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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南教场，位于宝善街东段、东邻护国路的大片地块上，是明清时期云南府城的“演武场”之一。教场出口位于场南，矗立着康熙三十年（1691）建立的牌坊——“宣威万里坊”。
南教场早年范围较广。场左直抵毡子（南华）街，右邻三义庙；北为演武厅（清末“精练右营”驻地，宣统初借此开办高等巡警学堂，址在今宝善街北廊省京剧院宿舍），南边包括今南强街。但在半个世纪间，面积越来越缩小。清末新军的编练基地，选址在北门外的北教场后，被弃置的南教场，一度成为处决人犯的刑场。
辛亥革命后，处决人犯仍在南教场执行，平日，空闲的场地成为形形色色、沉沦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彷徨的处所。
1920年，云南省长公署决定在南教场开辟市场，分街划巷。教场边原立有“剿办蒙自抢匪炯戒碑”一座，因之迁往北教场。从此，刑场也随之迁往该处（后来又迁移到大西门外的地坛）。
市场建成后，原来宽广的教场，面积也就因之缩小了。
几经变迁，昔日的南教场只剩下北抵宝善街、东接护国路、南邻鼎新街、西到原逸乐（大光明、今星火剧院）电影院的一片。尽管场子较当年缩小，但毕竟空旷。因附近逐渐建起电影院，南区日益热闹，南教场成为耍把戏卖膏药者谋生的集中地。
卖跌打损伤药的郎中们，首先在锣声伴奏下表演武术（耍刀弄棍）吸引观众；有的则先耍上一两套简易“魔术”（红手绢变绿手绢，空碗中变出鸡蛋），等看客围聚成圈，便开始卖药。然而，人们看得多了，往往在卖药开始的时候，人就走散了。也有过针灸医生，用针刺入求治者的痛处，再用剖开的半个网球吸住施针的部位，声称针后再服用他的药粉，很快便可以治好。旧时民智不开，科学落后，前往求治者不乏其人。
20世纪40年代以前，在南教场谋求生活的人，除江湖医生、耍猴把戏，设摊变魔术和赌“红色虾巴”（类似摇宝的赌博）者外，还有一种小型木偶戏，现在已经看不到。这里特别提上一笔。
木偶戏艺人背上一个木箱，一面敲锣，怪声怪气地即兴高唱，形如吼叫。等围拢的人逐渐加多，他便藏身箱后，让成套的木偶出场。伴随剧中人的动作，艺人在“幕后”似唱非唱，似吼非吼，每唱一句，敲锣数声。演完，向观众要钱。别看小小戏箱，它也能上演整本的剧目。常演的有《古城会》《安安送米》《杨香打虎》等剧目。
昆明父老，把这种街头木偶戏，形象地称为“背担吼”（后两字念平声）。“背担吼”也不限于只在南教场上演。昆明的大街小巷，都是它的露天剧场。在南教场、威远街、得胜桥头等处卖艺，可以多收入些毛票铜板。如果在比较冷僻的地方演出，则一场演罢，所得就有限了。艺人们生涯惨淡，生活极其艰苦。1941年市区频繁遭受轰炸，它从此就逐渐绝迹了。
1942年以后，南教场又有了变化。为解决市区房荒，空地开始建造简易房屋，供人租用，开设食馆和游艺性质的茶室。毗邻大光明戏院，开起三六九面馆。原教场南端，则是一个小型的昆明书场，演出歌舞剧和曲艺。大鼓名角花佩秋，相声演员欧少久、小地梨（董常禄）等，曾在场中献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南教场一度变为菜市，后来再改建成宝善大酒店和商业大楼。
南教场几经变化，终于在人们印象中逐日淡化。
《昆明古城拾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