源自古代简册和铜器中搜集的材料，有一定利用价值。《史记》中对此部分内容的利用十分巧妙，周代初期的情形记载得比较详细。这是古代流传下来的资料，对其可信的部分可以斟酌使用。因此，魏源的《书古微》因《武成》不可信，便用《逸周书》的《克殷解》和《世俘解》代替。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中国学者认为《尚书》和《逸周书》的可信度没有太大差别。《墨子》中所引的《尚书》的内容大部分由传说组成，太史公根据这些传说写成雅训，将之变成理论上看来可信的事物，但是将之当成史料，以今日的判断来看，并不具备十分重大的意义。古代的传说虽成不了雅训，甚至包含一些怪异之事，反而可信的内容更多。
武王即位后几年就去世了，很多关于周朝建设的大业都是在其死后完成的。因此，武王想做的事情实际与他去世后别人想出来的事情差别不大。大体而言，武王在对待战败国皇族、百姓方面显示了比较宽容的气度。周在灭殷时，依旧封殷之后裔管理殷都，让自己的弟弟负责做监督。大概对其他战败国也采取了相同的措施，在他们的故土上，给他们的子孙封官，使得他们在故地拥有领土。周武王时期，类似后来那样分封同姓诸侯的现象并不明显。总而言之，武王的着眼点是让百姓安心。武王还把被纣王赶走的殷人中的贤者请回来，对殷人进行安抚。据《史记》《逸周书》记载，武王前去被纣王杀害的比干墓前吊唁，旌表殷时贤人商容之闾里，向箕子问《洪范》。尽管这些都是后世的传说，但其中有些事可能真实发生过。另外，武王还四处找寻古代帝王的后裔，为他们加封。武王为黄帝、尧、舜、禹的子孙加封的故事在《史记》中有记载。尽管黄帝、尧的子孙之事难以弄清楚，但舜、禹的后代一直繁衍到了春秋时代，可能武王为他们加封的事情确实发生过也不一定。武王采取这些优待以往的名门望族的措施，为当地带来了稳定。至于武王将自己的同姓族人或大臣分封为诸侯，究竟哪些是武王直接所为，还是个疑问。齐太公这样的人，可能因功劳卓著而被加封，但并未发现周公接受封地去鲁国的证据。还有管叔、蔡叔那样的，只是去殷地监督武庚，并没有封国。总的说来，短暂的数年内，周朝的威势并未远播四方，因此似乎也不存在明确的分封同姓诸侯的政策。
《尚书·金縢》中有记述武王患病时周公做替身为其占卜祈祷的事，这个说法有很多疑点。今天的常识论者认为，圣贤如周公，不会相信迷信，加上《金縢》篇的体裁异于《尚书》其他篇，或许有可能是将很长一段时间里发生的事，在经过取舍后，加工整理而成。但利用替身祈祷是极有可能存在的，祈祷所用语言也很质朴，能够充分反映当时的状态，因此这一事件可能得以用古老传说的形式记载下来。只是令人怀疑的是，汉初的《今文尚书》中并未对此进行解释，因此太史公也是根据《古文尚书》来解释，结果使得其与《尚书》中其他的古代传说部分并不一致。《尚书·微子》中也有同样的情况。往往比较古老的传说是在后来才被汇编，不若《召诰》《洛诰》一开始就有文字记录。尽管如此，我依旧认为此类史书可以被视作相当确实的记录。
一般流传《洪范》是周武王询问箕子的内容。对此持有不同观点的人认为，《洪范》中“十有三祀”的“祀”指的是殷代纪年，而武王在位不到十三年，这里说的应该是纣王。中井履轩认可这一观点。他认为纣王虽然暴虐，但也不用质疑他的聪慧，所以问《洪范》的人不是纣王也没有其他人了。然而这是一种谬论。“祀”字在周朝初期即有使用，大盂鼎中的记述便是证明。此外，十三年是从文王接受天命算起的，文王于此后七年去世，十一年的时候武王灭殷，十三年已经是殷灭亡两年后。这样一来，就如古代流传的那样，武王问箕子而产生《洪范》也不是不可能发生。
但是，《洪范》因其内容存在错乱，一直遭到学者的怀疑。宋代的苏东坡最先质疑。他认为从“王眚惟岁”到“则以风雨”这段话，从文义来说，若将其看成是对王纪的解释，应该放在五纪下，现在的排列顺序是错乱的（《东坡书传》）。另外，《中吴纪闻》中也曾记录过宋代余焘上书纠正文章的错乱。这样来看，世人很早之前就已经提出了《洪范》的错乱问题。对《洪范》进行研究的学者很多，王柏（宋末）、金履祥、吴澄（元代）等人都做过订正。明末的黄道周在订正《洪范》错乱方面花了很大力气，写成《洪范明义》。黄道周的观点为后世儒者广泛采用，魏源的《书古微》在对《洪范》进行论述时，便完全按照黄道周的观点进行。黄道周的订正如下所述：
从“十有三祀”到“四、五纪”，其下插入苏东坡指出的：“曰王眚惟岁……则以风雨。”原文在“五、皇极：皇建其有极”处断，……
接“六、三德”，然后在“高明柔克”处断……
接“七、稽疑”，到“曰雾，恒风若”再往下（跳过“曰王眚惟岁……”）直到“九、五福”，“六曰弱”下接“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一节，直到“民用僭忒”，其下接“五、皇极：皇建其有极”，……
“敛时五福”，至“以为天下王”。
进行了这样的订正之后，文义变得清晰明确，是以应该遵从这一说法。
我想对“皇极”的几个部分进行修订。因为大致《洪范》的文是押韵的，可以根据其韵律来推测错乱的地方。原来《尚书》是用竹简写成的，按照规定，一简的长度固定为二尺四寸，因此每一简的字数基本也是固定的。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酒诰》脱简一，“简二十二字者，脱亦有二十二字”。据我考察，《洪范》错简为二十三字，每简大概为二十三字。据此推理可以订正一部分错简：
从“惟辟作福”到“民用僭忒”这一章的“福”“威”“食”“国”“辟”“忒”字与“敛时五福”中的“福”押韵。这样，其后到“于汝极”的“极”、“锡汝保极”的“极”、“无有比德”的“德”、“惟皇作极”的“极”都有韵，所以下文“凡厥正人，既富方 穀 ”（韵）也接这个韵，再到“而康尔 色 ，曰：‘予攸好 德 。’汝则锡之 福 ，时人斯其惟皇之 极 ”（加下划线的都是韵）。至此一段完结。
下文“无虐茕独而畏高 明 （改韵）。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 昌 ”（到此押明韵）。
下接“凡厥庶民，有 猷 有为有 守 （改韵），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 咎 ，皇则 受 之”之后，下文“汝弗能使有好于而 家 ，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 德 ，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 咎 ”继续押这个韵。
进行了这样的修订后，文章所表达的意思可以更加清晰。
