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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正准备一鼓作气拿下六家交易所的时候，黄金荣和张啸林突然面带惶恐的出现，带来一个宛若晴天霹雳的噩耗——法国总领事范尔迪死了，‘三大亨’恐怕要完蛋了。
为什么一个法国人的生死，会关系到‘三大亨’的存亡呢？
因为‘三大亨’一直能在法租界安然无事地开赌场，就是因为受到范尔迪的庇护。当然这种庇护也不是平白无故给予的，而是‘三大亨’每月都要孝敬范尔迪30万的‘好处费’。
两个月前，范尔迪回巴黎治病，一个叫甘格林的法国人，暂代领事一职，他要求‘三大亨’一视同仁，也要给自己‘好处费’，但是被张啸林以‘不够资格’为由，断然拒绝。
‘三大亨’本以为等范尔迪治好病回来，双方就可以像以前一样愉快的合作。可是万万没想到范尔迪死了，更没想到的是代替他成为新任领事的人正是甘格林。
甘格林早就对‘三大亨’怀恨在心，一上任就立即宣布法租界全部禁烟禁赌。一日之间，大批巡捕出动，将法租界的大小赌坊、烟膏行、燕子巢尽数捣毁。“三大亨”最殷实的财源，顿时断绝。
此时的‘三大亨’都是有苦说不出，杜月笙拉开的战场太大，钱不够用，属于情理之中。黄金荣和张啸林也有自己的宏大规划，但他们的规划只见钱砸进去，不见效果出来，跟杜月笙一样同病相怜，都是空壳花架子。
无奈之下，三人只好低声下气地去找甘格林，央求他撤销禁烟禁赌的命令。
好不容易有机会拿捏‘三大亨’，甘格林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以公事公办的语气说：“撤销命令是不可能的，我们伟大的法兰西民族重视名誉更甚于生命。范尔迪在职期间，烟赌泛滥，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们法国政府的形象。诸位作为租界的华人董事，更应该支持租界廓清秩序的举措。”
这么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听得“三大亨”痛苦不堪。
杜月笙索性开门见山地问：“明说吧，如果让租界撤销禁烟禁赌令，你开什么条件？”
甘格林倒也痛快，伸出五根手指比了比。
张啸林一下子就急了，外界看‘三大亨’的烟行赌行财源滚滚，日进斗金。实际上，他们在烟赌行业里根本拿不到几个钱。这命脉基业，只是用来养活跟着他们卖命的几千个亲信。如果甘格林拿50万，就算把他们仨的全算进去，也不够他一个人吃。
但前番拒绝给甘格林钱，已经让这位法国鬼子出离愤怒，严重伤害了他的自尊。这50万，实际上是他给自己的自尊开出的价码，想不答应他，恐怕不容易。
双方谈判，陷入僵局。
就在杜月笙进退两难的时候，新上任的上海市长吴铁城忽然登门拜访，也为这件事带来了转机。
吴铁城见到杜月笙后，说：“杜先生，我闻你名久矣。有人说，你是恶势力的代表；有人说，你是白相人的流氓；有人说，你是旧时代的渣滓；有人说，你是新潮流的障碍。你可以说是恶名满身，臭名昭著。但我吴铁城，不以标签取人。你杜月笙究竟是什么人，我不要听别人怎么说，我要看你怎么做。你——明白了吗？”
杜月笙狐疑地看着吴铁城，不明白这位新市长究竟想让他做些什么？
吴铁城笑了笑，又说：“第一，我要在全上海禁烟禁赌，你要第一个站出来表态支持。若非如此，无以改变你在世人心目中的恶劣形象。第二，大上海百废待兴，需要多方建设，但政府穷到没裤头穿，所以要售卖公债。你要第一个买，多多地买，让人知道你杜月笙是个出淤泥而不染的爱国者。”
杜月笙闻之大恸：“铁老，我现在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手下的兄弟都要跟着我忍饥挨饿，我哪有余力再去当什么爱国者。”
