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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所罗门·阿希的著名实验开始，来讨论一系列能够说明群体影响和从众（conformity）的最有名且最引人注目的实验。这些实验被视为个体盲目服从群体规则的最终证据，这很讽刺。因为至少在最初，阿希试图证明的恰好与此相反。阿希最初的目的是澄清穆扎费尔·谢里夫（Muzafer Sherif）所做的一系列富有想象力和开创性的实验所造成的（阿希所认为的）误解。穆扎费尔·谢里夫曾从土耳其移民到美国，是一位不囿于传统的年轻心理学家。
谢里夫的“似动效应”范式
谢里夫的实验（Sherif, 1937）旨在说明群体规范的产生和延续。他使被试相信自己参与了一个相当深奥的心理物理学实验。被试坐在一个完全黑暗的房间里，前方不远处有一个光点（他们无法确定实际的距离，甚至不知道房间有多大。事实上，缺少任何客观的“参照框架”是后续论证的一个重要条件）。被试盯着光点，过了一会儿，他们突然看到光点在“移动”，然后消失了。此后不久，一个新的光点出现，移动并再次消失，这一过程重复了多次，直到被试完成了多个这样的“试次”。然而，事实上光点是静止的，只是看起来似乎在移动，这种明显的移动现象是一种错觉，被称为“似动效应”（autokinetic effect）。
谢里夫给被试一个简单的任务，让他们在每一个试次中估计光点移动的距离。当被试单独完成任务时，估值在个体间的变化很大（即从1英寸
左右到几英尺
），并且至少在开始阶段，从一个试次到下一个试次之间的估值也相当不稳定。但是，当被试成对或者三人一组完成任务时，结果就大不相同了。被试的估值开始趋于一致，并很快形成了一个群体规范。此外，尽管不同的群体形成了完全不一样的规范，但是任何两人组或三人组的成员，似乎都不愿做出与自身群体规范相差很大的估计。由于缺乏评价个人判断是否适当的客观依据，群体成员便取而代之成为评判的社会性依据。
在一项研究中，谢里夫在实验中加入了一个实验者同谋——在那个纯真年代里，几乎没有人了解欺骗性实验，因此没有被试会对此产生怀疑。这个同谋与一个不知情的被试一起参加实验，同谋给出的估值要么一直比被试高很多，要么一直低很多。被试很快接受了同谋的高或低的标准。这个结果表明，社会规范不必源于有善意但没有把握的真理寻求者们的共同观点；社会规范可以由一个没有强制力、并不专业或权威的个人强加而来，只要这个人在面对他人的不确定时能够始终如一和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谢里夫和之后的研究者报告的其他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实验者同谋强加引起的，还是源于群体趋同，似动规范一旦形成就很容易内化。即使实验时的同伴并不在现场，被试也会遵守这些规范，甚至一年后仍然忠于这些规范（Rohrer, Baron, Hoffman, & Swinder, 1954）！当被试加入一个判断标准不同的新小组时，他们甚至会继续忠于“旧”规范。实际上，正如雅各布斯和坎贝尔（Jacobs & Campbell, 1961）多年后指出的那样，似动规范很容易由一“代”被试传给下一“代”被试。雅各布斯和坎贝尔的研究在每一系列试次后，都会换上一个新被试来取代一个老被试，因此一段时间之后，所有被试都是完全不熟悉情况的新被试了，但新被试仍然会严格遵守被试代代相传的群体规范，即使最初规范的制定者已经离开很久了。
谢里夫的结果意味着，不仅在不确定或模棱两可的情境中，人们会重视同伴的判断，事实上，人们对世界最基本的知觉和判断都受到社会的制约和支配。一位长期从事知觉和社会影响过程研究的学者所罗门·阿希（Asch, 1940），用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实验程序取代似动范式对谢里夫的这一激进观点率先提出了质疑（Asch, 1951, 1952, 1955, 1956）。
阿希范式
与谢里夫的实验一样，阿希范式中的被试来到实验室后，被告知将参加一个视知觉实验。他们以7～9人为一组完成一系列试次，要求指出房间前面显示的三条“比较”线条中的哪一条与标准线一样长。每个人按顺序回答。当然，现在每一位学过心理学导论的本科生都知道，在每个试次中只有一个真被试，即排在最后的回答者才是真正的被试。其他所有人都是实验者的同谋，他们的判断是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脚本进行的。
在实验开始时，研究者告知被试在实验过程中彼此不要沟通，要独立做出判断。其实这个要求和其他实验程序的细节最初似乎都不重要，因为被试能非常容易地进行判断——容易到他们认为前几个试次很无聊，没有一点意义，因为所有9名被试依次重复了“显而易见”的正确答案。但在第4个试次中，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次的判断与前几次的难度没什么差别，但第一位判断者毫不犹豫地给出了一个明显错误的答案。面对1.5英寸的标准线，他没有选择相同长度的比较线，而是选择了一条0.5英寸的比较线（另一个选项是2英寸）。毫无疑问，真正的被试会吃惊地瞪大眼睛，快速反复地检查判断者的反应是否真的那么不靠谱，面对同伴的愚蠢而紧张地傻笑或表现出不安。然而，当其他组员都跟着说出同样的错误答案时，他感到更加难以置信和紧张不安。最后，轮到真正的被试作答了，他要决定是遵从大多数人的判断，还是保持独立。
