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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
一个胡子花白的穷老头向我们乞讨，我的同伴约瑟夫·达弗朗什给了他五法郎，我对此惊诧不已。他对我说道：
“这个苦难的人让我想起了一段往事，这回忆多年来如影随形，从未离开过，让我跟你说说这个故事吧。”
我们家是勒阿弗尔人，并不富有，但日子也还过得去。我父亲有份工作，总是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也赚不了什么大钱。我有两个姐姐。
我的母亲忍受着这拮据的生活，对此感到恼火，时常能找到些尖酸的话语来揶揄她的丈夫，那些指责虽然拐弯抹角，但到底十分恶毒。每每此时，这个可怜的男人就会做出些让我感到心酸的手势来。他张开手掌擦擦自己的额头，仿佛要拭去根本不存在的汗珠，始终默不作声。我能体会他无能为力的痛苦。我们一家处处节省，从未接受过晚餐的邀请，这样就不用回请；我们只买减价的食物和店里的剩货。我的姐姐自己动手做裙子，买条一米只要十五生丁
的饰带也要花大把时间商量。我们的日常餐食总是肉汤和加了各种调料的牛肉——它们似乎健康又营养，但我宁愿吃别的东西。
要是我弄丢了纽扣，或是撕破了裤子，总要狠狠地挨一顿臭骂。
但每个星期天，我们全家都要衣冠楚楚地到防波堤去兜一圈。我的父亲身着礼服，戴着大礼帽和手套，挽着我母亲的胳膊，她打扮得像是一艘节日里彩旗飘扬的船。而我的姐姐们早就打扮妥当，就等着出发的信号；然而，每次到了最后一刻，大家总会突然发现父亲的礼服上有块忘了擦去的污渍，需要赶紧找来一块蘸了汽油的旧布把它擦掉。
母亲忙着清理的时候会戴上她的近视眼镜，为了避免弄脏，还把手套脱掉了。父亲自始至终没有摘下他的礼帽，只穿着他的衬衫，等待这一切结束。
我们很快又气宇轩昂地出发了。我的姐姐们挽着胳膊走在前面，这能让她们在城里露露面，因为她们已经到了出嫁的年纪。我走在母亲的左手边，父亲则总是走在右侧。我还能回想起这些星期天的散步中，我那贫穷的父母身上浮夸的气息、刻板的姿态和严肃的神色。他们迈着庄重的步伐往前走去，腰杆挺得笔直，双腿僵硬，仿佛有一件特别重要的大事需要仰仗他们的一举一动。
每个星期天，当我们看见从遥远而不知名的国度返航的巨大船只入港时，我的父亲总是一成不变地说出同样的话来：
“哎！要是于勒在那艘船上，该有多么让人惊喜呀！”
我父亲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叔叔于勒。这个曾经作恶多端的人，如今却是整个家唯一的希望。我从童年起就时常听家人谈到他，我总觉得，只要看见他，自己准能第一眼就认出他来，因为在我的脑袋里，他的形象是那么熟悉。我对他出发去美洲之前的一切生活细节都了如指掌，尽管家人们谈起他那段时期的生活时总是把嗓门压得很低。
据说他品德不佳，换言之，他挥霍了家里的钱，这种事情对贫穷之家来说无疑是最为严重的罪行。在有钱人家里，一个人吃喝玩乐也不过是“干了点儿蠢事”罢了——他们就是常常能被人们面带笑意地称为纨绔子弟的人。而在贫穷之家，一个逼迫父母去吃他们老本的孩子，就成了一个浑蛋、一个无赖、一个怪胎！
尽管事实都一样，但这种区别又是公正的，因为唯有后果能决定行为的严重性。
最终，我的叔叔不仅把他自己本该得到的那份遗产挥霍得一干二净，还大大减少了我父亲应该得到的份额。
正如那时候的人们会做的那样，他被送上一艘从勒阿弗尔港出发前往纽约的货船，被送去了美洲。
我的叔叔于勒一到那边，就开始干起了我不知道是什么的生意，赚了些钱之后很快写信回来，说他希望能为自己曾经犯的错补偿我的父亲。这封信给家里带来巨大的震动。于勒这个在人们眼里一文不值、不可救药的孩子，一瞬间变成了一个正派的、有良心的孩子，一个真正的达弗朗什，就像家族里其他达弗朗什一样正直。
某位船长还告诉我们，他已经租下了一个巨大的店铺，做起了大生意。
两年之后，我们收到第二封信，他写道：“亲爱的菲利普，我给你写信是想让你别为我的健康担心，我的身体一切都好。生意也顺利。明天我就要启程去南美洲，这是一段漫长的旅途。未来几年你可能都没办法收到我的音讯，如果我一直没给你写信，请不要为我担心。等我发了财，我就立刻返回勒阿弗尔。但愿这不会花太长时间，到那时候我们将幸福地一起生活……”