以前认为《洪范》出自“河图洛书”，由龟背着的如上图所示的东西就是洛书，但现今看来，这一说法不足取信。即使是《洪范》本文，最初是不是像今天一样有这般完备的九畴，也是可疑的。古代的学者中就有人怀疑。《尚书》以今文本形式出现后，还可以看到其中的变化。有人认为“八、庶征”中原本无“曰时”二字，因此怀疑其他部分或许也存在附加的内容。宋代的王应麟认为，《诗经》的《小雅·小旻》中所说的“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膴，或哲或谋，或肃或艾”是《洪范》的学说。《庄子·天运》中说的“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也是《洪范》的学说。《庄子》的说法很模糊，《诗经》则包含了五事。朱子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创作这首诗的人是在传播《洪范》。实际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结合《诗经》的句子来看，只是将《洪范》的内容整理成“五事”，这是《洪范》的作者参照《诗经》所为。那如果《诗经·小雅》成书于西周末期东周初期，则《诗经》中的内容与《洪范》的“五事”相近的《庶征》发生联系就是再之后的事。且《韩非子·有度》中说：“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毋或作恶，从王之路。”王应麟指出，这一说法也出自《洪范》，只是《洪范》中这一内容已经缺失。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洪范》的文句在《荀子》《吕氏春秋》中也有引用，这些事情应该是读了《洪范》之后出现的，此篇似乎于战国末期广为流传。因此，这个时期人们所见的《洪范》应该不是很久远的东西。但令人奇怪的是“惟辟作威……”一段所述非常重视君权，与法家韩非子的观点相近，而实际执行这类观点的是秦始皇。另外，“稽疑”中的“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不是“稽疑”的本意。随着社会的进步，完全相信占卜的思想逐渐消失，而产生了遇事与很多人商量的风气。尤其是“谋及庶人”值得怀疑。“五纪”中的历数是历法发展以后才增补进去的，这一点要弄清楚。而“八政”中“六曰司寇”和“八曰师”是重复的，以三官摄六官时，司寇与司马是同一官职。在国内逮捕盗贼的时候，这一官职被称为司寇，征战率领军队出征的时候这一官职被称为师，二者并存是不合常理的。“三曰祀”和“七曰宾”也是重复的，殷代祭祖的时候，将被祭之祖作为“宾”，这时候的“宾”没有后世“宾客”的含义。但《洪范》中的“宾”使用了后世的含义，这也能说明这样的《洪范》不可能是很久以前的作品。“食”和“货”二者也应该去其一。“稽疑”中出现了“卜五筮二”的内容，但不确定箕子生活的时代，《周易》中的筮是否已经出现。如前所述“庶征”中的“曰时”也应该删掉。“五福”和“六极”并不对称也令人生疑，去掉“弱”字，“五极”是可以成立的。
综合考虑，我认为“九畴”之说并不是《洪范》最初的形式，各畴中的细目大致由五项构成，因此可以认为“八政”中的“宾”和“师”、“食”和“货”中各有一项是后来才加上的，“稽疑”中的“贞”和“悔”（这两个字旧皆从“卜”即“
”）原本是与“卜法”相关的词，后来演变成了筮法，此亦为附加内容。如果把“庶征”中的“六极”之弱看作是附加的，那么“皇极”和“三德”以外各畴数目均为五项。倘使细目由五项构成是合理的，那么存疑之处在于汇总而成的《洪范》不是五畴而是九畴。用数目表现思想时，战国时代流行用九或者十二，战国之前多用五。例如，《山海经》成书之初也叫《五藏山经》。
若把《洪范》定为五畴，那九畴中哪些应该保留，哪些应该删去呢？我认为附加内容是最初的一畴到四畴，即“五行”“五事”“八政”“五纪”。后来被分开的“皇极”和“三德”可能原本是一畴，这一畴的内容是关于王者之德的垂训，可能后来被分割成了两畴；“稽疑”和“庶征”是王的事业的两大项，由此产生的是“五福”和“五极”。可能这才是原始的王者的大法。《洪范》就是大法的本义。
尽管《洪范》中多有后世附加的内容，但原有的部分确实是很古老的，序文中自“十有三祀……”的这段文字，可以将之视作帝向禹传授《洪范》的记述。这里的“帝”字自古以来，从未被解释为尧或舜，而是将之解释成天，这内容去掉后，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帝王所遵循的大法便是以《洪范》来传播的。
《史记》中有关武王、成王的记录，主要是依据《逸周书》。后世的史学家与经学家认为，《尚书》和《逸周书》作为史料的价值有很大的区别，往往忽视《逸周书》的史学价值。但太史公认为《逸周书》《尚书大传》《大戴礼》与经书有同样的价值。《逸周书》的材料比较混乱，秦汉以前的书籍经常将年代久远的简册的记与战国时期的论说一同编纂，此为当时书籍的经常出现的事情，后人在对这些材料加以运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剔出当中不正确的东西。《逸周书》编纂的时代是比较晚的，即便是古老的资料也会因为词句的变化产生新的东西。《尚书》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尚书》中最古老的内容是《今文尚书》的《大诰》到《立政》这一部分，这部分内容很多是从简册上引用而来。最早将这些内容编纂起来大概是在孔子时期。即便是孔子时代的书籍，在周公以后的流传中，不可能在词句上完全没有变化。孔子以后到汉代这段时期，《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中的文字就有差异。这一情况在任何国家都是有可能存在的，是以在将这类材料作为史料进行运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以甄别。孔子以前的事无法明确，在孔子之后，经、传时常混为一体，无法分别。汉代的《春秋》当中，也有一些汉代初期发掘出来的只有经的版本。即便是这样的经书，依旧难以判断真伪。汉代初期的《尚书》附有类似《大传》，但结合现在流传的《尚书大传》的文体来看，其与《尚书》中的某些部分并未明显差别，《尧典》在文句方面较之《尚书大传》也没有明显的不同。这些内容均有简册或金石文原本，能够将经和传区别开来。倘使不能加以区分，则将经与传作为同等价值的资料对待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后世学者非难《史记》的编纂杂乱无章的做法并不合适。