在实验结束前，在总共10～18个试次中，有5～12个这样的“关键”从众试次，试次数量视具体情况而定。每一个关键试次中，被试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要么从众，否定自己的判断，要么在意见一致且看似自信的多数人中保持独立。值得注意的是，阿希最初预期，面对多数人的一致意见，绝大多数被试能够保持独立，从而表现出他们坚持自己的判断的勇气（至少会相信自己的感觉）。然而，结果表明这种预期是错误的。尽管这个知觉判断任务在本质上是简单而具体的，但被试通常体会到明显的冲突感和不适，并且常常在判断中从众。事实上，50%～80%的被试（实际比例因研究而异）至少出现了一次从众，即服从错误的多数派的意见，总的来说，在超过1/3的关键试次中都出现了从众。
在后续研究中，阿希很快发现了两个重要事实。首先，在他的范式中意见一致的多数派规模不需要很大。实际上，阿希发现当实验者同谋的人数从8个减少到3个或4个时，从众率并没有明显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谢里夫早期的研究，由一个被试和两个实验者同谋组成的小组相对而言很少出现从众现象；当小组中只有一个实验者同谋时，他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影响）。其次，错误的多数派必须全体一致。当被试发现有一个保持独立的盟友后，从众的比例和频率都会急剧下降——即使在该被试和盟友两个人，面对着七八个与他们意见相左的判断者时也是如此。
对于该结果，阿希一开始很惊讶，但他从未想过得出这样的结论：对物质现实的基本知觉可以由社会影响决定。为了捍卫自己原来的观点，阿希指出，大约1/3的被试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从众行为，还有1/3的被试反对多数派的次数多于让步的次数。更重要的是，阿希坚持认为，社会影响下被试出现的从众行为，不是因为其对物质世界的知觉真的发生了改变（实验后的访谈支持了这一点）。被试不顾自己的个人知觉而选择从众，可能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认为自己的知觉是错误的，而多数派的知觉是正确的；二是不愿意独自一人表达反对意见，即使他们非常确定多数派是错的。
阿希的解释令人信服，他后续的研究也很具启发性，他发现的基本实证结果（如此多的人宁愿否认自己确凿的感觉，也不愿独自对抗群体）引起了与他同时代人的关注，直至今天仍挑战着人们的想象力。20世纪5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很快就把阿希的发现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那个时代似乎有着前所未有的主流观念——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和效忠宣誓，同质的中产阶级城郊，以及几乎一致的企业文化。当时很少有人能预料到，冲突和社会对抗将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并在抗议美国越南战争的活动中达到高潮。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评论家抱怨，持不同政见者相对较少，且往往会付出高昂的代价。社会评论家哀叹着现在的美国人，已经失去了早期美国特有的独立精神，也放弃了个人主义中的顽强精神；痛斥着那些在公司和城郊家里都乏味无趣的“穿着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男人”，他们每晚回到家中，面对的也是个个干净整洁、思想正确和崇尚消费主义的一家人。对这些评论家来说，阿希实验似乎警示了同伴压力的危险性。
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特别是旨在探索群体动力学和社会影响原理的勒温学派（Lewinians）中，阿希实验被用来论证“从众压力”的影响。在阿希实验中，被试的任务是容易且客观的，并且群体相对缺乏奖惩的权力，这些因素应该有助于减少从众压力，但从众还是实实在在地出现了。相比实验室情境，当人们在日常生活的群体中讨论模棱两可的观点时，他们理应尊重彼此的判断、害怕受到责难，这时难道不会出现更明显的从众吗？
与以往挑战人们直觉和成见的经典实验一样，阿希实验也受到了外推性和意义性的质疑。阿希的结果是否只能在社会心理学的实验室中出现，与真实世界中社会影响的作用方式无关？即使这些结果不是实验室的人为产物，
它们在解释、预测和控制人类行为方面，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很久以前，阿希的研究发现就被证实不是实验室人为操控的结果。这多亏了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后文也将详细介绍他的经典研究），他认为阿希所证明的实验效应普遍存在，并不局限于大学生被试，也不受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参加心理学实验的影响。米尔格拉姆（1961）研究了成年人的反应，被试以为自己是来测试一种喷气客机的新信号系统。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要求被试判断比较音调相较于标准音调的高低。在一些关键试次中，前面的判断者（实验者的同谋）都选择了明显高或低于标准的音调，这时的被试是做出与他人一致的判断，还是保持独立呢？与阿希的结果一样，该实验也发现，人们选择与错误的多数派保持一致。因此，这一结果可以有效地证明阿希结果的外推性，即使在选择错误可能造成某些后果的真实情境中，仍然存在从众，这有效地回应了质疑者。
