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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7岁的杜月笙返回阔别8年之久的上海，霎时间门外排起了长队，每收到递进来的一张名片，杜月笙都希望是吴绍澍前来拜访，因为在他看来，就算不循师徒旧礼，吴绍澍现在是上海市副市长，也应该屈节下访，来拜会他这个劳苦功高的布衣国杼。可是吴绍澍一直都没有出现，这让杜月笙的心冰凉如水。
他这一辈子，最受不了别人的冷落，他打拼一生，就是为了赢得别人的尊重。他已经很成功了，但当遭遇寄望最高的弟子对自己的打击时，他丝毫无力承受。巨大的外在权势弥补不了他内心的脆弱，他始终是那个在高桥镇上惊惧、畏缩的无助少年。
他用了一辈子跟人抬杠，你越不尊重他，他就越要想办法赢得你的尊重。他一直做得很成功，所以始终无法接受失败的结果。
就这样，足足等了四天，杜月笙才终于等来了吴绍澍。
吴绍澍身穿笔挺的中山装，满脸肃杀，昂然走进来：“杜先生，鄙人今天前来，是奉市政当局之命，通知先生几件事。第一，上海光复，百废待兴，大小汉奸，终日惶惶。市党部有决议，任何人等，均不可对汉奸私相授受，为其脱罪。违此令者，严惩不贷。第二，日本虽然投降，但黑恶势力犹在，凡属青皮地痞、帮会莠氓，概与敌伪分子等同视待，不得授予任何官职。第三，敌伪资产由市党部统一收管，犯此禁者，以夺占敌产罪论处。”
听完吴绍澍的话，杜月笙惊得眼珠子险些掉到地上，他质问道：“绍澍，你说的是什么话？什么帮会莠氓，你忘了自己出自恒社？”
面对他的质疑，吴绍澍并不直接回答，只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口吻道：“吴某尚有要事在身，告辞。”说罢，转身走出大门。
杜月笙满脸忧伤地望着空荡荡的门外，他自问待吴绍澍不薄，可为何吴绍澍连自己这个老师都不认了？
顾嘉棠在一边安慰道：“吴绍澍不认您正好，我们就把他的门生帖找出来，让大家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公开欺师灭祖，照江湖规矩就该处死。”
顾嘉棠一声令下，立即打开杜月笙用来存放门生帖的保险箱，取出一包包大红帖来检视，但是找来找去，奇怪的事发生了，上千份门生帖，一份也不少，单单就少了吴绍澍的那一份。
顾嘉棠目瞪口呆，难道杜月笙身边出了吃里爬外的内贼？他火冒三丈，扬言要在三天内查出内鬼，杀掉此人。
岂料三天后，查缉一事竟毫无头绪。顾嘉棠脸上挂不住不说，杜月笙身边的人更是人人自危。杜月笙显然知道此事查缉无功，就出面劝阻顾嘉棠，让他有个台阶下，此事就再也无人细究了。
其实，这件事情杜月笙后来也想明白了。自己离开上海八年，这只保险箱始终放在杜公馆，凡是对杜月笙感兴趣的人，都会想办法弄开保险箱看一看。这八年来，保险箱已经不知被多少人偷偷打开过，追究或者不追究，真的没什么意义。
另一边，吴绍澍却越发嚣张，发传单，贴标语，喊口号，这对他来说已经没什么意思了。当时报业没个正经人管着，谁想办报纸就办，于是吴绍澍创办《正言报》，深挖狠批流氓头子杜月笙的真面目。杜月笙派出陆京士迎战，以《申报》回击，但这种事情，吴绍澍攻，陆京士守，攻方每天都有新的爆料出来，守方竭力解释，反倒越抹越黑，越闹越被动。
就这么折腾了一段时间，戴笠到上海，开口向杜月笙要帮手。杜月笙就推荐了万墨林。
将万墨林推荐给戴笠，杜月笙给出的理由是万墨林人头熟、地面熟，又是两入日本人大牢的抗日英雄，有功于国，清清白白。实际上，杜月笙心里明白，吴绍澍来势汹汹，是因为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力挺吴绍澍，刚入上海就盯上了万墨林。
宣铁吾，浙江人，幼年丧母，由父亲抚养长大。幼读私塾，青年时期加入共产党，后考入黄埔军校，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当蒋介石之子蒋经国还是个孩子时，宣铁吾已经成了蒋介石的侍卫长。
宣铁吾上任之初就高调宣布：“接收上海，凡属青帮洪门弟子概不叙用。”
这等于公开和杜月笙宣战。那么，宣铁吾何以对杜月笙看不顺眼呢？