大致《尚书》从《大诰》到《立政》的各篇，即《今文尚书》的《大诰》《金縢》《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十二篇，记述了周公时代的事。关于周公的事在《尚书》中有很多记载，假设《今文尚书》的二十八篇都是可信的，则如上所列出的十二篇所记均与周公相关。如果对《尚书》作为史料的价值存疑，将其中有疑问的篇章去掉，则孔子时期编纂的七八成的内容与周公相关，这就好比孔子是为周公编纂的《尚书》。上述十二篇并非同一种体裁。比如，《无逸》和《君奭》带入历史性的思考，以古戒今，让人怀疑其中是否夹杂了后世的思想。而《召诰》《洛诰》的内容取自简册，基本没有可疑之处。据说《召诰》《洛诰》是后来才分成两篇的，原本是一篇文章。其写作手法类似于现今尚存的金文——大盂鼎的铭文。阅读各篇的内容，我认为这些篇目编纂于孔子及孔子以后的时期，因为有些地方包含了当时的思想和语言。因此，在使用古代的书研究古代之事时，必须考虑这本书编纂的时代。需要意识到，编纂《史记》的人，必然会用当时的思想去看待周代的事情。孔子也会用他所处时代的思想去看待问题。因此，要想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只有从现存的金文或类似今文的历史材料着眼。对于上述十二篇，今文和古文有不同的说法，纵然二者在古代没有不同，但近年随着对金文的研究和分析也会产生疑问。例如《金縢》的今文本与古文本在大的方面没有差异，但在周公代武王祈祷这里，《史记》曾经有过成王生病的时候，周公代其祈祷的记载。当然所记之事的真伪现在无从判断。近几年，研究今文的学者们提出了很多疑问，虽说仅凭一两个疑问不能打破以往的解释，但确实存在置疑的余地。想要逐一鉴别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显然是不现实的。以后可能会先了解大致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后世人所写的史书，两相对比，再去探讨两者之间存在哪些不一致的地方。
武王去世后，成王继承王位，但因其年幼而由周公践祚，据说周公以王的身份坐在王的坐处摄政。以下自古就流传下来的说法，一种认为不可能有周公践祚之事，一种认为当时的成王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所以需要抱着他登基，这些都不一定准确。我认为成王当时已经是少年，但还不能亲理朝政，是以周公即位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这是殷代的遗风，兄长去世后，由弟弟代为理政十分常见，那时候还没有形成后世那般严格的名分论，即便周公自立为王也不是大问题。践祚之说不受欢迎是因为王莽篡位而摄政，最后夺取西汉政权，人们认为王莽此举是仿效周公的故事，导致周公践祚之事也遭到忌讳。事实上我认为周公就是王。周公的事迹大致有居摄、救乱、克殷、践奄、封卫康叔、营成周、制礼乐、致政等。到制礼乐为止，一年对应一件事，七年做了七件事。虽然这有可能是后人为方便整理事实而编排的次序，但大体上是事实。周公平乱后摄政，派兄弟管叔、蔡叔监督武庚，由此开始流传周公篡夺王位的说法，于是周公派兵讨伐武庚，随即彻底灭掉了殷。根据上述七年七事的顺序，周公先平息叛乱征伐至奄，建立了宋国，而后封微子启，将夺取而来的殷故地封给了卫康叔，且建都洛阳，开始重视礼乐。很难相信这时已有了《周礼》《仪礼》。也不知道此时是否制定了礼乐，如果已经制定了官制，情况大概也就是《立政》中所记载的那样。可以确定的是，周公时期已经制定了作为周代基础的制度。接下来是还政于成王。后世遵奉武王、周公是圣人，因周朝后来的制度是长子继承制，因此在武王去世后，由他的儿子成王即位，真实情况究竟怎样不得而知。在任何时候有军功的人受到尊重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人们尊武王为圣人，因为他打败了殷，其子也因此得到部下的拥立（可以参考清朝初期的继嗣情况。清太宗有军功，尽管其弟睿亲王十分聪明，太宗的部下依旧希望太宗的儿子继承帝位，于是世祖顺治继位，睿亲王摄政。周朝的事情也可以据此进行推测）。总之从十二篇的记载来看，周公确然是一位极具才智的政治家，殊为不易的是，在灭掉殷之后，将殷的族人封官之事。武王时依旧留存殷之后裔，此后可能还存在武庚作为殷王与周王并立而延续的事情，到周公时对殷后裔的势力进行了削弱，即便依旧封了微子启，但只是将他封到别的地方，并未封在殷都。不仅殷代后裔，夏代和舜的后裔也获封，三者合称为“三恪（愙）”。意即周之客分，并不是周朝真正的臣下。较之武王时代，周公削弱了殷后代的势力，也降低了礼遇。此外，还将卫康叔封在了殷的故地，并且向卫康叔下达了镇住敌国的命令，这在《酒诰》《康诰》《梓材》中均有记载。除此之外，《尚书》中的《多士》《多方》中存在一些警示殷商遗民的布告，还存在一些警示以前其他灭亡国家遗民的布告。这些可以看出周公在建立统一国家方面所做的努力。《召诰》《洛诰》讲了经营周朝的事情，即修建新的都城的事，《无逸》《君奭》讲了统一内部的事。前者告诫君主不能贪图享乐，后者教导宰相明白职责。可见，周公致力于内外政治。最后，《立政》中对主要官职进行了规定。
相较于武王时代，周公时代在中央集权方面加强了，分封同姓诸侯的现象比较兴盛。强化中央集权的政策在成王以后继续沿用。《尚书》中将太子称为孟侯，其意为侯伯中的领头人物。诸侯前来朝拜周王之时，太子要前往迎接，这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周原本与其他诸侯国一样，只不过后来灭了殷，取而代之。异姓诸侯类似于日本的“外样大名”（德川时期直到第三代将军的时候，外样大名前来参见时，老中要前往距离很远的品川迎接）。如此看来，不能用后世一统君主的名分论来解释周朝初期太子远迎诸侯的事。但是，周朝后来封了很多同姓的诸侯，如在莱夷封了齐太公、在徐淮封了鲁公伯禽，原本的诸侯国则成为了周的附庸国。尽管鲁国有颛臾、邾娄这样的本地旧领主，依然成为了周之附庸国。自周公以后，越来越多的同姓被封为诸侯，致使异姓势力逐渐衰落，及至春秋时期，十二诸侯中大部分是同姓，异姓只占极少数。此番看来，周朝的封建制与日本德川时代的封建制一般无二，是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现今的西方史学界总是将“feudal system”翻译成“封建制度”，认为德川时代的制度并不是封建制度，这是用语错误。在中国同样如此，历史上反而周代之前更接近feudal。实际上中国人所认为的自尧、舜以来就存在封建制度，也是错误的，这不过是用后来的制度解释前代的事实。据说这时开始流行同姓不婚、异姓通婚的制度，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这还是在用后来规定的道德理论来解释先前已有的事，实际上，直到春秋时期，同姓通婚依然存在。周朝在自然需求的压力下，很多新事物应运而生，但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全部产生，有些是基于某些需要和目的，才建立的制度，后来又用道德的意义来解释这些制度。关于姓的事情后面会论述，总之，大概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严格意义上的姓氏区分产生了。