至于阿希结果更广泛的理论意义就相对复杂一些。我们确信，许多其他类型的刺激，包括数学问题、常识题目、社会和政治判断，也会产生从众效应（Crutchfield, 1995）。事实上，相关的后续研究较少使用简单的客观刺激，而是越来越多地采用了对事件的主观解释和观点。因为对主观刺激的判断似乎与日常的从众更接近，并且更容易进行研究，更可能产生从众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对被试能力的贬损也更少。这些研究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只要组成了群体，即使该群体没有权力去持续奖励从众或惩罚异议，也能施加强大的从众压力。
另外，即使证明了人们能相对容易地产生大规模的从众行为，我们也不应该依据阿希现象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是盲从的，本性倾向于融入大多数人所在的群体，而不是突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尽管阿希的同代人或多或少地持有这种观点，但这一结论正反映了本书一直批评的基本归因错误。为了反驳“人是盲从的”这一解释，我们需要提醒读者，就像阿希所言，他实验中的大多数被试在大多数时候都没有从众。另外也请注意，在阿希的实验情境下，当多数派（甚至是人数众多的多数派）的观点不完全一致时，从众行为会急剧减少。这两点都表明，人们往往很愿意表达少数派的观点。在最坏的情况下，当他们没有志同道合的人时，表达异议较为困难。但我们无须用实验室结果来证明人们在面对从众压力时能够而且确实会表达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举出自己或其他我们熟悉的人愿意表达不同意见的例子——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持不同意见的潜在成本（至少在第一次考虑时）似乎要比阿希实验所预计的异议者潜在成本高得多。
罗斯、比尔布劳尔和霍夫曼（Ross, Bierbrauer, & Hoffman, 1976）研究了人们何时以及为什么愿意提出异议，他们根据被试的因果性归因分析了阿希实验的情境。罗斯及其同事认为，本质上那些必须在从众和提出异议之间做出选择的人几乎总能找到理由支持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他们能指出人们在目标、动机、可用信息或事前假设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既能使理性的人们产生异议，又能用于解释异议的合理性。相比之下，阿希实验的独特之处在于，潜在的反对者无法解释同伴们一致但明显错误的判断。对被试来说，正确的判断如此明显，只有傻瓜或疯子才会选错，并且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正确答案对同伴来说也显而易见。因此，提出异议将让被试面临显得无能甚至发疯的风险。最好的情况是，被试的异议对多数派同伴来说也是难以理解的，就像多数派同伴的判断之于被试一样。实际上，被试的异议构成了对同伴集体能力的挑战——当个体理解世界的能力突然受到质疑时，他尤其不愿意进行这种挑战。
为了检验这种归因分析，罗斯和同事重新设计了一个阿希实验的情境，在这个情境中，让被试简单判断两个单音的相对长度。研究表明，当错误的后果不同时，被试在关键试次中提出异议的意愿也不同。研究者告知被试在关键试次中，明显错误的判断如果碰巧是正确的，将带来丰厚的回报；明显正确的判断，只会带来非常少的回报。在这种情境下，从众率大大降低。罗斯和同事认为，关键试次中的回报呈现的非对称分布，让被试能够合理解释这种明显的判断不一致。被试可能会认为“他们的判断受到了丰厚回报的影响产生了错误，而我的判断没有”，甚至是“他们显然认为值得孤注一掷，而我不这么认为”。换句话说，引入回报的非对称分布消除了阿希实验情境中最独特和有影响力的特征，即被试完全无法解释自己与实验者同谋在知觉上的明显差异。
即使对阿希实验熟悉已久的心理学家们来说，思考这一研究的意义和影响从众的因素也仍然新鲜有趣。不论心理学家如何解释各种结果，所有人都同意，阿希实验惊人地揭示了情境的巨大影响力，在某些情境中我们可能做出大部分人确信自己永远不会做的行为——即使我们私下持有的观点完全不同，在公开场合也会同意多数人的观点而表现出从众行为。
另一系列经典的社会影响研究走出了实验室，不再采用细致微妙的特定实验范式，而是回到了人们熟悉的政治说服（political persuasion）问题。众所周知，改变一个人的政治观念非常困难。当然，媒体的竞选宣传有时确实会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很少真正改变选民的基本政治观点。媒体的竞选宣传可以有效地展示候选人的个人活力、领导力或同情心；或采取卑鄙的手段诋毁对手的声誉。但事实上，竞选宣传很少引起真正的政治转变。即使是最精巧的呼吁言辞也很难说服保守派民众给自由派候选者投票，反之亦然，更不用说改变选民的基本意识形态了。实际上，大多数成功的政治竞选活动都不会试图改变选民的观点，而是试图赢得“未定”的选票，尽力找出其支持者，并确保他们在选举日为其投票。
在此背景下，基于许多投票习惯稳定性的实证研究结果（例如，Berelson, Lazarsfeld, & McPhee, 1954;Hyman & Sheatsley, 1947），以及大众媒体宣传未能改变社会和政治态度的情况（例如，McGuire, 1986;Roberts & Maccoby, 1985），我们将介绍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一项著名研究，即西奥多·纽科姆（Theodore Newcomb）的本宁顿研究（Bennington Study, Newcomb, 1943）。这项研究的基本发现可概括为：1935年至1939年，有一批主要出身中上阶层家庭的年轻女性进入本宁顿学院学习，与父母一样，她们的政治观点和投票偏好普遍倾向于保守的共和党。但在本宁顿生活了几年后，学生们的政治观点和偏好已经远远不同于父母和其他位于同一社会阶层的大多数美国人，她们变得更加“左派”。
