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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经 [1] 之以五事 [2] ，校（jiào） [3] 之以计 [4] ，而索其情 [5]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 [6] 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7] 也。天者，阴阳 [8] 、寒暑、时制 [9] 也。地者，远近、险易 [10] 、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 [11] 也。法者，曲制 [12] 、官道 [13] 、主用 [14] 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
[1] 经：织机上的纵线，引申有“纲”、“纲领”之义。此为动词，意为“以……为纲进行研究”。
[2] 五事：五个方面的情况，即下文“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的情况。
[3] 校：比较。
[4] 计：指筹码。《说文》：“计，筭也。”
[5] 索其情：索，求索，探索。《广雅·释诂三》：“索，求也。”情，指敌我双方的实情。
[6] 民与上同意：民众与国君统一意志。上，指国君；意，思想、志向。
[7] 不畏危：俞樾《诸子平议·补录》云：“曹公注曰：‘危者，危疑也’，不释畏字，其所据本无畏字也。民不危，即民不疑，曹注得之。”
[8] 阴阳：指昼夜、晴晦等自然天象。
[9] 时制：指季节更替。
[10] 险易：《说文》：“险，阻难也。”泛指险阻难行之地。易，平坦易行之地。
[11] 智、信、仁、勇、严：孙子认为这是将领必须具备的五个方面的素质。此句《潜夫论》引作“将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严也”。
[12] 曲制：军队的组织、编制等制度。曹操注：“部曲、幡帜、金鼓之制也。”
[13] 官道：各级将吏的职责区分、统辖管理等制度。
[14] 主用：军备物资、军事费用的供应管理制度。
所以，要以如下五个根本方面的因素为基础，去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和评估，从而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势。这五个根本方面，一是“道义”，二是“天时”，三是“地理”，四是“将帅”，五是“法规”。所谓“道义”，就是要使民众与君主同心同德，可与君主死生与共而无违疑之心。所谓“天时”，就是指昼夜、寒暑与四时节令的变化。所谓“地理”，就是指道路的远近，地势之险厄平易、开阔狭窄与高低向背等地理条件。所谓“将帅”，就是要求将帅要具备智谋、信实、仁爱、勇敢和严明等五种品格。所谓“法规”，就是指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吏的职分管理与军需物资的掌管使用。凡属上述五个方面的事，身为将帅，都不能不过问。了解这些情况，就能打胜仗；不了解这些情况，就不能打胜仗。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曹操注：“谓下五事七计，求彼我之情也。”
杜牧注：“经者，经度也；五者，即下所谓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计者，即篇首计算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须经度五事之优劣，次复校量计算之得失，然后始可搜索彼我胜负之情状。”
（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也。）
曹操注：“谓道之以教令。危者，危疑也。”
杜牧注：“道者，仁义也。李斯问兵于荀卿，答曰：‘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轻为之死。’复对赵孝成王论兵曰：‘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令与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惧于危疑也。”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
曹操注：“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之制。”
杜牧注：“阴阳者，五行、刑德、向背之类是也。今五纬行止，最可据验；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稗灶之徒，皆有著述，咸称秘奥，察其指归，皆本人事。”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曹操注：“言以九地形势不同，因时制利也。论在《九地篇》中。”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曹操注：“将宜五德备也。”