一般认为周代的制度是周公一手建立的，但是现存的书中，有关这一观点的记载多数不可信。主要是《周礼》，《周礼》中将官职分成六官，每一官职额外配置附属官职，合起来共有三百六十个官职。六官的名称如下：
天官——冢宰（大宰）
地官——司徒
春官——宗伯
夏官——司马
秋官——司寇
冬官——司空
现存的《周礼》中没有冬官，是用《考工记》补的。六官制是合理的，是后世制度的起源，但是否出现在周公时代有待商榷。《管子》也记载了六官的划分，但名称不同。即：
天道——当时
地利——廪者
春 东方——土师……相当于司空
夏 南方——司徒……相当于地官
秋 西方——司马……相当于夏官
冬 北方——李……司寇，相当于秋官
《管子·五行》中记载了上述内容，认为其是黄帝时期的制度，而非周代的制度。《管子》成书于战国末期，年代较晚。
此外，《曲礼》中有天子设立天官的说法，将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等六官作为“六大”，将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作为“五官”。《曲礼》中还记述了天子的“六府”“六工”，分类方式与其他书不同。郑玄的《曲礼注》中认为这是殷代的制度，但书中并未质疑周朝末期儒家传播的孔子之学所提出的制度，因此应当将之视为周代的制度。郑玄之所以认为这是殷代的制度，是因为《周礼》中官职分为六官，这与《曲礼》不同。总的来说，可以明确一点，《曲礼》出现的时候，六官还未被确定为《周礼》中的六官。此外，《礼记·王制》有关于官职的记载，《荀子·王制》也记载了有关序官的事情，但两者有区别，甚至都没有把它分成六官。《荀子》序官条与《管子·立政》的记述相同（一般认为《立政》是《管子》中最早成书的部分）。《管子》中有类似《荀子》的说法的内容，也有《五行》那样，含有类似《周礼》之六官的内容。《孟子》中未涉及官职，但对涉及爵位，对卿、大夫、士进行了区别，类似《礼记·王制》。
公是周朝的宰辅及三恪。侯是帝王同姓和前代帝王的后裔以及因功受封的人。伯是畿内的诸侯并分辖外诸侯的人，外面的诸侯能担此任的也是伯。子是殷以来对贵族的尊称，周朝更多地将它用于对异姓的外诸侯的称呼，后来反而成了对夷狄等使用的贱称，楚、吴便是如此。附庸国多称作男，其意在春秋中期以后发生改变，单指五爵中的一类，表示尊卑关系。（此为我个人想法）
像孟子、荀子这样的儒家主要代表人物的说法有其特别之处，他们认为帝王也算官职中的一种。孟子认为在卿、大夫的上一位是帝王，王并不是超越官职的存在。《荀子》序官条中把辟后、天王视为官职，纳入序官。可能中国传统中就有此类的思想，不若后来的专制君主时期那般，将君主地位特别凸显出来，天下所有的事都统筹治理，只是天子的位置在其中是最高的。
此外，周代初期就有的官职，也就是《尚书》中记述周公的各篇，即《今文尚书》中从《牧誓》到《立政》各篇中均有记载的官职名应该是实际存在过的。司徒、司马、司空三个官职名称应该是主要的，《牧誓》《梓材》《立政》中均有记载。《洪范》中的主要官职名也是三个，其中“司寇”取代了“司马”。《诗经·大雅·绵》中也有司徒和司空的记载。我认为这些是原本就有的官职，恐怕在周代以前就已经存在。《尚书》中记载的其他官职是：亚旅、师氏、少正、大史、太宗、内史、尹旅、大保、作册（作册原本没有被视为官职，近年王国维等人的研究认为，作册与大史等类似，是一种官职）、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趣马、小尹、尹伯、庶常等。其中，虎贲、趣马在《周礼》中也有记载。这样看来，《周礼》中的记录也并非全是编造。依据支持《周礼》的学者的说法，《逸周书》中收录的《职方解》与作夏官司马的职方氏所记相同，并且《周礼》所记春官、宗伯的大司乐部分，相传为生活于战国魏文侯时期到汉代文帝时期的乐人窦公献提供，因此《周礼》可能是收集先前留下的资料汇编而成，书中的说法是可信的。今文学者的说法有些极端，他们认为《礼记·王制》世代久远，因而与《孟子》一致。但《周礼》是后来的东西，所以与《孟子》不一致。《周礼》中与《王制》一致的部分引自《王制》，是可信的；其中与《王制》不一样的部分为汉代刘歆的伪作。然而，《王制》中包含的内容不一定与现今的《今文尚书》一致，《王制》中没有包含而《周礼》记载了的官职，《尚书》中通常也有记载，且与近年出土的铜器的铭文或玺印中所见到的官职是吻合的。我们不能因为《周礼》成书的时间比较晚，就认为其是编造的，后人知晓前人不知道的事情是十分常见的事情。作为记述周代制度的书籍，《周礼》成书时间最晚，因为得以汇总了到自身成书为止所有已知的内容。周朝经历了长久的岁月，时有先前的官职突然不见，由新的官职取代的现象。并且在将所有官职进行归纳汇总成为体系之时，也不乏为了凑成六官三百六十种官职而随意编造附加内容的情况。有很多认为《周礼》是伪作的说法，其中有的认为：如果有三百六十级官职，那官吏总数则会超过一万，较之四方王畿的总面积还要多。这种说法是行不通的，这种算法实际上将今天不认为是官职的村长都包括进来，数字自然会变得巨大。
就如《尚书》和铜器中的记载那般，一些官职因实际需要产生了。出于农事的需求，最初就产生了一些季节性的官职。周朝为农业社会，重视农时，《诗经·豳风·七月》的词句中便展示了当时以农事为主的社会状态。这些官职的产生均出于实际需要，并无多少理想性的东西。因为重视农事，根据农事设置官职，这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根据时间设置官职称为月令。《礼记》《吕氏春秋》《逸周书》中关于月令的记述，说法大致相同。每月都会安排月令，以此来区别不同的官事。月令的设置与明堂的实际存在一定的关系。明堂是古代天子理政的场所，如下图所示，明堂是一个四方形的场所。
根据这个说法，天子一年到头围着明堂处理政事（此说法是战国末期天子理政的一种理想，实际没有执行）。因遇到闰月的时候，天子在有门的地方处理政事，所以“闰”字的构成是“门”中有“王”。此外，月与官职是对应的，据说如果在春季做了夏季的事，就会招致灾祸，反之亦然，因此必须严格执行，每个月做对应的事情。不仅《月令》中记述了这一说法，《管子》的《幼官》《四时》《五行》中也记录了类似的说法，均是将一年中的季节与为政相联系。但这类说法之间多少有些差异，《幼官》与《月令》的差别最大，《四时》《五行》的内容则似乎与《月令》更为相似。由此我们得以知晓最初与官职相关的各种思想逐渐融合走向统一的过程。最终形成了与天、地、春、夏、秋、冬相对应的《周礼》中的“六官”，并完成了理想化官职体系的构建。《周礼》是调和从周公到汉初，理想和实际存在的官职的作品，由此可知周公时代尚未形成如此完备的制度。