193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校园民意测验结果有力地验证了这些变化。那一年，罗斯福（Roosevelt）的连任竞选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共和党人批判他的自由主义新政；二是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候选人成功地说服了已厌倦大萧条的美国人，使其认为有必要对社会进行更彻底的改革。在本宁顿学院一年级学生中（在选举时刚刚入学），超过60%的人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兰登（Landon），支持现任民主党总统（罗斯福）的人不到30%，还有不到10%的人支持社会党（托马斯（Thomas））或共产党（布劳德（Browder））。这些投票百分比（包括两位激进的候选人获得了非同一般的支持率）反映了学生的富裕父母和同一社会阶层者的偏好。在大二学生中（在本宁顿生活了一年多），政治观念的左倾已经明显出现：学生对兰登和罗斯福的支持率大致相等（43%），两位激进候选人平分剩下14%的支持率。在大三和大四学生中，这种转变更为明显：只有15%的人支持兰登（该候选人得到大部分学生父母的支持），约54%的人支持罗斯福，超过30%的人选择了两个激进派之一。
这些投票率的变化以及四年里纽科姆收集到的其他指标表明，社会环境可能会让许多人的基本社会和政治态度产生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很少由演讲、报纸文章或者辩论产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变化是在反对家庭观念和价值观的情况下发生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在离开本宁顿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观念转变者仍然表现出自由主义倾向。20多年后，在1960年的大选中，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几乎没有得到东北地区富裕的新教大学毕业生的支持（根据纽科姆的统计，30%的支持率已经算高了），而大约有60%的本宁顿毕业生（1935～1939年毕业）把票投给了肯尼迪。当这些人被问到目前的政治观点时，超过65%的人表示，在大多数问题上他们是“自由派”或“中间偏左派”，而只有16%的人认为自己是“保守派”（其余的人认为自己是“中间派”）。简而言之，政治阵营持续反映出本宁顿带来的影响（Newcomb, Koenig, Flacks, & Warwick, 1967）。
基于这些结果，纽科姆仔细观察了本宁顿的环境，检验了一些与社会影响有关的特定假设。我们了解到，20世纪30年代的本宁顿是一个充满活力、紧密团结的社区，几乎自给自足、与周围社区隔绝。那里的教授普遍年轻、有活力、政治上自由，他们决定提高在课堂内外遇到的、经济条件较好的年轻女性的社会意识和参与度。这种群体精神的力量是强大的，而且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本宁顿存在群体的一致性压力，尤其是存在本宁顿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规范的压力。纽科姆的研究表明，相比保守派学生，政治上积极的自由派学生更有可能交到朋友、得到认可以及成为领导者。自由派显然形成了一个内群体（ingroup），导致学生群体发生了变化，在某些方面甚至形成了一场成熟的社会运动。对于许多乃至大多数即将入学的学生来说，本宁顿的同学成为主要的参照群体，他们急切地寻求该群体的接纳和认可，内化该群体的价值观。但仍有少数人没有发生变化；他们保持冷漠，基本上没有改变态度，也许（正如纽科姆所说）是因为他们仍然和家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结，并且避免了可能的冲突和反对。
纽科姆的分析着重强调了学生政治转变的社会适应功能，即新接受的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与渴望社会认同之间的关系。正如阿希（1952）和其他研究者后来所注意到的，纽科姆的研究忽视了认知层面，因为本宁顿的学生显然在思考和讨论全球发生的重大事件，当时美国正处于大萧条时期，纳粹正积蓄力量，准备在欧洲发动战争。我们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任意一种政治正统观念，都能被群体和意见领袖成功地灌输给学生。但至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本宁顿的社会环境，包括群体凝聚力、与竞争相对隔离的社会环境，当然还有社会接纳和排斥所带来的从众压力，这些都是学生左倾运动的必要特征。同样的全球性事件以及社会正义和经济改革的争论，对身处不同社会环境、面临不同社会压力的同辈群体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区分本宁顿研究以及其他相似事件中各种因素，即探索群体压力的本质、与社会隔绝的关联性，以及群体凝聚力的来源和重要性，已经成为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的主要任务。在现场研究（最有名的是Festinger et al., 1950；以及Siegal & Siegal, 1957）和后来的无数实验研究中（例如，Back, 1951; Schachter, 1951），心理学家采用了更复杂、严谨的新标准成功地区分并研究了许多发生在群体环境中的复杂社会过程。与此同时，穆扎费尔·谢里夫正忙于一系列现场研究，这些研究所承袭的知识传统非常不同，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这些研究。