杜牧注：“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楚申包胥使于越，越王勾践将伐吴，问战焉。夫战，智力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能知民之极，无以诠度天下之众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也。”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曹操注：“部曲者，部曲、旗帜，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粮路也。主者，主军费用也。”
杜牧注：“曲者，部曲队伍有分画也。制者，金鼓旌旗有节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营阵开阅，各有道径也。主者，管库厮养，职守主张其事也。用者，车马器械，三军须用之物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蒋百里注：“此段专言内治，即平时建军之原则也。道者，国家之政治，法者，国军之制度，天地人三者，其材料也。中国古义以天为极尊，而冠以道者，重人治也，（即可见孙子之所谓天者，决非如寻常谈兵者之神秘说。）法者，军制之根本，后于将者，有治人无治法也，五者为国家（未战之前）平时之事业。经者本也，以此为本，故必探索其情状。”
◎ 蒋百里（1882—1938）
原名方震，字百里。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先后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他在《国防论》（1937年初出版）中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日后白崇禧、毛泽东、蒋介石等人的相关言论、理论均受其影响。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也。）
蒋百里注：“本节文义甚明，所当注意者为一‘民’字及一‘令’字，民者根上文国家而言，乃全体之国民非一部之兵卒也。令者有强制之意，政府之本领价值，全在乎此。案正式之文义，例亦不胜枚举，兹特举普法战役之例，以见国民虽有欲战之志，而政府懦弱不足以用之，卒至太阿倒持，以成覆败之役。特举普奥战役之例，以见民虽不欲战，而政府有道，犹足以令之，以挽危局为安全，可见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两句决非寻常之叠句文字。与民死，固难（普奥之役之普国）。与民生亦不易也（普法时之法国）。”
◎ 普鲁士军盔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蒋百里注：“时制云者，时，谓可以用兵之时，制，限也，谓用兵有所限制也。如古之冬夏不兴师之谓。日俄之役必择正二月中开战，预期冬季以前可以求决战等类是。”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蒋百里注：“克劳塞维茨《大战学理》论军事上之天才文，摘译如：
“细论（甲）勇。
“战争者，危险事也，故军人第一所要之性质为勇：
“（乙）局面眼（慧眼）果断。
“若进一步而为完全之要求，则军人不可不有智力。
“果断生于智，而成于勇固矣。然观察之智，感情之勇，仅曰兼也。实犹未足，所贵者，则二者之调和力也。世有人，其心目颇能解释困难问题，而平生当事，亦未尝无勇；顾有一临应行果断之机会，而忽失其能力者，则智力不融洽，故不能交互而生第三者之果断也。彼无智者，即遇艰难，未尝思想，即无忧虑，幸而成功，则例外也。
“（丙）不拔坚固忍耐感情及性格之强健。
“战争者，由四原质所成之蒙气围绕之，曰危险，曰形体之劳苦，曰不确实，曰不意是也。入此蒙气中而能兼确实之动作与完全之成就者，不能不有赖于智力交互之力，战史所称述之不拔，坚固，忍耐等，要不外由此力之变化而出。简言之，则诸英雄此种性质之表现，不过自唯一之‘志意力’而出。顾其现象，则相似而不相同。
“（丁）感情之强健。
“欲进论感情及性格之强健，不可不先释强健二字为何义。感情之强健云者，决非谓感情猛烈，或易于激动之谓。不论何种感动激刺，而其人常能随智力为动作者，是为感情上强健。……性格之强健云者，即人能确守其所信之谓，所谓信者，固不问其说之出于人，或出于己也。意见之变易，不必由于外来之事物，即一己智力之因果作用，亦足以生影响，故人若屡变其意见，则不能谓之为有性格之人。性格云者，确守所信，而能持久者也。如持久力或由于聪明之极或由于感觉大钝，其在军事，则印象及于感情者强，而所见所闻之变幻不可测，乃至于怀疑之，甚且举其已定之径路而逸出者，决非与世间常事所能同日语。”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蒋百里注：“曲制者，部曲之制，官道者，任官之道，主用者，主将之作用也。以今日之新名词解之，则军制之大纲也，主用者最高军事机关之设备，若参谋部之独立，君主之为大元帅，皆直接关于主将能力，威严信任之作用者也。官道者所谓官长之人事，也凡进级补宫等事属焉。道之字义形容尤极其妙，道者狭而且修，今观各国军人之分位令何其似也。曲制者则军队之编制也，观下文法令执行之意，则知法者含有军纪之意，国军之强弱以军纪为本，而人事整顿，部队之制度，主将之权威，实为军纪之基础，而建军之原则尽于此矣。”
