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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史在古代历史中是采用比较准确的史料书写的。在始皇以前就已经留有一些确切的记录。虽然因为被秦灭亡，六国的记录没有遗存，但《史记·秦本纪》是根据留存下来的《秦记》编撰而来。《秦记》的写法与《春秋》相同，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为了便于理解进行了一些改动。《史记》中关于六国及其他的记事，主要依据《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其中很多是依据真正的史料来写的，不能断定是取自传说。到编写《秦始皇本纪》时更是依据确切的史料。《史记》成书的时间去秦未远，所以相关史料应该多有留存。如《史记》提到的“金匮石室之书”，大概就是当时留存下来的资料。又金石文字特别是碑文等作为史料准确性非常高。始皇本纪中包含的很多诏令奏议，可以作为《史记》取材于原始书籍的证据。甚至其他记事，例如秦始皇二十九年（前 218 年）张良在博浪沙行刺始皇的事，被写作“为盗所惊”，这显然是根据秦始皇时代的记录书写的，且应该是秦的史官记录的事件。后世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抛下原始记录而凭着历史家的喜好来书写，但司马迁着笔不尚修饰，如果当时的记录并非如此，他就不会这样写。以金石之文作为写史的依据，现在仍可以通过一些从当时留存下来的实物得到证实。现存的秦碑中，泰山碑仅有十字，保存在岱庙中。二三十年前，琅邪台刻石还残存着一部分，后因雷击而沉没于海。好在琅邪台刻石年代不算久远，往往有确切的拓本。又邹县峄山刻石今已不存，但有宋时所刻摹本全文。此后因为秦统一了度量衡，今天也常见所传衡，即秦权，其后量往往也有留存。它们大体都有刻文，将其与《史记》的文句相比较，几乎是相同的。由此可以得知秦朝史是采用当时正确的史料书写的，《秦本纪》《秦始皇本纪》的记录在古代历史中可以说是相当准确的。
秦把以往分裂的中国统一起来开创了新局面，实行统一的始皇是顺应时势的人物。他非常聪明、精力充沛，不交权力于臣下。当时的学者侯生、卢生评论说，天下的事无论大小，皆由天子直接定夺。文件奏折用衡石作为计量单位，不问日夜，有文书皆上呈给天子，若不见文书则官吏不得休息，对权势的执念到了如此的地步。他在十三岁时成为秦王，在位第二十六年统一了天下。统一天下后仍没有闲下，常常巡幸、微行地方。在中国的天子中秦始皇是罕见的喜欢活动的人。
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六国强盛时的实力并未持续到始皇时期，其国力逐渐衰微，秦的势力逐渐强大。始皇的曾祖父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间，秦的势力得到扩张，接壤的韩、魏、赵、楚皆被秦所蚕食，周边全然为秦所亡。昭襄王之后的两代秦王皆在位时间不长，孝文王两日，庄襄王三年。此间六国由魏信陵君率兵击破秦兵，这是一件前后少有，堪称仅此一回的事。其时六国兵卒迫近函谷关，虽只是一时，但韩、魏二国侵略了一半的秦地。此时始皇幼年即位，其间吕不韦理政，致力于输入中原文化，并吸取六国的优秀文化，侵略的企图尚未产生。但始皇到三十岁时便急于侵略。十七年（前 230 年）灭韩，十九年亡赵，二十一年吞燕，二十二年覆魏，二十四年破楚。燕国的余党逃往辽东，二十五年复亡，二十六年齐亡，天下终成一统。
始皇一统天下后，虽然在位仅十一二年，但是其间他为中国之后的统治开创了标准。第一，皇帝自称为朕，确定了具备统一君主资格的称号。其次，在政治方面采取的最重大措施，是废止封建制，实行郡县制。如前所述，郡县制并非创于始皇时，六国时各国已经实行，此时趁天下统一而全面实行。但如《史记》记载，当时对实行封建制还是郡县制意见并不统一，后来采纳李斯的建议实行郡县制。关于废止封建制、确立郡县制的这一决策众说纷纭，儒者认为其本质是天下为私因而大力攻击，这颇不合理。对此，王夫之的评论应该是最妥当的，即使今日的议论也多认为其合乎逻辑。