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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政府贩运鸦片，销往上海，就得在上海寻找自己人，陆冲鹏临危受命，成了中国当时最大的烟土囤积商。
不过，他手里的烟土虽然多，却不愿意正儿八经地和杜月笙做生意，因为陆冲鹏是个走上层路线的富家大少，在他眼里，杜月笙只是个不靠谱的苦哈哈，借他十箱八箱烟土还可以的，但说到大手笔的买卖，他只能摇头再摇头。
了解前因后果，杜月笙知道，要想从陆冲鹏手中拿下大量烟土，必须让他看到自己的实力。于是，杜月笙从容淡定地祭出一张“王牌”，这张王牌是一位姓单的先生，他不光与陆冲鹏熟识，更重要的是，他是山东督军张宗昌的亲信，身份地位摆在这里，陆冲鹏对他是绝对不敢虚与委蛇的。
事实上，当陆冲鹏看到单先生来为杜月笙当说客时，也十分吃惊，他一直以为杜月笙不过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混混，却没想到能请得动军中要人。
单先生更是劝说道：“老陆，杜月笙绝非池中之物，与他相交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何况无论去苏北，还是到上海，你的烟土不都一样要出售？既然如此，这个顺数人情你为什么不做？你只要拨500箱烟土给杜月笙，下了船由他自己负责押运。”
单先生的劝说，陆冲鹏听进去了，但是他还是惴惴不安。贩运烟土，可不是容易做的生意，别看北洋政府在贩运烟土，段祺瑞也参与其中，但私贩烟土终究是违法的勾当，各地军警都在严密缉查。如果把货交给杜月笙，万一在路上被军警查出来没收了，或者被不要性命的黑道中人给抢了，或者杜月笙不要性命、不讲信义，把烟土吃了不给钱，自己找谁说理去？
单先生看出陆冲鹏他的迟疑，于是又补了一句：“出了差错，我替他担着。”
这句话犹如定心丸，终于促使陆冲鹏下定决心，答应将500箱烟土交给杜月笙，不过因为手边没有现货，所以约定一周后交货。
既然这样，杜月笙也只能耐着性子再等一周。有了单先生当桥梁，他趁机与陆冲鹏频繁接触，想要拿下这位通天人物。但两人的出身、背景、身世经历、习惯爱好全无半点相似，沟通起来犹如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杜月笙知道这道鸿沟，就是他和高端人物之间的差距，可鸿沟越深，他越想跳过去。
杜月笙精心研究陆冲鹏的心理弱点，终于想出了一个计谋，让陆冲鹏对自己真正的心悦诚服。
1924年，杜月笙37岁。
到了约定交货的日子，陆冲鹏乘着北洋军舰，载着来自波斯的烟土，驶入了高昌庙水域。
此刻，他的心里七上八下。因为北洋军阀首领，人称“笑面虎”的孙传芳，想抓段祺瑞的小辫子非止一日了。这要是被他们抓住，后果不堪设想。
他谨慎地拨通杜月笙的电话，与他商量能不能先卸下100箱烟土，试试路上有没有风险，如果能够平安到货，明天再继续运送。
杜月笙却坚持让他把货全部卸下来，并信誓旦旦地保证说：“陆先生无需多虑，我马上打电话给宋希勤，让他立即宣布，自高昌庙到枫林桥全部戒严，今天的码头，闲杂人等概不可入，让咱们平安卸货。”
陆冲鹏大吃一惊，宋希勤可是孙传芳的心腹爱将，在今天的上海滩红得发紫，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一身正气，他会听杜月笙的话？
然而事实就是，当他忐忑不安地按照杜月笙的指使，开始卸货后，从枫林桥到维祥里，车灯照耀，人影幢幢，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军人在路上杀气腾腾地巡视。这光景，若有哪个百姓闯进来，被乱枪打死都算便宜的。
最让陆冲鹏惊心的是，沿路巡视的竟然是孙传芳部最精锐的手枪旅，人手一支短枪。如此精锐齐出，只是为了保护杜月笙的鸦片生意。这世道，委实让陆冲鹏为之感叹。
当陆冲鹏携带五百箱烟土，一路畅行地抵达三鑫公司的仓库时，终于看到了杜月笙，他正气定神闲地坐在一张太师椅上，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而他身侧的“小八股党”正率领手下兄弟戒严，他们人手一支长短枪，肃杀的气氛令见惯大场面的陆冲鹏都为之一震。
这是杜月笙精心设计的形象，是做给陆冲鹏看的。他摸准了这些所谓的要人身居高位，与“小八股党”这类草根隔着数十道阶层，向来不把这些江湖人士放在眼里。但是对对正规军却敬畏有加，因为他们很清楚，军队就意味着实力，意味着地盘和财力。
所以，杜月笙这次直接出了一对王，张宗昌与孙传芳两家的实力一下子就把陆冲鹏吓老实了。
被震慑的陆冲鹏回到北京，向段祺瑞极力推崇杜月笙。此外，为了表示自己也够分量，有足够的资格成为杜月笙的朋友，陆冲鹏从北京返回，给杜月笙带回来一样稀罕的礼物：委任状！
两张委任状，由北洋政府财政部签发，内容是聘请杜月笙、张啸林二人为财政部参议。
这张纸对江湖人物来说可谓价值连城，可以对外宣称自己也算是个通天人物了。从理论上来说，杜月笙和张啸林得到这张纸，应该如获至宝才对，但实际上，杜月笙和张啸林把这张纸藏得严严实实，一辈子也没拿出来给人看过。
为什么？因为北洋政府过气了。试想，堂堂北洋政府竟然无力承担军警的饷资，导致正规军沦为鸦片贩子，到了这个地步，北洋政府还怎么撑得下去？
北洋政府衰败，地方势力迅速崛起，上海滩再现歌舞升平。然而，衣香鬓影中，却猛然炸出一桩震惊世界的大惨案。
1925年，杜月笙38岁。
