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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治到大正这两个时代，是日本近代民族主义从萌生、勃发到持续扩大、膨胀的时代，也是近代日本青年的个人意识、个人主张如脱缰野马般膨胀、爆炸的时代。即便是1890年代出生在“伊势国铃鹿那个偏僻的乡村”的冈田酉次
那样的孩子们，由于时常听到“荣归故里”的复员军人们描述战场上的种种“武勇故事”，据说也不由得产生了“将来要么做大将，要么做大臣”的念头，“立身出世主义不知不觉地融入头脑里”。
身居似乎各种机会都会不断涌来的时代大潮中，“出人头地”的“野心”和“欲望”逐渐深深浸透到了明治、大正时代青少年们的意识之中。这种野心和欲望的实现途径如果在日本国内受阻，一部分人就会转而将目光朝向海外。地理距离最近的“海外”——亚洲大陆，自然就吸引了他们的视线，为他们展现了另一条人生之路。
要么是过于自信，要么是过于不自信，大陆浪人们常常自称“先觉志士”或者“先忧先觉”之士，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先天下之觉而觉”的“救世主”降临东亚大地的“气概”，把自己前往“大陆”的动机说给自己和别人听：“明治二十三年（1890）帝国宪法颁布，不仅在我国历史上划出一大新时代，在国内有志之士中也蔚然兴起兴亚思想，基于开国进取之国是，奠定东洋之和平，成为先忧先觉之士遵奉之一大理想。而此辈先忧先觉之士，不忍坐视清国之暴戾与俄国之侵略，于是毅然奋起，涌动出以身而殉国难之壮志。分赴四方，纠集同志，既组建东方协会，又创办日清贸易研究所，打下对外发展之第一步。口舌之论辩又有何益？好男儿应雄飞海外，勇做发展国力之牺牲，即便尸横高原或化作海波之藻屑亦在所不辞！于是陆续前往支那，深入大陆，各自奔赴向往的地方。真乃一代之壮观也。”
这里所说的“先忧先觉”之士，大部分都可看作大陆浪人的先驱人物。按照他们自身的表述，这些最早的大陆浪人，明治初年就在日本政府所谓“对外进取”方针的感召下，成为“前往支那，深入大陆”的拓荒者，而且胸怀“以身而殉国难”“即便尸横高原或化作海波之藻屑亦在所不辞”的“一大理想”。所以，早期大陆浪人的拓荒者们，几乎无一不怀有极强烈的“国权主义”理念，一切服从于“国益”即“国家利益”是他们的行为准则。
当时由于近代国家关系建立未久，中日两国间的交通航路尚未通畅，所以居住在中国各地的日本常住人口并不多。“幕末以来，日本人来上海游历者虽逐渐增加，但常住者为数寥寥。明治三年（1870）仅有7人。但日清建立国交
后，仅六年就增加到五十余人，十年后又超过百人，二十年后达到二百五十余人。”
再从全国范围来看，甲午战前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为数不多，且主要集中在上海：“明治二十三年（1890）居住支那内地日本人，总数不过863人，其中的734人居住在上海。而散住在广漠的支那大陆者，不过一百三十人。”
当然，这区区的几百人，未必都是大陆浪人，其中有正当职业、从事正当事业的普通日本人，应当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但考虑到毕竟这个时候前往风云莫测的中国大陆，没有足够的“冒险”“赌博”的心理考量或者不惜为实现“国益”牺牲自身的心理准备难以成行，因此除却其中的外交人员、现役、预备役军人之外，将其余的大部分人看作大陆浪人或大陆浪人的“预备军”亦并不为过。而到了1906年，根据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统计，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人已经增加到4973人，而且其行业也是五花八门，其中自然不乏雄心勃勃的“冒险者”以及由于职业、收入无定而生活困窘的“浮浪者”
。这些“浮浪者”中的某些人与“大陆雄飞”的理念碰撞之后，就成为早期的大陆浪人。
早期“大陆浪人”的代表，首推荒尾精。
荒尾精（1858—1896），名义行，号耕云、东方斋，生于尾张国琵琶岛（今爱知县境内）。其父荒尾义济，是旧尾张国的“藩士”，所以荒尾家是地地道道的“武士”或“前武士”家庭。但及至荒尾精出世后武士阶层已经走向没落，他本人幼年时即因家计贫穷不得不寄食他人家中。稍长后，荒尾谋求传统武士以外的生路，遂入外国语学校学习法语。明治初期“征韩论”喧嚣一时，他从这时起开始关心所谓“清韩问题”，将目光转向“大陆”，1878年进入日本陆军教导团学习军事，同时也留意中国局势的发展。据说他时常与学习军事的同伴“日夜叩柴扉，慷慨悲愤，互相诘问，诉说清国将来之可怖，大有高谈惊四壁之慨”
。陆军教导团毕业后成为军曹的他不久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深造，1882年听说朝鲜发生京城事变（壬午事变），“想到国家之荣辱、东亚之前途，不忍坐视”，于是不顾军校学生的身份请求面见陆军卿大山严，“滔滔倾诉胸中怀抱之对韩政策，大胆献出自认甚得时宜之策略”
。在同龄青年中堪称“出格”的此类行为，其实已开始型塑日后被目为“大陆浪人”共同特征之一的“为所谓国益可以无视任何法律和条规”做派之先例。从这个意义上，“从二位公爵”近卫笃麿认为荒尾精的此举其实具有“开风气”的先导作用：“当此时，举世滔滔，心醉泰西文物，偶有谈清事〔指清国局势〕者，辄被诟为迂愚。而一朝君〔指荒尾精〕唱西力东渐东亚危急之说也，所在官民倾听感悟，由是海内心目，翕然趋向东亚时局。”
可见荒尾精首先在对国际局势的认识和应对方策上，已有自己的境界，这也是他后来被看作大陆浪人群体先驱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年冬天，士官学校毕业后的荒尾精被任命为少尉，后调任熊本步兵第十三连队，开始学习汉语并研读王阳明的《传习录》。1885年他被调任参谋本部支那课（科），翌年春作为间谍受参谋本部派遣，换上西服前往中国。抵岸后他先拜访了在上海开办“乐善堂”商店出售药品、书籍的日本商人岸田吟香，诉说“大陆经营”之志向和陆军当局所交付的任务。据说，当时的岸田吟香看到“欧美各国垂涎支那利权，玩弄种种手腕，大力扶植本国之势力”的现状，也“为东亚之前途而深感忧虑，痛感有必要为将来的日本在支那培育胸怀大志人物之必要，倘有胸怀大志来华者，无不欣然邀住，极力扶持”，堪称培养年轻一代大陆浪人的精神领袖和财政支柱。
荒尾遇到岸田，两人自然是一拍即合。在岸田的资助下，荒尾在长江中游贸易重镇的汉口开办了乐善堂支店“自任店主，经销书籍、药品、杂货等，表面装作商人风度，暗地全力研究支那之国情”
，通过实地观察、勘察搜集有关中国的各种情报。身兼明暗双重“使命”的荒尾在汉口扎下了营盘。
荒尾精不仅是大陆浪人深入中国内地开展活动的拓荒者，更是这个特殊的日本群体的火种。为了展开“调查”，搜集第一手的中国情报，他把分散在上海、天津各地的日本浪人井深彦三郎、高桥谦、宗方小太郎、山内嵓、浦敬一
、中野二郎、中西正树
、石川伍一、田锅安之助等30余人都召集到汉口，编写《同志之心得书（手册）》作为活动准则，并分派了搜集土地、人口、风俗、阵营（政治势力）、运输、粮食、薪炭（资源）、兵制及各兵工厂等中国各地军事、经济情报的任务，组建了一支在他领导下的有军方背景的民间谍报队。
在荒尾精的统率下，汉口乐善堂支店的成员们确定了如下活动方针：
（1）讲求阻遏俄国由西伯利亚铁道向中国扩展势力的办法；
（2）帮助汉民族的革命运动，革除腐败已极而又敌视日本，“不解协同防御之大义”的清政府，实现“中日提携”；
（3）在上海开办学校，培养实现“东亚经纶”的人才；
（4）派浦敬一赴新疆，劝说伊犁总督刘锦棠设法阻止俄国的东进等等。
荒尾精等人把抵抗俄国势力南下、改造敌视日本的中国统治集团、实现“中日提携”等近代日本的“国家利益”当作超越自身荣辱甚至生命安全的“天职”（事实上，浦敬一、广冈安太等人执行“调查”任务出发后一去不回，生死不明），显示了早期的日本大陆浪人与生俱来的一个特质，那就是服务于所谓“国益”，以“大和民族”命运为最高使命的强烈的国权主义、扩张主义色彩。荒尾精本人虽然39岁即因病早逝于台湾，却因此博得了“侯爵”桂太郎的“抱有为之才，终身奔波于道，空怀壮志而英华早逝，人生恨事，无过于此”
的感叹。而荒尾及汉口乐善堂成员们的活动，也奠定了日本大陆浪人在中国各地通过情报、阴谋活动服务于近代日本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方向和基石。
在早期的大陆浪人中，荒尾精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除了精干的组织能力、超乎常人的活动能力之外，还由于他已经开始思索所谓“兴亚论”的对外战略并规划出了实施步骤。
1880年代后期的日本，经济、军事实力的羽翼尚未丰满，对于即将到来的同西欧列强的殖民地争夺缺乏足够的自信，因而以联合或者征服亚洲为主旨的各种“经略亚洲”的大亚洲主义思想逐步抬头。这个时候的荒尾精不希望日本在同西洋的竞争中成为失败者或者只是一个扶弱振衰、打抱不平的莽夫。他希望日本能够把握住时机，扩大自身的势力，成为执亚洲牛耳的盟主。
古人云：苟好其道，强可易弱，弱可易强。今夫清国之形势如此，我国倘能巧加利用，乘机加以活动，则转祸为福，确立我国万世之大业当非难事。故今日之形势，虽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倘有能执其牛耳而崛起者，足以一跃而雄视宇内，亚洲振兴治安之机亦系于此。是岂非天赐我国之一大良机耶？
后来荒尾精又写下了《对清意见》一文，剖析中国及东亚的形势，为日本统治集团部署对华外交出谋划策。作为日本“振兴亚洲”进而“雄视宇内”的具体方策，他提出了日本在战后（指甲午中日战争）缔约时应当压迫清廷接受的“三大要件”。
（1）为了保卫“朝鲜之独立”和“东洋之和平”，日本必须在渤海湾占领一处重要军港，作为迫使清政府缔结盟约和履行条约的担保；
（2）讲和告成之后，日本须用“适当之办法”，向中国民众“说明我国宣战之大旨，使其皆能了解我国之真意”；
（3）为了增进“日清两国之福利”及“东洋和平与兴隆”，日本须一扫对华贸易中的“不便不利”之处，迫使清廷订立一个“比诸欧美各国更优等、更亲切之通商条约”
。
“三大要件”无一不是对中国领土主权、政治经济权益的攫夺与侵犯，清楚地展示出了荒尾精所谓“兴亚论”的本质所在。与日本政坛稍早的国权主义者、“对外硬集团”的主张以及近卫笃麿等人四年后提出的“支那保全论”相比，遣词用语虽有不同，基本精神却完全一致。在情报搜集方面，荒尾通过在汉口等地三年的活动，于1899年4月返回日本，遂即向日军参谋本部提交了一份长达2.6万多字的《复命书（报告书）》，“这份复命书所收情报、资料，涉及诸多方面，且极为精密，其整理、分析亦正中要害。作为了解当时清国实情之资料，受到高度评价”
