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九五五年九月末的一个正午时分，我跳上一列自洛杉矶开出的货运火车，爬上一节敞篷车厢，仰面躺下，头枕着我的行李包，跷起二郎腿，注视着朵朵云彩，车轮滚滚向北，驶往圣芭芭拉。这是一列慢车，我打算当晚就在圣芭芭拉的海滩上过夜，等到天亮之后，要么搭一辆到圣路易斯—奥比斯波的慢车，要么就选晚上七点直发旧金山的一级铁路货运快车。就在卡马里奥附近，那个查理·帕克 ^[1] 发了疯之后休养恢复的地方，我们的列车正开进侧线准备让车，一个又瘦又小的老流浪汉爬进了我所在的车厢，看见我似乎还很惊讶的样子。他在车厢另一头安置下来，面对着我，脑袋靠在他小得可怜的背包上，一言不发。没等多久，一辆东行的列车呼啸着穿过主线轨道，他们拉响了高球信号，我们的车启动了。此时，空气开始变冷，海上的雾也越过海岸温暖的山谷飘了过来。小个子流浪汉和我各踞一头，在冰冷的铁皮车厢地板上紧紧蜷成了团，可惜无济于事，于是我们又都站了起来，在各自的地盘里来来回回地走动、蹦跳、拍打摩挲自己的胳膊。很快，车来到了一个铁道小镇，又一次开进侧线暂停，我意识到自己需要一瓶穷小子版的托卡伊葡萄酒来抵御接下来前往圣芭芭拉这一路上的寒冷。“你能帮我照看一下行李吗？我去那边买瓶酒，很快就回来。”

“当然没问题。”

我连蹦带跳地越过侧线轨道，横穿101号公路，冲进商店，买了酒，还顺带买了点儿面包和糖。我冲回货运列车时，它还要再等上十五分钟才能发车。现在倒是阳光温暖，不过已经傍晚了，很快就会冷起来。小个子流浪汉盘着腿坐在他那头，面前是他可怜兮兮的晚餐——一个沙丁鱼罐头。我有些可怜他，于是走过去，说：“来点儿葡萄酒暖和一下怎么样？或者你还愿意再来点儿面包和奶酪，配你的沙丁鱼。”

“当然没问题。”他声音轻柔、语调谦恭，像是从身体深处发出来，唯恐——或者说是不愿意——引起别人的注意。我的奶酪是三天前在墨西哥城买的，那时我正要开始一段便宜的长途巴士旅程，全程两千英里，穿越萨卡特卡斯、杜兰戈和奇瓦瓦，最后到达边境上的埃尔帕索。他满怀热情与感激地吃下奶酪和面包，又喝了些葡萄酒。我很高兴。这让我想起了《金刚经》说的：“当行布施，却不要心怀行布施之念，因为‘布施’二字只是言语。” 有一阵子，我非常虔诚地践行我的信仰，几乎做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可之后，我开始变得有点儿苛求，总觉得自己是口惠而实不至，还有点儿倦怠，有点儿犬儒主义起来。因为我实在是老了，无喜无悲了……可另一方面，我还是真心相信存在着布施、仁慈、谦逊、热诚、安宁平和、智慧、入定这些东西的，我相信我是一个披着现代外衣的旧时比丘，行走在这现世间（通常是纽约到墨西哥城到旧金山这样一个巨大的弧形三角区域），为的是推动“真谛”之车轮滚动起来，也可以将“真谛”称为“达摩”，为自己能在未来成为佛陀（度世人者），成为天堂里的英雄而积福累德。那时候我还没有见到贾菲·赖德，还要等到差不多一个礼拜之后才第一次听到“达摩流浪者”这样一个名词，尽管我本身早已是个地地道道的“达摩流浪者”了，可那时候我还只以为自己是个心怀宗教虔诚的漫游者。那天，车厢里的小个子流浪汉坚定了我所有的信仰，他喝了酒，暖和过来，开始说话了，到最后拿出一张小纸片，上面是一段圣特蕾莎的祷文，宣称她死亡后将以天降玫瑰花雨的形式重归人间，福泽众生万物，直到永远。

“你从哪里弄到这个的？”我问。

“啊，我几年前从洛杉矶一个阅览室里的杂志上撕下来的。我总是带着，随身带。”

“然后你就偷偷躲在货车车厢里读？”

“基本上每天都看一看。”他没多说这事儿，也没再说起有关圣特蕾莎修女的事，他对于自己的信仰非常低调，也几乎没跟我提到他自己的生活。他瘦瘦小小的，非常安静，是那种就算在贫民区里也没人会多看一眼的流浪汉，更别提热闹的商业中心区了。要是警察一把把他搡开，他就闪开，然后消失；要是大城市的车场里有货车要发车，不管巡查员如何前前后后地检查，多半也压根儿不会注意到这个藏在草丛里的小个子男人，更不会知道他什么时候借着阴影蹿上了车。我跟他说我打算搭第二天夜里的“大拉链”一级铁路货车，他说：“噢，你是说‘半夜鬼影’啊。”

“你们管‘大拉链’叫这个啊？”

“你以前肯定在这条铁路上干过吧？”

“是啊，我以前干过司闸员，在南太平洋铁路上。”

“嗯，我们流浪汉管它叫‘半夜鬼影’，因为从你在洛杉矶跳上车，一直到早上进了旧金山，一路都没人会看到你，开得太快了，飞一样。”

