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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杜月笙63岁，他的病情持续恶化，经常陷入昏迷。
每天，他都只能躺在床上，全身不停地出汗，身上的褂衫转眼就被汗水湿透。湿褂衫脱下来，干褂衫还没等穿好，就已经能拧出水来。
这种凶多吉少的状况，带给所有人一种不祥的预感。
老去悲秋强自欢，雄心销尽意阑珊。谁都逃不过这一天，哪怕他是杜月笙。但是，杜月笙还有放不下的心愿。他还得让自己的大脑运转起来，为那些跟着他来香港的家人和朋友寻找出路。
就在这时，杜月笙想起了当年的老朋友范尔迪，听说范尔迪离开中国后发展不错，如果自己带着众人前去法国投奔，看在当年的交情上，或许能得到他的庇护。
杜月笙越想越激动，他开始掰着手指，给始终照料他的孟小冬计算：自己一家人，万墨林一家人，顾嘉棠一家人，别人家暂时不考虑，这三家人，就需要27张票。
正计算着，孟小冬忽然说了一句：“我跟了去，算是丫头呢，还是算你女朋友？”
孟小冬是一位有故事的女人，她出生于梨园世家，从小就跟着长辈学唱京剧，长大后更是获得“冬皇”的美誉，是中国第一女老生。她的第一任丈夫是梅兰芳，但是这段婚姻只维持了四年就宣告破裂。
孟小冬在离婚后，被杜月笙的痴情打动，终于与他走到一起，并一起来到香港。但是俩人在一起后没多久，杜月笙就患了重病，是孟小冬一直不离不弃守在病床前，用实际行动诉说着对他的爱意，这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和温暖。
但是，他不得不为孟小冬的将来考虑，毕竟孟小冬刚40岁出头，万一自己去世了，谁能来照顾她呢？
于是，63岁的杜月笙决定迎娶他此生最爱的女人，给她一场婚礼，也给她一个名分。
1950年年底，杜月笙与孟小冬于香港坚尼地台公馆举办婚宴。大婚之日，一个满脸堆笑的男子走进杜公馆。
看到此人，杜月笙狂喜地叫了起来，因为这是他人生中最感激的朋友——王新衡。
王新衡，浙江慈溪人，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是蒋经国的同学，回国后成为军统中的强力骨干成员，深得戴笠的信任。
抗战胜利后，三青团系屡屡对杜月笙发难，全靠王新衡斡旋其中，才保他平安。万墨林也好，杜维屏也罢，实际上都是他替杜月笙捞出来的。当然，以王、杜之为人，杜月笙不会开口请求，王新衡也不需要杜月笙开口，相知交友，该替朋友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是他们之间的交情。
对于下一代人，杜月笙最看重的就是陆京士和王新衡。他视陆京士为比自己儿子还亲的亲人，而对王新衡，他要求家里的孩子喊他“王家伯伯”，以便区分称呼戴笠的“戴家伯伯”。
这次，台湾当局派王新衡驻香港，这对杜月笙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消息。他顿时打消了去法国的念头，但是没想到，没过多久就传来了王新衡遇刺的噩耗。
王新衡来港后，常常在公开场合直言弊政，并在思想方面表现的非常极端，因此得罪了不少要员政客，众人纷纷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将其除之而后快。
于是，1950年10月的一天，王新衡在家中遇刺。
王新衡被刺杀的消息，一度掀起了当时的舆论热潮，自然也传入杜月笙的耳中。当时杜月笙就号啕大哭道：“太欺负人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公然刺杀新衡。我现在就要出门，看他们有没有胆子来刺杀我！”
杜月笙在家里霸道惯了，他的话没人敢违背，但问题是，他现在一刻也离不了巨大的氧气瓶，他上车出门，这氧气瓶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司机钟锡良想了个办法，把火箭筒般的氧气瓶绑在汽车上。这架势极为吓人，似乎只要杜月笙一出门，整个香港就会被炸得灰飞烟灭。
