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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编辑邀请我作序，大抵是因为果麦版《在路上》的序就是我写的，鉴于《达摩流浪者》可以视为《在路上》的续篇，由我继续来写能保持延续性。
和《在路上》一样，《达摩流浪者》也是一气呵成的“即兴式自发性写作”，犹如查理·帕克进行了一大段恣意畅快的即兴萨克斯吹奏（前两天适逢比波普爵士大师查理·帕克一百周年诞辰）。凯鲁亚克写就《在路上》只花了二十天，《达摩流浪者》的写作时间甚至更短。凯鲁亚克擅长用半自传半虚构的方式描绘他和友人的经历，其书中出场的人物几乎都真实存在，活脱脱勾勒出垮掉派作家、诗人群像。艾伦·金斯堡、威廉·巴勒斯、尼尔·卡萨迪出现在《在路上》里，在《达摩流浪者》中亮相的则有加里·斯奈德（贾菲）、艾伦·金斯堡（阿尔瓦）、彼得·奥洛夫斯基（乔治）、菲利普·韦伦（沃伦）、菲利普·拉曼蒂亚（弗朗西斯）、迈克尔·麦克克鲁尔（艾克）、王红公（莱因侯德）等人。
《达摩流浪者》记述了旧金山诗歌复兴运动的诞生之夜——前面提及的数位垮掉派诗人在“六号画廊读书会”先后登场进行诗歌朗诵，其中金斯堡首次朗诵反主流文化长诗《嚎叫》。诗歌朗诵、纵饮派对以及爵士乐是凯鲁亚克笔下的“城市生活”，它们与书中在户外发生的背包搭车旅行、徒步攀登马特洪峰、在荒凉峰上静修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说前者还带着《在路上》式的颓废、享乐和放纵，那后者就多了一份禅意、睿智和哲思。《达摩流浪者》的故事发生在《在路上》之后，大约1955至1956年间，当时横穿美国大陆，一路流浪、一路疯狂的凯鲁亚克（雷）感到厌倦和疲惫，直到有一天，他在旧金山的大街上遇到了诗人、翻译家加里·斯奈德（贾菲）。激发凯鲁亚克写出《在路上》的是尼尔·卡萨迪，而如果没有加里·斯奈德，就不会有《达摩流浪者》。凯鲁亚克在这两本书里分别是卡萨迪和斯奈德的追随者，可以这么说，卡萨迪和斯奈德分别决定了《在路上》和《达摩流浪者》的基调。卡萨迪热情癫狂、玩世不恭、蔑视权威、追求快感；斯奈德则沉静内省、博览群书、崇尚自然、笃信禅宗，他向凯鲁亚克介绍了佛教的精神理念。凯鲁亚克很快受到斯奈德的影响，开始寄情于自然、寄望于东方的哲学和宗教，在东方的禅意中重建自己的信仰体系。在《达摩流浪者》里，主人公雷和贾菲借助禅宗修持，努力追求禅理和心灵的宁静，一切都仿佛慢了下来，静了下来，与对大自然充满诗意的描写互相映衬。雷从《在路上》时期那个激烈对抗主流价值观的“反抗青年”，转而变成探索精神出路的“达摩流浪者”。
这条时间线堪称完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战后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冷战氛围变强、麦卡锡主义横行，虚无与悲观的心理弥漫，垮掉的一代作家和《在路上》应时而生；1955—1956年，凯鲁亚克与斯奈德结识并成为挚友，《达摩流浪者》的故事呼之欲出；1957年《在路上》出版，凯鲁亚克意外一举成名；次年《达摩流浪者》出版，预见性地触到了下一个十年的脉搏：《达摩流浪者》里倡导的“背包革命”（波希米亚式自由上路，反主流生活方式、反消费主义，借由东方哲学和宗教去寻找精神上的自由）是一次精神觉醒，它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反战等背景下产生的嬉皮反文化运动的前面，对一代西方青年产生重大影响。
书中贾菲说道：“大众不得不工作以获取消费的特权，消费那些说到底他们其实并不需要的垃圾，冰箱啊，电视机啊，汽车啊，至少是昂贵的新款汽车，还有什么发油、除臭剂，各种各样只消一个礼拜你就能看到被扔进车库里的垃圾。他们全都被锁在了一个工作、生产、消费、工作、生产、消费的闭环里，我能看到一场浩大的背包革命就要爆发，数以千计甚至百万计的美国年轻人背上背包漫游行走……他们写下不知从何而来的突然出现在他们脑子里的诗句，他们心地善良，向所有人、所有生灵展示永恒的自由的模样……”
大部分“垮掉派”作家都出生于大都市，而加里·斯奈德在乡村长大，又攻读东方语言文学、热爱东方文化，被“垮掉派”群体视为有魅力的异类。谁对加里·斯奈德影响最大呢？书中对唐代诗僧寒山诗作的一再引用，以及扉页上“献给寒山”的题献给出了答案。小说里雷好奇寒山为何能成为贾菲的偶像。贾菲回答：“他是个诗人，是个山间隐士，一个全身心奉献给思索万事万物精髓的人……另外，他还是个孤独者，可以遗世独立，纯粹、真实地去生活，去面对自己。”寒山乐山好水，喜爱逍遥的生活，因与现实格格不入而出家隐居，在山林间创作了大量诗歌。他生前籍籍无名，生后却声誉日隆，绵延千年至今不断，甚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远渡重洋传入西方，被垮掉的一代奉为精神偶像——其反抗主流、避世求索的态度，蕴含山林逸趣和出世思想的诗歌，与当时的正统唐诗背道而驰的文体，均暗合垮掉派的主张。