即昔日的封建政治，是诸侯代代领有其国，大夫世袭其官，士之子代代为士，农夫之子永远为农夫的封建政治，即便士人不才而农夫贤能，其天生的才能也因士农的身份而无法区别。因此，郡县政治选用有才能者治人是合理的，通过选举使用人才理所当然。封建国家持续时间很长，而郡县国家仅存续了十六年，但是封建长久持续的本质是王室的持续，其间战乱不绝，人民受苦。但郡县制不利天子，所以国家持续时间不长，与世袭的诸侯或大夫残虐人民相比，即便出现恶官也仅限于一时。国脉不长是就王室一姓而言，但从天下公义来说，郡县制不执着于天子宗室的延续，多造福于民，是好的决策。始皇之所以废封建而立郡县政治，或许是因为吝惜分封子弟功臣，然而上天借始皇的这种私心而行大公，即便终不利于王室，却可以说对天下有大功。在儒者的众多议论中这是最卓越的。此时秦全面推行郡县制，初划三十六郡，后达到四十郡。其疆域南至今安南地区，北、西至流沙，东则至朝鲜大同江边。
其次，另一项显著的事业是内部文化的统一。《秦始皇本纪》中“车同轨，书同文”的记载，是此后凡谈论大一统时不能略过的。它是中国一统政治的最初标语。与它有着相同意味的是“中庸”的“中”。今天普遍认为《中庸》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但我认为它是秦始皇时代的作品，其记载的内容，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在表达始皇时代的理想。如“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叙述的始终像是始皇的理想，同样的文句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有记载，因此这不是偶然。尤其这是荀子学派的观点，大概是由李斯实行的。列举其中的细目，有不议礼则行同伦，不制度则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不考文则书同文（统一文字）。显然这些对政治和社会而言都是重要的方面。
书同文方面，据《汉书·艺文志》载，此时李斯作《仓颉》七章，赵高作《爰历》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七章。这三种书当时既通用“仓颉”之名，则字体上也应是同一的。它们都是当时的字典。这种字体在周时的字典《史籀篇》基础上对篆书稍做变化。这三种字典的字体，被称作秦篆。琅邪台刻石等所见文字就是这类。罗振玉、王国维研究始皇统一文字的原因，发现战国时通行籀文和古文，六国采用古文，秦和周采用籀文。秦兴起于西周旧地，故继承了周的文字。六国文字则可能传自殷代，所以字体有差异。始皇时代以籀文为基础作秦篆，六国使用的文字遭到废除，这就是书同文。此外，秦朝还出现了隶书。这是由于官狱事务繁冗，简省文字变得必要，因此隶书是徒隶用的文字。徒隶是没有为官资格的下级职员。缺乏文化素养的人也能书写的隶书于是逐渐产生了。到汉时，隶书大为通行，文字进一步统一，成为今天的楷书的起源。
至于行同伦，《史记》中虽无确切记载，但事实上存在。始皇好立碑刻文，而从会稽碑开始，记载发生了一种变化。顾炎武《日知录》最先注意到，碑文对男女关系做出规定，为了防范淫乱之风，有儿子的女子，丧夫后弃子改嫁为不贞；男子去别人家行不义的，杀之无罪；妻子弃夫逃跑而改嫁的，儿子不以其为母亲。按顾炎武的说法，会稽昔日属于越国，越国是新兴国，经三十年“生聚”而破吴。当时越国政策重视繁殖人口，对淫乱之风不加制止，所以越与其他地方相比淫乱成风。为移风易俗，秦特地在会稽山刻写相关规定。当时的儒者认为始皇做出了亡国的行为，然而这样施行人伦教化，可作为美事赞赏。且不提六国仪礼伦理的异同，这显然是一项志在统一、去除弊风的举措。从这点来看，《中庸》也是为始皇申辩的史书。
其后《秦始皇本纪》在二十六年（前 221 年）记载了封域之事，写了四至以及领土的大小，这在琅邪台碑上也有记载。此例表明记述前代之事时中国人一定会标示“四至”，我认为可能是以始皇为范的。暂不论秦始皇的其他事业，仅论其疆域的异常广大，就给当时的政策增赋了特别的意义。
再往后，发生了始皇将十二万富户迁徙至都城的事情。这也是始皇为后人效仿的创举之一。汉以长安为都，周围有五陵，于是将南方的富豪安置于此。这不仅能繁荣都城，也有助于都城集中资本，提升财力，对于大一统政治是必要的措施。此举一开始遭到反对，但后来却形成一种风俗，使人为之自得。如唐诗屡屡提及的五陵少年。这是由秦始皇开创的范本。日本在以奈良、京都为都以及丰臣氏建设大阪时，江户开府时也采用了类似的做法。这在政治上是相当重要的大事，后世的君主也纷纷效仿。