周公时代的官职是怎样的呢？这一时期的官职与殷代的制度有莫大的联系，可以说殷代的制度传到了周。从甲骨文的研究中可以知道一些情况，再根据《周礼》的内容可以大致判断出来。《周礼》的三百六十官职中频繁出现附带“××氏”的官名是其中一个特点。“氏”字之上有附带一字的，也有附带两字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不得而知。具体情况如下：
上面所列出的文字，有些从字面上就能推断是什么职务，有的则不能。例如师氏、保氏、媒氏、鞮鞻氏等，根据名称就知道掌管的事务。像冯相氏、保章氏这类，划分在春官大史的职务范围内，是掌管天文的官职，但从文字上无法直接理解其意义。像条狼、修闾、硩蔟、赤犮、壶涿就更难根据文字来理解是什么官职了。这些不明白其意的官职多数是家族世袭的官职，在殷代是一种职业，一直传承到周朝。桃氏造剑，凫氏制钟，并形成一个部落。周灭殷后，这些部落仍然存在，但在其部落之上又配备了周朝的长官，让周朝长官统辖这种官职。后来的中国也存在这种情况，日本在氏族制改郡县制时也有过相同的情况。日本的国造借助大化改新得以成为郡领或神主，在此之外又依照天皇命令设立国守。中国的元代、清代也是在以前的汉人官吏基础上，加设蒙古人或满洲人（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各省各司的长官）。这些都是古代曾经有过的政策，非我想象杜撰。《周礼》中可以找到一两个例子来证明。冯相氏、保章氏的情况即如此。这两家原本掌管天文，周朝时候，在他们之上又任命了大史统辖，这个大史本来不是天文官，而是由殷代数个制作弓箭的家族发展起来，后来变成了《周礼》中记载的统管天文官的官吏。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早前夏、殷时代于河南、山东兴起的文化发展速度极快，这有赖于氏族制度，但后来兴起的周聚集农民打败了夏、殷，周开始统治这些拥有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这些国家有很多周朝国内没有的官职，于是周朝便在原来的各种官职上，加设了周自己的官职，并且效仿夏、殷，将周原本并不世袭的官职改成世袭。因此可以说，这类官职是周朝在夏、殷制度之外新设立的官职。这是顺应需求，自然而然的结果，并不是没有天才般的周公就不会出现的事。相比而言，前述的对内制定告诫天子、宰相的规范，对外封同姓诸侯强化中央集权，这是周公的伟绩所在。
制度上的变化使得“氏”的性质渐渐清晰。“姓”很明显是从同姓异姓的诸侯关系产生，而“氏”则源起于职务关系。“氏”表示自古承袭的家族，而“姓”产生于从古代传承而来的家族与周朝同姓的关系。原来古代不需要姓和氏，也不称呼姓和氏，及至周朝初期，姓和氏的作用逐渐明显，且后来又有新的氏出现，在经历子孙数代后分裂成公孙氏、王孙氏等。还出现了以先祖之名字为氏的“氏”，以及其他不同于其他世袭的职业中“氏”的“氏”，“氏”在内容和数量上都有所增加。与姓氏相关的很多论说还牵强附会地添加了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这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关于周公制礼乐的说法，学者认为《仪礼》一书较为可信。汉族人称之为《礼经》，此说据传为周公所作。从宋代朱子开始，很多学者认为《仪礼》并不是一时之作，近年林泰辅博士的著作《周公及其时代》中认为《仪礼》为西周末年作品。然而中国学者中有人认为《仪礼》成书时间更晚，崔述在《考信录》中表述的说法便是其中一种，这一说法也有其可取的地方。崔述认为《仪礼》不是周公所作有几个理由，其一是《仪礼》繁缛，书中所记文字繁琐事情奢靡，与周公和孔子的思想相反。其二，从前臣面对君时有堂下拜的礼节，并没有登堂拜的礼节，但是《仪礼》中有关于堂上拜的记载。朱子为《仪礼》中的堂上拜做了辩护，但孔子也认为下拜为礼，若将堂上拜视为僭上，这就与古礼一致了。这就可以明确，《仪礼》确实与孔子的思想相反。其三，旧有的制度是王下有公，公的臣子是大夫。王下如果无王，公下也应该没有公。但是根据《仪礼》的记述，诸侯的臣下有诸公，这大概是周朝末期，诸侯的大夫僭上称公的结果。其四，《仪礼》共计十七篇，婚礼、冠礼等内容包含其中，还有聘礼、觐礼。觐礼为诸侯朝拜天子时的大礼，聘礼为诸侯派大夫面见其他诸侯时的小礼。基于此，在对“礼”进行描述的时候，觐礼比聘礼详细百倍是理所应当的，实际上，对聘礼的记述反而相当于觐礼的十倍。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是，春秋以后由于王室衰落并未实行觐礼，书中所记为仅存的部分，而当时非常盛行聘礼，因此记述得非常详细。基于此，可以得知《仪礼》是春秋以后出现的作品。周公制定的礼，只是大纲，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仪礼》所记，大部分为关于士的礼，而非天子、诸侯、大夫的礼。如果将其全部搜集起来，其内容相当庞杂，若制作成古代的竹简，可能需要十余车才能装下。通晓并遵守所有的礼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后世唐代的开元礼、宋代的开宝礼记录非常详细，体裁也齐全，但只放在官署衙门内，连很多学士、大夫等也不曾看过。因此周公制定的礼制不可能那么细致，他只是制作了大纲，礼的具体内容由各国根据自己的国俗编定而成，且周朝在进入东周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甚至有一些证据表明，我们目前所见到的《仪礼》，不是出自孔子之手。写书通常需要后人反复补充，司马迁所写《史记》经由褚先生接着编写完成，刘向所作《列女传》同样由东汉人续写，许慎所著《说文》从五代开始写到宋代，后来由徐铉校订成书。这足以说明，秦始皇焚书之前的书，并不是最初成书的样子。孔子的书尚且存在可疑的地方，所以，认为周公写成了完备的《仪礼》，这种说法根本无法成立。一般认为，通常是当时担任与“礼”相关职务的人才能掌握礼的东西，由他们将“礼”记录下来也是很简单的事情。在日本德川时代，高层武士及在朝廷里有职位的人，便是这样的。孔子到大庙询问就是向礼官打听事务之细节。《仪礼》大概就这样的情况，最初只是简单的纲目，到后来不断积累变得繁缛，再加上孔子门生及其后人将之视作学派的重要内容，不断进行完善，最终形成秘传。不只《仪礼》如此，自《礼记》开始，《管子·弟子职》等都类似，均是根据教导弟子日常行为的内容，配上韵律而写成的。后来“礼家”这样的专职出现以后，这类记述就变得庞大起来。