正在街头遛弯的巡警们目睹这么个怪异组合横空杀出，无不吓得肝胆俱裂，立即向所有警员求救，香港所有的警车疯了一样地往坚尼地台附近冲来，各个路口层层设卡，拦截杜月笙。但见杜家司机抖擞精神，左突右拐，冲破香港警方无数道关卡，最终成功地把杜月笙送到了医院。
杜月笙坐在车里，苦着脸。他想下车，下车就得扛着氧气瓶走，可跟出来的人，只有姚玉兰和杜维藩，根本扛不动。无奈之下，他让姚玉兰和杜维藩进医院问问王新衡的病情。
这时候的王新衡离死只差一步，两枪一刀，一粒子弹由臀入肾，一粒子弹穿臂入肺，刀伤则几乎贯胸而透。医生有充足的信心把他活着抬上手术台，至于他能不能活着下来，要看他的运气和造化了。
了解情形后，姚玉兰和杜维藩怕杜月笙听到这个消息再引发重病，就编造了王新衡病情平稳的消息，果然杜月笙听后，心神大慰，架着氧气瓶回家了。
要说这王新衡，身体素质实在是好，他像死人一样被抬上手术台，取出肺、肾中的两粒子弹，只见他眼睛一睁，又跟正常人没太大差别了。
姚玉兰、杜维藩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杜月笙。不承想，杜月笙听了，当即抱住氧气瓶又要去医院看望王新衡。
但是，他也知道，以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不可能爬上四楼的。所以，他让司机把自己送到医院的病房楼下，然后给王新衡打电话，让王新衡走到阳台上来，自己打开车门，抬头仰望。
王新衡双手撑住阳台栏杆，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个瘦弱的老人。
他知道，这个老人体内的生命之火正在渐渐熄灭，所以才如此留恋年轻人身上的那种生命活力。这个老人的时代已然过去，对这个世界上美好的青春生命，他多看一眼，心里就能多获得一分安宁。
时间飞逝，转眼到了1951年，杜月笙64岁了。
他的话越来越少，举止也有些反常，总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有一天招待客人，席间客人拣好听的说，说他变胖了。杜月笙的脸色却变了，他放下筷子，好长时间才说：“这不是胖了，是浮肿。”
他忽然说起来，24岁时，他初到黄公馆，不过是黄金荣的小跟班。有一天，黄金荣单独带着他去逛城隍庙，遇到一个奇怪的僧人，那人给他们两人算命，说黄金荣风云天下，而衣装寒酸的杜月笙未来的人生成就将10倍于黄金荣。
他这辈子，就信这个。
此后，形形色色的江湖术士出入杜公馆，差不多都异口同声，算定杜月笙会活到73岁。
杜月笙听了，果然欢喜不尽，心情好，气色也大好，身体似乎也慢慢恢复。可当夜深人静时，他悄悄地备了自己的生辰八字，秘密托人给一个谁也没听说过的相士送去。
这个相士的名号，叫“六月息主人”。杜家人不知道此人是谁，询问江湖术士，对方也都摇头。这个谁也没听说过的“六月息主人”给杜月笙批了简单的一句话：“64岁，岁在辛卯，天克地冲，绝难度过。”
杜月笙把这纸命帖贴身藏起，于平静中等待他的大限到来。神奇的是，他比那个神秘相士计算的辰日多活了大半天。
春秋末年，“至圣先师”孔子身体日见衰微。于是，他每天拄杖立在门前，眺望远方的驿道，苦苦等待最心爱的弟子子贡回来。
孔子不知等了多少天，才见驿道上一辆轻车扬起风尘，向他这边疾速行来。车到近前，子贡跳下车，上前问候老师。
孔子埋怨道：“子贡啊子贡，你怎么才回来啊？”
然后，孔子吩咐子贡安排自己的后事，登床阖目而逝。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2000多年前孔子等候门生子弟，等待自己死期的一幕，在香港杜月笙家里重演。
1951年6月底，杜月笙坐在居室里与客人闲聊，忽然发现自己双足失去知觉，丧失行走能力，站不起来了。
家人将他抬上床，他吩咐家人立即拍电报给身在台湾的陆京士，请他尽速飞港。
隔了一天，杜月笙再次要求家人发电报，并口述电文：“病危速来。”
陆京士接到第二封电报，意识到事情不妙，急忙订了8月1日飞香港的航班，并打电报告诉杜月笙。
可不承想，8月1日那天香港大风暴，航班推迟到次日，躺在病床上的杜月笙听到这消息，异常难过，喃喃道：“我知道他今天不会来，我早就知道。”
8月2日早晨，万墨林飞跑过来报告：“京士兄已经飞到香港的松山机场，正坐车飞赶过来。”
家人欢呼，杜月笙却满脸害怕，害怕这个消息是假的，到了饭点，他不肯吃饭，就这么躺在床上等着陆京士来。