。
大陆浪人的“先驱者”荒尾精在华期间的活动，至少可以概括出两个特点：其一，无论是否获得足够的政府背景与财政支持，均不惜身冒风险，遍尝辛苦，克服困难与障碍，开拓与创造出在华生活的环境与条件；其二，“浪人”生活走上“正轨”后，即积极地为日本侵华战略与政策的酝酿、制定与“完善”献计献策，主动地充当起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活动的“国士”。这些特点，为此后的大多数大陆浪人所继承，荒尾精本人也成为“国益型”大陆浪人名副其实的先驱者。
尽管有荒尾精这样的“先驱者”以身示范，但对当时的青年来讲，走上大陆浪人的道路仍非易事。
“大陆浪人”，其实是近代日本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怪胎”，从当时日本“普通人”的人生价值观来看，无疑是一条一旦误入便不容回头的“歧途”，是一种溢出“中规中矩”常规“出世道路”的人生选择。在“文明开化”实际上意味着“全盘西化”、崇尚欧美文化的心理风行一时的当时，学习已经被公认“落伍于时代”的“支那语”，把人生目标定位到“支那”去“闯荡一番”的“大陆浪人”，几乎毫无悬念地会遭到周边所有亲友、同学、同伴们怀疑、不安的眼光。每个人的人生，都会遇到一到数次的“舍弃什么”“留取什么”的选择的重要关口，选择“正常的”人生道路的人几乎在每个时代都是绝大多数。而在当时，选择当一个“大陆浪人”这个看似“绝途”“歧途”的人，实在是微乎其微。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做一个预定假设：走上“大陆浪人”这条不归路的日本青年们，首先必须舍弃包括升学、就业、“出世”（即飞黄腾达）等等在内的很多现实利益与个人考量，经历一番或痛苦、或曲折的心路历程。在东方式家庭伦理道德的影响力几乎不亚于同时代的中国和朝鲜半岛的近代日本，早期大陆浪人走上这条道路其实要克服诸多心理的、家庭的、社会的障碍。那么，驱使他们走上这条道路的“诱因”“诱惑”或“契机”等等，到底是什么呢？
江户时代的“浪人”“牢人”摇身一变为明治时代的“大陆浪人”，是多种外在环境变数和这个群体每个人自身精神、文化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日本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化是最重要的环境变数，所谓“国益”（国家利益）或者“私欲”的考量、诱惑，则是“大陆浪人”最终走上近代中日关系舞台最重要的“催产素”和“成长激素”。
“国益”的内涵并非固定不变的口号、纲领或政策，而是随每个近代民族国家在不同时代、时期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外政治局势的不同而不断地变化的变数。
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国家在执行对外政策时，不应基于抽象的道德原则或者理想主义的概念，而应以“现实条件下可能产生的国家利益”或曰“具体的国家利益”为指针。“单一而纯粹”的国家利益其实并不存在，“国家目标”的设定亦即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是依据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一部分人的视角而判断、而决定的。所谓“国家利益”，就是参与政策形成过程中能够对其施加或大或小各种影响的多种多样的价值观保持者（如个人、集团、组织等）相互之间通过反复作用（即所谓“政治过程”）所产生的、被选择出来的各种“国家目标”。
换言之，“国家利益”的内涵，取决于对“国家目标”的设定，亦即参与政策形成过程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调整和磨合。放在近代日本的政治环境中去考量，决定“国家利益”内涵的主要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毋庸赘言是形成执政权力社会背景的大资产阶级（包括“财阀”“政商”等各种社会势力）、大地主阶级以及军部等所谓“主流社会”，而中小资产阶级、农民、市民等下层民众及其利益代言人（如“自由民权派”的政治家和知识阶层等）只能起到微乎其微的制衡和修正作用。至于以“在野”的身份为政治招牌的“大陆浪人”，他们对政策形成过程施加影响的途径十分特别，后文还将详述；但就一般在华活动的浪人们来讲，“国益”则更多的是一面旗帜，一句被压缩成“大陆雄飞”“大陆经纶”几个字的抽象口号，浅显易懂且便于任意解释。
国际政治学在“国益”问题上还认为：“虽说政策决定者对国家乃至国民的利益之考虑即为国益，但在议论对国家来讲何为最佳选择之际，实际上从来就不存在绝对的、超然的权威解释者。”
也就是说，“国益”的界定，实际上是由诸多主观因素所确定、所左右的，它其实带有相当多的主观判断的因素，也可以给不确定的多数人或人群提供自我解释乃至想象的可能性和空间。“国益”本身存在着的这种不确定性、模糊性的特点，自然也给大陆浪人们按照自身的需求任意解释“国益”的内涵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早期的大陆浪人大多出身于没落武士家庭。明治维新之后，武士们在江户时代以前拥有的各种特权被逐渐废除，明治政府又多次严厉镇压了武士们的叛乱，武士阶级的势力随之日渐削弱。一部分武士通过经营近代工矿企业或金融、高利贷活动，逐渐转变为近代工业资产阶级或金融资产阶级，而大部分“前武士”们，则因生计支绌，或做工，或务农，或沦为乞丐流氓，逐渐与平民阶级合流。但是，长期的封建社会给武士们留下的种种习气，如动辄以国民、大众的天然统治者、捍卫者自居的优越感，任侠尚武、目空一切、藐视权威的“武士道”精神，以及贪爱享乐、贪图功名的生活习惯等，却依然残存。自由民权运动中，许多失意不平、对现状不满的武士在反对藩阀政府专制主义统治的目标上跟自由民权派取得一致，参加了争取自由与民主权利的斗争。自由民权运动失败后，随着国权主义思潮的抬头和“征韩论”论争、“对外硬运动”的勃兴，所谓不平士族的视线逐渐被转移到了海外，被他们称作“大陆经纶”或者“经营大陆”论之类的思想开始迅速蔓延，以没落武士为主体的国权主义、保守主义势力从此同对外活动结下了因缘。换句话说，参与对外活动，就是对明治政权的施策深感不满的“不平浪人”们为避免同现政权发生不必要的冲突而为自己找到的新的活动天地。
《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一书的作者在追述“经营大陆”之类思想的缘起时说：
若对先觉志士所怀抱之大陆经营论稍加考察，即可知其思想之根底为热烈之爱国心与民族之自信心也。十九世纪后半，滔滔帝国主义大波席卷世界之际，初得与海外交往机会之日本人，顿感本国国土之狭小与国力之微弱。以如此狭小之国土和微弱之国力与世界各强国相对峙，怎样保证国家之光荣独立，乃时时刻刻刺激着日本人爱国心之紧切问题。……倘若处于四海安宴风平浪静之时代，邻邦之支那、朝鲜又足以引为凭恃，携其手而共同对抗欧洲各国，或可共保国家之独立。然而当今四海汹涌，东亚之安危朝不虑夕，邻邦非但不示以友邦之实，自身亦老朽欲倾。而与我唇齿相依之清、韩（二国）一旦为列强所侵略，我国必受其余波之震荡，存亡将不可逆料。此一趋势，目下已然洞若观火。拥有三千年光辉传统之我国，若不主动启发诱导邻邦实行改善，或直接在邻邦扶植我之势力，扩大我之国防线，以保全东亚，则唯有坐视现今形势之演进而已。……各先觉志士痛感强固本国和向大陆宣扬我皇威国光之必要，于是抱定各自之经纶勇往直前，掀起复兴东亚之运动。“大陆经营”之一语，正乃包容此一运动全部内容之词汇也。
这段叙述，固然是大陆浪人们为了给自身的行动寻找“正当”理由而作的辩白，对周边国际环境危机状态的强调，也是用来掩饰此辈在中国大陆公然进行刺探军情、挑动纠纷、制造武装叛乱等干涉他国内政行径时惯用的护身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们心中的所谓“国益”，其实是非常抽象的“热烈之爱国心与民族之自信心”“复兴东亚”之类字眼堆砌出来的“大义名分”，不过是用来进行对外宣传以及劝诱他人参与的手段。真正的内涵或者被刻意隐藏起来（例如在一部分领袖人物那里），或者竟无意深究（主要是在一般浪人群体成员那里）。
古代的侠士剑客，把自身种种杀人不偿命、恃强凌弱或者“打抱不平”的行为打扮成“正当行为”时，最方便的道德旗号是“义”。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大陆浪人们把自身恃强凌弱，欺压他国、他民族，挑动种族纠纷甚至战争的种种无法无天行为“正当化”的最方便的道德旗号，就是“国益”。他们不但把自己看作“国益”的执行者，更看作“国益”的定义者。在他们看来，官僚机构的考量、政府的决策等等，无不掺杂了政党和特定政治集团的私利私欲，唯有不求名利、不计成败的大陆浪人自身，才是“真正的”“国益”的代言人和执行者。头山满曾经大书“破邪显正”四字，鼓舞自己，也鼓舞玄洋社手下的喽啰们，把何为“邪”、何为“正”的解释权留在自己手中。
内田良平则在《日韩合并的回忆（日韓合併の思ひ出話）》一文中，以“一文不名的穷浪人”自诩，认为“无私无欲”就是浪人最大的特点：“跟那些日益傲慢的官僚们以高官厚禄为后盾、将天下的财富纳入私囊的行为正相反，吾辈浪人们，除了干活所需的活动费用之外，没有任何欲望，也没有任何好处。……吾辈所想的，只是东洋千年的大计，只是以日本为中心的全世界的和平。除此以外，别无他望。吾辈浪人就是一门心思集中于此的穷光蛋的集团。所以，吾辈头脑里，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政治利益、政治策略、党团利益、党团策略等等东西，一概没有。想要做事情时，也是自带干粮无偿奉献，一开始就是这样打算的。本来就是一无所有的流浪汉们，所以头脑里除了公平至诚之外，别无他物。”
他们宛然是“正义”的化身，把自身放到了无偿奉献的“国益”的代言人和执行者的道德高度。