始皇的统一事业中，还有一点尤为重要，即统一货币。最近中国学者特别是罗振玉认为，货币自古就有的说法并不可信，货币始盛于周，这在古代史书中能找到证据。《说文》提到，“古者化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这清晰地显示了古代货币的变迁。十三四年前罗振玉发表上述观点的时候，贝币尚未被发现，明治四十三年（1910 年），贝币第一次被发现，其后又陆续出土。最初殷代以子安贝为货币，而自殷墟出土的货币比子安贝先进，它是用骨雕刻而成。随后出现了蚁鼻钱这种铜币，这可能起自西周时代。西周铜器上铭文常见“赐贝”字样，《诗经》也提到过“贝百朋”。朋，古文作
，字形与贝有关。就这样在春秋时代货币迅速发展。西周与春秋之间，有两种货币盛行，如前所述，一为布，一为刀。布写作
，其中空首布最为古老，或许是仿农具之形。以后有方足布、圆足布、尖足布等形，布逐渐变化发展。刀有齐刀、明刀、尖首刀，广泛使用齐刀的地方为齐，即山东至河南，明刀、尖首刀通行的地方为赵、燕，即今直隶、山西。布流行于韩、魏、赵、周、秦。战国时代通行的基本就是这两种货币。若干阶段后，它们发展为圆形圆孔钱。圆形圆孔钱起自赵、齐边境，形状像是刀的下部。随后圆形方孔钱出世，还有稀少的方形圆孔钱。始皇时统一货币，推行半两钱，实现了货币的统一。汉时，半两钱太重，不便于使用，政府允许百姓自由铸造小钱，即榆荚钱。半两钱当时仍具有很高价值，这种形状的货币此后基本变为五铢钱。半两与五铢的重量一如其文，半两近于今天日本货币五匁。（一两合二十四铢。唐开元通宝重二铢四参，十枚为一两。一两约为日本的十匁，一枚开元通宝为一匁，故云通宝一文，意为一匁。）
始皇的其他行为也成为后世天子恶行的范本。即封禅、巡幸、神仙等，这些都为后世君主长久效仿。封禅是祭祀泰山的礼法。在泰山顶上筑土祭祀称作封，在泰山山麓扫梁父之土称为禅。中国的征服者开始吸取被征服者的文化正是起于此时。封禅本就不是秦国之礼，而是齐鲁地区的土地祭祀。齐鲁以泰山为中国中心，改朝换代时帝王必须祭拜泰山的信仰盛行。于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也在泰山封禅。由此秦不祭祀本国古来的上畴或西畴，改为信仰他国流行的观念。这种祭祀活动非同寻常，需要攀登险阻的山峰。此后在和平时期，成大业的天子都去泰山封禅。然而相关的资金问题随之出现，封禅对人民成为流毒之事。结果宗教性质的封禅，导致君主挥霍金银、煽动天子夸张的妄想。其次为巡幸。始皇统一天下后立即执行此事，其目的之一是向被征服的地方夸耀自己的权威。他几乎每年都要巡幸，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苦难。天子巡幸耗费极大，即使是国富民安之时，人民也深受其苦。明武宗南巡，清康熙、乾隆南巡，都令百姓受苦。但这一做法是受到当时学者们的煽动而产生的。《尧典》和《舜典》中记载的巡行之事，或许正是为了煽动始皇的妄想而附加进书中的内容。对长生的渴求或许是天子最真实的想法。天子认为贵为人君就可以恣意妄为，所以讨厌老死，这也导致始皇迷信神仙。始皇既开此先河，此风遂在中国绵延不绝，即便到了清朝，也有雍正帝这样在晚年笃信仙术的皇帝。因此，始皇是这一风气的始作俑者。秦始皇为了求神而造船等，也开辟了与日本等国的交通往来。
焚书坑儒是始皇最受诟病之处。这是一个议论纷纷的问题。杀掉一批人，这种激进的行为，在任何一个时代中统一国家或兼并他国时都是常事，不足为奇。焚书是因为此前六国记述了自己本国的历史，并以此作为批评始皇新政的标准，这些书的后果除蛊惑人民外没有其他好处了，所以始皇下令焚烧这些书籍并学习秦律。始皇是一个相信法家的人，从这一立场看，禁止迷惑人民视听的学说并坑杀其宣传者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总之，秦始皇在统一之后仅十年成绩就如此显著，即使在今天也称得上有为的君主。