孙子提出了选将用将的五条标准：“智、信、仁、勇、严”。五德缺一不可。孙子把“智”放在“五德”之首，说明孙子对领导者指挥才能的重视——作为将领，其主要职责就是统帅自己的军队与敌人斗智。此外，孙子还要求将帅必须取信于人，“言必行，行必果”。“赏罚有信”和“军纪严明”是治军的根本，“爱抚士卒”、“勇毅果敢”则是对将领品德、作风的要求。不能设想，一个残暴的将军能赢得士卒们为他赴汤蹈火，一个懦弱的将军会带出骁勇威武的军队。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古今中外，选将用将一直是兵家相争的焦点，是历代君主所格外关注的问题。无数的军事战例雄辩地证明：将帅与战争的胜败紧密相关，与国家的安危存亡紧密相关。因此，一定要慎重地选拔将领、使用将领。
总之，孙子认为：治理和统率军队的首要任务是选拔好将帅。将帅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导致战争失败的根源。而战争的胜败，又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振兴和灭亡。
商朝后期，纣王对外连年发动战争，对内滥施酷刑，残害忠良。他还大兴徭役，建造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的离宫，整日过着奢侈荒淫的生活，激起百姓和各诸侯国的强烈不满。这时候，一个足以与殷商王朝对峙的强国——周，在沣水西岸悄然兴起。
公元前1049年，周武王与八百镇诸侯会于孟津，在孟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誓师仪式，发表了声讨商纣王的檄文，八百镇诸侯群情激奋，都说：“商纣可伐！”但是周武王听从了国师吕尚（姜子牙）的劝告，认为商纣王朝的力量还十分强大，征伐商纣的时机还未成熟，断然班师返回。
公元前1046年，殷商王朝内部矛盾激化，王子比干被杀，箕子、微子、大师疵等王室和朝廷重臣或被囚或外逃，纣王已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吕尚对周武王说：“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力劝周武王出兵伐纣。周武王盼这一天盼了十几年，立刻下令遍告诸侯：“殷有重罪，不可不伐！”随后以吕尚为主帅，统兵车300辆、猛士3000人、甲士45000人，誓师伐纣。
◎ 周武王姬发（？—前1043）
周王朝开国君主，姓姬，名发，周文王次子。前1046年，率领诸侯伐纣灭商。
周军东进，开始的时候，一路上颇不顺利：狂风肆虐，暴雨倾盆，雷电交加，折旗毁车，人马时有伤亡。吕尚巧妙地把这天地肃杀之征解释为鬼神对殷商发怒之状，并大加渲染，不但稳定了军心，还增强了斗志。由于商纣王失尽了人心，四方诸侯及沿途百姓纷纷加入武王的伐纣行列，周军士气日益高涨。
这一年的十二月，吕尚率军渡过黄河，在距殷商都城朝歌仅70里的商郊牧野（今河南汲县）召开了誓师大会，历数纣王罪过，揭开了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的序幕。
此时，纣王正与东南边疆的夷族人交战，朝歌兵力空虚。周军兵临城下的消息传入朝歌，纣王慌忙把奴隶和战俘武装起来仓促应战。双方在牧野短兵相接。战斗中，吕尚身先士卒，率战车和猛士冲入商军，打乱了商军的阵脚。商军本来就没有斗志，不但不再抵抗，反而阵前倒戈，引导周军杀入朝歌。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500多年的奴隶制国家殷商就此灭亡。
公元前1046年底，周武王班师回到镐京，正式建立了周王朝。
对于战争的看法，孙子开宗明义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就是说，战争是直接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不能不认真对待。如果不重视军事，不认真研究战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甚至遭到败亡。从上述观点出发，孙子认为战争的胜败不是由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双方人力、财力、物力和军事实力的竞赛。所以，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注重改革政治，发展经济，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时刻做好应战的准备。这样，才能使自己足以“威加于敌”。周武王见机灭殷，这一“机”正好点中了“五事”和“七计”的要领。武王最终选择了殷商王朝内部矛盾激化、朝廷重臣或被囚或被杀，纣王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这个时机才发起战争。而在战争中，吕尚身先士卒，勇猛杀敌给将士们以鼓励，这一切都紧紧围绕决定战争成败的“五事”的内涵。商朝的灭亡从反面证明了失“五事”必遭惨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