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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胸腔吞吐天地，
此心肠看破世事；
虽无金肠铁躯，
却视权势富贵如粪土。
压制迫害何所惧，
为拯救天下的弱者，
为杀尽不义之徒，
吾辈拼将性命赌一个你死我活。
……
吾辈以四百余州（指中国）为战场，
握东洋和平之关键于股掌；
不起则已，起则纵横天下，
统领“马贼”“回回”“海贼”“狼匪”，
横扫黄毛碧眼人之胆魄。
请尝尝浪人天下的滋味如何？
……
流传于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的这首题名《浪人天下》的歌谣，据说出自化名“钝牛庵霸王琏”的一个日本人之手。歌词中“吞吐天地”之“胸腔”，“看破世事”之“心肠”，“视权势富贵如粪土”之“气势”，“拼将性命赌一个你死我活”之性格，还有“以四百余州为战场”“统领‘马贼’‘回回’‘海贼’‘狼匪’”之手腕，活画出了当年的日本浪人以“国士”自居，陶醉于半是现实、半是梦境的以“握东洋和平之关键于股掌”为使命的精神风貌。而以“东洋”众豪杰之领袖自居，欲与“黄毛碧眼人”一决雌雄的“国际对决”的视野，也是以前的“凡庸浪人”辈们所不具备的。
还有一首据说是池田龟鉴作词（也有人说是著名的“大陆浪人”宫崎滔天所作，但征诸宫崎本人的著作及其思想脉络，几乎可以断定为误传）的《马贼之歌》，虽然大致流传于同一个时代，却传输了稍有不同的心理状态。
我就要启程了，你也来吧！
狭窄的日本让我住腻了。
波涛滚滚的对岸有支那，
支那那里有四亿的民众在等待。
……
长白山的晨风下，我按剑俯望，
北满洲的大平原，做我家还嫌太窄。
抛却故国十余载，如今是满洲的大马贼；
穿过亚洲高原的树丛，派出喽啰五千人。
今日衔枚吉林城外，明日袭击奉天府；
风拂长髯，电光霹雳，今天已夺五万两！
在日本“住腻了”的日本人，从古至今除了这个时代之外可谓极其罕见。短短数行歌词的背后，可以读到对当时日本的“失望”“绝望”和一旦到了“支那大陆”说不定可以成为四亿民众的“救世主”的期待，对血气方刚、野心勃勃却又朦胧无知、对世界大势不甚了了的青年人来说，无疑是“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下突然展现出来的“柳暗花明又一村”般的梦境。从这首歌词又可以看出，虽然明知“浪人”“马贼”之类的勾当未必光彩，但对于在当时社会现实状况下看不到出头之日又难以冲破种种限制、压迫的一部分日本青年而言，跻身“浪人”“马贼”的队伍拼搏一番，似乎也未必不是一个散发着魅力乃至魔力的“人生游戏”的选项。
歌若史，史即歌。事实上，从20世纪初叶开始，就有许多日本青年哼唱着这些歌曲或者在类似歌词的感召、激荡之下，离开“狭窄”的日本来到中国大陆，开始了希冀通过冒险、拼赌来实现人生志望乃至“一攫千金”等五花八门梦想的“乾坤一掷”的人生。仅仅由于故国的“狭窄”“沉闷”，这些人就真的能够抛弃父老和故国，去人地生疏的邻国“赌上”自己的人生吗？今天的日本青年人，已经很难相信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日本人”，对他们当时的心境与情怀更是无论如何也觉得“不可思议”“无法理解”，或者有人还会进一步追问：“何以至此？！”然而，这些人的存在，毕竟是无法隐去和抹杀的历史真实；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应当得到历史的说明、甄别和清算。这些人，就是本书将要介绍的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群体——“日本浪人”。
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浪人”“日本浪人”是日本对华进行经济渗透、政治压迫和军事侵略活动中重要的一翼，也是屡屡见诸报刊的热门字眼之一。若简单搜寻一下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国内发行的报刊，就可以看到“日本浪人”的身影在各种不同事件、不同场合频频出现，涉及“日本浪人”的报道比比皆是。与此同时，此类报道以及有关“日本浪人”“浪人”的回忆、记忆史料中也存在着不少共通的疑点和问题。
如《晨报》1920年5月18日第2版《日本浪人扰乱中东路》一文报道：“据确实消息，政府近接吉林省长徐鼐霖之急电，报告日本浪人近在中东路哈满一带勾结土匪，劫掠旅客，扰乱路政。该路局与日军交涉，请其剿捕，刻仍置若罔闻。此种不法行为，我国应如何取缔，设法剿捕，务恳迅示机宜以便有所遵循云云。”
这篇报道以行政电文形式，揭露了“日本浪人”在当地“勾结土匪，劫掠旅客，扰乱路政”的行径，甚至使吉林省长也深感头痛，但由于这些人在当时的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等种种特权，使地方当局取缔时不免投鼠忌器，只好请当时的中央政府指示机宜。这是活画出当时“日本浪人”在中国东北地区无法无天、胡作非为的局面已经发展到何等严重程度的一篇报道，但可惜缺少具体的细节铺垫和说明。