可是，内田良平为首的黑龙会等大陆浪人，从政府和军部手里接受“机密费”“调查费”等资助从事情报、“谋略”活动，却又是无论内田本人如何强辩都无法否认的事实。黑龙会一派“国权主义”大陆浪人在其早期的活动中，主动充当日本政府和军部的“义工型”“智囊”“情报员”“尖兵”乃至打手等多重角色，都是有众多史料可以佐证的不争的事实。内田将其扩展到全部时段的所有“流浪汉们”——“浪人”整个群体，自然因夸张而失实，但仅就早期黑龙会以及部分大陆浪人的活动来看，也确实存在着这样一批专注于“政治利益、政治策略、党团利益、党团策略等等东西”之外的“穷光蛋们”。当然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无私无欲”，而是怀抱着一个超出个人欲望之外的“想要做的事情”，那就是近代日本的“国益”。对早期走向“大陆”的浪人们而言，“国益”的需要确实是一个解释“离奇”“不凡”行为动因的解答，因此而在早期大陆浪人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国益”如何驱使浪人们走向“大陆”的具体过程，可通过某些当事人的回忆或者亲身体验作些考察。
例如《马贼 天鬼将军传》的作者朽木寒三（1925年生于北海道，在东京农工大学上学时被召集入伍，曾在中国大陆服役）叙述自己在当时萌发走向“大陆”愿望的心态时说：“说起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正是日俄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日本虽然勉勉强强打了个胜仗，但是国力也疲惫到了极点。而且即使是那场胜仗，打败的也只是俄罗斯派遣海外的军队，而且是位于孤悬在外的满洲，并没有在俄罗斯本土把人家打败。‘真没想到，那么强大的俄罗斯，居然这么狼狈地被打败！’‘看吧！他们一定会卷土重来的。’‘要是那样的话，日俄战争又要从头再打一遍了！’这样一种沉闷的预感，笼罩着整个日本。当时的日本人，特别是我这样血气方刚的青少年，是那样真诚地开始忧虑起俄罗斯问题，忧虑起全世界‘白色人种列强’对亚洲的侵略来了：‘只有满蒙才是日本的生命线！’‘必须死守大陆的非常线！’等等，内心里燃起了一股名副其实的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悲壮感。那种感受，现在即使想向读者作出说明，也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的。无论如何，在这个辽阔的亚洲，能够打破‘白色人种列强’的支配，使亚洲免除沦为殖民地命运的，只能靠我们日本一个国家的努力了。日本的独立，亚洲的独立，不管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都要实现！‘为了保卫亚洲的独立，俺要到大陆去’！”
于是，冲动的激情很快变成了现实，作者经过火车—轮船—火车的长途跋涉来到了大陆。
也正是在该书的作者产生了这种想法的时候，已经成为“满洲”“马贼”日本人头目的叔父薄益三
给他寄来了这样的信件：“‘守次君（指该书作者）：身体可好？’……‘今后，日本的年轻人，应当源源不断地来大陆雄飞，为国效劳。你也不应当待在乡下游手好闲。我可以提供旅费，你考虑一下吧’！”
瞬间的冲动很可能不久之后又会在瞬间破灭，但若加上了长辈的劝诱或推动，年轻人则往往会义无反顾地选择离乡背井的人生征途。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应不在少数。
另一个日后在日俄战争中成为“马贼”头目的边见勇彦，经历了一条更为典型的从“在东京学校混不下去”的“野小子”到率领“满洲义军”大战俄军的“大陆豪杰”“天涯居士”，以后又在侵华战争期间在北京组织“大亚细亚黎明会”“黎明语学会”并自任会长的道路。
据说，少年时代的边见狂傲不羁，是一个人见人烦的野小子。而指引他走上大陆浪人道路的，是当年跟孙中山也有过面识的所谓“日本女子教育的先驱”“女杰”“歌人（即诗人）”下田歌子：
年轻时，我是个让谁都无可奈何的野小子。及至六十多岁的今天，能够为亚洲民族的大团结倾注心血，效绵薄之力，全都是曾经有机会面见下田歌子先生，遵循先生的指教，走上自己应该投身之道路的结果……
边见几乎是在人生的绝望期中，通过姐夫的关系从北海道前往东京，见到了实践女学校的创办人和经营者下田歌子。见面之前，边见从世俗的眼光出发，以为下田歌子充其量是个女流，对我这样的“粗汉”肯定无可奈何。没想到，下田看到在日本已经“混不出名堂”的边见，反而意想不到地给他指引了一条前往中国大陆的奇特“出路”。据说下田是这样“开导”这个青年人的：
……现在日本的教育，是把人拼命地卡到一个模子里去。所以像你这样的豪杰之士，在日本的学校里，或者落第，或者成为脱缰野马，终不得其所。这归根结底是日本教育制度的问题。不如干脆对日本死了这条心，到支那去闯闯吧！如今谁都没有把支那看作一个问题，但我的直觉是，日本的兴亡，归根结蒂在于如何处理对支问题。日本和支那（之间）的现状如果放置不管，肯定陷入可怕的结局。具体着手的第一步，是相互认清彼此的人情、风俗、制度和文物，这是双方提携的前提。从支那已经来了很多的留学生，但前往支那的日本留学生却少得可怜。你有决心为了日本，率先去支那闯荡一番吗？
下田歌子的提议，让边见如同当头棒喝般感到震动：
我内心里虽（因为下田歌子是女性）轻侮过女人，但从前故乡的父兄们对我的种种忠告也不及这次见面让我深感敬佩。我觉得（下田歌子）先生似乎有一种莫可言状的神灵气息，背后似乎笼罩着光环，于是衷心敬服地低下头，立刻回答：“务必请派我到支那去。我愿埋骨支那！”先生回答道：“这样的话，有些准备工作要做。首先是学习支那语。我也一起学习。明晚你就过来！”说做就做，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学习支那语。
此后，“野心勃勃一青年”的边见勇彦前往上海，创办了出版为主、贸易为辅的出版商社“作新社”，出版月刊杂志《大陆》，翻译、刊行日文版的政治、经济类图书，同时又深入四川、湖北、湖南、福建等地，调查、搜集当地的各类民情和经济、政治情报。日俄战争爆发后，他混迹于“马贼”之中成为其头领，直接为日本在华的军事活动效力。日俄战争结束后，据说甚至被当时的中国政府授予陆军少将的待遇。
多年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边见回忆起当年从日本来到中国的情形，还深有体会地感慨道：“日俄战争开始后，我甚至当上马贼，走上所谓‘绿林’的道路。今天，又看到日本以支那为敌手，开始了这场意义深刻的‘圣战’。时至今日，追忆四十年前下田先生对支那局势的敏锐洞察，以及对我神国日本深怀忧虑的赤诚之心，自己依然感慨无量，深愧弗如。”
看来，在“野心勃勃一青年”走向“大陆浪人”的人生转折关头，像下田歌子这样的“青年导师”，实际上发挥着“方向标”“指路人”的重要作用。而下田歌子等人激励起青年们舍弃个人的“前程”甚至生命，以近乎狂热般的执着而追求的目标，就是近代日本的“国益”。这个时代的所谓“国益”已不是某种内涵和边缘都模糊不清、难以捉摸的政治概念，而是被明治天皇用“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等象征性语言标示的国家奋斗大目标之一
，更是时时被媒体和“青年导师”“先觉志士”们提及的“海外雄飞”“大陆经纶”等种种似乎稍作拼搏即可触及的目标，就是后起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要在欧美列强环伺中为自身争得尽可能广的海外殖民地和尽可能多的海外权益，而似乎不得不以全力的拼搏才能获取的那个“望外”的果实，或者是血腥争斗后的猎物。
早期的大陆浪人中，其实不乏因人生的失意或者事业的挫折等因素偏离“立身处世”之“正途”，不得不闯荡海外，以通过“别树一帜”的手段，获得“绝路逢生”机遇再次降临之辈之存在。
例如梨本祐平
曾这样回忆离开东京前往“满洲”时的情形：“昭和三年（1928）9月中旬，27岁的我离开东京车站前往满洲。这个时候的我名副其实地形单影只，站台上没有一个友人前来送行，简直像个逃亡者。长到27岁，我都没有离开过母亲膝下半步，然而时至今日，不管是视作生命般的恋爱，还是年轻时的梦想，我对一切都已绝望，只想一个人偷偷地去那未知的满洲。‘一切都一笔勾销，过去的事就再也不要考虑了吧！’我虽然内心对自己这样说，感伤的泪水却如泉水般涌出，久久不止。”
可见梨本祐平本人在出发前的这个时刻，对“大陆”、对“中国”、对自己未来的人生，似乎还只是一片迷茫的状态。“满洲”既是一个“未知的”天地，却也是一个可以使以往“糟糕的”或者“不堪回首”的人生瞬间“归零”，人生的道路得以“重新启动”的神秘“按键”。这个抉择的结果虽然要等到踏上“大陆”的土地后才能见分晓，但“海外雄飞”的选项，至少为他这样的人提供了或为某种政治、人生理念而奋斗，或为私利私欲而奋斗等种种“再次”选择人生道路的空间。
或者可以说，正是这些人的存在，才造就了“大陆浪人”群体之诞生。既然已经是一无所有的“浪人”，还有什么舍不得赌上一把呢？这种人生歧途时的投机心理和畸形发展的“功名心”，虽然未必也不是人之常情的一种表现，但却极易造成剑走偏锋的结果，诱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赌徒心理和“不计利钝”、将自身和相关他人的利益全部孤注一掷的亡命徒气质。“国益”对于这类人来说，既是他们的人生目的，更是向世人宣示自身行为的合理性、正当性的招牌、看板。我们姑且将此类人物称为“国益型”大陆浪人。
不过，即便在“国益型”大陆浪人中，大部分人虽未必邂逅过薄益三或者下田歌子等所谓“先觉志士”的“引路”，却也殊途同归，走上了大陆浪人的不归路。引导这些青年成为“国益型”大陆浪人的过程中，教科书以及教师的传授等学校教育的力量，媒体、师生、亲属的力量，以及其他的多种社会教育手段，都程度不同地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关于教科书等学校教育在培养青少年形成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主义人生志向方面所起的作用，本书在第五章第一节还将引用历史事例另作介绍、分析。
也有更多的“浪人”，前往中国大陆打拼的目的中“私利”“私欲”占了更多的比重。
出生于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的评论家、昭和时期著名媒体人之一的青地晨（1909—1984），曾经对同时代诗人、思想家石川啄木（1886—1912）提及的“时代闭塞的现状”的苦闷心情深感共鸣。他总结当时的日本青年为了打破或者逃避这种苦闷，无非是两条道路：“一个是移民美国，到美国去开辟一个新天地是当时青年的梦想。但是移民（美国）被禁止之后（指美国在1875年之后制定的几项限制外来移民的法律，尤其是1924年制定的《移民法》），就剩下前往（东亚）大陆。我上初中的时候，不少人想去满洲当马贼。成绩不好，总是留级、落榜的人，往往精力旺盛。这些人整天在那里议论：干脆去满洲当马贼好了！”