谢里夫的社会影响研究源自19世纪一位重要的情境主义者——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思想，在社会科学中，他对心理学的影响远不如对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影响。马克思在一个多世纪以前（Marx, 1859/1904）提出：不是人的意识决定其社会存在，而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其意识。基于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谢里夫转而重新探索个人知觉和判断的社会基础，这是早在前面提及的似动效应研究中就已经开启的研究工作。这次，他进行了一系列经典的群际冲突现场实验。
谢里夫的三个实验都试图证实（Sherif & Sherif, 1953;Sherif, White, & Harvey, 1955; Sherif et al., 1961），群际敌对和消极认知并不是由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存在而必然产生的后果。谢里夫及其同事坚持认为，敌对情绪和行动实际上源于对稀缺资源的群际竞争，以及其他真实的或感知到的利益冲突。此外，当群际关系由竞争转向合作，并且一个群体就不再试图妨碍另一个群体实现目标，而是开始帮助后者达成目标，这时群际关系便可能不再消极。
为了检验这一情境主义观点，谢里夫和同事花费数年时间开办一个夏令营，在这个夏令营里，他们可以操纵群体之间的关系，然后测量由此产生的群际情绪和行为的变化。他们最著名的三个实验都有相似的基本特征。夏令营的营员都是12岁左右的中产阶级白人男孩，在为期三周的夏令营开始前彼此并不熟悉，这些男孩被分配到两个不同的小木屋中。在研究的初始阶段，两组几乎没有互动。每个小组都开展了手工艺和体育活动（并发展了各种内部社会结构，形成了团体符号、仪式、行话和其他行为规范），这些活动是任何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夏令营的标配。在第二阶段，夏令营组织了一系列的组间比赛（棒球、橄榄球、寻宝和拔河），并为获胜小组颁发奖杯与个人奖品（例如，一把新的铅笔刀），而失败小组只有失望和沮丧。
比赛结束后，研究者记录下比赛对营员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然后进入实验的第三阶段。这时两组不再是竞争关系，不用互相争夺奖励，在各种活动中，他们不仅需要共同完成一个“高等级”目标，而且要完成该目标必须进行小组间的合作。最具戏剧性的是，两组人在一起外出游玩时，碰上夏令营的卡车出了故障。此时，只有重新启动卡车，他们才能回到营地吃午饭。最后，营员们将一根绳子系到车前的保险杠上，齐心协力拉动绳子，达成了目标。（无独有偶，这根绳子正是此前拔河比赛所用的那根！）
这项短期纵向现场研究的结果清晰且令人信服。尽管把营员分到不同的小组会形成内群体的友谊网，甚至倾向于对自己的小组评价更高，但这并不会产生负面的群际关系。只有群体竞争稀缺资源时，才会出现群际贬损和敌意。通过非正式的观察和一些设计巧妙的游戏形式小实验，研究者发现，随着竞争的开始和加剧，和平共处的规范消失了。两组人抓住一切机会相互辱骂，贬低对方的能力，甚至公开表现出攻击性。当比赛结束时，两组人都坚称他们不想再和对方有任何瓜葛。与此同时，内群体的团结性增强了，组员也更加重视身体的强壮。简言之，群际竞争是引发群际敌意的充分条件。谢里夫总结道，尽管群体之间的文化和明显的体貌差异可能会促使敌意产生，但这种差异并不是敌意产生的必要条件。
谢里夫认为同样重要的是，该实验证明设立“高等级”目标，并为实现该目标进行合作，能够减少群际冲突。非正式的观察和小实验再次表明，昔日的竞争对手甚至敌人之间出现了情感的变化，并发展出了友谊。谢里夫特别指出，这些收获既不是立即取得的，也不是必然会出现的，因为最初的合作尝试并没有打破“我们”和“他们”的群体定向。另外，仅仅进行宣传活动（即使是道德价值观的宣传）通常无法减少敌意。星期天宗教仪式即使暂时中断了竞争，并且特别强烈地呼吁兄弟互爱、宽宥敌人与合作，也没有产生效果。营员们带着肃穆的心情离开仪式，然后几分钟内，他们又回到原来的状态，全神贯注地攻击或侵扰讨厌的外群体。只有群体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类型发生转变，才能改变群际态度和行为。