第二篇是《益世报》1922年12月9日第2版的报道《王熊赴青岛与青岛治安 隋石卿已被释出 日本浪人又图劫掠外侨 王熊七日赴青十日接收 或不致再有问题》：
“关于青岛匪讯，本报已迭有详细报告，日本方面对于我国外交当局之抗议，虽饰词诡避，然无论如何，日人之纵匪阴谋，已不免有多少之破绽，即不然而日人治匪不力，在我国未接收以前，亦当然负完全之责任，现此事以外侨治安关系，已引起各友邦之注意，据使馆界消息，青岛归客谓刻下土匪蠢动，皆日侨居留民及日下级官吏，暗中鼓动，并种种之资助，自各报得日人秘谋宣布后，日当局已取严厉之办法，又山东一混成旅已到城阳，由此至海滨，作一防线，使外边土匪，不致侵入青岛界内云。据某外报本月六日青岛通讯云，日人纵匪扰乱青岛地方一节，兹经详细调查，知前所报告，业已证实，盖吾人欲希望日本人欲任剿匪之责，不啻缘木求鱼，查匪徒安居胶澳，已阅两月，前两星期内，竟公然出而滋扰，盘据中国各大旅馆，任意逍遥法外，华人赋性愚怯，不知防范，而反与言和，十一月三十日，有设宴与匪磋商之举，匪首及各大商人，均经列席，后因小有龃龉，商会会长遂被匪虏，直至昨日，始见释出，现匪众横行市场，势焰正盛，日本军警，竟置若罔闻，毫不加以制止，中国之驻青军警，共只一千五百名，又仅三分之一备有武装；日本方面，不肯以已撤军警之武装，转移应用，第允另由日本运入，新式武装，以供中国之需，然此项运入之品，非至本月十二日不能到青，实际上中国军警，遂难有剿匪能力，故居住青地之殷富华人，已迁移一空，中国商店，均已歇业，即日本银行，亦不过每晨略事开张，敷衍门面而已……四处谣言蜂起，风传有日本浪人二百名，与匪勾结，意图劫掠外人住宅，架虏外人，以便勒索金钱，外人得此消息，今晚即召集会议，讨论防范办法，咸希望英美军舰能开至青地，以资保护云，王正廷出京赴鲁，已志前报，兹闻王氏已有阳电致某方面［日本？］报告本早［七日］行抵济南，当即谒晤田督军熊省长，协商接收办法，并定即晚协同熊省长专车赴青，先与主管各日员分别接洽，以便届期交接，至青岛治安，现已完全恢复……”
这篇报道中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浪人”与中国当地的“土匪”遥相呼应，相互串通，以借机各自谋取利益的局面。由于当时中国在山东半岛的主权丧失殆尽，不要说俨然以统治者自居的日本军政界人士，即便以“民间人士”身份出现的日本浪人，也纷纷借机攫取最大限度的“国益（日本的国家利益）”和“私利”，以致出现“日人纵匪扰乱青岛地方”“居住青地之殷富华人，已迁移一空，中国商店，均已歇业”的恶果。笔者现已查明，当时的日文情报中已有日本浪人赴青岛之传言报道，可与此消息相互印证。只可惜当时《益世报》的这篇报道，大概由于消息来源不确的缘故，只是以“风传”形式对此加以报道，既无法确凿地指认事实，也无法举证出具体人数、行动，更以查明的事实对日方的行径提出批评和抗议。所谓“功亏一篑”，无不类此。
第三篇是刊发在1925年4月1日《京报》第3版上的报道《评某西报之袒日攻俄 根本上罢工系正当否 华工不应加以救济乎 救济华工与排日何涉？ 第三国际与日本浪人》。该文曰：“因上海日人所设纱厂华工罢工问题，某西报忽发为袒日攻俄之论，其思想之专制陈腐，且与我国多数国民之心里〔心理？〕完全相反，居然形之笔墨，作为报纸上之评论，此无论何人读之，皆不能不大为惊讶者，其所谓‘日厂罢工系由俄人主使’之说，既属羌无故实，不过‘想当然尔’之词，是蔑视华工之人格，已为我国人所断难承认……与所谓‘排日’问题，岂非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其挑衅中俄日三国之恶感而欲助长其纠纷，又安知非为某国所主使耶？又如第三国际之行动，强拉为即系俄国政府所为，无论如上之所说明，救济华工，不得即指为宣传主义，且与排日完全无关，俄国政府闻知与否，不成问题，试以日本在我国各处跳梁跋扈之‘浪人’言之，为其政府实行侵略主义之先锋，与区区消极救济华工之行动比较，不可同日而语，然在外交上不能即以一二日本浪人之故，坐实日本政府之罪，日政府亦绝不认浪人之行动，为即系该政府自身所为，然则以第三国际与俄国政府混合为一，何其对俄独酷，而对日独恕耶？”
这篇报道，实际上未能坐实第三国际与日本浪人之间存在任何关系，只是认为舆论对俄国政府过于严责，有失公正而已。不过，其中关于日本浪人“在我国各处跳梁跋扈”“为其政府实行侵略主义之先锋”之评论，却也代表了当时中国人民对“日本浪人”的普遍认识。
1929年10月25日《华北日报》第9版的报道《胶东 日本浪人 欲利用会匪 图乘机捣乱》，是指斥日本浪人勾结中国当地无极会、大刀会之类“会匪”，欲乘时局之混乱兴风作浪的行径：