这些青年前往大陆的动机，已经没有或者很少“国益”“兴亚”或者“征亚”“抵抗欧美”之类政治目的，而是更为单纯的“求生”“谋出路”等个人利益为主的生活目的、经济目的。虽然明知“马贼”属于实施暴力手段的强盗团伙、非法组织，依然把跻身其中当作自己的理想，可见此辈的初始动机中，已经蕴含着谋取私利的贪欲、为达此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格和道德的下滑点。此外，这些人在校读书时就因学业不好等因素产生自暴自弃心理，到了法制不健全、流氓马贼横行天下的当时的中国，自然更容易走上非法和暴力的道路。
终身致力于多方面中国问题研究的新闻评论人橘朴（1881—1945），在日俄战争期间据说也衷心期盼着日军能够一战打败俄国，为日本在“满蒙西伯利亚”开拓一片“广阔的新天地”。也许就是为了能够参与这个“新天地”的开拓，他才怀抱着梦想前往札幌应聘《北海泰晤士报》的记者。而这份《北海泰晤士报》的经营者，正是出自玄洋社系统“大陆派”浪人的中野天门，中野在办报之外，还开设了“露清语学校（即俄语汉语学校）”，培养“大陆经营”的年轻一代。
可见青年时代的橘朴，已然产生了成为“知识型”大陆浪人的愿望并开始付诸行动。
然而就是这些人成为“马贼”之后，又自觉不自觉地为日本的“国益”冲锋陷阵，成为“大日本帝国”在中国大陆侵略活动的尖兵和别动队：“当了马贼的日本人为数不少。他们起初是因为在狭窄的日本住腻了才跑出去的，结果又回归日本人的魂魄，为日本帝国尽忠尽力。”
这些人最终还是逃不脱“大日本帝国”的统治网络，最终还是成为“不自觉”的“国益型”大陆浪人。
另一个明治、大正时代著名的大陆浪人宫崎滔天，走向中国的道路更为曲折，并且带有更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
宫崎滔天（本名虎藏，亦作寅藏，1871—1922），出生于九州熊本县玉名郡荒尾村，父亲宫崎长兵卫（又名宫崎长藏、宫崎政贤等）是居住在乡村的低级武士——“乡士”，所以宫崎滔天跟荒尾精一样，也是武士的后代。
不过，宫崎滔天及其两位兄长（宫崎民藏，1865—1928；宫崎弥藏，1867—1896）跟荒尾精最大的不同是从小受到特殊的家庭氛围的熏陶。据说宫崎长兵卫“天性豪放磊落，喜文尚武，胆略出众，积极进取，有为果敢，且敬神祭祖观念极强，义勇而易动情。憎恶横暴非道之行为，深忧民众之疾苦。投私财以救民众，虽倾产亦不为意。由是颇为乡党所敬重，乡民恃为依仗”
等。虽是不免溢美过实之处的身后评，倒也可以窥见一位不乏古之义侠风范的老武士的身影。
宫崎长兵卫虽未参加过政治运动，却时常教育子女“要做豪杰，当大将”，用英雄主义的情操陶冶宫崎兄弟。宫崎兄弟中的长子宫崎八郎（本名真乡，1851—1877），年轻时适逢明治初期“文明开化”的时代风潮，且感受到西方列强“西力东渐”给亚洲各国带来的殖民地化的沉重压力，加之近代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遂成为对内主张实行“自由民权”、对外抵御西方列强欺凌的早熟青年。1870年代“自由民权运动”爆发后，八郎投身政治改革运动，在故乡组建“民权党”，号召以民选户长（最基层的农村地方官吏）取代官选户长，在全县掀起轩然大波。八郎嗣又开办“植木学校”，啸聚青年研读《万国公法》和卢梭的《民约论》，兼学“万国史”和“十八史略”等课程，指斥时弊，无所顾忌。1877年2月，西乡隆盛在鹿儿岛举兵反对明治政府，熊本民权党组织“熊本协同队”积极响应，八郎被推举为参谋长。但西乡的士族军并不是政府军的对手，战乱仅历时50余日即被击溃，宫崎八郎也在荻原堤附近战死，年仅26岁。
八郎虽然早死，但是他的言行给弟弟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如他的两首诗作，也是小弟滔天的最爱：
天下朦胧皆梦魂，
危言独欲贯乾坤；
谁知凄月悲风底，
泣读卢骚民约论。
飞红柳绿各争春，
岂耐长为卑屈民？
沉思人生百年事，
自由二字是天真。
由于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宫崎滔天自小以“先天的自由民权家”自任，萌发了虽不脱朦胧状态却也不乏反体制色彩的钟爱民主自由、厌恶专制压迫的思维：“当时余虽不知大将、豪杰为何等样人，而欲做大将、豪杰；虽不知自由民权为何物，而认定自由民权为善举。又视一切官军、官吏为强盗、恶徒之流，视‘贼军’‘谋叛’为大将、豪杰应为之事。”
但指引宫崎滔天走上“大陆浪人”道路的，是他的另一个兄长——宫崎弥藏。
宫崎滔天在故乡中学读书时，看到为世风所靡的同学们的人生目标，不是想当官就是想为吏，便觉得在学校里“众寡悬殊，四面皆官军，贼军仅余一人”，于是转学到德富苏峰开办的“大江义塾”
。但在标榜以培养新一代“改革政治家”为宗旨的大江义塾，滔天不久又窥见德富苏峰的同学们其实都隐藏着极重的名利心，于是又告别这所义塾，到东京独辟天地。
此后的宫崎滔天，自述已经在胸中逐渐形成了“人类同胞主义”和“世界一家之说”的理想：“余信仰人类同胞主义，故忌恨弱肉强食之现状；余奉行世界一家之说，故憎恶现今之国家竞争。忌恨之事，不可不除；憎恶之事，不可不破。……余因之遂以世界革命者自任。”
为了寻求同时实现这两个理想的途径，他一度热衷于基督教，苦心研读《圣经》，但不久即为宫崎弥藏的“支那革命主义”所折服，将实现人生理想的舞台从“狭窄”的日本转移到辽阔的亚洲大陆。
宫崎弥藏构思的“支那革命主义”，是在中国发动“革命运动”的计划。它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对人生目标和肩负使命的认识：“吾等兄弟，生于自由民权之家庭，身受自由民权之教育，故以终生之力贯彻自由民权，当为吾等之决心。”
然而，“世界之现状，已为一弱肉强食之修罗场。强者逞其暴威日甚，弱者之权利、自由日削，此岂能漠然视之！苟欲重人权、尊自由，必先求恢复（人权、自由）之策。而今倘若不事防拒，则恐黄人将永为白人所欺压矣”
！在宫崎兄弟的头脑里，几乎看不到被同龄人内田良平等津津乐道、视为使命的“国益”的位置，反而是民众的“人权、自由”和黄色人种所遭受的殖民主义欺凌占据了首要地位。“世界一家之说”显示了宫崎兄弟较之同时代的大陆浪人以至于普通日本青年，拥有更宽广的胸怀和对民众的生存与权益更多的关注。
第二个层次是对实现人生目标所需手段的选择。弥藏认为，要完成抵御西方列强侵略、贯彻自由民权理想的目标，“言论毕竟不能奏效”，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行使“暴力之权”以暴易暴，用武力对不合理的现今世界进行革命的批判。
“社会改造学说与土地分配法案等等，皆为已陈腐之理论。最紧要者，惟在于能断然实施与否；而实行之道，又惟有恃暴力之权一法。”
由于民众的自由、权利受到掌握着暴力机器的当政者和外来侵略者的抑制和压制，要改变这种局面，“暴力”或者革命手段是必要的。但这种暴力针对的目标是当政者和外来侵略者，虽然还处于抽象构想的阶段，但似乎并不包含谋略、情报乃至诈骗等其他大陆浪人们惯用的手段。
第三个层次最为关键，是对实现人生目标实施过程和场所的选择。弥藏认为，在自由民权运动失败后的日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改革已经十分困难，而且即便改革能够成功，对亚洲和世界的影响也极为有限。因此，发动亚洲民主革命的最佳地点应该选在中国：“其处有十数倍我国之面积，有十倍于我国之人口。”
革命一旦成功，进退攻守，无有不便，足以成为抵御欧美列强侵略、贯彻自由民权主义的根据地，这是中国的自然优势；“现朝（指清朝）执掌政柄凡三百年，以愚民为治世之要义，故人疲国危，终致自受其弊而几乎不能支撑，此岂非创革命大业之绝好时机哉”
！这是弥藏已经看到的中国潜在的革命机缘。三个层次层层相扣，最终把实现“自由民权社会”理想的出发点和主战场定位于中国。由弥藏提出、滔天实际加以履行的“支那革命主义”的核心内容，也是引导在明治时代末期“浪人”中已属凤毛麟角般存在的“自由民权派”大陆浪人，将目光和行动转移到中国大陆的思想动力。
至于如何实现上述理想与计划，弥藏也有一些初步的思考。由于“支那革命主义”立足于反“官军”的“贼军（造反军）”这一出发点，弥藏的计划几乎完全建立在单枪匹马的个人努力之上：“吾是以决心亲赴支那，遍寻英雄而说服之。若得其人，则效犬马之劳以助之；若不得，则自立而当其任。”
这是关于由谁来发动中国革命运动的设想。至于身为异国人且言语不通的宫崎兄弟如何才能接近心目中的活动舞台——中国，这实在是实施“支那革命主义”的第一步。对此，弥藏的提案是：“吾等可移居该国，成为其国民，鼓吹自由民权主义，实行国政革命，富国强兵，在兹建设一理想国度。”
只有进入这一个层面，“支那革命主义”才代入了一些可供实际操作的内容，使其多少摆脱了“空想”的境地，成为一个虽然需要进一步摸索、完善，却已经可以操作的追求目标。
虽然有貌似合理的战略目标“亚洲的自由民权主义”共同体和似乎可行的战略部署，“由支那→而日本→进而亚洲大陆”等等行动步骤，但“支那革命主义”说到底毕竟是想象多于实证、一厢情愿的“愿景”多于可行性计划的“理想”。所以，无论是提倡者的宫崎弥藏还是追随者的宫崎滔天，都为此付出了“筚路蓝缕”“梦寐以求”的努力和代价。从1892年起，弥藏和滔天进行了种种尝试和探索。如1892年，宫崎滔天只身先行来到上海，打算学习汉语和熟悉中国民情风俗。只是后来因为经费被同乡骗走，才不得不中途放弃。
此后，弥藏和滔天多方求助，向朝鲜流亡志士金玉均和日本矿业资本家渡边元等人筹措资助但均无结果。最后，滔天去暹罗（泰国）借参加殖民事业之机接近侨居曼谷的华人，弥藏则到横滨的中国商馆做管家，边学习汉语边接近华商。1895年到1896年，滔天两次前往暹罗，历尽风浪之苦和霍乱病的侵袭，九死一生。弥藏则积劳成疾，留下“梓弓未射身先死，常使英雄恨无穷”的悲叹于1896年7月去世。
在同时代的大陆浪人中，宫崎弥藏和弟弟宫崎滔天堪称为了高远而纯洁的理想付出了身心两方面巨大代价的“殉道者”，在当时非常稀见。不过，弥藏虽死，弟弟宫崎滔天却于1897年在人生的穷途邂逅了孙中山，几乎是奇迹般地走上了兄长弥藏设想的“遍寻英雄”，“若得其人，则效犬马之劳以助之”的中国革命之途。
“支那革命主义”的闪光之处在于提倡者和践行者纯真的热情与奋不顾身般的勇气，而其不足之处则在于对中国革命的发动及成功后可能对亚洲各国产生的波及效果的展望过于乐观，对实施这一计划的难度之预估远远不足。
宫崎兄弟的绝妙之处在于，宫崎弥藏虽然在提出了“支那革命主义”的理想之后不久便谢世，但他的同胞兄弟宫崎滔天和宫崎民藏却能够相当忠实地分别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角度，以近乎疯狂的热情和定力加以实施，最终通过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人的共同努力，居然将这个空想的一部分变成了现实。