终于，陆京士冲了进来，杜月笙伸出一只干瘦的手，与陆京士的手相握。他握住了一只充满生命活力的手，握住了一只通向未来的手。那一瞬间，无数往事在他眼前掠过，几乎让他泪水横流。
这是他视为儿子的年轻人啊，从旧时代上海的“工运”起，他们两人就走到了一起。
还记得上海南市，距杜月笙家咫尺之遥的抗日血战，陆京士率领年轻的忠义救国军力阻日军，掩护正规军撤退；还记得他向戴笠请求，无论如何都要从战场上救回陆京士；还记得他命青帮弟子尽出，沿江布围，只为了从日军的重重围困中抢回这个他视为希望的年轻人。
他老了，而陆京士还站在这里，风华正茂，但那夹杂着浑浊的激荡时代已经永远过去。
当他悄然走开，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也不会留下，除了眼前这个年轻人。希望与青春，等待与静默。这就是一切。
陆京士来了，杜月笙开始安排后事，先命人把家中的借据全部焚毁。这些借据究竟价值多少，谁也不清，但可以肯定是，一定价值连城。其中至少王新衡就欠了杜月笙500根金条，而这还算欠的比较少的，不难想象，如果杜月笙拿着这些借据去讨债，他的日子肯定好过很多，可是他却把这些借据全烧了。
杜月笙能混到上海黑帮老大的位置，靠的不是打打杀杀，而是情分。他一直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看得比金钱更重要。此时，他心里也清楚，现在还欠着钱的，基本都还不上了，否则不会到他快死的时候还没还。所以，不如一把火烧了，保住他们的情面。
望着化为灰烬的借据，杜月笙说：“我打拼了一辈子，全部遗产有11万美金，折合港币60万元。这些钱，分给4个太太、8个儿子、3个女儿。”
然后他又单独给了陆京士10万元，用于维持恒社的运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杜月笙还记挂着那些叫过他老师的人。
1951年8月11日，杜月笙奄奄一息之际，忽然门外有一人号啕大哭冲进来：“月笙老哥哥啊，你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我的月笙老哥哥，你死得好惨……”
当时万墨林差点气疯，心说：这人谁啊？人还活着，你就来哭丧。
过去一看，是杜月笙的一位好友，叫江干廷，他不知从哪儿错听了消息，以为杜月笙已死，就跑来哭丧。不过，杜月笙虽然未死，但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
8月16日下午，时任台湾当局“国民大会”秘书长的洪兰友赶到。他走进来，杜月笙眼睛一亮，说：“好，好，大家有希望了。”说完这句话，杜月笙合上双眼，与世长辞。
一切归于沉静，紧接着，四周一片哀号。
杜月笙死了，他用64年的人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奇特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每个人都在创建规则，寻找自我。
杜月笙并非新规则的开创者，而是传统江湖道义的守护者。杜月笙受教育程度不高，迫使他以江湖道义为准绳，引导自己前行。这个道义的规范，在他青年时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认可，但当全新的规则崛起时，面对不断地争斗与流血，杜月笙所信奉的这套行为准则随即遭到了边缘化。
支持者称他忠肝义胆、豪侠心肠，憎恨者叱骂他为大流氓、大反动派。其实，这些评价不过是当事人依据自己对世界的认知而给他贴上的标签。
杜月笙一生信奉的规则都是基于人的，他能与北洋高官贩鸦片，与军警合谋开赌场，与江湖中人称兄道弟，从“76号”捞出军统特工，让日本人把绝对禁止倒卖的战略物资出售给他，无论双方之间的关系是敌对还是友善，他所做成的事情总是让人震惊。
他并没有看透这个世界，只是他信奉的规则让他始终能把事情做对。事情做对了，他自然就成了一个让人尊重的。
杜月笙用他一生的历程证明了，他是那个特定时代追求自由、获得自由而最终没有失去自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