“（烟台讯）招远县之无极会大刀会等等。本极繁多。上月间新编第三师剿办蓬黄会匪时。曾分派政治宣传队。赴招远讲演劝导。该会匪等。鉴于难以抵抗。深恐亦被剿办。乃稍行敛迹。故县政府及各团体代表。虽呈请刘珍年师长。派队前往痛剿。刘氏认为劝导。可以收效。讫未实行派兵。不料当此时局变化。鲁省谣言盛行之际。而招远县属各村镇之会匪等。又复召集党徒。设坛立社。从事活动。日来该县绅商富室。迁居烟台威海者。络绎不绝。据谓此次招属会匪。骤然猖獗情形。内幕颇不简单。不纯系会匪性质。因半月以来。由青岛一带。到招远属之外乡人。非常之多。均加入无极会大刀会之内。盛传系军阀余孽。前直鲁之落魄军官等。勾结一般浪人。拟乘时局不靖。利用会匪等。出而捣乱。再作扰乱胶东之企图云（十九日）。”
1929年前后，确实有日本浪人在山东半岛联络中国地方民间组织，蓄意制造纠纷和混乱之局面，为日军继续强占该地区制造借口。这篇报道当指当时的这类事件。只可惜行文过于笼统，人员的数量、组织状况等具体信息一概阙如，止于传闻、推测，可见记者很可能也未作过直接的访查或核实。
再如1936年《南宁民国日报》的一篇报道《日本浪人 图炸徐州海关稽查处 馈赠炸弹两枚交与华人带徐 幸早发觉追查送物人已失踪》：
“徐州六日电海关驻徐稽查处，昨晚十二时忽有人携包裹一件，谓系友人赠主任王作民礼物，请其亲拆，该人即去，王得悉，恐系行贿，当邀公安局及路警官兵会同开拆，则赫然发现炸弹两颗，幸未爆炸，追查送物人已失踪，王于今晨关文，将弹送交驻军当局，并电呈海关，闻此弹系日本浪人交华人带徐，意在轰炸海关，恐吓关员以图泄愤……”
这段报道的前半部分看似普通的炸弹恐吓案件，事实俱在，且有关联人员的真名实姓。然而后半部分牵进日本浪人，却突然语焉不详，最终仍不出传闻程度，且缺少事实佐证。然而对于一般民众来说，此类报道符合有关“日本浪人”的思维定式，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相信仍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以上数例，当然不能代表中文媒体对“日本浪人”认知的整体状况，本书后半章节也会引用一些较为详尽的报道作为史实的重要佐证。但是大致来看，当时中文媒体关于“日本浪人”的报道，还是有一些约略共通的特点。
一是对对方的人数、职业、姓名等，往往语焉不详，对事实经过的取证未必严谨，风闻与真情混杂，所以不少报道较为笼统，用来作为追究历史真实的资料，还需要大量的考证和其他资料的补充说明。
二是报道的内容多限于日本浪人的公开活动，对对方的活动目的等多限于推测，且无后续报道，对日本浪人活动的连续性关注不够，更没有对其活动背景和心理状态等进行深度关注和挖掘，使读者对日本浪人的形象得出“脸谱化（例如人人皆是流氓、恶棍般人物）”“平面化（一出面就捣乱，无恶不作等等）”和“神秘化（来无踪去无影，捉摸不定等等）”的观察结果。其中某些较为隔膜和肤浅的认知，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某些不需要史学考证的文学作品乃至抗日神剧处理“日本浪人”题材时的思维定式。
例如，当代还有大众读物的作者论证说：“孙中山身边的宫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和经费，渗透、影响、参与中国革命党的活动，向日本政要汇报中国的情报，利用反清势力牵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而负责此项牵制策略的，正是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养毅（后出任日本首相）。孙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党人也都有日本特务追随和施加影响，如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兴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129名会员中，即有犬养毅、宫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岛、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实际参与者远不止这几位。据萱野记载，跟着孙中山积极活动的日本人，大约有300人。仅惠州之役，参加暴动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岛田径一、宫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战死。”“这些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里说是帮助中国推翻专制王朝，往坏里说都是些对中国深怀幻想的扩张主义冒险家，是土肥原贤二一类‘对华活动家’的先驱。除了政界名人，还有财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谓‘大陆浪人’，他们由山县有朋、桂太郎等政党和军部首脑提供经费，同时也接受政党和军方的操纵。”
因为不是学术著作，所以作者不需要列出参考书目和论据出处；而且从作者关于这些人物的姓名、活动经历等行文来看，显然还是作了史料调查等准备功课的。但是，其中关于兴中会的日本人会员以及六原太琢、岛田径一等人物及其相关史实的叙述明显失实
