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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贫于师 [1] 者远输 [2] ，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 [3] ，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 [4] 。力屈、财殚，中原 [5] 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pí）马 [6] ，甲胄（zhòu）矢弩（nǔ），戟楯（dùn）蔽橹 [7] ，丘牛大车 [8] ，十去其六。
[1] 贫于师：其意谓因战争运输财物而误农时，国家与百姓不能不贫困。
[2] 远输：远道运输。
[3] 近于师者贵卖：军队驻地附近物价上涨。贵卖，物价上涨。
[4] 财竭则急于丘役：财竭。财力枯竭。丘役，指军赋。据《周礼》记载：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从西周至春秋，军赋不断增加，春秋时，丘出戎马一匹，牛三头。丘为征收军赋的基层单位。此句话意思为国家财力枯竭，急于加重丘井之役。
[5] 中原：泛指国内。
[6] 破车罢马：战车破损，马匹疲病。罢，通“疲”。
[7] 甲胄矢弩，戟楯蔽橹：甲胄矢弩，泛指各种作战装备。戟，合戈矛为一体的古兵器。楯，通“盾”。蔽橹，一种主要用于防卫的大型盾牌，以大车轮类巨物蒙以生牛皮，可屏蔽，故称蔽橹。王皙曰：“蔽，可以屏蔽；橹，大楯也。”
[8] 丘牛大车：此言为牛拉的辎重车辆。
国家由于兴兵而造成贫困的原因是军队长途运输。长途转运军需，百姓就会贫困。临近驻军的地方物价必然飞涨，物价飞涨就会使国家的财政枯竭。国家因财政枯竭就会加重赋役，军力衰弱、财政枯竭，国内百姓穷困潦倒，每家资财耗去了十分之七。政府的经费，亦因车辆的损耗、战马的疲惫，盔甲、箭弩、戟盾、矛橹的制作补充及丘牛大车的征用，而损失了十分之六。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
杜牧注：“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众有饥色。’此言粟重物轻也，不可推移；推移之，则农夫耕牛具失南畝，故百姓不得不贫也。”
（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
曹操注：“军行已出界，近师者贪财，皆贵卖，则百姓虚竭也。”
（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
曹操注：“丘，十六井野。百姓财殚尽而兵不解，则运粮尽力于原野也。十去其七者，所破费也。”
杜牧注：“司马法曰：‘六尺为步，步百为畝，畝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丘盖十六井也。丘有戎马一匹，牛四头；甸有戎马四匹，牛十六头。丘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言兵不解，则丘役益急，百姓粮尽财竭，力尽于原野，家业十耗其七也。”
（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
曹操注：“丘牛，谓丘邑之牛；大车，乃长毂车也。”
李零《兵以诈立》：“下面有两笔账，一笔是国家的花费，一笔是百姓的花费。
“国家穷是穷在两件事：‘远输’和‘贵卖’。‘远输’是上文的‘千里馈粮’，‘贵卖’是粮价贵。‘近师者贵卖’，是讲军市。军市，是设于军队所到之处。军队所到之处，粮价会上涨。这两件事，不仅使国家陷于贫困，老百姓也倾家荡产。
“作者说‘役不再籍，粮不三载’，不从国内征兵，不从国内运粮，怎么办？只能就地补充。抢，过去不愿讲。大家说，孙子这么伟大，怎么可以抢？宋儒糟蹋孙子，他们也说，这不跟秦人一样？那是虎狼之兵啊。我们读《孙子兵法》，佩服，但这条否定不了。否定这条，后面还有。日本侵略中国，有‘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烧杀抢掠，强奸妇女，这是本来意义上的战争。西文的rape（强奸），本义就是抢：抢钱抢东西也抢人。现代强国都是抢国，不抢不强。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英文名是The Rape of Nanking，就是用这个词。孙子时代，都是到别国打仗，抢是正常，不抢是怪事。王者之师、霸者之兵，孟子、荀子喜欢讲，那是理想，不是现实。宋儒糟蹋《孙子兵法》，他们都注意到这一点。《孙子兵法》主张掠敌继食，这是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军争》有‘侵掠如火’、‘掠乡分众’，《九地》有‘重地则掠’、‘掠于饶野’，四个‘掠’字，足以说明问题。掠，当然是抢。不是抢是什么？”