弥藏、滔天两兄弟，或可称为近代日本“大陆浪人”中的“异数”（异例、例外），但滔天同时也是明治、大正时代“大陆浪人”的代表人物之一。以宫崎滔天为代表的“自由民权派”大陆浪人，虽然始终不曾占据多数派的主流位置，却是大陆浪人群体中郁郁而不得志、曲高而和寡的一翼，实属难能可贵。
关于明治初年日本青年的人生志向与选择倾向，吉野作造曾经有过这样的观察：“对于当时的有为青年来说，其前途大致有二：一是伸展骥足于官界，二是将志向推广于民间。而这后者又有两种类型：一是对藩阀政治痛心疾首而埋头于所谓政治改革运动者，这是普通型；二是偶尔也有人以为将理想实现于当世已无可能，于是向邻邦寻求友人，欲首先一变整个东洋之风气，而后逐步推进祖国之改革。这种类型人数虽少，但或早已暗结朝鲜，或远投支那，对于后年我国之大陆经营，提供或明或暗之助力。我辈之宫崎滔天，实乃连接支那与我国之典型志士之一人也。”
可见宫崎滔天即便在当时，也被看作明治初年日本青年中不“普通”的“异数”。
以宫崎滔天为代表的“自由民权派”大陆浪人走向“大陆”的动机，有纯粹而高尚的一面。但可惜的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往往成为阉割理想使其成为服从于现实的工具。不管当事人有所警醒或者抵抗与否，这些如凤毛麟角般出现的“自由民权派”大陆浪人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不但人数十分有限，能够发挥的作用实际上也被限制到了极为可怜的程度。1930年代以后，这些人中仅剩下了萱野长知
、山田纯三郎
等屈指可数的几人（宫崎滔天已于1922年去世），而且他们再也没有像辛亥革命时代那样在“大陆浪人”的队伍中享有独树一帜的地位和影响力。
“自由民权派”大陆浪人的沦落，在1930年代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态势。此后的日本大陆浪人群体中，再也难以看到类似“支那革命主义”那样虽然质朴粗放却不乏对亚洲各被压迫民族关爱与同情之念，超越国家、民族藩篱的“亚洲主义”的言论与行动。及至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际，大陆浪人中再无“自由民权派”人物的存身之地。
大陆浪人的人员来源，除了前文介绍过的由于个人原因，经过了各自不同的心路历程而改变了人生轨迹的案例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来自团体和学校等教育机构的培养。这其中最著名的团体有早期的汉口乐善堂、黑龙会，学校类的机构则有日清贸易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等等。
荒尾精创办的汉口乐善堂，最主要的功能除了前文介绍的谍报活动之外，就是将分散在中国内地的为数不多的大陆浪人集中到一起，加强相互间的联系，确定统一的方针和行动计划，而后再分散到中国各地活动的有组织的行动。
乐善堂虽然并未直接开展教育活动，但这两个功能无疑第一次使在华的大陆浪人拥有了全国范围的组织系统和情报系统，并大大提升了他们作为“大陆浪人”的生活能力和活动能力。不仅如此，从汉口乐善堂培养出来的宗方小太郎
、井手三郎
、中西正树等人，不久都成为日清贸易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等教育机构的柱石。
所谓“日清贸易研究所”，是指1890年到1893年6月1日为止在上海英租界内创办的以日本学生为对象的教育机构。早在1888年，身负陆军参谋本部使命来华活动的荒尾精就感到日本在欧洲列强环视下扩张在华权益的不易和“急迫性”，尤其需要首先开拓“对华商务”，“养成对抗西欧各国之实力”；而“为达此目的，需要培养可从事日支贸易之合适人才”，于是返回日本游说朝野各方，筹办在华教育机构。
荒尾精很快就获得了当时的总理大臣黑田清隆、大藏大臣松方正义、农商务大臣岩村通俊、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次官桂太郎等政界、军界核心人物的赞同，并从日本政府拿到了开办研究所的援助金，接着又前往日本各地讲演游说，居然动员了500多名学生前来报名。经体检和学识测验后，从中选出了150余名青年入学。
这些学生都来自什么样的家庭呢？据野口武的统计，可以判明家庭出身的47个学生中，“华族”2人，“士族”30人，“平民”15人，其余的105人情况不明。
也就是说，仅就这47个学生的家庭情况来看，出身武士阶层即多少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者占据半数的优势。然而日本在明治维新的“废藩置县”和“秩禄处分”之后，以往武士阶层的大部分人不仅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也失去了谋生的固定职业与手段，沦落为等同于失业者的“没落士族”。因此，这些人的子女不但重视受教育的机会，能够在“海外”学习“商贸”知识和外语无疑是获得就业的有利条件，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教育方针对他们的吸引力就在这里。
这些学生中，据说不少人也是入学前就受到荒尾精讲演的感召，萌生了为“国益”献身的念头。如当时在神户跟旅日华人一起开办了制造和销售火柴公司的福原林平，听了荒尾的宣传后抛弃公司的经营而赴东京“赶考”。他发现自己名落孙山后又直接找到荒尾陈述：“先生的计划，目的是为国家培养有用之人才吧？然而，以英语和数学是否过得去为标准来决定取舍，不是明显有问题吗？与其那样，不如将认真考量是否真正堪为国家有为之人才来作为取舍标准，才正当合理。小子不肖，其实也……”
据说，正是福原的此番表白打动了荒尾，破格允许他入学的。而在第一批150多名学生中，“怀抱与福原同样泼辣精神之青年占据多数”
。而这个福原林平本人，日清贸易研究所毕业后在甲午战争中“欲挺身为国家尽力，遂假扮中国人潜伏上海，侦察南中国之敌情向本国报告，以供大本营之参考”；在他诈称湖北商人欲前往辽阳、奉天进一步探查军情的途中被中方识破，最后在南京的总督衙门以“军事侦探”的名义处斩。
临死前，据说他还高声呼喊：“汝等今天杀我，皇国之神兵不久就会到此地歼灭汝等”云云，可见其在精神层面上也变成一个以标榜“皇国精神”来效忠“国益”的忠实信徒。
1890年9月，日清贸易研究所在上海正式开学，教职员中，根津一
、西村忠一、高桥谦、山内嵓、中西正树、小山秋作、宗方小太郎、御幡雅文等均榜上有名，大陆浪人居然多人参加教学与经营。主要教学课程据说有“清语学（即汉语）”“英语学”“商业地理”“支那商业史”“簿记学”“和汉文学”（即日中文学课）“作文”“经济学”“法律学”和“商务实习”等等。
然而，这个研究所的经营由于资金短缺等，中途也遭遇过极其困窘的时期。当时正在东京筹款的荒尾精不失时机致函留在上海的师生们：“予每每逢人必语：当今我国经济之消长，惟在不可误判日清通商政略之方针。故欲议论当今之经济，宜先详细探讨日清贸易之状况；而欲探讨日清贸易之状况，又不可不先观察清国之枢机。所幸此言为朝野诸士所接受，共约以明年为期前往清国。噫，明年乃何等幸运之年乎？岂非上天赐予我等同胞之良机哉？岂非我等发奋励志，以国家问题为自身之事业，各自充任我国经济之构件、国家之构件，电运雷转，进而弘扬皇国之美名，建立挽回亚洲颓势基础之时耶？望诸子猛省勉力之！”“凡人欲为非常之事，必立非常之决心。……呜呼，燕雀焉知大鹏诸子之志？！诸子实为当今实业社会之模范、一扫积弊之创业者、复兴亚洲之委员、我国富强之制造者，岂堪与区区燕雀为伍者哉？！呜呼，诸子谨记谨记！”
这番“激励”，虽然立足点仍然似乎还是“经济”“贸易”领域，但内里已经是以“皇国精神”贯彻始终的精神训导了。
在大陆浪人中，荒尾精的“先驱”作用十分突出。他不仅自身从事情报的搜集、调查，直接为日本侵华军事活动服务，还首创了通过近代教育体制，在中国“现地”批量培养新一代“支那通”、大陆浪人的教育渠道，并且始终不忘用“国益”和“政略”等“精神维生素”来激励、引导首创期困难重重的“支那通”、大陆浪人的教育事业，无怪乎头山满不吝用“上天五百年给此世降一个伟人，以拯救人类。如果说现在就是最需要伟人的时候，俺认为荒尾（精）就是那个人了”，“荒尾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根津（一）继承了他。太可惜了，三十八岁就死了。……要是长命的话，会组建一个不错的内阁吧？一定是的。一个人又当总理，又兼外务大臣和内务大臣。真想看到那一天”等最高级别的赞词，来评价荒尾精的“理想”和教育方针。
1893年6月，日清贸易研究所送出了89名毕业生。一部分毕业生继续在随后成立的“日清商品陈列所”实习，另外的毕业生有的返回日本，有的分散到中国各地。不久，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一半以上的毕业生或作为“随军翻译”跟随日军“出征”中国各地，或利用其语言特长充当刺探中国军政情报的间谍，后来被称为“征清殉难九烈士”中的六人，都是日清贸易研究所培养出来的学生。
只培养了一届毕业生就寿终正寝的日清贸易研究所，有学者研究当初共招募了153名学生入学，这些学生当时大多是19岁、20岁左右的年轻人，父母多经历了幕末维新时期的动乱年代，学生则大多在24岁前后迎来了甲午中日战争。
这场意外而来的侵略战争，无疑大幅度改变了这些学生的命运。
如钟崎三郎，出身于福冈县地方上一所普通寺庙——“天满宫”“祠官（寺庙的神职人员）”的家庭。但他年幼时虽然刻苦修习了几年佛典，却以为“以区区浮屠之身终其一生乃男子所不屑为，应做国家有为之人物以警醒世人”，于是立志从军。此后，由于长辈的阻拦和家庭状况的变故，已经进入陆军幼年学校学习的钟崎不得不中途退学，返回九州故乡蛰伏。正是在九州，他听到了荒尾精为创建日清贸易研究所而举办的一场演讲，“感奋而不能自抑”，于是抛弃了养父母家庭和妻室，跟随荒尾进入研究所的“特别科”学习汉语及中国历史。毕业后，经荒尾推荐，钟崎进入安徽省芜湖的田中洋行就业，此后在上海、大阪间往返，如乃师般鼓动日本国内商人从事对华贸易。正当他的“商贸活动”似乎一帆风顺之时，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彼看到我（国）陆海军常常苦于不知开战时应当事先采取何等预备行动，以为男儿报国当在此时，于是更名钟左武，身着清人服装，蓄辫发，假扮卖药商人往来于山东、直隶之间，到处侦察支那方面之军事动静”
。开战期间，他先是帮助日本海军大尉泷川具和秘密测量渤海湾，其后又与石川伍一潜入天津，“频频打探敌情，事无巨细速报本国。当时我国于朝鲜战场出师极为机敏适当，使支那方面不胜惊叹，据说实在是石川、钟崎之情报既准确又迅速，居功甚伟也”