其实，这是由双方观念的冲突造成的。杜月笙这边信奉的是人际逻辑，管你是什么日本鬼子还是狗汉奸，反正你是个人，是人就有人性，有人性就有人味，有人味就得讲人情。所以对于他来讲，不管是重庆特工，还是商业大亨，只要有求于他，他都尽其所能地帮助对方。而对宣铁吾来说，这就是典型的汉奸行为，他信奉的是正统的政治逻辑，你万墨林两入日本宪兵队，没打没杀没用刑，好茶好饭招待着，天底下有这么抗日的吗？你当那些被日本侵略军杀害的中国军民的鲜血是儿戏不成？
他们两个哪个对？如何判断就要看你站在什么位置上了。如果你在前线，那就是宣铁吾对：日本兵冲你开枪开炮呢，你非要跟他讲人性、套交情，这不是找死吗？
如果你在后方，还是宣铁吾对：前线将士在流血搏命，你在后方就要毁家纾难，说什么日本鬼子也有人味，日本鬼子不乐死才怪。
可如果你处在秘密战线——特工战场，那你的观念就会呈现撕裂的状态，就如同杜月笙，他要从香港捞出一批人，这活非找日本人干不成。他要替战场上的军士购置战略物资，还得想办法忽悠日本人卖给他。如果杜月笙持有的是宣铁吾那样的纯正观念，这活就没法干。
理论上来说，人应该知道变通，正常状态下持正常观念，到了特殊状态下就必须有与狼共舞、与虎谋皮的智慧。但要命的是，绝大多数人不会变，变不了，能变的人，要不就是宣铁吾、吴绍澍，要不就是杜月笙、万墨林。
战争时期，这两种类型的人可以各派其用、各安其位。但到了胜利后，这两种类型的人一起拥入上海，正要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第一类人扭头一看，惊叫一声：啊，我身边有一堆汉奸！
于是，新的斗争开始了。
杜月笙把万墨林弄到戴笠身边，就是为了将他保护起来。戴笠答应了他的请求，却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让杜月笙交出罗洪义。
罗洪义这个人，曾在汪伪的禁烟总监部任要职，帮汪精卫政府贩毒敛财。但也在抗战的时候给杜月笙提供了很多抗战经费，算是为抗战出了力。所以，戴笠让杜月笙交出罗洪义确实让他左右为难。可他也很清楚，戴笠不问别人，单究罗洪义，实际上是卖给自己一个天大的面子，按现代的政治语境来说，就是明目张胆地庇护汉奸！
要知道当年上海的老特工，不管是哪一路的，都处于价值观念与现实完全颠倒的环境中，为了完成自己的价值观，经常要违心地为鬼子、汉奸做事，甚至会损害到抗日军民的利益，没有谁敢说自己政治清白。所以，很多说不清自己历史的，无法证明自己政治清白的，都躲到了杜月笙这里，其中就包括罗洪义。
罗洪义的罪名，真要说起来，就是缺心眼。
众所周知，杜月笙依靠贩运鸦片起家，他之所以沾手这脏活，是因为自打他从高桥镇一步步走到上海打拼天下，从未有人告诉过他，贩运鸦片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于杜月笙而言，那时这就是一桩高风险、高回报的正经营生。但等他日渐做大，进入工商界，能够靠银行和面粉厂赚钱之后，他毫不犹豫地立即关闭了自己名下的赌场和烟土业。
杜月笙退出来了，可是罗洪义自以为发现了蓝海市场，立即插足这个行业。日本人占领上海后，他留下来和日本人合伙贩运鸦片。
这时候他的罪行就严重了，但在上海山头林立的汉奸阵营里，他还排不上号。
正因为他排不上号，所以戴笠非他不抓——抓了他，明正其罪，但罪不至死。这样，杜月笙能向社会各界表明自己不庇护汉奸弟子。戴笠也能证明自己铁面无私，纵然是杜月笙的弟子，该抓也要抓。罗洪义自己也能接受，反正不是死罪，进了牢房自有道上的朋友照料，肯定不会吃亏。
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报纸大报特报，戴笠有成绩，杜月笙有面子，罗洪义又没有生命危险。后来罗洪义在监狱里蹲到1949年，获释后就跟着杜月笙去了香港。
戴笠抓捕罗洪义，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含义，他意在吴绍澍。当时上海滩有两个财神汉奸，除了罗洪义，还有邵式军，而邵式军正是扳倒吴绍澍的关键人物。