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科学家很自然地将谢里夫的研究与当代的宗教、种族问题，尤其是种族偏见联系起来。他的研究结果为在住房、就业和教育领域废除种族隔离提供了支持，与此同时，也对“单纯接触”（mere contact）的价值发出了警告，“单纯接触”是指没有任何共同目标的合作追求（或许还必须是成功的）时所进行的接触（Cook, 1957, 1979, 1985;Deutsch & Collins, 1951;Gerard & Miller, 1975;Pettigrew, 1971, 1986）。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20年里，谢里夫的理论至少在一个方面受到了相当有趣的质疑。亨利·泰弗尓（Henry Tajfel）和同事试图证明，即使群体成员之间没有密切的联系，只是将人们“单纯地分类”为不同的名义群体（nominal group），也会引起人们对内群体成员的偏爱和对外群体成员的歧视（Tajfel, 1970, 1981;Tajfel, Billig, Bundy, & Flament, 1971）。例如，在一项研究中，根据孩子们喜欢克利
（Klee）还是康定斯基
（Kandinsky）的画作，研究者将其分到两个“最小群体”之一，孩子们的任务是把钱分配给内、外群体的成员，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成员的具体身份。研究结果主要表明，被试给内群体成员的钱要显著高于（尽管幅度很小）外群体成员。在几个不同国家的研究中，这一结论都得到了重复，证明了该结论的稳健性。换句话说，即使最随意和看似无关紧要的群体分类，也可以产生歧视行为。有一些评论家质疑泰弗尓等人的研究不够自然（由于使用了纸笔式的金钱分配方法），并对研究结果与现实的相关性以及研究结果解读的恰当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见综述R. Brown, 1986, pp.543-551）。但这些研究确实表明了社会知觉一个相当基本的方面：人们倾向于用“我们”和“他们”这两种角度看待世界，并总是假设“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更好、应得到更多。泰弗尔等人还提出假设，即社会生活的主观方面（而不仅是物质和客观方面）在社会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将在第6章继续关注这一问题，讨论客观情境和文化的主观方面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勒温建立的情境主义传统中，一些最优秀、最有趣的研究最初往往来自对现实世界事件的仔细分析，而不是来自一般性理论。20多年前，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比布·拉塔内（Bibb Latané）进行的经典旁观者干预研究，也许是这一传统中最负盛名的例子。
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许多事件让人们觉得美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崩塌。引起达利和拉塔内注意的是一连串针对女性的袭击事件，这期间没有任何人帮助受害者，其中的一起事件尤其受到全美国的极大关注。该事件发生在纽约皇后区一个名为秋园（Kew Gardens）的中产阶级地区，姬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女士遭到袭击，这场袭击持续了30分钟，袭击者用刀反复刺伤吉诺维斯，尽管她当时不断地大声呼救，并且至少有38人听到了她的呼救或看到了这一暴力事件（警方事后证实），但没有任何人伸出援手加以干预，甚至没有人报警！
新闻媒体从来不觉得人类行为难以解释，对于此事媒体的报道一致认为，邻居们没有进行干预是因为大都市居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和淡漠。受过情境主义和主观主义传统训练的达利和拉塔内则有着不一样的见解。他们猜测，在这起事件以及许多其他类似事件中，旁观者未能帮助事故、疾病或犯罪的受害者（甚至在毫无危险或其他成本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可能不是因为冷漠，而是受到了一些重要的社会情境因素的抑制，尤其是现场还有其他人可以作为潜在帮助者，以及其他人显然没有干预的事实。
达利和拉塔内认为，群体情境通过两种方式抑制旁观者的干预。首先，显而易见的是，他人的存在淡化或分散了每个个体所感受到的责任（“如果别人都不插手，我为什么要插手？我愿意尽我的一份力，但我不想承担所有责任”）。第二种方式没那么显而易见，是解释或社会定义（social definition）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总体性介绍）。这一点是说，当情境不明确或应对这一情境的合理方式不明确时，其他人的不作为支持了个体偏向不干预的情境解释（“这一定是家庭纠纷”或“她看起来伤得并不重，也没有那么危险”；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进行干预不太合适，甚至会有危险，谨慎老练的人一般会回避”）。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恶性循环由此开始了。他人在场抑制了快速及时的干预，而最初无人干预的情况又支持了人们对该情境的消极解释——干预没必要、不明智或不合适，进而使人们进行干预的意愿更低、行动更迟，循环往复。相反，如果只有一个旁观者，没有其他人分担责任或作为定义情境的参照，这种恶性循环就绝不会开始。