。钟崎的情报活动甚至受到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的赞许，将他的“功绩”汇报给明治天皇，于是中途回国的钟崎在广岛大本营受到了天皇的接见并赏赐酒菜与茶果。一介浪人受到如此殊荣，使钟崎更加感奋，留下“无论何时赴死再无憾事”的死前遗言，再次充任陆军翻译官随日军第二军登陆辽宁金州半岛。三天后，假扮中国人执行侦察任务的钟崎等六人在碧流河被满州骑兵统领依克当阿部下发现拘捕，不日即被清军处斩。
关于日清贸易研究所在培养年轻一代大陆浪人方面的作用，三度出任首相的军人政治家桂太郎曾言：“日清贸易研究所创立当初，余与川上（操六）大将共赞其举，共助其事。27、28年战役（指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兴，君动员门下经年教育之学生，悉数充任随军翻译之职。学生诸君均为忧国之志士，奋不顾身，贡献国家，中外皆赞不绝口。凡此无不源自君之训育。君之功可谓甚伟焉。”
桂太郎从有利于“国益”即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路线的角度给予荒尾精和他的学生们极高的评价。
关于日清贸易研究所学生在甲午战争之际充任随军翻译、直接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一事，后世的日本学术界里既有学者基于该所学员所做的对华“调查”实际上是日本“战前对华调查”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把日清贸易研究所定位为“军事性谋略机构”
；也有学者主要从开设目的的角度出发，认为“新开设的‘日清贸易研究所’归根结蒂是一所商业学校（business school），其最大的目的是让学生们为此在中国当地学好汉语，体验中国的商业习惯。这也是（该校）最重要的特色”，从而有意无意地为这些学生尤其是为研究所创立人荒尾精开脱。
但据对荒尾的才具和“器识”赞誉有加的近卫笃麿回忆，当甲午之役爆发，“皇师出征，问罪于清”之际，正是由于“君（指荒尾精）乃上疏，具陈敌国情势，及攻伐善后之方略，荐故旧门生二百余人于大本营，充侦候通译”的。
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学生们或许由于无知、身居被支配的地位而多少有些无辜，但正是他们的“导师”荒尾精将他们领上大陆浪人的人生道路的。
东亚同文书院是东亚同文会在中国开办的学校，是近代历史上“日本最大的在外文化设施”
，也是近代日本在中国创办的旨在培养新一代“支那通”的高等教育机关。东亚同文书院起始于1900年在南京成立的“南京同文书院”，终止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在上海被关闭的“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前后共存在45年，在该校就读过的学生多达5000余名，这些学生大多由日本各地方政府选派，后来也招收过一部分中国学生。
作为校址设在中国的日本教育机构，东亚同文书院不但得到了当时中国官方的认可，也是依据日本《专门学校令》获得法律认可的正式“高等专门学校”（其后又根据日本《大学令》的规定，升格为“东亚同文书院大学”）。该校的经费，主要依靠“国费（政府补助金）”和“公费（由派遣留学生来华的日本各地方政府提供的派遣费）”来运作，因此可以说是一所具备浓厚“官方色彩”的“民办学校”。
南京同文书院的成立，起始于近卫文麿向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游说与刘的响应。由于在当时的中国，外国人在租界以外的地区开办学校几乎没有可能，没有刘坤一的应允与支持，该书院自然无法成立。另一方面，该书院与日本政府和军方之间的关系也是值得注意的。例如，最初拟定前往南京同文书院担任第一任院长的佐藤正，就是甲午战争中率领元山支队参加过平壤争夺战等战役且立下“战功”并负伤的“独脚将军”，只不过由于参谋本部顾及到“同文会假借开办学校名义派遣军人出身的佐藤去南京，会不会让人怀疑想在当时搞什么策动呢？”的可能性，因而这项任命才未能落实。
然而，侵华战争爆发后，书院与日本军部的关系再也无需遮掩，书院不仅积极地应军部的要求派遣学生充军，1938年向日本政府请求由“高等专门学校”“升格”为大学之际，还特意在《设立主意书》中强调了书院迄今为止为所谓“圣战”所做的“贡献”：“本会于上海创立东亚同文书院以来约四十年……往年‘满洲事变’，此次‘支那事变’之际，从军以助皇军之行动，为国家所作贡献在所不少。日支之关系，以目前事变为契机正迎来划时代之变革，为将来能够向大陆输送更多有为之才，在培养方面更需愈发进步向上……”
希望该校作为培养“支那通”最高学府的地位能够名至实归的愿望溢于言表。1939年1月，东亚同文书院升格为大学的议案以“政府提案”方式送交日本国会审议并获通过，同年12月由总理大臣阿部信行和外务大臣河原田稼吉、文部大臣野村吉三郎等联名报请昭和天皇以“御名御玺”方式签名盖章后正式公布施行。
以“同文”标榜的这所“书院”，除招收日本学生之外，还开设有“清国学生部”招收中国学生。来自日本国内的学生，主体是各府、县等地方政府用“公费”派遣而来的学生和政府机构选派来的学生。这些学生中，有些人本来就是玄洋社系统的大陆浪人
，其他大多也都是怀抱种种“冒险心”“野心”之辈。据当事人回忆，第一届学生在东京聚会时，场面就极为热闹：“来自全国的新生聚集到银座西泽旅馆。由于是北清事变（即义和团事变）之后，场所又在大陆，怀抱梦想和强烈冒险心的人自然都来报考。学生的年龄从18岁到35岁都有，社会身份也是五花八门，有政党支部的干事、县议会议员，也有初中、女学的老师，政府机关的官吏，士官学校的肄业生，住持等等。在身着藏青色和服上衣、小仓式裤裙和脚蹬木屐的人群中，也有身穿西装、头戴礼帽的洋派人物，甚至还有威风凛凛的穿着大礼服来的人。大家以为‘大礼服’是老师，后来经自我介绍才知道原来也是学生，于是敬意一扫而光。虽说是豪杰济济，大家也都怀着前赴险地的心情，匕首、短刀自不必说，还有人偷偷在行李里带上了手枪。”
这样的一群学生到了中国大陆，只会演变成比在日本国内更加多样化、更加复杂的群体。
东亚同文书院的《兴学要旨》规定了学校的建学精神：“讲求中外之实学，教育中日之英才，一以树立中国富强之基，二以巩固中日辑协之根本。（吾人）所期，在于保全中国，确定东亚久安之策，树立宇内永远和平之大计。”
对于最具实际意义的“实学”的教育内容，另一份纲领性文件《立教要纲》是这样规定的：“以德教为经，基于圣经贤传以施之；以智育为纬，对中国学生尤重日本语言文章，并教以泰西百科实用之学问；对日本学生，尤重中英之语言文章及中外制度律令，并教以商工业务之要点。以期各自通达强立，成为国家有用之士、当世必需之才。”
这里所说的“圣经贤传”方面的知识，据说主要指儒学的学说与理念；而“实学”的实际内容，则有外语及“泰西百科实用之学问”尤其是“中外制度律令”和“商工业务之要点”两大门类的课程设置。
书院当初的课程设置，是按照当时的高等商业学校和高中的教育水准制定的。“政治科”的学生主要学习伦理、清语（即汉语）、英语、清国政治地理、清国商业地理、民法、商法、国际公法、清国近时外交史、汉文、汉文尺牍等课程，“商务科”的学生除了上述共通课程外，还学习清国商品学、商业学、簿记等等。
东亚同文书院利用“在华文化事业”的特殊地位所开展的最重要的“事业”之一，就是以学生为主体，最大限度地发挥高年级学生以独立自主精神完成的所谓“中国内地大旅行”活动。这项活动从第一期学生开始，直到日本战败投降的1945年为止的45年间，几乎未曾中断，参加该活动的学生据说不下5000人。“无论是规模之大，足迹遍及地域之广，还是留存至今的调查记录之丰富，都是任何地区的任何学校未曾完成过的一大壮举，是一项重要的学术事业。”
《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一书对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中国内地大旅行”的无条件赞誉虽然无法苟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活动从构想到实施，从当时到而后若干年，对形塑东亚同文书院的形象和书院学生的人生道路，都发挥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所谓“中国内地大旅行”，是书院绝大部分学生利用临近毕业的前一年暑假，在领受中国官方发行的“执照（旅行许可证）”后，花两到三个月时间（有时甚至长达六个月）到中国内地的各省进行“调查旅行”。返校后经过整理、分析撰写出来的报告书，一般就作为毕业论文来判定学生的学业成绩。这种极具特色的“中国内地大旅行”，据说是院长根津一提倡的“实学”精神用于教学实践的最具代表性的体现。
“中国内地大旅行”最初设定的目的，据早期任教的根岸佶所说，其实有一些不得已的因素。“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的知识十分贫乏，尤其是在商业、经济领域，更是如此。在中国的日本人，如果不依靠买办，就无法直接跟中国人做生意。于是，根津院长就受命尝试着培养不必借重买办直接做生意的实务人员。但是教授们自身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不得已就利用学生们以修学旅行的方式进行调查，然后让他们写成报告。这些报告书汇总成《支那经济全书》12卷出版，居然获得意外的好评，毕业生也可以不再利用买办就可以做生意了。”
从那之后，“中国内地大旅行”就成了书院学生毕业前最重要的一门课程。
1907年，看到书院学生通过“中国内地大旅行”撰写出来的报告书有着多方面的利用价值，日本外务省开始提供“中国内地旅行补助金”（每年1万日元，三年共3万日元）
，从1905年8月入学的第五期学生开始，“中国内地大旅行”就开始“被真正地制度化了，不光编进了课程，而且调查内容也变成了对中国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实地调查旅行”
。
“中国内地大旅行”从酝酿到实施，其实背后早有来自日本政府方面的要求：“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出于对抗俄罗斯的考虑日英结成同盟，日本方面就需要通过调查掌握俄罗斯在中国西北部渗透状况的实情。跟外务省有关系的根津院长，就把这项调查交给了刚从东亚同文书院毕业的五个第二期的学生。”