这封信仿佛成了这个家的福音书，大家时常把它拿出来读一读，还把它拿给所有人都看一看。
此后的十年时间里，于勒叔叔音信全无，但岁月流逝，我父亲的期望越发增长，我母亲也时常说：
“等我们的好于勒回来了，整个家将会大不相同。他可是个什么事情都能搞定的人！”
每个星期天，每当望着海天相接处那一艘艘黑色大汽船向天空中吐出浓烟的时候，我的父亲就会一次次地重复他那句永恒不变的话：
“哎！要是于勒在那艘船上，该有多么让人惊喜呀！”
我们甚至能想象他会一边挥舞着手帕，一边喊着：“嘿！菲利普！”
因为确信他会回国，对此，我们已经拟定了无数的计划，甚至打算用叔叔的钱在茵格维勒
附近买一栋乡下小别墅。但我不太确定我父亲是否已经就买别墅这件事情进行了一些协商。
我的大姐已经二十八岁，二姐也有二十六岁了。她们仍未出嫁，对全家人来说这都是件十分让人忧愁的事情。
不过我的二姐终于有了追求者，是个职员，不富裕，但是个体面人。我始终坚信是某天晚上被拿出来给他看的叔叔的那封信，结束了这个年轻人的优柔寡断，让他下定决心。
二姐很快接受了他的求婚，并且我们决定在婚礼之后，全家人一起到泽西岛
短途旅行。
对穷人来说，泽西岛是个旅行的好去处。它不是非常远，我们坐上邮轮穿过大海，就能来到异国的土地上——这座小岛属于英国。因此，一个法国人只要坐两个小时的船，就能来到异邦之地亲眼看看这个相邻国度里的人民，还能研究一番这个岛上可悲的风俗人情——就像那些直爽的人说的一样，这座小岛上到处插满了不列颠的旗子。
这趟前往泽西岛的旅行成了我们全身心投入的事情、我们唯一的期待，更是我们时时刻刻的梦想。
我们终于启程了。那仿佛是昨天刚发生的事情，至今历历在目：汽船停靠在格兰维尔港的码头边，我父亲神色慌张地监督着我们那三个行李箱被装上船；我不安的母亲挽着我那位尚未出嫁的姐姐的胳膊，自从二姐结婚之后，她就像被留在鸡窝里的那只小鸡一样，仿佛丢了魂。而新婚夫妇则总是走在我们身后，使得我时不时回头张望。
汽船鸣笛，我们已经登上了甲板。轮船离开堤岸，往碧绿的大理石桌面般平坦的大海驶去。我们看着海岸渐渐远去，和其他不常旅行的人一样，心头涌起了一阵幸福之感，也不免感到骄傲。
父亲挺起了礼服下的肚子，当天早上那件礼服同样被仔仔细细地擦去了所有的污渍，我们出门旅行那几天，他的身旁一直飘着汽油的味道，这让我又想起了星期天。
忽然，他瞧见了两位夫人，有两位先生正请她们吃牡蛎。一个衣衫褴褛的老水手拿着一把小刀，猛地撬开一只只牡蛎的壳，把牡蛎递给那两位先生，再由他们把它们递到夫人们面前。她们吃牡蛎的时候姿势十分优雅，先将牡蛎壳托在细腻的纱手绢上，再把嘴朝前伸去，避免弄脏自己的裙子。随后，她们迅速地啜入汁水，把壳丢进了海里。
我父亲被这在航行的船上吃牡蛎的优雅举动吸引了。他觉得这件事有派头、讲究又十分高雅，于是他走到我母亲和姐姐们身旁，向她们问道：
“你们想不想让我请你们吃几个牡蛎？”
我母亲犹豫了，她担心花钱，但我的两个姐姐旋即答应了。母亲气恼地说：
“我怕吃了胃不舒服。你请孩子们吃就行了，但不要吃太多，不然会害她们生病的。”
然后她转头看着我，又说道：
“至于约瑟夫，他就不必了，不能惯坏男孩子。”
于是我待在母亲身旁，为这区别对待而愤愤不平。我的眼睛一直盯着父亲，他浮夸地领着自己的两个女儿和那个女婿朝那个衣衫褴褛的老水手走了过去。
那两位夫人刚刚离开，我的父亲向我的两个姐姐展示该怎么吃牡蛎才不会让汁水流出来，他甚至亲身示范，抓起一只牡蛎，正试着要模仿那两位夫人，就立刻把汁水打翻在自己的礼服上了。我听见母亲喃喃道：
“还是老老实实待着的好。”
但我的父亲突然显得有些不安，他向外走了几步，呆呆地立在那里，看着正围着老水手的家人，随后他猛地朝我们走了过来。我发现他脸色苍白，眼神也有些古怪。他对我母亲低声说道：
“太奇怪了，这个撬牡蛎的人长得和于勒好像。”
我母亲愣住了，问他：
“哪个于勒？”
我父亲接着说：
“当然是……我弟弟……如果不是知道他现在正在美洲过好日子，我真会把他当成于勒。”
我母亲惊慌失措，说话都结结巴巴的了：
“你疯了！你明明知道那个人不是他，为什么还要说这种蠢话？”
我父亲却坚持道：
“你去瞧一眼吧，克拉莉丝！我想最好还是你确认一下，眼见为实。”
她站起来，走到女儿们身旁。我也跟过去瞧了瞧那个男人。他是那么苍老、肮脏，满脸皱纹，眼睛片刻不离自己手中的活计。