达利和拉塔内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试图证实该假设最极端的情况，即相比有很多旁观者，当只有一个旁观者时，受害者得到帮助的可能性更大。在他们的一项研究中（Latané & Darley, 1968），被试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男性本科生，被分为三组。一组被试单独填写问卷（单独组），一组被试与其他两名真被试一起填问卷（真三人组），一组被试与两名实验者同谋一起填问卷（假三人组）。这两名同谋要做的是，在预先安排的“突发事件”
发生时，保持不动声色并且继续填问卷。实验者设计的“突发事件”为：墙上的通风口涌入大量不明的“烟雾”，最终充满整个房间。单独组中，有75%的人离开房间向主试报告出现了烟雾；假三人组（其他两人即实验同谋表现得若无其事）中，只有10%的人这样做；真三人组中，只有38%的人采取了行动。
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展的另一项研究中（Latané & Rodin, 1969），被试分为三组。在单独组中，被试独自填写问卷；在二人组中，被试与一名实验者同谋一起填问卷；在三人组中，被试与另外两名真被试一起填问卷。然后，研究者让被试听到隔壁实验室中，一位女性实验者重重摔倒所发出的声音。结果跟上次差不多，大部分单独的旁观者（70%）进行了干预并提供了帮助；二人组中，在实验者同谋身边的被试只有7%提供了帮助；此外，三人组的结果表明，相比单独一人（70%的人提供帮助），在还有另两个旁观者的情况下（40%的人提供帮助），受伤者得到的帮助也会更少。
最后，研究者在纽约大学也开展了一项相似的研究（Darley & Latané, 1968），这次让被试通过对讲机与其他被试（实际上都是录音）交流，这时他们听到一个同伴（假装）突发癫痫。单独组中（两人交流组）有85%的被试干预了此事；如果被试认为还有一个人听到这件事（三人交流组），只有62%的人干预此事；当他们认为还有四个人听到时（六人交流组），这一比例会降低到31%。此外，当被试认为自己是唯一一个可能提供帮助的人时，他们提供帮助的速度更快（之前讨论的研究中也发现了这一点）。事实上，在事件发生（假装癫痫发作）的一分钟内，单独组被试中有50%的人赶来帮助发病者，但六人组（认为自己只是能够提供帮助的五个人中的一个）被试中，没有一个人及时提供帮助。
到了1980年，该领域已经进行了40多项后续研究——一些研究在实验室中模拟紧急状况，还有一些研究在街道、商店、电梯和地铁车厢等地，现场模拟事故、生病或者被窃事件。在大约90%的实验对比中，单独的旁观者比一群旁观者更有可能提供帮助（Latané & Nida, 1981）。正如20世纪60年代末达利和拉塔内在开创性研究中发现的那样，总的来看，相比有一群旁观者，只有一个旁观者时受害者获得帮助的总体可能性更大。
此外在实验后，研究者通过访谈被试证实了一种直觉，即如果潜在的干预情境具有模糊性，单独和成群的旁观者会产生不同的解释。比如说，通风口处冒出的烟雾，既有可能被解释为空调制冷剂泄漏，也有可能被理解为化学实验室的有害气体泄漏。受伤者的哭泣和呻吟也可能被归因为轻度扭伤而发出的抱怨与咒骂。因此，进行干预极有可能变成“闯入”，引起所有人的尴尬。有趣的是，群体情境可能在一开始就阻碍被试注意到突发事件。在“烟雾实验”中，单独的学生在填问卷时会频繁环视房间，通常在5秒内就能发现烟雾；当有一群人时，他们通常会更专注地填问卷，直到烟雾特别浓时才注意到，而此时距离第一股烟从通风口涌出来大约过了20秒。
达利和拉塔内的研究启示并不难理解，但在大城市喧嚣的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忘记这一点。电影《午夜牛郎》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天真的年轻人从牧场来到纽约曼哈顿的街道上。走下公共汽车，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他看到一个男人躺在人行道上。一开始，他弯腰想看看这个人怎么了，随后他看了看周围的行人。行人们像绕过乡间小路上的一根木头一样，绕过了这个躺在地上的人。年轻人感到很惊讶，慢慢地，惊讶变成错愕，然后他耸了耸肩，也像其他人一样走开了。
看到这样的场景，人们会想起自身在大城市中所体验到的冷漠。但扪心自问，当看到流浪猫、被困井下的矿工、受虐待和忽视的儿童，或是身患癌症的年轻运动员所遭受的困境时，纽约、波士顿或费城的人是否比苏福尔斯（Sioux Falls）、爱荷华的同胞们更加铁石心肠？我们都知道答案是否定的。一个人的冷漠与否是跟地区无关的。要想理解为什么城里人会绕过躺在地上的可怜人，或听到邻居家里的尖叫而不去追究或报警，我们需要从这些事件的具体社会情境中找寻原因，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事件发生（干预机会出现）时，人们明确或含蓄表达的行为规范。
为什么人们这么容易受他人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甚至是那些他们不认识也无法控制他们生活的人。这一问题正是社会科学中一些最有趣的理论要回答的。要理解这一问题，需要区分社会影响的信息（information）和规范（norm）两个方面（Deutsch & Gerard, 1955）。
社会影响的信息基础