这也是外务省之所以特意为“中国内地大旅行”提供资助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国内地大旅行”的调查对象区域设定，随着日本对华势力渗透的视线所及，日益向中国内地、边疆地区扩展。据学者统计，“到第40期学生为止实施的调查旅行路线，仅笔者已确认的部分，就达662条，全部（调查旅行）恐怕不少于700条路线”；“虽说是通过学生们的双手，但历时半个世纪，对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进行了密度如此之高，并且是有组织的调查，仅此一例”
。“由于大部分是日本人从未涉足的路线，而且各地通行的货币不同，书院为学生们预备了银两。（学生们）是带着锅、釜露营，还有步行加马车的旅行”
；“调查项目和调查地区确定后，几个人分为一个班，最盛时期有二十几个班出发（调查）。（学生们的）服装是盔型帽，开襟上衣，短裤长袜，高腰皮鞋，恰如前往非洲的探险队一般”
。“从十五期、十六期学生前后开始，调查课题确定为金融、交通与水运、农业等。到了丰硕期的第二十几期，搜集到了大量的情报信息，学术色彩也更强了”；“（撰写）报告书以‘书写真实’‘不讲道理（即不谈空泛理论）’‘不写暧昧模糊的事情’为基本原则，目的在于追求真实性和藉以了解学生的实力”
。
学生们提交的报告书，虽有笔致朴拙、提炼与分析不足等欠缺，但他们基于脚踏实地的查访并形诸文字的观感，却填补了当时有关中国情报领域的大面积空白，因而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第一期学生中“神津班”和“大原班”的报告书，几乎原封不动地以《清国商业习惯与金融情形》为题公开出版，并获得良好的商业效果。此后，除了每年结集自费出版而外，学生们的报告书另外还成为东亚同文会编纂出版的《支那经济全书》和《支那省别全志》的重要素材与资料。在有关中国的类书极为欠缺的当时，这些出版物无疑是了解中国各类信息和情报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未经编辑的原始的调查报告书，据1940年出版的东亚同文书院《创立四十周年纪念志》介绍，每份报告书都会制作五份副本，除了同文会和同文书院各保留一份外，“每次分赠参谋本部、外务省、农商务省各一份”
。无论当事者本人是否有所自觉，尚未毕业的这些年轻人实际上已经成为近代日本对华“情报战”“总力战”的马前卒、“蹚雷者”。
“中国内地大旅行”有时恰逢中国内地发生重要政治变动或者社会动荡的时期，学生们的“调查活动”也会引发重要的反响。如1919年秋，东亚同文书院暑假组织学生临时进行了一次“华北大饥馑调查”。参加调查的学生共分五个“班”，每班4—5人，共22人。这些学生10月19日出发，为期20日左右，沿着“上海→汉口→石家庄→太原→保定→北京→天津→济南→青岛”或者“上海→汉口→保定→高阳→任丘→河间→沧州→德州→济南→青岛”两条路线，对蔓延华北地区数省的大灾害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饥荒的实际状况进行了调查。由于学生对灾区和灾情了解不足、心理准备和技术准备（知识、技巧）不到位等原因，调查计划目标粗泛，观察肤浅，致使调查结果主观认识和判断居多，亲身了解、采访较少，传闻较多，遗漏与模糊认识较多，作为调查资料不仅深度远远不够，可信性也大打折扣。第三班和第四班的学生只是“观光”+“文化比较考察”的游学式调查，是一次“不及格”的调查。唯有第五班的学生，在耗时25日的“加时”调查中深入反思，提出以下几点疑虑：敞篷货车上衣衫褴褛的南下民众是因旱灾而出现的灾民还是每年都有的流民？今年北方各地仅仅是歉收还是真正的灾荒？京汉路沿线的荒凉原野，究竟是不是旱灾引起的？“饥馑”“救灾”的呼声如此之强的背后，有没有来自民国政府和媒体的考量和私心？美国为何如此积极呼吁和发起“国际救援”？等等。这些疑虑引起了校长的重视，校长隐约感到失职，认为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细密、正规的调查，于是重新组织第二次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汇编为《北支大饥馑调查报告书（北支大飢饉調査報告書）》（东亚同文书院编辑、出版，无出版年代说明），虽说是“补考”，总算也交出了“答卷”。
或许是更为老道的殖民主义统治经验和同样以在海外“开疆拓土”为使命的冒险者的直觉使然，一位英国军人当年通过对东亚同文书院短时间的实地考察，就看出了该校学生“实地调查”所包含的重要战略意义。“他们（学生们）外表上像是中国人，而实际上都是怀抱‘这个国家（指中国）虽然既孤立又软弱，但是土地辽阔，而且最后不过是由日本人来统治的世界上一大市场’的念头而从事调查（活动）的狡猾而敏锐的调查员。日俄战争时期派出数十名军事侦探（原编纂者注：这里把作为翻译官从军者也混同到一起了），为国家出了大力的，就是这所学校。日本政府所以能够得到有关清国政治、商业的各种情报，也是因为有了这所学校。”
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毕业后不少人从事情报调查等间谍、侦探活动，直接为近代日本侵华战争及经济、文化渗透活动尽力，其原因在于他们在校期间的“调查旅行”，实际上早已超出了“实习”“训练”的范畴而带有“准实践的意义”。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日本陆军进犯上海。在日本驻华公使和驻上海总领事的坚持下，东亚同文书院决定临时从已成为战场的上海迁往日本长崎，但是日军方面却提出了希望1934年入学的第34期四年级学生充当军事翻译官从军的要求。而“学生中也（有人）决然出面请愿，自愿挺身而出承担此任务”，于是8月22日临时教授会等同意学生们从军。9月3日，东亚同文书院院长大内畅三向第34期学生发出《告谕》。首先，他向学生们宣传日本对邻国发动这次侵略行动的“正当性”。曰：“祖国大日本帝国为实现东亚永远之和平，终于在举国一致体制之下，派遣皇军赴邻邦大陆之南北。当此之际，我帝国臣民无论何人，谁不念及责任之重大，怀抱牺牲奉公之耿耿一念乎？”
虽然当时的日本国内舆论，几乎也都使用基本相同的语言，将日本民众驱上侵华战争的前线，驱上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各个领域，但是身为东亚同文书院院长的这番开场白，对于听讲的学生们来讲，更包含了来自院长、教员以及校方背后以“天皇”的名义和权威出现的日本政府、日本社会的要求和压力。
接着，大内院长对学生们提出了更明确、更直接的战争动员：“我军将士虽然忠勇义烈，但进入（中国）当地后，难免因言语不通，地理不明，产生出种种不便与困难，令人不得不为之担忧。因此，在此谨告四年级诸位学生：诸子幸而在支那当地求学，既了解其语言、地理、人情与风俗，且又修习了我书院特殊课程‘支那内地大旅行’。时值今日，想必诸子必能鉴于重大之时局，念及书院创立之宗旨，焕发挺身奉公之至诚，以热切之意气决然奋起，共赴时艰！祖国现正有求于诸子！于此之时，深望诸子发挥自身所长，或充任随军翻译，或参加后勤服务，为祖国做出力所能及的奉献。”
在这份《告谕》的“谕示”、驱使下，学生们据说纷纷写“血书”志愿从军。9月30日，第一批充任“海军翻译”的5名学生就离开了书院前往军中。10月25日，应日军“上海陆军武官室”的要求，又有20名学生以“陆军翻译”身份从军。10月29日、30日、11月5日、11月22日，同文会和“上海陆军武官室”等又陆续发出征发学生从军的要求，四年级学生前后六批共有80人成为翻译从军，大部分被分配到从杭州湾登陆的日军“柳川兵团”中。
实际开赴前线，学生们自然避免不了牺牲。不久，就传来学生石井胜在芜湖战死和多名学生负伤的消息，还有一些学生由于“所属部队的要求”，战事结束后也无法返校参加毕业典礼，被迫从军两年有余。
1938年2月24日，东亚同文书院“在校园内设祭坛，用佛教仪式为已故陆军翻译石井举行学院葬。以长崎要塞司令官志岐中将为首，官民一千余人参加葬仪，所属部队长官牛岛少将等多人致吊辞，仪式极为严肃庄重”
。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办的学校里，为丧命于侵华战争的日本学生炮灰举办的葬礼，其意义和对“后辈（师弟）”们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如1938年8月，又有第36期的4名学生，“志愿在暑假期间充任义务翻译，被安排到芜湖方面的师团司令部，启程”
。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东亚同文书院再次应日本军部要求派遣四年级学生80人上战场，充任侵华日军的“随军翻译”。除此而外，1941年10月起，根据日本文部省关于各级学校都应建立起“有事即应（召之即来）”的“总动员体制”的训令，东亚同文书院建立了以院长为队长，将全校学生分为四个中队的“报国队”体制。东亚同文书院又利用教育机构的特点，“为彻底发扬举学一致、热烈报国之精神，戮力献身靖亚之大业，涵养、发挥修文练武质实刚健之校风”，进一步将学友会改编为“靖亚奉公会”，将原本应与政治活动无关的学生团体纳入“战时体制”。到了战局日益窘迫的1943年12月，书院大学的学生也开始被动员“学徒出阵（征发在校生上战场）”，而不是多少还能发挥该校学生特长的“随军翻译”，标志着书院本身也失去了以往多少被“青眼相加”的特殊地位，完全被融入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制之中。到了这一年的10月，“伴随着时局的重大变化”即日军在战场上的日益不利地位，书院学生甚至被编成“学徒勤劳队”，“第一支队赴江南造船所，第二支队赴部队汽车工厂，第三支队赴各特务机关或校内”等“陆海军之军需设施”，弃学“奉公”。
“虽说是外部压力所致，但是书院学生在日中战争中的随军翻译和学徒出阵（行为），使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失去了继续在中国存在的理由”
，东亚同文书院就在把自身完全融入所谓“大东亚圣战”的过程中，迎来了日本的战败投降，1945年12月第二次“日侨”遣返船出发后该校在中国最终关闭。
由于在校期间就有了非常丰富的人生经历，东亚同文书院的毕业生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中不少人似乎在或长或短的一个时期里都实现了“大陆雄飞”的梦想。仅以第一届毕业生为例，有的人“由关东州都督府的陆军翻译转为《朝日新闻》的通讯员，后来又得吴佩孚将军之知遇，前往洛阳充任顾问”（冈野增次郎）
；有的人“进入外务省，后因张作霖将军之恳请由领事转任其顾问”（阪东末三）；有的人“从长春的日本领事馆跳槽大仓，为（日本的）‘华北进出’立下功勋”（冢崎敬吉）；有的人“从天津的建筑物公司跳槽大仓洋行，住在北京的豪宅中，广交中国友人，俨然政商之巨头”（增永常雄）；有的人“就职于中桐洋行汉口支店，后担任济南商业会议所会长”（大间知芳之助）