，将“大陆浪人”“一勺烩”地说成都是“对中国深怀幻想的扩张主义冒险家，是土肥原贤二一类‘对华活动家’的先驱”，“由山县有朋、桂太郎等政党和军部首脑提供经费，同时也接受政党和军方的操纵”之辈，也与历史的真实不符。这段历史的叙述，还真不能因为需要“辣说”就把历史人物“辣”得面目全非、一塌糊涂。
因此，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日本浪人”的言行，尤其是对华侵略战争过程中所发挥的种种作用等进行系统和全面的梳理、概括，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所谓“日本浪人”，其实是一个中文词语。遍查日文的各种历史词典或者事典，应该都找不到这个词。本书将要论及的“日本浪人”，日本一般称为“浪人”，而近代以来以中国大陆为舞台，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处处留下痕迹的那些浪人，在日本则称为“大陆浪人”，或者按照当时流行的称呼是“支那浪人”，即“中国浪人”。这里的“支那”“中国”云云不是就国籍而言，而是专指这些人的活动舞台，亦即这些人言必称“支那”，常年在“支那”活动之意。也就是说，在近代中国习惯被称作“日本浪人”的这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社会群伙，就是近代日本历史上的“大陆浪人”“支那浪人”。
叙述“大陆浪人”“支那浪人”的缘起之前，先需考察“浪人”的由来和内涵。日本平凡社出版的《日本史大事典》的“浪人”词条是这样阐释的。
浪人 没有主公的武士，也写作“牢人”
。幕府对大名实施的“改易”“减封”，是江户时代产生浪人的最大成因。由于关之原大战、大阪大战的战败，或者由于触犯了幕府的忌讳，违反了幕法，或者由于子嗣的断绝等原因，在德川家康、德川秀忠、德川家光三代即幕府统治初年的五十年时间里，被改易和减封的大名，实际有二百一十七家，俸禄数高达八百七十五万石有余。据推算，到了德川家光晚年的1650年（庆安三年），已出现了40万到50万的浪人。……这样大量产生的浪人中，有的又改换门庭从属于一些新兴大名的帐下，有的成为农民、工商户，有的则前往海外（但其后由于锁国政策则不再可能），但其数量都不会太多。剩下的大多数，则被迫过上“浪人生活”。他们虽然无日不在期待重登仕途，但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就有必要借一些事端作乱。幕府和各藩（的当政者）视浪人为危险（因素），很早就采取了“追放（驱赶）浪人”“武家奉公构（针对武士的刑罚之一，受罚者禁止再投靠其他主公）”“寄宿限制”等对策。这些对策又严重威胁了浪人们的生活……
这里所说的“浪人”及其处境，还是明治维新之前江户幕府时代的情形。失去了主公的浪人已经是日本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并受到当政者们的限制和压制。早期的浪人虽然也曾远赴海外寻求出路，但为期不长、人数有限，故还无法兴风作浪。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局势大变，整个“士族”即武士阶层走向没落，“浪人”不再是零星出现的个别现象，而成为足以影响政治走向和社会安定的社会势力之一。又由于“锁国”政策的解除和海运交通条件的改善，失去主公和固定职业的浪人们也获得了远赴海外求生存的手段和环境。于是，新兴“浪人”——“大陆浪人”或曰“支那浪人”便应运而生。
大陆浪人 也称支那浪人。指从明治初年到日中战争战败为止期间，居住或浪迹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各地，开展了种种谋划的一群日本人。他们的行动多种多样，也有人抱有某种政治理想（且不问其是侵略性的还是友好性的），但从当时的语感来说，指的是一群怀抱日本成为亚洲强国的愿望，并出于为对外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有所贡献的自负而展开个人活动的群体。如果强调“浪人”的侧面，其成员也包括国家意志薄弱的谋求利权者和无赖流氓，官吏、军人和普通侨民中的有识之士则被排斥在外。但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除了公职和固定职业活动之外，也进行暗地的策划和行动，所以简单地根据职业来区分大陆浪人并不符合实情。这里（指该词典）将所有秉承上述志向并从事非公开活动的人士，统称为大陆浪人。