我母亲转身往回走。我发现她浑身颤抖，她飞快地说：
“我确信这个人就是他。去吧，去跟船长打听打听。但得谨慎点，当心别让这个浑小子再缠上我们！现在就去！”
我父亲起身离开了，我跟在他身后。奇怪的是，我心里却感到十分激动。
船长又高又瘦，蓄着长须，正自命不凡地在驾驶台上转来转去，仿佛他正在指挥着一艘印度大邮轮。
我父亲郑重其事地走近他，说着客套话，问起关于他职业生涯的种种事项：泽西岛有什么重要性？它有哪些作物？人口如何？风土人情如何？土质怎么样？诸如此类。旁人听了还以为他们在讨论美利坚合众国呢。
随后，他们谈起了我们乘坐的这艘船 “极速”号，之后，话题回到了船上的船员们。最终，我的父亲颤抖着说道：
“船上那个撬牡蛎的老头，看起来还挺有趣的。您知道他的一些情况吗？”
船长终于被这场谈话惹恼了，他干巴巴地答道：
“那是个法国流浪汉，我去年在美洲碰到他，就把他带回国了。他好像在勒阿弗尔有些亲戚，不过他不想回去找他们，因为他欠他们钱。他叫于勒……于勒·达芒什还是达方什，反正大概是这么个姓。在美洲的时候他好像曾经挺有钱的，但您也瞧见了，他现在落魄成什么样了。”
我的父亲面无血色，眼神十分惊恐，喉咙像被堵住了一样，咕哝道：
“啊哈！太好了……很好很好，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谢谢您，船长。”
他走开了，船长目送他远去，眼神里满是困惑。
他回到我母亲身边，脸色大变，母亲见状说道：
“快坐下来，不然别人会发现的。”
他跌坐在椅子上，吞吞吐吐地说着：
“是他，真的是他！”
他又问了一句：
“我们该怎么办？……”
她迅速答道：
“赶紧让孩子们过来。约瑟夫既然都知道了，就让他去找他们。千万小心，别让我们女婿起一点点疑心。”
我父亲像是吓呆了，他咕哝着：
“太倒霉了！”
我母亲突然变得愤怒了，她说：
“我从头到尾就一直怀疑这浑小子其实一事无成，到头来又是我们的累赘！就好像我们能从一个姓达弗朗什的那里期待些什么似的！……”
我父亲用手擦擦自己的脑门，就像每次被他妻子责备时做的那样。
她又说道：
“把钱给约瑟夫，让他去把牡蛎的钱付了，现在就去。就差让这个乞丐认出我们了。要是那样，肯定要在船上闹出事情来。我们赶紧到另一边去，尽量别让这个家伙靠近我们！”
她站起来，给了我五法郎之后，两人就走远了。
我的姐姐们正在等待父亲，见到我时有些惊讶。我解释说，母亲有些晕船，随后我问卖牡蛎的那人：
“我们该付多少钱给您呢，先生？”
我真想叫他一声“叔叔”。
他答道：
“两法郎五十生丁。”
我把五法郎递给他，他找给我零钱。
我看着他的手，那是一双满是皱纹的老水手的手，我又看看他的脸，那是一张苍老而凄惨的脸庞，一张遭受过磨难、布满忧愁的脸。我心里想：
“这是我的叔叔，我父亲的弟弟，我的叔叔！”
我给了他十苏
当小费，他感激地对我说：
“愿上帝祝福你！年轻的先生！”
那声音带着得到施舍的穷人才有的语调，我想他在那里一定讨过饭。
我的姐姐们盯着我，为我的慷慨感到惊愕。
当我把剩下的两法郎递给父亲的时候，我母亲错愕地问道：
“花了三法郎？这不可能！”
我决绝地说道：
“我给了十苏小费。”
我母亲吓了一跳，盯着我的眼睛：
“你疯了吗！居然给了那个家伙十苏？居然给那个无赖！……”
父亲用眼色指了一下女婿，她旋即停住了。
随后大家都沉默了。
在我们目之所及的海天相接之处，一抹绛紫色的阴影仿佛从海里升起。那便是泽西岛了。
当我们靠近堤岸的时候，我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我想再看一眼我的于勒叔叔，我想走到他身边，跟他说几句安慰的话、几句温情的话。
但是，或许是因为没有人再去吃牡蛎，他已经消失不见了，也许他已经下到了污臭的船舱里，这个悲惨之人就住在那里。
为了不碰见他，我们返程的时候搭乘的是“圣马洛”号轮船。而我的母亲几乎已经淹没在不安与焦虑之中。
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我父亲的弟弟了！
这就是为什么你还会看见我施舍五法郎给流浪汉。
《我的叔叔于勒》（ Mon Oncle Jules ）1883年8月7日发表于《高卢人报》（ Le Gaulo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