这一年，由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一家棉纱厂，工人举行罢工。日本人大为恼火，强迫工人复工。工人拒不听从，终于演变成激烈的劳资冲突。日本人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当场打死工人顾正红，打伤八人。
事情闹大了，日本人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派浪人进入各家报社，严令禁止刊登棉纱厂惨案。消息被封锁，罢工工人得不到社会援助，没多久就陷入生活困境，只好请求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可是，总商会也害怕日本人，只能装聋作哑，一味拖延。
走投无路的罢工工人又去找上海学生联合会，学生们热血方刚、不怕日本人，就举行募捐演讲，为罢工工人筹措生活费用。可是，日本人再次背后使坏，让巡捕出动，前后抓走六名学生，并且不允许保释。
听到这个消息，上海的学界顿时就炸开了。革命党人马超俊适时出现，联络社会各界，准备发起大规模的抗议游行。
马超俊，字星樵，广东台山人，他曾参加过镇南关起义、黄花岗起义、武昌首义，非常擅长“工运”，他先派人联络杜月笙，请求他为受难的工人，学生发声。
这一连串的噩耗，激起杜月笙的怒火，他当即表示会全力支持“工运”，可是张啸林却坚决反对，认为这事绝不像表面这么简单，肯定有反租界势力隐伏，杜月笙作为一个商人，这时候参合进去，没有好处，只有坏处。
面对张啸林的劝说，杜月笙的回答只有一句：“我们住在租界，但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的权利是靠自己争取来的，不能等着英国人恩赐。”
杜月笙牢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所以绝不会眼见同胞无辜被迫害，却坐视不管！
然而，就如张啸林所言，就在杜月笙公开表态介入此事的几天后，马超俊成立的民众大会筹备局迅速将事件推向另一个局面。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联发动学生、工人与商民，组织了一支声势浩大的宣传队，在各繁华地带进行宣讲，揭露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的罪行。公共租界的巡捕闻风而至，当场抓走300多人。
随后，一万多名群众围聚捕房，要求释放无罪者。双方僵持之时，英国捕探突然向群众开了一枪。现场的印度巡捕听到枪声，也向群众开枪，当场有13名群众被打死，20多人受伤，被顺势抓捕的有50多人。
这就是惊天动地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是一起劳资冲突引发的事件，但日本人太嚣张，公然枪杀中国人。即便如此，那也是日本人一家的罪责。谁也未曾料到，英国人会搅和进来，把事情全揽了过去。他们海军陆战队登陆，全副武装，杀气腾腾。
随后，6月1日，南京路上有人阻止电车行驶。英国人再次开枪，当场打死4人，打伤10余人，被捕者无以计数。
面对血腥的镇压，上海人没有屈服，上海工商学会组成统一大联盟，宣布全上海大罢工，不过两天工夫，上海便沦为一座死城。人不能走，车不能行，所有商铺统统落闩关门，所有工厂全部停工。
英国人却满不在乎，他们算准了工人罢工没有收入，就坚持不了多久。确实，罢工没半日，相当数量的工人家里就已经揭不开锅了。说到底，这个社会底层人士居多，一旦罢工，这些人立即就会陷入困境。
在罢工运动即将失败的时候，杜月笙出手了。他站出来，四处奔走，联络财界各方势力，举行规模盛大的募捐义演。他身先士卒，捐的钱最多，总计筹到了100多万元。就是有了这笔庞大的捐款，维持了爱国工人最低限度的生活，才使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北京政府也向领事团提出严重交涉，双方派人到上海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整个事件本来跟英国人半点关系也没有，公共租界纯粹是自作多情，替日本人出面顶雷。最终，上海公共租界象征性地做出妥协让步，顾正红案由日本工厂赔偿死者顾正红伤亡费用1万元，补助停工工人10万元，其他事项由北京政府与领事团继续交涉。
公共租界的蠢行导致中国人对英国人极为反感，使得英国人在中国的百年辛苦经营毁于一旦。此后，从上海、广州、香港到沿海各口岸，再也见不到英国轮船的踪迹，中英贸易链彻底断裂。究其原因，一切不过是缘于英国人为狡诈的日本人买单。
香港也受到牵连，顾正红案引发了国人对英国的强烈敌意，香港贸易停滞，陷入困境的港督不得不向英国政府紧急借贷300万英镑。
总结这起政治事件，无外乎英国人太拿自己当回事，不甘寂寞替日本人背书，搞到最后，激起天怒人怨，葬送了英国政府在中国百余年的经营，英国人只能气到吐血。
“五卅惨案”过后，杜月笙的个人声望，同如巨浪滔天，扶摇直上。他的心智已经成熟，为人处世愈发温和老辣。广泛的人脉关系，保证了三鑫公司财源滚滚。他渴望能有个机会，在新的战场证明他的价值。
杜月笙虽然识字很少，但是他深知新闻事业的重要，他把自己的触角伸入新闻界。对文人表现得恭敬有加，支付给报界门人弟子的津贴数目极大，这笔钱如果存起来，一年下来能够购置一辆当时的小轿车。
可见，为了招揽人才，杜月笙非常舍得下血本。可惜的是，他虽然能慧眼识人，但是眼神却不好，挑选的徒弟一个比一个差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