明治维新以后，（心怀）不平的士族和冒险企业家等前往中国大陆，大陆浪人的雏形应该就从这些人中产生。他们以开埠口岸的日本人商店等为立足之地，刺探中国各地的风俗习惯以及政治、经济信息，还在（日本）军部直接或间接的支援下从事军事、地理情报的调查。由于当时的中国依据地域不同各方面情况都有很大差异并带有封闭性，所以有必要按照地域经济圈来搜集情报。很多（大陆浪）人跟玄洋社、黑龙会、东亚同文会等国家主义、亚洲主义团体保持联系；为了规避清朝（政府）对外国人的严格限制，（大陆浪人中）也涌现出精通汉语和中国社会风习的所谓“支那通”。在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大陆浪人在翻译、谍报、破坏活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辛亥革命之后，有些人充任中国政府机构以及各地军阀的顾问，此后随着时代的推移，其作用也日益多样化，他们依仗（日本）政府和各官厅、军队、政党以及企业的特定资金援助，积极从事搜集情报和攫取利权等活动。尤其是陆军的各特务机构，驱使大陆浪人大肆进行谍报和谋略活动。此外，日本进行大陆经营的骨干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也拥有大量的大陆浪人。但随着中国国民革命的进展，军阀割据的状况被打破，此后大陆浪人的活动空间和必然性受到压缩。尤其是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之后到日中战争期间，日本的对华政策采取了在占领地建立傀儡政权、然后日本的行政官厅直接向这些政权派遣官吏和顾问的形式，大陆浪人于是也被吸收到这个体制之中。
大陆浪人，可以说是近代不平等的日中关系和日本对中国的统治政策的产物，是旅居海外日本人的一种异常存在形态。他们的言行时时挑动起青少年的浪漫主义、异国情调（的思绪），同时也不能忽视他们鼓吹的大陆雄飞乃至蔑视中国观念的精神史侧面的因素。明治时代的岸田吟香、荒尾精、横川省三、石光真清，大正时代的西原龟三，昭和时代的小日向白朗、甘粕正彦等等，可说是上述意义上的大陆浪人的代表。
上述词条虽然不能说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或公认的“大陆浪人”的标准解释，尤其是在一些具体史实的叙述和人物的列举上，还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空间，但至少可以说是日本学术界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之一。归纳一下上述词条的解释，可以说“大陆浪人”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大陆浪人是自明治初年到日本战败投降为止，居住或浪迹在中国各地的日本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是那个“海外发展”受到异常推崇和憧憬时代的年轻人的“异常存在形态”。其成员固然包括大量觊觎中国利权的阴谋家、特务间谍和无赖流氓，也包括一部分在华日本官吏、军人和普通侨民中的所谓“有识之士”或曰“有志者（有志之士）”。
（2） 大陆浪人中有些人抱有某种政治理想，不少人同国家主义、亚洲主义团体有组织上或精神上的关联，其中也不乏熟知中国内情的所谓“支那通”，但也有更多的人未必有浓厚的“国家意识”，而属于“唯利是图”的所谓“冒险家”“阴谋家”或者“无赖泼皮”之流。
（3） 大陆浪人的活动方式，早期以刺探中国各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种情报为主，随着近代日本对华渗透、侵略步伐的加快，更多地转向谍报、破坏活动为主，甚至直接参与到日本政府、军部的所谓对华“谋略”活动之中。因此，他们在活动经费的提供、任务的制定和实施、意外状态下的脱险、庇护等环节上，都同日本政府、军部以及“满铁”等日本在华企业、机构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和支援渠道。
（4） 大陆浪人的代表性人物，首推明治时代的岸田吟香、荒尾精、横川省三、石光真清，大正时代的西原龟三，昭和时代的小日向白朗、甘粕正彦等人。
笔者对于上述概括，基本持赞同意见，但对于其中许多表述的深度、广度以及具体史实、人物的列举，仍保留不同观点和修正意见。通过对“日本浪人”亦即“大陆浪人”“支那浪人”从产生到灭亡的历史脉络的概述和对这个群体在侵华战争过程中言论与行动的梳理、辨识与分析，完整和深化对“日本浪人”“大陆浪人”的认知和理解，正是本书的写作宗旨。
然而，概念是抽象的，而历史的真实是丰富多彩且流动多变的。
首先是定义的外延应如何界定的问题。