据说乐的情况也类似。有人认为，最初的乐也由周公所作，《诗经》中的《周颂》三十一篇以及《小雅》中的一部分便是周公所作。《考信录》中的记载对此有不同的说法。《周颂》中写有“成王不敢康”，“成王”这个称谓在其他地方也有使用，还有一句是“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或“成康”都是谥号，出现于二王之后。所以自古就将“成王”称为“成王功”。宋代的欧阳修和朱子已注意到这个不合理的现象。关于《小雅》中认为出自周公手笔的部分内容，相传吴国的季札于鲁国观周乐时听到《小雅》后，发出周德衰落的慨叹。倘使《小雅》中的部分内容真的出自周公之手，应该不会有人觉得周德已然衰落。对此写注解的人认为，“衰”也读作“小”，可将之理解为道德微弱。“小”和“衰”是一样的含义，都不表示此时的周朝处于兴盛时期。这应该是恰当的说法。此外，根据《考信录》中的记载，《礼记·月令》中也有能够证明《周颂》并非出自周公之手的反证。《月令》中记载，天子在明堂中，按照十二个月分居不同地点理政。明堂在大概周朝初期就有了，但每月换居的说法似乎出自战国时代的附会之言。明堂展示的是原始素朴的风气，是真实存在的兼居住、祭祀、政治等各类活动的场所。后来分别修筑明堂、宗庙、大寝，建筑形式发生了改变，但最初三者一样，均为四面开门的简单的建筑结构（今天北京的中和殿和日本古代的大极殿保留了当时建筑的风格）。
如此看来，关于周公制礼作乐的说法存疑的地方有很多，《尚书》中《金縢》到《立政》各篇文章最能说明问题。这些文章都是孔子所编，从文章中可以了解到孔子理想中的周公是怎样的。今天要想比孔子更加了解周公是十分困难的。此外，还可以以金文为材料进行一些研究。金文中的毛公鼎，其文章古朴雅致，相传为周公时代所制，对其字句进行考察后发现，有些地方非常类似《尚书》中的《文侯之命》，不清楚究竟是不是周公时期的作品。大盂鼎中有类似《洛诰》写法的地方，其“年”“纪”的写法比《洛诰》时间更为久远，用“祀”代替“年”，这可以表明其为周公时代的产物，但不能认为什么都是周公所作，大致是经历了成康时代渐渐发展起来的。金文中，有些内容像《洛诰》一样古朴（如大盂鼎等），也不乏类似《大雅》《小雅》的规整的韵文，可以根据这些来分辨究竟是周公时代的东西还是宣王时代的东西。结合这些东西进行思考，大致能明白周公时代的礼有哪些内容。《左传》中记载，晋代的韩宣子看了《易》中的《象》和鲁国的《春秋》之后，认为周礼尽在鲁，但根据上述所说就能明白这是编造的故事。《大戴礼》中的《武王践祚》记载，家中的柱子或自己使用的器物上都镌刻了君主的警示语。确实有可能存在这样的事情，但很少能从现存的铜器中看到。据说在罗振玉的全部两千篇铭文中，镌刻了警示语的只有“取他人之善”一例。目前尚存的铜器一般都是祭器，祭器便于保存，而日常器具因其易于磨损而难以保存，因此现存的铜器中，很少有常用器具。这一时期，口传的东西远远多于手写的文章，原因是辅佐君主的人中有盲人，他们常采取与君主问答的形式记述故事。此外，主管天文的人通晓天文，卜筮的人掌握卜筮，史官知道与君主的训诫相关的事，当时并不盛行写文章。通常在纪念某种功绩或君主的赏赐时，在铜器上镌刻铭文，并将铜器放置在宗庙里，这些铜器作为祭器得以留存至今。当时可能也有简册，但只是暂时的辞令类的东西，用完之后，基本没有保留的价值，是以逐渐流失。所以我认为，指望《尚书》收录当时所有的竹简内容，这是不现实的。
《周礼》并不是进入周朝后，短时间内就编纂完成的书。周朝初期沿用了殷的礼，逐渐整理出了后来的《周礼》。周代的盂鼎中仍旧使用“祀”字便是例证。《洪范》中使用“祀”字也是同样的情况。周朝出现了谥法，文王、武王可能都是谥号，但实际情况究竟怎样不得而知。据说殷代的汤自称武王，那文王、武王这样的称呼也有可能是自称。我认为，谥号这一制度可能出现于昭王、穆王时期。一般认为周朝有昭穆制，如下图所示。但是，倘使最初就确定了昭穆，那它必然要与昭王、穆王的实际一致。如果将文王视为太祖，就会出现下图所示之悖于昭穆的情况。
所以无论是周代的谥号制还是昭穆制都是后来才出现的，最初也没有把文王作为太祖的想法。最初的诸侯中，很多人都没有谥号。像“齐大公”的“大公”好像并不是谥号。据《史记》记载，齐大公的儿子是丁公，丁公的儿子是乙公，乙公的儿子是癸公。这是根据以祖先的生日为祭日的殷代风俗的做法。由此可知，此时尚在殷代风俗的影响之下。大公活的时间很长，其曾孙癸公与昭、穆两代同时期。其他诸侯的家族中，最初的几代也是没有谥号的。虽然周公被封了谥号，但他的儿子伯禽却没有。因此崔述认为谥号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东西。但他又认为，自成王以后开始出现了加谥号之风。结合前面所说的，我认为加谥号的风气大概出现于昭王、穆王以后。总之，周朝沿袭殷代制度，时间大概在一百年到一百五十年之间，在此之后，才逐渐成为周朝的制度。
像“乐”这类多数是在成康时代以后出现的。“颂”应该是这里面年代最为久远的，据说是为了宗庙祭祀而写的歌。“颂”意为向神明祈福，并不是后世“歌功颂德”的意思。王国维的观点贴近事实，他认为周代的颂不押韵的很多，是因为调子太长不能押韵。若不是四言两句一断的格式，就没有押韵的必要。“颂”附在祝词之后的歌，大概是由非常原始的曳声之类的东西变化而来。《大雅》《小雅》是在宴会的时候使用的华丽高雅的乐曲。《国风》是民间流传的歌谣，不需要押韵的占绝大多数。这些都不是周朝初期产生的，大概出现于平王时期，据说《国风》中第一篇《关雎》是歌颂文王后妃德行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讽刺康王失德的作品。这与后来出现的《周南》《召南》这类回忆召公功德的作品相同，变成了成康以后对前代的回忆（召公已经十分长寿了，据说《召南》《甘棠》等篇在召公去世后又经过数十年才问世）。
总之，周公时代的礼乐制度非常有限，孔子理想中的周公的经纶，即《尚书》十二篇所收录的事迹，只停留在对殷民的怀柔、对成王及卫康叔的辅佐、确立国家制度和建设国家中心都城、培养宰相四个方面。孔子之后，周公更被理想化。特别是王莽时期，甚至认为周公创造了一切制度和文化，是大圣人。
周公被理想化了两次：第一次是孔子将其理想化，由此产生了以礼乐为主的儒家；第二次是刘歆将其理想化，由此周公成为了一切制度的创造者。
接下来是成王和康王的时代，倘使将这一时代较之后世具有明确的记载的时代，则类似于汉代的文帝、景帝时代。当时四方仍未平定，需要多次征伐。周公的时代也是同样的情况。有说法认为成王时代又讨伐了徐淮和奄，因此不能说进入了真正的平稳时期。好像到康王的时候，才逐渐平息了战事。据说成王、康王时代持续一百四十年，与汉代文、景两代相似。
