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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那年离校，我忽然自由了。
爸爸原本希望带我回澳大利亚，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但我希望留在香港闯荡电影圈。毕竟学了10年的功夫，片场可以给我施展拳脚的机会。爸爸看我态度那么坚决，就在新蒲岗给我买了一间小公寓，花了大概3万块港币。那是我妈妈多年攒下来的小费和爸爸辛苦做饭炒菜近10年的存款。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当初爸爸妈妈离开的决定，他们没有能力赚大钱，只能靠日复一日的体力劳动，用辛苦攒下来的所有积蓄，给我买一处容身之所。
多年后，爸爸回到香港，一直住在那间小公寓里。我很多次希望他搬家，搬到给他买的大房子里去，有更好的居住环境，他每次都拒绝。后来我只能骗他，那个小房子卖掉了，他这才搬出来。直到过世，他都以为我已经把它卖掉了，其实直到今天，那间小公寓仍然在我的名下。那是爸爸妈妈留给我的纪念。
在这间公寓之前，我从来不曾有过自己的房间。小时候跟爸妈睡一张上下铺，后来在学校睡大通铺，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尽管房子不大，里面也什么都没有，但我已经非常开心了。手头没有什么钱，我就在市场上买了一些木头，自己锯木头，钉钉子，亲手做了几件家具。从这时候开始，我从热热闹闹的群体生活忽然变成一个人，开始学着适应孤独。
那时候是吃着这一餐不知道下一餐，家徒四壁，只有一张烂沙发、一只矮板凳、一个小电视、一张台子、两个哑铃。在家里等开工电话的时候，就穿个短裤，坐在矮板凳上看电视，一边看电视一边打拳，时刻在练功。
电话一响，才有工开。我家那个电话线，要多长有多长，即使去上厕所也要抱着电话机，就怕错过人家的电话。铃声一响，马上就飞身去接，因为那些负责叫人的人很没有耐性的，现场通告又出得很快，一个纸头把数字拉出来，“明天要10个武行”，打给你，电话没接，这个工作机会就没有了。
“喂！礼拜一6点！收到！”毕恭毕敬。
有机会去了现场，假如动作指导觉得你还不错，就有可能连续拍上个五六七八天，就能连续有钱拿了。每天只有等到电话之后才敢出门，这意味着未来几天的饭有着落了。
当时邵氏是最大的电影公司，旗下有规模很大的电影城和摄影棚，我们一群相熟或不熟的武行，天天混在附近等待机会。所谓的机会，依然是当不露脸的各种人肉背景，或者是被踢被打被砍被抽的临时演员。有时候也会被制片叫去做一些体力活，帮着搬搬东西之类。无论如何，只要有活干，我们就很开心了。
去片场上车的集合地附近，有一家台球厅，我们一群武行也常常聚在那边等电话，有工开了，去现场也方便。等待的时间里，大家可以打台球，总比自己一个人在家要好。后来慢慢地，就变成吃饭、睡觉都在那边，台球厅对面有澡堂，可以去洗澡。
那时候香港的黑社会已经很猖獗，有时候我们打着球，忽然“砰”的一声，几十个拿西瓜刀的人冲进来，一边破口大骂，一边问，“是不是他？”这时候我们都会很紧张，万一有人认错了，指着你说个“是”，那几十个人就砍过来了。那么小的地方，逃都不好逃。
在片场有很多时间都是在等待，这时候我就会观察所有的人在怎样干活，后来慢慢看明白，原来拍一场戏有那么多学问。单讲“Action”，就分“开机”“Rolling”“开始”几个阶段。我们常常要在片场扮演死尸，死尸当然是不能动的，但很多人没经验，导演刚喊开机就开始闭气，等到真正开始的时候，就快要憋不住了，身上横七竖八插着刀和剑，一起一伏地动，有些憋得快晕了，身体和刀还会一起抖，导演气得骂脏话，“什么情况？死人怎么还在动！”
自从学到“Action”是怎么一回事之后，我每次都会等到真正“开始”的那一刻再闭气。也有些时候即使导演喊了“开始”，但机器是从一边慢慢移动过来的，我就会在看到机器来了之后才开始闭气。当机器划过去之后，拍不到你了，其实你又可以抽空呼吸了。这样反复几次，导演就会指着我对旁边的人说：“那个人死得不错！下次有什么需要死的就叫他来，他很会死。”
有一次在某个片场，导演要拍两个大侠在雨中对打，一群死尸在后景处横七竖八，身上都插着刀。那天特别冷，所有群众演员都泡在水里，很多人没办法坚持闭气，再加上冷的缘故，满地的刀都在上下抖动。导演大吼：“咔咔咔，不要动啊！你们已经死掉了，明白吗？”接着又指着我跟副导演说：“就那个人，他死得最好，明天叫他来继续开工！”
那时候也有人嘲笑我，演个死尸你演那么认真有什么用？但是我认为，机会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来的。因为我在武行里最初的名声，就是从“死得最好”开始的。
这段经历后来还被放进了周星驰的电影《喜剧之王》里——
“我”被副导演叫到导演面前，“喂，过去死给导演看看。”
“导演，你想我怎么死？”
“中枪死。”我做了一遍。
“这样才对嘛，换衣服！”
“谢谢导演。”
“这位大哥，你在哪学的戏啊？”
“我没学过戏。”
“哎呀，你真是天才。”
“你用点心就行了，用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