谁是大陆浪人？什么样的人是大陆浪人？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可以自称大陆浪人，或者被他人看作大陆浪人（且不管其本人是否赞同或可能赞同）？其实都可以找出几乎数不清的具体案例，导引出大概数不清的结论。本书在后面的一些章节里，将会探讨若干有代表性的人物“成长为”或“沦落为”大陆浪人的不同情形或者道路，以及“被称为（或曰被看作）”大陆浪人的若干情形和由此带来的大陆浪人概念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共通性以及具体时期的特异性。其实，不仅是在日语语境中虽略带贬义但基本属于中性词的“大陆浪人”“支那浪人”，哪怕是更看重思想、意识形态属性并在当代日语语境中明显带有贬义的“右翼”“国家主义”等概念，也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类似难题，即难以用抽象的概念整理、限定相关历史现象的概念外延的模糊性（横向坐标）和时间上的漂移性（纵向坐标）等问题。因此，本书对“浪人”“大陆浪人”“支那浪人”“日本浪人”等概念，拟采取以下视角展开分析与考察：第一，厘清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第二，同时相对放宽其外延的“具体化而不过分拘泥，既重视具体活动又不过分重视‘清理门户’，以避免因拘泥于学术概念的‘纯净化’而可能出现的有意无意地将一部分相关史实逐出考察视野”的“概念至上”的做法，适当地放宽视野，拓展考察范围，不是作为一个固定的、“静止的”群体，而是作为一个因时、因地、因人而会发生形变和质变的“流动的”对象来考察，以便将大陆浪人与周边的政治势力、人际关联、社会环境等相关诸元也纳入观察和思考的视野，试图对“大陆浪人”这一社会现象作出一些有别于迄今“历史叙述”的观察。因此，由于“日本浪人”“浪人”以及“大陆浪人”“支那浪人”等概念在本书所论及的时空范围内基本指向相同，所以本书将上述诸称谓一般作为内涵与外延基本接近的概念根据行文和引文的方便混同使用，文中不再一一区别。
其实，作为一个历史学的概念，“大陆浪人”这个词的第一重含义是职业选择的结果。即“立志于在中国大陆等地求取发展的日本武士阶层及其后代”这样一个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的含义，还未必包含在内。
在日语语境里，“大陆浪人”或者“支那浪人”本来只是针对某些特殊人生道路取向的个人或群体的概括性称谓，概念的外延本来就带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大陆”的概念本来就不限于地理学的含义，“浪人”则更不仅限于“失业”后的武士阶层及其子弟们。而中文语境里的“日本浪人”或者其简称“浪人”，其符号性特点更强，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更明显，这一点我们从当时中文报刊的相关报道中可以得到确认已如前述。
但上述称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主要从行为方式的角度来指谓这个群体，尚未结合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方面对这个群体展开综合的考察。假如结合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方面作些综合分析的话，则“大陆浪人”或者“支那浪人”中，以持“世界人类一家说”和“支那革命主义”的宫崎滔天为代表的一批人，和持“国权主义”“国家主义”等主张的头山满、内田良平乃至一心一意分裂中国“满蒙”地区的川岛浪速等人之间，虽然在世人眼中似乎是同类，而且他们时常也共同行动、共同发声，相互“提携”；但是在是否应当向日本政府、军部和警察提供中国革命党的内部信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向日本政府献计献策的关键时刻，他们之间的态度有明显的区别。例如，宫崎滔天在1892年第一次来中国时，原计划在上海附近逗留一段时间学习汉语，但因旅费被同乡借去不还而进退两难。这时宗方小太郎劝他去“日清贸易研究所”解决食宿问题，而宫崎“目其校长荒尾精及其一派为‘支那占领主义’之集团、不同主见之集团而不愿食其粟”，宁肯中断原定计划毅然返回日本。
又如中国同盟会时期的1909年初，东京赤坂警察署长本堂平四郎曾经向常年为家庭生活费用无着而处于赤贫状态中的宫崎滔天提议，只要提供中国革命党活动的内部情报，警方就可以付给报酬。宫崎这时选择的是不同日本官方配合，当场予以拒绝。事后，孙中山从新加坡写信给宫崎，表彰他对中国革命的忠诚：“比接克强兄［即黄兴］来书，述足下近况穷困非常，然而警吏欲贿足下，足下反迎头痛击之。克强兄谓足下为血性男子，固穷不滥，廉洁可风，要弟作书慰谢。弟素知此种行为，固是足下天性，无足为异；然足下为他人国事，坚贞自操，艰苦备尝如此，吾人自问，惭愧何如！弟以此事宣之同志，人人皆为感激奋励。则此足下天性流露之微，已有造于吾人多矣！”
因此，在长时段、广范围指谓大陆浪人时，固然可以将人数既少又较早时期就销声匿迹的宫崎滔天等人“忽略不计”，但深入研究这个群体的具体构成时，却不应忘记这个笼统的称谓里面其实包含着不同时期、不同状态下复杂的内涵。
其次是“右翼”概念的导入与“大陆浪人”的关联问题。
由于“浪人”本身代表的职业选择的含义极重，因此在考察大陆浪人的对华活动之际，还有必要导入“左翼”“右翼”的政治概念，结合大陆浪人不同成员、群体的政治意识、价值观取向等因素，对其不同个人、不同“右翼势力”“右翼团体”言行背后的政治意识和行为动机等进行具体的考量。