秦统一天下后，国内出现了兵器过剩的情况，秦与六国兵器均有剩余，于是始皇命令销毁兵器，将铜集中在都城，制造十二金人。同时，用残余的兵力征伐外敌，派兵三十万讨伐匈奴，用兵数十万征南方五岭。经过这一时期，今广东至安南的地区皆被纳入秦朝版图。到此为止的施策我认为是合理的。从本质上看这些政策虽然不错，但其补充外征士兵的方式存在缺点，最终成为秦灭亡的原因之一。始皇凭借武力巧妙地统一天下，自认为很聪明，以为自己死后李斯与赵高等人也会延续自己的理想。然而在这种唯天子独尊的独裁统治下，始皇崩于巡幸途中的同时便发生了皇家的骚动。始皇遗言让位于太子扶苏，但李斯与赵高擅自篡改遗言，迫使太子扶苏自杀，拥立二世皇帝。中国学者认为，秦不遵循先王之道所以灭亡，因为专制政治下君主贤明则治，暗愚则乱，这是定则。然而即便如此，争乱起自人民，不是起自良民，而起自更替征讨外敌的士卒时输送手续的不完备。始皇好法律，以天子身份兼任最高审判长的职责，此时地方罪犯众多，这些罪犯用以充实兵源。此外又征发百姓戍边。长途输送戍卒前往边疆是错误的根源。因降雨而延缓抵达的士兵，在严苛的秦法下必受重惩，这些人因此起兵，这是秦亡的直接原因。如果及早设置屯田兵，或许就不会引发这场争乱。
王夫之指出秦法虽然严苛，但仍有许多疏漏。例如，后来对秦起兵的项梁是楚将项燕之子，杀人后因得到狱掾的书信介绍，躲去了其他地方，逍遥法外。
王夫之的观点值得注意，如张良等人刺杀始皇未成功，但逃脱了追捕。这揭示了战国以来的社会状态。六国诸侯领地广阔，政令难及，百姓间往往自发地进行自由的裁断。游侠与货殖即是如此。游侠不借助政府的力量而支配地方，货殖依靠财力支配地方，藏匿于地方的罪人得以逃避刑法责罚。在大一统时代这种情况数见不鲜，因此尽管法律表面上严苛，其实漏洞百出，不逞之徒隐匿以避刑。于是一旦谪戍引发动乱，便蜂拥而起。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年），逋亡人、赘婿、贾人等被列入流民之中，编入军队遣派戍边，三十四年又将失职的狱吏充作戍卒。调动这些社会剩余力量前往边疆，从人力经济的角度来看虽然是好的，但埋下了祸根，秦因此天下大乱。这样一来，始皇为了将来的和平而销毁兵器，地方官军和民军却因此失去兵器，兵器和兵种没有了甲乙优劣，使人数多寡决定了胜负。叛乱者孤立无援，人怀必死之心，地方官不敢效仿昔日诸侯死守，故反乱之势一发不可收拾。唐末的庞勋之乱与此同理。驻云南的边防士兵，期限到了却等不到返回的命令，于是擅自返回都城。既已触犯法律便抱着必死的决心，地方官也无法遏制这些叛卒，任其通行。这些士兵一旦不怕死就会变得很强。然而秦都毕竟兵器装备充足，最先带兵镇压的章邯便击破民军，项梁等战败而死。秦兵抵达直隶巨鹿，民军的联络被破坏。此时民军全面崩溃，然而项羽赶到解救了民军。此时项羽处于全然不利的地形，却凭借其天才和勇气取胜。章邯战败而降项羽，秦军的溃败自此开始。在秦朝内部则李斯被杀，二世皇帝被赵高所杀，其后所立的孺子婴向汉高祖投降。
秦朝灭亡，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走向崩溃的过程，因此值得后世君主引以为戒。汉初贾谊的《过秦论》详论此事。《过秦论》凡三篇，论说秦如何才能避免亡失天下；秦亡根本在于不施仁政，对叛乱采取守势（“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二世时尤其应有的作为。与后世学者将暴虐之政作为秦之亡因的陈腐说法相比，贾谊的议论显然更有价值。然而聪明的君主能否持续出现是无法预期的，中国各朝大多是最初两三代君主贤明，不然国祚就无法延续。秦始皇是比较聪明的，相比之下其子孙暗愚，这是秦室的不幸。
如前所述，秦亡始于谪戍之人延误期限将被处以死刑，所以引起暴动，但这不单是普通的谪戍骚乱。此时秦刚刚统一天下，战国末期以来养成了一种民间风习，即游侠与货殖富者广布，人民不安于太平政治。更有一群不逞之徒伺机起事。这是因为战国末期以来，王侯将相常起自民间，风习犹存，显得和一统政治的规则不相适应。谪戍中最先起事的是陈胜，打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口号而举兵。其口号反映了战国末期的习俗，即战国时，谁都可能出将入相，称王封侯，而不论家世出身。或许只有陈胜确实说过这样的话。项羽见始皇巡幸，说要取而代之，汉高祖说大丈夫当如此，实际上是后人附会之言。陈胜举兵后的七八年间，中国的局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巧妙地论述了此事。