说起邵式军，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生平来历，可要说起他的外公，那可了不得，此人便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有“中国实业之父”之称的盛宣怀。当时盛家可是被称为“上海第一豪门”，其财富多达一千多万两白银，尽管后期盛家家世没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财力依旧十分雄厚。
后来，邵家家道中落，为了维持锦衣玉食的上流社会生活，邵式军选择了当汉奸。
那他与吴绍澍有什么关系呢？或许可以从当时报纸上报道的上海光复以来的第一奇案找到端倪。
第一奇案又叫邵式军及庞大家产失踪案。
报纸称：上海诸大汉奸中，匿产最多的就是邵式军。他在日本人统治时期捞到的钱无以计数，其他汉奸如周佛海、梅思平，根本没法跟他比。但是，当军统人员走进邵式军的公馆，发现公馆里空空荡荡，邵式军不见了，那庞大的财产也神秘消失了。
于是，“勇敢”的军统特务们开始了辛苦的摸查工作，茶不思，饭不想，深入民间，访贫问苦，终于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了一个贫家女子，正是神秘失踪的大汉奸邵式军的妻子。
军统人员严厉地追问邵家资产的数量，邵妻回答说：“他家里的财货，多到无法数清楚，不要说古董字画、名贵家具、奇珍异玩、皮草衣饰等这些正常的奢侈品，单是用来存放金银珠宝的大保险箱，就有四只。”
军统人员把纸笔递给邵妻，让她把四只保险箱里的财物列出清单。
这么多财物，都是搜刮到的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那么，这些财物都到哪儿去了呢？还有邵式军，是谁放跑了他呢？
问到这个问题，邵式军的妻子立即闭紧了嘴巴，拒绝透露详情，军统人员就耐心地做她的思想工作，循循善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起了效果，邵妻开口了。
她说：“是吴绍澍，他拿走了邵家所有的财产，然后偷偷放跑了邵式军。”
这下全上海的人都知道吴绍澍为了钱财，放跑了大汉奸。
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戴笠立即派出大批忠义救国军，由干员毛森带队，封锁了爱棠路，对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进行搜查。
这个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就是吴绍澍的办公地点。毛森等忠义救国军在办公室里发现了四只巨大的保险箱，型号、尺寸与邵式军的妻子说的一般无二。其中三只保险箱已经打开，里面空无一物，第四只保险箱仍然牢牢锁住。
军统人员立即拿出邵妻手书的四只保险箱的清单，遍示众人，以示无讹，然后当场打开第四只保险箱，发现里面放的是一沓沓日本老头票与数额巨大的日本公债。清点数目，与邵妻写在纸上的数目分毫不差。
当时的报纸在罗列了上述事件之后，得出结论：以上事实可以证明，是吴绍澍侵吞了大汉奸邵式军那价值过亿的金条、美钞和钻石珠宝。
吴绍澍这件事，怎么看都像一个局。不是说吴绍澍多么两袖清风、品性高洁，而是事件的诸多细节太过凑巧，一丝一毫的材料也没有浪费，宛如一部按事先写好的脚本上演的话剧，严重脱离现实逻辑。
但是，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经过事件的不断发酵，以及有心人的推波助澜，不旬日，处置结果下达了：保留政治和军事特派员、市党部主任委员、团部干事长、监察院江苏监察使、立法院委员等职务，把副市长和社会局局长撤掉，这实际上等于吴绍澍的代理市长也没有了。
被撤掉的这些职务，自然而然落入戴笠之手，戴笠却不肯罢休，为了进一步激怒吴绍澍，他把这些职务都给了吴绍澍的发小、同学、死党兼死对头吴开先。
前面闹得轰轰烈烈，结局却是这样，怎么看都不像惩罚。这意思很明显，在蒋介石眼里，上海闹的这一出不过是争权夺利而已。上面根本不相信戴笠的报告，只是军统这边闹得太凶，不得已轻拍吴绍澍两巴掌，让军统消消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