他人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最佳信息来源之一。如果我面前的一个动物看起来像猫，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它就是猫。但是如果要判断比这更为模棱两可的问题，例如，我将要做的任务有多难，或我是否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这时他人的观点对于得出正确的结论通常就很有价值了。如果我的观点与你不同，那么我应该只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考虑你的观点。从长远来看，任何两个人观点的平均值都比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观点更有可能是正确的。关注他人观点的基础率
（base rate）是理智的，而不这么做的人往往被视为过于固执己见或鲁莽。许多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实验（包括阿希实验）都利用了这一基本事实。我们习惯于听取他人的意见，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了解世界的有用方式。与他人意见相左会使我们产生一种不适感，我们需要通过转而同意他人的观点、说服对方相信我方观点或将他人定义成无效的信息源来缓解这种不适。
从众压力有一个有趣的推论：不仅多数人的意见有影响力，少数人的意见也有影响力。即使某些观点的持有者并不强大也不占多数，他们的观点也有可能影响群体意见。事实上，莫斯科维奇及其同事（Moscovici, Lage, & Naffrechoux, 1969;Moscovici & Personnaz, 1980）和内梅特（Nemeth, 1986）最近的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的从众都来源于多数人的意见。未被多数人认可的少数派观点也会产生影响力。这样的观点表达出来并被纳入了群体考虑后，即使面临看似压倒性的反对，也可能赢得最终的胜利——尤其当人们以一种始终如一、信心十足的方式表达出这样的观点时。
社会影响的规范基础
我们关注他人观点的第二个原因是，群体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对情境理解的一致性（Festinger, Schachter, & Back, 1950）。如果人们对任务是什么、如何完成任务有着不同的看法，甚至对事件的意义有不同的理解，那么人们很难甚至不可能进行合作并开展高效的行动。主要出于这一原因，多数人的意见带有规范或道德的力量：想要和睦相处，就要随波逐流；要么团结一致，要么四散失败。群体会惩罚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部分原因在于他们阻碍了群体的行动。人们知道提出不同意见会引起同伴的愤怒，所以在提出异议时会非常犹豫。因此，最好的选择是为了和谐而让步，不再提出异议；如果真的提出异议，也必须经过冷静思考。
社会影响和紧张系统
正如我们在引言中提到的，社会影响的主要理论，尤其是费斯廷格（1954）和同行们的理论（参见Cartwright & Zander, 1953），受到了库尔特·勒温提出的紧张系统概念的极大影响，在群体层面和个体心理层面上都是如此。
该理论认为，群体处于一种持续的紧张状态，一方面是群体一致性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个体成员偏离群体标准的力量。每个人都会有关于重要话题的不同信息来源，并用不同方式解释收到的信息。这将产生观点的偏差，这些偏差面临着群体一致性的压力。群体压力类似一种熵的静止状态，力图保持观点完全一致。然而，事件和个体的人格特征会持续不断地扰乱这种状态，从中制造分歧。当分歧足够大时，一致性压力可能会使群体分裂。在重要问题上，群体只能容忍一定程度的偏差，当偏差超过某种程度后，群体会产生社会排斥，甚至会正式驱逐那些有偏差的成员或子群体（Schachter, 1951）。
当与群体标准冲突时，个体也可能成为一个紧张系统。当个体发现群体规范与自己的观点存在差异时就会产生一种紧张感，必须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之一进行缓解：影响群体使其观点与自己一致；开放心胸，接纳群体的观点；拒绝承认群体的规范性作用。如果事实证明，个体不能改变群体的观点，群体观点也无法说服个体，同时个体又不愿意拒绝群体，这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的紧张感。20世纪50年代的很多理论学家都认识到了这种紧张感，包括海德（Heider）、纽科姆和费斯廷格。费斯廷格将这种紧张感称为认知失调，并将这一概念扩展到包括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紧张，其中不同的来源将产生不同的态度。在社会影响方面，失调存在于个人观点与群体观点（以及从众要求）之间的不一致。要解决这种不一致，简单的妥协是行不通的，而需要个体全盘接受群体的观点并且压制个人的疑虑。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 1982）对群体思维（groupthink）所导致的灾难性军事和政治决策的著名分析中，揭示了这种失调减少的后果，即忠诚的群体成员会压制自己对行动计划的怀疑，从而形成一种达成共识的错觉。反过来，这种错觉又会使该行动计划的信任者和怀疑者都不再去探究其中的缺陷，也不考虑替代方案。
当我们在下一节中谈到渠道因素概念时，请牢记紧张系统这一概念。渠道因素非常重要，它释放或调整了紧张系统中能量的方向，使该紧张系统中一个或多个动机状态达到了微妙的平衡。个体到底选择哪一种行为路径或态度状态，有时恰恰受到非常微小的情境变化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