《尚书》的《顾命》和《康王之诰》两篇记载了康王、成王之间的传承。书中记载的成王病重让位于康王和康王即位时的情况，显然不是源自当时的记录，但书中所记的传承成了后来的范式。可能最初是以口头形式流传下来的，后来才形成了文字记录。因此传说也是可以相信的。《尚书》中关于官职的记载，不说与《周礼》相比，就是与战国时代的文字资料中的名称进行比对，也会发现很多矛盾的地方。我认为《尚书》的记载反而更加接近事实。
顺利经过成、康时代，接下来是昭、穆时代。《史记》中记载，周朝的王道自昭王开始就显示出逐渐衰落的趋势，昭王到南方巡狩时死于江上。关于昭王的死因有很多传说，有的说昭王渡江时，乘坐船夫用胶粘起来的船，船行到江中破裂，昭王溺死。虽然这时候德行颓靡，但帝王执掌国家大权，其势力不可能未及江边。其后的穆王时代是一个勇于尝试、扩张领土的时代。后来的史学家忌讳谈领土扩张，因为战争征税带给百姓很多痛苦，作为贤明的君主不该有这样的行为。此外，据说穆王起初攻击犬戎失败，夷狄便不再前来朝拜。《国语》即起于此，即从周朝开始出现动乱开始叙述。这些和穆王相关的故事，也许是偶然现象，但是非常类似汉武帝的事迹。《左传》记载，穆王在征伐巡幸之后，因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最终放弃了过分夸张的欲望，在自己的住所里安乐而死。这与汉武帝早期四处征战，在发出轮台撤兵之诏后平静死去的故事非常类似。
《尚书》中有三篇关于穆王的记载，即《君牙》《冏命》《吕刑》，《今文尚书》中只有《吕刑》，《吕刑》在《今文尚书》中叫《甫刑》，所讲为刑和罚，对刑和罚的种类进行了规定。《吕刑》中将刑分为五种，并记载了与刑相关的大量犯罪事项。值得怀疑的是，目前还不确定这是不是当时的记录。在关于罚金事项的记述中用了“锾”字，有“百锾”“千锾”之说（《今文尚书》中用的是“率”或“锊”字）。有“锾”字的货币在更早的时代就已出现。之前有“梁正尚金当爰”，其中的“爰”就是“锾”。开头的“梁”读作“乘”，古钱家将之称为乘马币，根据《管子》的《乘马》篇记载应该是尧、舜时代的货币，但现今没人相信。因为“锾”字与《吕刑》中的“锾”相同，如果将之视为穆王时代出现的文字，在此基础上可以考察《吕刑》与穆王时代的关系。但从货币的制作方式来看，我认为它更有可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字。此外，尽管金文中没有实物，但只有铭文留存的“散氏盘”上刻有“爰千”“罚千”的字样；曶鼎中有“百爰”的字样。据传这两种东西是西周的，看起来也确实像西周的东西，但根据字义，有人认为“
”（爰）字中间的两点是贝币的形状。这样的话，散氏盘和曶鼎中的“爰”就有可能是贝币。金文中常有“锡贝百朋”的词句，穆王时代用铜币作为罚金显然是不可能的，但用贝币偿还罚金是有可能的。有人认为穆王征伐四方，使得国内财政匮乏，希望通过罚金保证财政收入。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仅仅是用后世人的想法来推测古代的事情罢了。还有人认为穆王是杰出的名君，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诗经》等也没有相关记载。这种观点，出现于明代张燧的《千百年眼》和马骕的《绎史》中，其目的是反对普遍认为的从昭、穆时代开始，周朝逐渐走向衰败的说法。这种说法尚不明确，只是根据想象认为昭、穆时代由于增加了姬姓国，领土得到大幅扩张。他们以汉文帝之后出了汉武帝比拟周公、成康之后出现昭、穆二王，以此推测那个时代可能取得了重大发展。建立王朝的君主之后紧接着是勤俭的君主，再之后出现致力于功业的君主是中国常见的历史规律。所以推测昭王征伐徐淮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总而言之，这个时代征服了四方，姬姓国家的数量也大大增加。这是根据反面事实推导出来的结论：春秋时期齐桓公看着楚国日益强大，便以征伐的名义将江汉之间的很多姬姓小国消灭了。除此之外，还有人认为《穆天子传》等是战国时期的小说，都不可信。
昭王、穆王之后是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宣王、幽王。《史记》根据《国语》等史料记载了历代周王的事情。一般认为，穆王之后的事情以《国语》的记述为准。《国语》中的《周语》，主要针对穆王以后周朝走向衰落的原因进行了记述。《左传·昭公二十六年》里出现的王子朝的言论也简单介绍了周朝走向衰败的原因。王子朝之言概括地讲述了成王以来的变迁，对夷王开始的变化叙述得尤为清晰明了。其中记载了夷王生病，诸侯期盼他痊愈；厉王因为暴虐被人民赶到彘，诸侯希望他归还王政；宣王致力于重修政事达到中兴；幽王不懂如何做王而放弃王位。这些是王子朝所说的内容。《左传》中的这些记述可能是根据简册创作的，都是后来的东西。这些是王子朝告诫诸侯的话。《国语》对这一时期的事也有记载，尤其对厉王、宣王时期的事记录特别详细。《国语》的内容多半不是引自简册，而是保存下来的瞽史的谈话内容，这些内容大致于战国初期或中期被载入简册竹帛。《史记》中记载懿王以来周朝渐渐衰落，遭到戎狄侵犯。这一观点可能也是源自根据瞽史的言传汇编而成的书籍。即便王子朝之言载入简册，也是春秋时代的事了，时代并不算早，其资料大概也是来自瞽史。大致这一时期的史实都是以瞽史的口头传诵为基础而形成的。
从《诗经》的《大雅》《小雅》中可以了解到宣王和幽王的事。《大雅》《小雅》中记录了很多关于宣王的事，并且以诗的形式详细地讲述了事实。虽然《国风》也详细地叙述了事实，但不借助《诗序》一般无法理解。有人认为《毛诗·序》是毛公写的，这一观点不可靠，也有人认为是东汉卫宏写的，朱子、郑樵将这部分内容删掉了。《诗序》记载《关雎》是“述后妃之德也”，《诗序》中讲的事实与《诗经》是否存在《诗序》中所说的那种关系，这还是一个疑问。就算认为《诗序》与《诗经》没有关系，但《诗序》中所写的事不会是毫无根据的。如果抛开《诗经》来看，《诗序》的记述作为历史资料的价值是很大的。当然，《诗序》是作为传说时代的史料起作用，但《诗序》中颂扬的人物都是明君，昏君是被讽刺的对象，可以说《诗序》中不存在很大的错误，可是它与《诗经》结合到一起，就出现了错误的地方。简而言之，《诗经》的《大雅》《小雅》中所记载的宣王、幽王时代的事，不借助《诗序》也能知道。里面记录了宣王时期有功绩的人的姓名。有讨伐夷狄的一支——猃狁（与獯鬻、匈奴、昆夷、鬼方所指相同）的尹吉甫，有讨伐南方荆蛮的方叔，有讨伐江汉的召虎（召公的子孙），有讨伐徐淮的南仲。此外，还可以看到韩侯、申伯、仲山甫这些人的名字。《大雅》《小雅》中都记载这些在内外战争中立下功劳的人的名字，即便没有《诗序》也可以很清楚。这一时期征伐的区域相当广阔，南边一直到江汉淮水附近，东北方一直到貊（也称貉，这是后来对高句丽、朝鲜等所有东北部落的称呼。大概到了直隶附近，还没有到中国东北）。《史记》中记载召公受封于燕，实际上这一地区在西周时期还处在野蛮状态，这应该是编造的话。