“右翼”概念的产生，始于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会议la Convention Nationale（1792—1795）”，跟“左翼”是相生相辅的一对概念。从主席台方向观看当时国民会议的座席分布，左侧是急进的雅各宾党或称山岳党（Jacobins）成员，中央是中间派的平原党或称沼泽党成员，右侧则是稳健派或曰保守派的吉伦特派（Girondins）成员。用“左翼”代指激进派势力，用“右翼”代指稳健派、保守派势力的称谓方法由此产生。
在日本，近代以来的“右翼”，按照《日本大百科全书》（小学馆1998年电子版）的定义来解释：日本的右翼，“现在，一般用来指称具有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民主主义、保守反动的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的精神或者意识形态的法西斯主义团体或个人”。此外，平凡社出版的《世界大百科事典》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提出：“现在，右翼用来指称反民主主义派、反自由主义派、所谓超国家主义派、法西斯主义等。另外，也可以从相对的意义上指称各集团内部的右翼。”
笔者认为，平凡社《世界大百科事典》里广义的提法虽然从学术上来讲囊括力更强而且表达得更为完整，但是从日本社会一般民众和日本国外媒体及其受众对日本右翼的理解和表述来看，《日本大百科全书》的表述更接近右翼的主体，更接近右翼的真实，因此也更有利于对右翼的理解和认识，因此本书采用“具有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民主主义、保守反动的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的精神或者意识形态的法西斯主义团体或个人”的概念来界定日本右翼，并且把参与侵华、反华活动也作为对右翼团体的重点考察内容。
至于人们一般所说的“日本右翼势力”，实际上包括“右翼团体”和“右翼运动”两个方面。右翼团体是右翼在组织上的依托，右翼运动则是右翼团体或者其成员个人开展的政治运动、社会运动、思想宣传运动的总称。
右翼起源于明治维新之后不久近代日本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近现代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和右翼运动的变迁，伴随着日本社会政治环境的动荡和变化，也在不同时代各有消长起伏。大致来说，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近代时期和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到现在的现代时期，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和右翼运动的变迁，经历了以下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开始于明治初期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结束于1920年代末期日本军事帝国主义体制的基本完成。这是日本右翼从无到有、初步定型的时期。这一时期，为了推动民主主义政治在日本的实现，出现了波及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自由民权运动”。但是在国内外局势的影响下，“国权”逐渐取代“民权”成为舆论的主流，对外侵略扩张的欲望一步步地推动日本走上帝国主义道路。通过甲午战争的胜利、参加八国联军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以及《辛丑和约》谈判中对中国的共同压榨，日本不但彻底摆脱了沦为列强殖民地的危机，而且成功地挤进了列强的行列，成为一个后起的然而更加迫不及待地、穷凶极恶地压迫亚洲邻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欧美列强忙于欧洲战事无暇东顾之机，大规模地扩张了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权益。这一时期，中国相继发生了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的割据与混战、国民革命的爆发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早期日本右翼以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为中心，积极参与了中国政局的变更和重组。然而在当时，“右翼”这个名称并没有为人们所广泛认知，人们用“大陆浪人”“支那浪人”或者“右翼浪人”等名称，来泛指当时的日本右翼。