加里·斯奈德是寒山最重要的英译者之一，曾在著名的“六号画廊读书会”上诵读他翻译的寒山诗。正是由于斯奈德的译介，凯鲁亚克等“垮掉派”作家以及许多美国青年才接触到了寒山诗，笃信里面的东方哲思和佛法妙理能帮助他们走出精神困境。与此同时，翻译寒山诗也导致斯奈德对东方禅宗更加痴迷，最终他决定继续修行，前往日本出家为僧三年（1956—1958年）。当斯奈德东渡日本出家时，凯鲁亚克追寻斯奈德过往的脚步，独自一人去了北喀斯喀特山脉的荒凉峰做火警瞭望员，《达摩流浪者》里描写了他在荒凉峰长达六十天的孤身静修经历——我不禁想到曾在洛杉矶东郊的秃山上跟随日本禅僧杏山禅修五年的莱昂纳德·科恩——无休无止地与自然和孤独相处谈何容易。书中打坐冥想、喝茶读诗、沉声吟诵、林间写作的生活看起来很美，但在真实生活中，孤守荒凉峰的凯鲁亚克经常觉得自己就快死于百无聊赖，差点就要纵身一跃。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垮掉派”作家、诗人是反主流文化的代言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嬉皮摇滚明星高歌猛进，跻身为反主流文化的代言人暨大时代的诗人。作为“垮掉派”的继承者，这一时期的摇滚明星热衷于探求东方哲学和宗教，从中寻找灵感。平克·弗洛伊德《启动系统，驶往太阳之心》（ Set the Controls for the Heart of the Sun ）的歌词便借用了唐代诗人李商隐、李贺和杜牧的诗句。平克·弗洛伊德主创罗杰·沃特斯之所以用英译唐诗入词，是因为其意境悠远神秘，契合他想在这首歌里营造的迷幻摇滚/太空摇滚氛围。沃特斯的实验大获成功，这首歌就像一幅弥漫着氤氲之气的山水画，阴冷的氛围里透着诗意和禅意，七十年代众多追随平克·弗洛伊德步伐的乐队都受到过它的滋养和影响。它与《达摩流浪者》颇有相似之处——都蕴含着诗意和禅意，且两部作品都得益于唐诗英译者的译介（葛瑞汉和斯奈德巧妙地传达了原诗的意境和意象）。沃特斯的前任席德·巴瑞特对东方哲学更为着迷，他以《易经》为灵感创作了乐队首张专辑里的《第二十四章》（ Chapter 24 ），歌词直接借用了《易经》第二十四卦复卦的爻辞。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希腊伊兹拉岛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当时众多践行“背包革命”的创作者在伊兹拉居住或逗留，他们中就有莱昂纳德·科恩、艾伦·金斯堡和格雷戈里·科索。科恩的老友史蒂夫·桑菲尔德回忆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叶是我们这群人的黄金年代。我们不是垮掉派，也不是嬉皮士——我们是国际波希米亚旅人，以艺术之名从世界各地来到伊兹拉岛。莱昂纳德和我还在通过藏传佛教和《易经》探索灵修之路。”嬉皮反文化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垮掉派”文化的延续，《达摩流浪者》对嬉皮反文化运动的影响不言而喻。
在探索精神世界的小说里，音乐总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垮掉派”影响颇深的除了佛教，还有比波普爵士乐。但是“达摩流浪者”听的不光是比波普。爵士女伶萨拉·沃恩和埃拉·菲兹杰拉德、酷爵士萨克斯手斯坦·盖茨、拉丁爵士之父卡尔·雅德、流行天王弗兰克·辛纳屈、布鲁斯之母雷尼大妈在小说里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印记。书中的人物生活简朴，但是爱引吭高歌爱听唱片，信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既浸淫流行文化又善于引经据典，《金刚经》《心经》《圣经》《佛本行经》，莎士比亚、寒山、惠特曼、梅尔维尔、正冈子规、白隐慧鹤……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充满理想主义，以凯鲁亚克和斯奈德为代表的青年自省、反叛、热爱思考、求知若渴，渴求精神世界的充盈。而杰克·凯鲁亚克从未老去。
那句著名的“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出自《达摩流浪者》的尾声，这本小说问世半个世纪后，与寒山来自同一国度的万晓利写了一首名为《达摩流浪者》的歌曲向其致敬，并且同样以这句话作为歌曲的结尾。像雷和贾菲一样，保持充盈的内心，保持感动的能力，就能“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O ever youthful, O ever weeping）。
陈震
2020年9月1日
献给寒山
Dedicated to Han S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