如其所言，汉初臣子中出身最为尊贵是张良，他是六国时韩国宰相之子。次一等中，张苍曾任秦御史，叔孙通是秦博士，萧何是沛县主吏掾，曹参是沛县狱吏，这些人地位居中。然后是王陵、陆贾等无官职的平民，称为白徒。在此以下，樊哙是杀狗的，周勃是办丧事的，灌婴是卖缯的，娄敬是车夫。然而这些人最终都出将入相。这种事是前所未有的，因为秦汉易代是天地间一大变局。赵翼解释其由来道：“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雎、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而兼并之力，尚在有国者。天方借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旦扫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于是纵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使秦皇当日发政施仁，与民休息，则祸乱不兴。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惟其威虐毒痡，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竞奋。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亡命无赖之徒多的原因在于秦的一统政治没有深化，百姓还没有因习惯太平而惧怕动乱，所以经常引起动乱的情绪。赵翼接着说道：“然楚汉之际，六国各立后……即汉所封功臣，亦先裂地以王彭、韩等……盖人情习见前世封建故事，不得而遽易之也。乃不数年而六国诸王皆败灭，汉所封异姓王八人，其七人亦皆败灭，则知人情犹狃于故见，而天意已换新局。”
赵翼的议论大体上得其要领。秦朝兴起的动乱，始于以陈胜为首的谪戍之徒，但此后六国残余相率起事。当时楚国第一策士范增，认为秦亡六国的过程中，亡楚时最残酷。当时“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谚语广为流传，故立楚宗室后裔为王。总之，颠覆秦的统治的是楚人项羽，项羽为六国之后，与新起豪杰联合而割分秦的天下，因在分割方法上引起不平，导致楚汉之争。楚汉之争期间，有人称应当拥立六国之后，郦食其便这样劝告高祖，但明察时势的人自然知道此举无益。如张良虽然是韩宰相的后代，但自知当时已不是能靠立六国之后来分割天下的时代了，因此劝诫高祖停止拥立六国宗室。果不其然，在楚汉相争的五年中，立六国之后者皆亡，布衣取而代之相继兴起。随后汉灭楚，虽然汉阵营中的韩信出身普通，彭越、黥布则本是群盗，但汉通过他们的力量达成了天下统一。此时离争乱兴起仅七年，但此时活跃的人物发生了极大变化，昔日的世家名士不再发挥其作用，布衣白身的平民大为活跃。例如范增失意而死，张耳、陈馀等无处施展本领，即便他们一度作为名士而为人所知，如今大展拳脚的却是楚汉相争之前无甚名气之人。萧何等人即便出任宰相，也仍像郡县主吏掾的一个俗吏，采取处理一县事务的手腕来做天下的宰相。至此六国以来实力逐渐归于民间的趋势已暴露无遗。
这里需要注意，此时中国天下的局面是由古来的文化中心区域决定的，形势上还未像今天一样明确划分南北。秦亡六国诸侯时，也是据关西消灭作为对手的关东诸侯。楚这样的大国虽然在南方，但是真正的实力中心、财力中心是在六国中除楚以外的五国之中，尤其是在商贾云集的三晋和齐之间的地区。楚国的东北部，流行中原文化，富裕且有实力。项羽破秦将章邯的地方巨鹿，在今直隶南部，即三晋与齐的交界处，而楚汉的斗争多在荥阳和成皋之间进行。这里是黄河横断太行山脉流经之地，也是今日河南中心所在，处于山西、河南和直隶的交界处，也是当时决定天下大势的地方。此时天下形势一直是仅分东西而不分南北，这表明南方文化整体仍然处于不发达阶段。直到三国时期才出现南北之争，而此前一直只分东西，即以黄河流域划分东西，此种局面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详细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