战争久拖不决，国家财力枯竭，必然要加征赋役，加重人民的负担，从而引起物价飞涨，造成人民的不满。孙子在《用间篇》中还说到，“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和破坏是十分严重的。奥地利名将莫德古古里有一句名言：“作战第一要素是钱，第二要素是钱，第三要素还是钱。”诸葛亮六出祁山，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粮草供应不上。纵观古代历次著名战役，为将者无不视后勤补给（特别是粮草）为生命之源、胜利之本。拿破仑远征莫斯科，俄国人坚壁清野，拿破仑在粮食告罄、御寒无衣的情况下，被迫惨败而归。现代战争，如越南战争，美国耗费了近千亿美元，大伤国家的元气，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
公元228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向后主刘禅上了那道著名的《出师表》后，准备亲率大军，北伐宿敌曹魏。
自从刘备死后，蜀汉寂然无声。当时的曹魏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了荆州和扬州，用以对付孙权；对关中地区疏于防范，只派宗族夏侯楙为安西将军，坐镇长安。但夏侯楙本是纨绔子弟，不知用兵。关中防守空虚，主将羸弱，正是蜀汉用兵之时。
鉴于此形势，已经镇守汉中近十年之久的魏延向诸葛亮提出：自己如仿照当年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做法，用一万轻装部队，出子午谷偷袭关中，十日内可达长安，继而乘其守备空虚而迅速占领；诸葛亮则率主力出斜谷与之会合。（另一说，魏延率军抢占潼关，将魏军增援拒于关外；诸葛亮从别路进军，与之会合。）长安是魏国陪都，关中重镇。若得长安，则关中可轻易取得。
然而，诸葛亮认为魏延的计划太危险，不如徐图而进扎实可靠，因而否决了魏延的“子午谷奇谋”，而是命赵云、邓芝出箕谷吸引曹真主力大军，自己率蜀汉主力出祁山而攻陇右。起初，由于关中多年无战，诸葛亮猛然出祁山，关中震动，陇右诸郡望风而降。
魏明帝曹叡见事态严重，亲自坐镇长安，并遣大将张郃入援，在街亭大破蜀汉马谡。诸葛亮恐粮道断绝，率大军撤回汉中。据说司马懿事后曾言：“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
此后，魏国的用兵重点，逐渐从荆州、扬州转移到关中地区。诸葛亮失去第一次北伐的良机后，陷入了持久战中，先后又四次率军北伐，但皆因粮草不济，无功而返。到234年，诸葛亮被司马懿活活拖死在五丈原的汉军大营中。此后，从238—262年，诸葛亮的后继者之一姜维又率汉军北伐十一次，其中大胜两次，小胜三次，平手四次，大败一次，小败一次。连年征战，致使蜀汉耗尽国力。
◎ 诸葛亮北伐路线
关于魏延的“子午谷奇谋”能否成功，历来争议颇多。关于诸葛亮的五次北伐和姜维的十一次北伐，也是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蜀汉的存在必须靠这种“偏霸”来维持；也有人认为，连年北伐最终导致蜀汉国力耗尽、人民怨声载道而亡。
蜀汉北伐，其实最大的局限是粮草不足。因为蜀汉自汉中进入关中，必须翻越秦岭，这样汉军的粮草运输成本奇高，且效率难以提升。在同一时期，在粮草供应困难的情况下，许多战役或战斗，几乎都是以疾速取得主动，赢得胜利的。如曹军征讨三郡乌丸，长驱直入，轻装疾进，兵如天降，使敌人猝不及防；曹军攻打刘备，精骑日行三百里，夺取江陵，取得主动；司马懿进攻孟达，兵临城下之日，孟达如梦初醒，感叹何以如此神速；乃至于孙策生前谋划已久却没有来得及实施的“许昌奇袭”，都是注重以速度取胜。
而诸葛亮的北伐，无论是从某次战役的战术上，还是从整个北伐大计的战略上来看，都是“巧久拙速”，且多正兵少奇兵，这对于运输成本奇高的蜀汉而言，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长此以往，蜀汉只能是越打越穷，越打越弱，越打越失民心。“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这句话用来形容诸葛亮等人的北伐，特别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