；还有的人“进入外务省工作，直至担任总领事为止凡二十八年，后任汉口的居留民团团长”（山崎诚一郎）。
即便是后来成为大陆浪人的毕业生中，经历也是多种多样。如山田纯三郎继承乃兄山田良政
的遗志，积极参与中国革命党的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曾同宫崎滔天一起赴香港，迎接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并居间设法为南京临时政府向日本方面借款。“二次革命”失败后，山田依然跟孙中山、陈其美等一起活动，1923年11月还携带孙中山的亲笔密信前往东京，交给政界要人犬养毅。孙中山去世时，山田纯三郎是守在病床前唯一的日本人。侵华战争爆发后，据说他还“批判蒋政权之独裁和反日政策，其后又批判日本军部之暴走，反对成立汪兆铭政权，向政界要路（人）建议同重庆政权进行直接交涉等，屡屡被日本军部白眼相待”
。又如武士家庭出身但幼年便成为寺庙住持养子的水野梅晓，毕业后利用其渊博的佛学知识结交中国各地高僧，在湖南省长沙开设僧学堂，讲授日语与佛典，不仅与湖南当地王恺运、王先谦、叶德辉等文士相交往，还结识了王一亭、张大千、康有为等名士。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水野离开长沙，到长江沿岸开办临时野战医院，收容和救助南北两军的死伤人员。1920年，水野在中国国内拥有的丰富的人际关系被外务省看中，委任他担任宗方小太郎等人经营的《东方通信》的“调查部长”，此后，“外务省情报部有关中国的发表，多来源于东方通信调查所得资料”
。离开《东方通信》后，水野又接办《支那时事》，发行《支那时报丛书》等书刊。伪满洲国成立前后，水野积极支持“满洲国”首任“国务院总理”郑孝胥的活动，郑“为寻求日本方面理解与支持而来日之际，水野长随左右，执犬马之劳”
。
再如龟渊龙长，先就职于“铃木天眼的《东洋日出新闻》，又转赴满洲盖平师范学堂任教习，次又赴满铁调查部十年，又转赴鸠山一郎主持之中东海林公司。后获得北京政府之许可购得乌苏里江珍宝岛周围七十一万坪自然林移居该地，并同一百五十名马贼交涉，付定金十五万元成功收买”
。松岛敬三“毕业后任陆军翻译官赴满洲任职，其后便音讯不通”；佐佐江佳吉“就职于三井（物产公司），开拓了将棉纱布输入满洲的商路。在职十多年，还成功地在蒙古收购过张作霖所有的广袤土地，其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三井供职中收购临近长春铁道附属地带的土地，成为后来长春市区建设的基础”等等。
此外还有第26期毕业生中下魁平，1932年跟上田骏一起领受在黑龙江创办“协和会”支部的任务前往齐齐哈尔。两人到达后租借黑龙江省官银号教习所的一处房屋作为根据地，对外宣称“黑龙馆道场”的柔道教室，实际上“此后四年时间里，成为黑龙江书院同窗们的协和会、县参事官们的活动中心，有时宛如梁山泊”
。
固然，东亚同文书院在中国国内开办的几十年中，接收过各种各样的学生，也输送了众多的从事经贸、文化事业等与侵略战争并无直接关联的人才。书院曾邀请过胡适、鲁迅等中国文化名人来校授课或演讲，学校也有过“中国问题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之类左派学生组织，并组织过“散发反战传单事件（1930年2月东亚同文书院的左翼学生团体向访问上海的日舰“出云号”和“八云号”少尉候补生等散发反战传单的事件）”“外国兵士委员会”的反战活动等。一部分左翼学生如中西功等人毕业后还积极参加反战情报和宣传活动，同中国人民一同抵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书院毕业生囿于生存需要已经被置于中日两大民族激烈对抗的大环境之中，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到或者积极参与到侵华活动、侵华战争的各个领域之中。即如伪满洲国政府成立之后，仅依据1936—1938年间的不完全统计，在傀儡政权中任职的东亚同文书院毕业生就达240余名，尤其以第26期—第30期的书院生为多。
此外在“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等伪政权、“新民会”等汉奸组织中供职的书院生也不在少数。
这些毕业生不少人被任命为伪政权的“县参事官”，如聚集在“黑龙馆道场”的毕业生们就大多如此。如“当时县参事官的任务就是：（1） 搜集情报和宣抚工作；（2） 回收民间的武器；（3） 提供春耕资金等”。
第（3）项和第（2）项任务属于临时性的工作，而第（1）项任务不但是长时段的工作，似乎也最能发挥书院毕业生们的“特长”。至于散落在“民间”以“浪人”身份活动的书院生，后面的章节还会另作介绍。
对于东亚同文书院的设立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危害，当时的中国官员并非全然无知。如一位中国官员就曾对外国军官感叹道：“在我国也曾有人谈过同样的事例，即1870年德法战争（即普法战争）之际，德国人据说比法国人自身还要更了解法国的事情。日本人对中国也是同样。但可惜我们却无法制止它。”
据说当时在军统特务机关供职的文强，也曾经对潜伏在上海的日本特务机构进行过调查，其结果是：“在上海，日本特务活动的中心地方，一个是上海的海军俱乐部，谁也进不去海军俱乐部；另一个是同文书院，这两个地方尽是日本特务。”对于文强的调查结果，戴笠也表示对于日本军方的内部无可奈何，只能从同文书院方面下手：“你指出来的那两个地方，日本海军俱乐部进不去，我们没有内线，同文书院有许多特务隐藏在里边，这些特务都是些高级教授，最熟悉上海的情况。”
可见当时的军统系统，已经在上海把同文书院的师生看作了主要的对手之一。文强奉戴笠之命行动的结果是，直接去同文书院绑架了几个日本教授，据说这几个教授“交代出了几十个日本特务”“还把日本间谍的名册交给了我们”
，但真实的情形不得而知，而同文书院依然在上海开办如故，无任何改弦更张的迹象。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
“大陆”不但对“浪人”们来说简直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天堂”，对于留学生中律己能力较弱或者本来就是为了追求刺激、“放浪形骸”而来大陆“闯荡”的年轻人来说，就是提供了一个易于放纵自己走向堕落的环境。据说当时的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时常饮酒，除了汉语之外其他都不认真学习”之类现象屡禁不止。
日本著名中国史学家且做过新闻记者的内藤湖南游历中国各地，早在1900年前后就跟日清贸易研究所和东亚同文书院的师生们都有接触。内藤敏锐地感觉到这些年轻人到了中国之后，人生观和生活态度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非但很难成为优秀的“中国通”或者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有用之才，反而极易染上恶习气与坏作风，成为破坏中日两国维持正常关系的“前车之鉴”。“在日清贸易研究所设立的时候，设立者自有一种气概而沾沾自喜。但是应招的书生们，本来就是和当时的时代风潮相背逆，放弃了容易立身处世的学问，前往人人厌弃的中国，所以他们以英雄自居，以豪放相尚，是些不入寻常规矩的人们。这也是形势使然。据当时管事的人说，研究所的学生非常难管。所以，讲课的内容是商工贸易等实在而平和的业务，但那些群居的少年们的梦想却是席卷四百州，创立空前勋业。杀伐成风，酗酒成习。好处是日清战役时他们担任军事侦察，履危冒险，甚至有人捐躯报国；坏处是在上海的国人中留下一种难以治愈的浪人习气，动则影响侨居的少年，使他们成为酗酒的豪杰。余风现在还没有断绝，应该作为前车之鉴。”
“现在的留学生中（指日本中央或地方政府派遣的赴华留学生），有以上心思而从事研究的，我在北京见到一位。而此人并不是官府或团体的派遣生。其余在上海地区的留学生，以商工贸易等实务为研究方向的，也都杀伐酗酒，高谈阔论。一些席卷四百州的策略，已经到了日不暇给的状态。上海地区的状况如此，而交通上以上海为门户的苏杭汉口这些地方，也很容易受到影响，如果再送一些有气概的少年去，不断地制造英雄豪杰，那么对于本来已经苦于豪杰过剩的日本，岂不是火上浇油吗？”
内藤湖南的观察，还没有涉及对大陆浪人“候补军”的这些青少年此后的恶劣影响以及对其参与侵略活动的批判，但已极清晰地刻画出了这些少年中的许多人最终成为大陆浪人的轨迹，而且指出这些青少年染上“浪人习气”的人占了绝大多数，反而是自费来华学习的人中，才有若干悉心向学的学子。固然，内藤湖南的观察其实还是局限于一部分表象，他并没有看到其实是近代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扩张和侵华利益需求不断扩张，才不断地制造出这样一批批“英雄豪杰”的，这才是他眼中“形势使然”的背后因素。因此，他反而片面地以为，只要注意选派“沉稳近于因循”的留学生来华，就可以改善这样局面：“中国大陆确实是一望之下容易鼓舞雄心的地方。所以，即便是文人墨客这样的闲游者，在那里的笔谈也动辄纵论形势。因此，派往中国的留学生，应该选择国人中沉稳近于因循的人，少派英气过锐的人。……只是选择气概恢弘的少年，让他们从事于东亚经论的空谈和酗酒豪杰的练习，这在今天已经毫无必要了。”
然而，即便如内藤湖南所述“只是选择气概恢弘的少年”，就可以改变来华青少年们不断地堕落为大陆浪人的设想，其实也不过是一介书生的善良愿望而已。试看日俄战争后期弥漫于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中的战争狂热和对书院学生们的影响，就不难明白当一个国家和民族被已经成为主流意识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意识、理念所笼罩并左右了政治方向的时候，青少年们是多么容易被时代大潮所裹挟、所激励，自觉地从“少年”“书生”转变为“英雄豪杰”的大陆浪人的：“（1905年）当时日本方面船舶已经陷入停运状态，居留上海的‘邦人’（即“国人”之意，指旅居海外的日本人）们在令人可怕的不安中度日。5月28日，日本海海战大胜的捷报传来，上海的在留邦人们欣喜雀跃，学生们也跟居留民一同通宵畅饮”，“蓄上长发，口中豪言壮语层出不迭”的“豪杰”型学生也随之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