《大雅》《小雅》中与宣王有关的部分，有些内容应该是当时编撰而成的。据说当时有尹吉甫这样的名人传诵这些事实。这就可以知道，当时已经创作了一些诗。这一做法类似日本将说话的底本编写成《古事记》。这一时期周朝文化得到发展。虢季子白盘——被认为是这一时期的铜器（出土于陕西，铭文所记被认为是西周时代的事）——中的文句与《大雅》《小雅》的文句非常相似。因此，认为《大雅》《小雅》是那时开始编写的观点是可信的。这些大概是为纪念当时的功绩所写的诗。这种功绩报告是上传给明堂、大庙的，据说后来于辟雍进行报告。辟雍是在方形的建筑物外侧修建一个圆形池塘，也就是大学。报告诵诗或庆祝活动都在辟雍举行。清朝也效仿这种做法，在国子监竖了征伐西域的献馘碑。《大雅》《小雅》是那时流传下来的，可以说内容是传说中比较真实的部分，所谓史诗时代就是以这一时代为中心的。“颂”出现的时间比这个时代更早，因此文和韵都不规范，较为粗糙，大部分用于祈神。“雅”则与“颂”相反，大部分内容是歌功颂德的。因此，通过“雅”来考察那个时代的事，可信度较高。而有关宣王的故事，《国语》中仅记载了他不好的方面。《诗经》中则记述了他的功绩。《国语》中所记认为宣王征伐无功，调查人民的户籍（“料民于大原”），制定了发兵、征税的政策。古史研究者们说宣王开始是明君，是后来变得昏庸无能，理政中不恰当的事情很多。但《诗经》大体是为颂扬功绩而作的。《国语》记述了穆王以来君王的失政，用以训诫君王。应该从两者不同的侧重点看到全面的事实。
厉王、宣王之间出现过一段共和的时代。据《史记》记载，周公、召公曾经有一段时期暂时没有参与政治，所以将这一时期称为共和时代。《竹书纪年》中记载共伯和代替君王处理政事。《史记》《竹书纪年》中都出现了“共和”，不知道哪方的记载是真的，但共和时代应该真实存在过。此“共和”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从这个时候开始，《史记》开始有了明确的纪年。《史记》以前有《三代世表》，其中没有纪年只记代，《十二诸侯年表》中记载了共和，因此明确了纪年。郑樵认为从春秋开始有纪年，但不清楚从共和到春秋有多少年，似乎《史记》中有些可以作为依据的史料。所以，不应该用后世的见解去全面排斥这些东西。根据《史记》的纪年，大体可以明白宣王的年代，即在位四十六年。宣王在位时间这么漫长，此间有过征伐，又整肃国内政治，可以想见这是一个政治非常紧张的时期。因此，倘若宣王之后的继承人不够优秀的话，很难继承宣王的事业。这是实际情况，后世也有这种情况，汉武帝就是一个例子。及至幽王时代，王子朝所言也认为幽王昏庸，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就有幽王是昏君的传闻。《国语》中记载，幽王时期遭遇地震等天灾，幽王也因为家庭关系紊乱受到犬戎的侵略，最终导致西周走向灭亡。这里所说的家庭关系紊乱，指的是因为与女人有关的事情而导致国家灭亡。《大雅》也记载了此事，可见应该是事实。《大雅》还记载，除地震外，还出现过饥荒。这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当王朝到达鼎盛之后普遍流于贪图奢靡，内部腐败，再加上自然灾害，没有相当杰出的人物很难维持政局。幽王昏聩，用人也不当，才造成了亡国。尽管这些是传闻，但大概也是事实。所以，像《国语》这样的史书，将周朝的衰亡作为根本进行记述，告诫君主，再追溯到国家全盛时代的起源和穆王时代。而穆王、宣王时代正是鼎盛时期，即使出现过一两次政治失误，国力依然强盛。但由于当时对外征伐，培养了很多诸侯，这给外敌带来了新的刺激，导致一旦内部产生羸弱的状况，由于之前的四方征伐，一定会遭受外部的压迫。《史记》中记载，猃狁进攻周朝始于懿王，也就是说从穆王的孙一代开始出现了对此前征伐的反弹。秦始皇征伐匈奴，致使汉代初期遭受来自冒顿的压迫，这大概也是对秦始皇征伐的反弹。来自徐淮的反弹在穆王时代已然出现。因宣王时代对外的征伐还在继续，所以来自外部的反弹对应推迟。到幽王时，邻近猃狁的犬戎消灭了西周。《考信录》质疑周室是被申侯与犬戎联手消灭了的说法。最初，申侯的女儿是幽王的王后，后来被废，幽王宠爱褒姒并想把王位传给褒姒的儿子，申侯愤怒之下勾结犬戎灭掉了幽王。这可能是后来编造的动乱，虽说有些诡异，但被邻近的蛮人所灭是事实。那么对远处蛮人的影响是怎样的呢？荆蛮地区在成王时期诞生了楚国，及至昭王之后，受到宣王征伐的刺激，楚国在春秋时代发展为同姓诸侯的大敌。从周朝全局来看，周朝文化影响到地方，对戎狄造成了刺激，戎狄中出现了新兴国家，甚至这些国家发展到了企图侵犯中原的地步，同时也成了中国文化扩展的一条路径。《史记》记载西周灭亡的原因是自穆王开始君主德行衰退，从外界来看，周朝于穆王、宣王时期实现鼎盛，较之由小国突然变成大国的武王、成王时期，这一时期的周朝的确有很多不可相提并论的地方。就如同厉王时期，因为国家实力过于强大，民众加以反对，到了幽王时期，又因为国家在全盛之后遭受四方的反弹，加之君主昏庸，还有天灾，民众在国内已经难以为生。穆王、宣王时期，在向四方进行征伐的同时，也将周朝的文化带到了各个地方，就如同楚国因受到周朝征伐的刺激而获得发展一般，这个时候的夷狄已经学会了利用周朝的文化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考察《大雅》《小雅》以及铜器铭文中的内容，可以得知这一时期已经产生了贝币。借由计算贝币时使用的“十朋”“百朋”之语，也能对这时候经济发展的程度有所了解。《大雅》中记有“彻土田”等说法，意为种田之人需要负担十分之一的税。虽然尚不清楚先前公刘时期是否实行过“彻法”，但据《大雅》中的记录，这已经是确然在实行的政策。后来由于课税过重，《孟子》等书认为应该维持之前的轻税政策。奇怪的是，宣王时期的“彻土田”并没有减轻租税。当时对周朝境外的土地，不用缴纳田税，只需缴纳当地土特产，但是周朝新近平定的地区，则需要“彻土田”，让种田的人承担十分之一的税。
《竹书纪年》认为西周持续了两百五十七年，有的书则认为持续的时间还稍微长一些。根据后来的历史来看，一个王朝从出现到灭亡的过程通常需要两百五十到三百年的时间。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之后，祖先的功德就会变得淡薄，这时候一旦有动乱出现，王朝便会遭致灭亡。由此可见，《竹书纪年》的说法大致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