紧接着，杜月笙就把法国总领事甘格林开价50万，否则就禁绝法租界烟赌两业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全对吴铁城说了。
吴铁城听后，哈哈大笑，直接让杜月笙把烟赌两业全部从法租界搬到华界来。
杜月笙怀疑自己耳朵出了问题，这个吴铁城刚才不还说，要在大上海全面禁绝烟赌吗？怎么一转眼就让他把烟行赌行都搬到他的眼皮下？
看杜月笙没想明白，吴铁城叹息道：“你啊，到底还是太嫩。禁烟禁赌有两种禁法。一种是禁别人，也禁自己。这叫以身作则，如果你我不涉足这两个行业，那咱们就可以这么干。但现在的麻烦是，咱们自己就是干这个的，所以禁绝之法就要采用第二种：寓征于禁。什么叫寓征于禁呢？就是别人不可以做，必须禁，但咱们自己继续做。”
听到这里，杜月笙明白了，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幸好，州官可以罩着他，于是，他立刻下达命令，一夜之间，法租界的烟赌两业全都搬去了华界。
这下，甘格林傻眼了，他吃准了‘三大亨’的软肋，知道他们必须继续经营烟土，养活手下人，所以才会恶意逼迫，以报复‘三大亨’对他的不尊重。可万万没想到，这两大行业竟然迁到华界去了，他这里枉做恶人，还一无所获。
同样震惊的还有法国外交部，范尔迪此前每月拿的30万，并不全是他自己享用，还要在外交部进行再分配，所以外交部早就视法租界为自己的一大秘密财源，专门挑了甘格林来发财，岂料却被甘格林搞砸了。
这次，在吴铁城的帮助下，杜月笙侥幸过关，但是他知道，烟赌两业迟早必禁，所以，他开始考虑转行。必须考虑转行。但是，往哪个领域里转呢？
在杜月笙考虑究竟往哪个领域转行的时候，“东洋五秃驴大案”忽然爆发，拖着上海向战争状态狂奔，也迫使他加快改变。
1932年1月18日，五名日本僧人在上海街头，被三友实业社的工人打伤。
三天后，三友实业社半夜起火，英租界巡捕飞奔而至，突然从黑暗中窜出三四十名凶悍的日本浪人，禁止巡捕灭火救人。双方展开激烈的搏斗，各有死伤。
翌日，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抗议其浪人火焚三友实业社，打伤英国巡捕。日本政府也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抗议中国人袭击日本僧人。
其实，事情的真相是，这是日本人自导自演的一出戏，故意嫁祸于中国人，以此挑起战端。
外交战于1932年1月23日升级，日本舰队司令盐泽幸一登陆，向吴铁城递交了最后通牒。通牒要求，中国方面必须立即制止民间抗日活动，解散抗日团体，放4000名日本侨民一条生路。如若不然，日本海军将自由活动。
杜月笙预感到中日大战不可避免，于是开始组织募捐，为驻守上海的第19路军筹集军饷和物资。
果然，1932年1月28日晚11时，日本海军陆战队不宣而战。3个大队3000余人的日本士兵，配以精良的重机枪、野炮、曲射炮和装甲部队，突然向蔡廷锴的第19路军发起进攻。
19路军这边装备极为简陋，只有步枪和手榴弹，士兵们富一点的穿草鞋，穷一点的打赤脚，突然遭到日军袭击，一边殊死抵抗，一边打电话给蔡廷锴将军告急。
蔡将军接到电话，只说了八个字：“誓死抵抗，寸土必争。”
是夜，枪声响起，上海市民全都惊坐而起，眼望闸北方向火光冲天，于恐惧中瑟瑟颤抖。百姓恐惧战争是正常心态，更何况自甲午之战到八国联军侵华，再到日俄战争乃至“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始终追着中国人打。中国一败再败、一退再退，虽然抗日情绪高涨，但农业中国面对工业日本，犹如食草之羔羊面对食肉之豺狼，想要不恐惧，实在不可能。
而且，上海市民也和日本侨民一样，在目睹了中日双方军队装备的巨大落差后，根本不认为19路军支撑得住。日本侨民称19路军最多支持4个钟头，这个评判丝毫不夸张。还有更悲观的人，他们确信天亮之后，闸北呈现给他们的是成堆的中国士兵的尸体。