“直路上每小时八十英里，老爹。”

“没错，不过夜里在海岸线那段儿真是冷得要死，就是从加维奥塔往北到瑟夫附近那一段。”

“瑟夫，没错，然后就是山区，一路南下到玛格丽塔。”

“玛格丽缇，没错，要说我搭‘半夜鬼影’的次数真是数也数不清。”

“你离家多少年了？”

“好多年了，我都懒得算。俄亥俄，我从那里来的。”

火车开了，风又冷起来，雾蒙蒙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们至少一半时间都在竭尽全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能量和意志力，努力让自己不要被冻僵，让上下牙不要打战打得太厉害。我蜷成一团，靠想象温暖来对抗寒冷，那是来自上帝的切实的温暖；可到后来也不得不跳起来，猛拍自己的胳膊腿儿，开始唱歌。那小个子流浪汉比我能忍，大多数时间都只是躺在那里，反复咀嚼他苦思冥想的那点儿无望的念想。我的牙齿一直在打战，我的嘴唇青紫。终于，就在天黑之前，我们满心安慰地看到了圣芭芭拉熟悉的山峰轮廓出现在眼前。就快到了，我们可以在铁道边星光熠熠的温暖夜晚里暖和过来了。

我们在道岔口跳下车。跟这位小个子流浪汉挥手道别后，我转身朝海滩走去，准备找片沙滩，裹上我的毯子过这一夜。我沿着沙滩一直走出很远，走到一片悬崖脚下，那个地方不会有巡逻的警察赶我走。我燃起一堆篝火，砍下树枝削尖了当钎子，就着炭火烤热狗，一边把豆子罐头和奶酪通心粉罐头放在烧得滚烫的沙坑里热着，一边喝着之前刚买的葡萄酒，欣喜若狂地享受我人生中最愉快的夜晚之一。我蹚进水里，泡了泡，抬头仰望璀璨的夜空，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十方玄妙世界，于黑暗中有星钻点点。“好了，雷，”我说，满心欢喜，“剩下没多少英里的路程了。你又做到了。”喜悦。我穿着泳裤，光着脚，蓬着一头乱发，在篝火映红的黑暗中，唱歌、痛饮、吐痰、跳跃、奔跑——这就是生活之道。唯我一人，自由自在，海滩上细沙绵软，大海在浅叹轻吟。要是罐头太烫，你没法徒手拿起，那就戴上铁路上用的那种结实的老手套，就这么简单。我把吃的先放在一边晾着，正好再多享受些美酒，享受我的思绪。我盘腿坐在沙滩上，思索我的人生。噢，嗯，会有什么不同呢？“将来还会遇到什么？”就在这时，葡萄酒起效了，影响了我的味蕾，没过多久，我就忍不住开始大嚼那些还发烫的热狗，从树枝尖那头开始咬，大声嚼，大声嚼，用一把旧勺子伸进两听美味的罐头里搅着，挖出满满的一勺又一勺热腾腾的豆子猪肉，或是带着滚烫汤汁的通心粉，也许还有点儿飘进去的沙子。“这片沙滩上有多少粒沙子？”我琢磨着，“嘿，沙数同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大声嚼，大声嚼）要是这样的话，从“由无始劫之前更简单的世界到如今，世上有过多少人？更确切地说，是有过多少生灵？嘿，噢呀，我看你得把这沙滩上的沙子数清，把天空中每一颗星星上的，亿千大千世界里每一个世界的沙子都数清，要知道，所有这些沙子加起来的数字，那是无论IBM还是宝来电脑都无法计算的，嘿小子，我可没办法知道。”（灌一口酒）“我没办法知道确切的数字，但那肯定抵得上好多好多万亿个百万的六次幂的无数的异端的破烂玫瑰花，那个和气的小老头这会儿正往头上撒的那些玫瑰花，还有百合花。”

晚饭结束，我用红色的大手帕擦了擦嘴，就着苦咸的海水洗干净餐具，踢开几块板结的沙块，边溜达着边把罐头听子什么的擦干，扔到一边，再把旧勺子塞回透着咸味儿的行李包里，然后就躺下来，裹紧毯子，打算好好睡上一觉。我在半夜里醒了过来。“哈？我在哪儿？这是什么篮球比赛，怎么老有啦啦队姑娘跑来找我，在我家老房子里闹腾，老房子不是早就烧掉了吗？”可那不过是一波推着一波涌上来拍打我的毯子床的海浪。“我就像个海螺壳一样又老又硬。”我睡着了，梦到我一边睡着觉，一边一口气干掉了三片面包……啊，贫乏的可怜人，孤独的人孤独地待在沙滩上，我得说，上帝注视着我，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我梦到很久很久以前在新英格兰的家，我的小猫咪们努力想跟上我，跟我一起上路，一起行走上万英里，穿越美国，我的母亲背着背包，我的父亲在追一列不可能追上的一闪而过的火车。我做着梦，在灰蒙蒙的黎明醒来，看着它，嗤之以鼻（因为我早已见过一切地平线上的变幻景象，那就像是有个布景工在匆匆忙忙地把布景归位，还想叫我相信那就是真实），翻个身，我又睡了过去。“全都是老一套。”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虚空中响起，睡着时，那样的虚空是很容易接受的。

[1] 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1920—1955年），美国波普爵士音乐家、萨克斯演奏家，因1946年发布专辑《鸟类学》（ Ornithology ）而有“大鸟”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