很少有人相信19路军能挺过这恐怖之夜。这一夜，上海无眠。
杜月笙披着睡衣，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他家里的所有电话都有专人守着，有的不停地往里打，有的不停地往外拨。附近一带的人全都聚集在他家里，脸色惨白，不停地交头接耳。
时间到了下半夜，枪声仍然不断传来，突然众人发出一声狂呼：“4个小时过了，19路军的抵抗仍然在持续。小日本也就那么回事！”
那一夜，19路军伤亡惨重，而挑起战事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具重则完全陷入了震惊。
鲛岛之所以敢战，就是因为他看准了己方绝对的实力优势。等到打起来，他才发现自己想得太乐观了。
一个师的日军从虹口区的日本小学出发，向闸北19路军驻地展开进攻。沿途全都是狭窄的鸡肠巷子，七歪八扭，忽东忽西，像什么机关枪、野炮之类的重武器根本就没法用。
武器优势丧失，这仗就打得吃力了。但日军还有重型装甲车，轰隆轰隆地直杀到宝兴路。不料，19路军的兄弟将生死置之度外，看到装甲车开过来，一个个大无畏地往装甲车上爬，爬上去就拼命掀开车盖，往里面丢手榴弹。“轰”的一声，装甲车就瘫痪了。
鲛岛急了，如果就这么灰头土脸地退下去，整个日本海军的声誉就毁在他手里了。他不甘心，又无法取胜，只能呼叫支援。
日本舰队司令盐泽不绝口地骂鲛岛，骂他轻率狂妄、擅挑战端。但骂归骂，这个责任他还是要扛下来，于是立即命令加派援兵。
据统计，日方前前后后总计投入兵力11万人、军舰10余艘、飞机数百架，而中国方面只有19路军的3个师、3万兵力。后来，实在招架不住，中央第5军及其他军队偷偷跑来帮打，但投入的总兵力也未过8万人。
兵力少，武器粗陋，火力弱，19路军竟能扼守防线，令日军无法前进一步。此役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观念，不再认为日本强大无敌，转而开始觉得真要拼起来，日本未必能占到便宜。
上海市民经过大半天的观望，突然全都活跃起来。原本声称4个小时消灭19路军，岂料战事持续了一整夜，19路军竟岿然不动。这让上海市民一下子充满了信心，立即冲出家门，不计牺牲，甘愿成为19路军的大后方。
报纸上所有的版面全方位报道战事进程。电台24小时滚动播报，传递前线最新消息。一旦19路军某项物资出现短缺，转瞬间这种物资就会堆成小山。
战前，19路军将士最缺的是钱，南京政府已经拖欠了这支军队整整9个月的军饷。战事初起，报纸适时地披露了这个情况。上海人无论富户还是乞丐，都踊跃为19路军捐款。短短时间内，市民捐出来的钱就把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给惊呆了。
上海人到底捐了多少钱呢？没人知道。蒋光鼐、蔡廷锴先拿出一小部分发足了欠饷，然后发现剩下来的，不算实物，还有900多万元。
900多万元，足够买下一座城。
蒋光鼐和蔡廷锴被这么大的数目吓到了，把钱存到了国华银行。所以，上海人说国华银行是19路军开办的。
出了钱，还出人。寂寞已久的“杀人王”王亚樵重新走入公众视线，他的弟子余立奎率斧头帮参战。这支帮会武装成了19路军的敢死队，给日本人造成了极大困扰。
所有人都在为这场战争奔忙，杜月笙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他一会儿跑到抗日救国会，一会儿跑到总工会，发号施令，布置人手，配合前线运送物资给养。忙乱之际，他的管家万墨林忽然来了，带来了三夫人姚玉兰的口信，让杜月笙回家打麻将。
杜月笙闻之，一言不发，起身就走。因为他知道，姚玉兰是深明大义之人，此前四处奔波，为救灾义演，筹集捐款，若论爱国之情，一点儿不输于自己。此时突然叫自己回家，一定是有极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