第二个时期开始于1930年代初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公开侵略我国东北地区，其后经过七七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为止。这是日本右翼为寻找解决日本国内重重社会矛盾和复杂国际环境的困扰，迅速走向军国主义化、法西斯主义化，最后自取灭亡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内部经历了国共内战和新军阀割据、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以及国统区民众反对内战呼吁一致抗日等重大历史事件，而日本右翼一反早期从中国革命阵营内部参与革命运动、控制革命走向的做法，彻头彻尾地与中国人民为敌，扼杀反战舆论，打击反战势力，直接参加对华军事、政治、文化侵略等行动，成为直接策划、参与侵略中国的军国主义战争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这一时期的日本右翼，抛弃第一个时期游离于日本现行政治体制之外的姿态，积极地配合日本政府、军部的侵华政策，在日本国内和国外都扮演了对外侵略政策的“喉舌”“尖兵”和“别动队”的角色。
第三个时期开始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在美国占领军司令部主导下实施的战后民主改革，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日关系走向一个新的时代为止。这是日本右翼在战后新的国内、国际环境下死灰复燃，在日美关系等问题上标榜“革新”的新右翼逐步崛起的时期。而战后由于“浪人”不再存在，右翼的主体人员构成被无业游民等所取代。
可以看出，在第一个和第二个时期，“右翼”与“大陆浪人”“支那浪人”乃至中文里的“日本浪人”等概念，皆指向内涵（成员、政治理念、行为方式等等）基本相同的社会群体，因此可以说是基本同位的概念，只不过“右翼”“右翼势力”的概念更多地关注其政治取向，而“大陆浪人”等概念更多地强调了其活动、行为方式而已。其实，长期以来，密切关注着日本“右翼运动”的日本警方，就是把玄洋社、黑龙会等大陆浪人的团体看作“国粹主义”等保守政治理念影响下的右翼运动主体的：“如明治十四年（1881）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率领的玄洋社，明治三十四年（1901）内田良平主宰的黑龙会等，都是从大正进入昭和时代，历来的国粹主义内涵在国内局势刺激下嵌入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使其内容得到充实之结果。其运动亦由‘国粹保存运动’发展到‘国家改造运动’之阶段。”
中文语境里的“日本浪人”“浪人”等概念的内涵，基本上指站在“国权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立场上的大陆浪人，亦即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右翼”势力主体及其先锋力量的“右翼大陆浪人”。这种指谓，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成立的，但如果将早期的“大陆浪人”也放到视野中予以考察，则不能不指出它的相对性，即在1930年代以后到1945年9月日本战败投降的时段里，这种用法基本符合历史事实；而在此前的历史时段里，则需要根据历史的实际表现，进行更为细密和全面的考察。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考量，那就是史料与史料批判问题。
研究大陆浪人的历史，自然少不了搜集、整理、甄别各种相关史料，从纷纭的众说中挖掘历史的真相，从而还原历史、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经验与教训。
但是，研究大陆浪人问题，搜集、整理史料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甄别与批判性地分析史料，尤其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这是因为，撰写者的写作立场、时代背景直接影响了史料对史实的取舍角度、范围和视点，这些因素又无一不通过史料一一反映出来。后世的研究者如果不对这些史料进行全面的“史料批判”工作，就很难重新接近和观测到真正的历史，更无从还原和解释历史。
具体到有关大陆浪人的史料，如内田良平在全面侵华战争即将爆发的1936年10月，在给《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下卷所写的《跋》中，就谈到黑龙会给自己以及大陆浪人的同伙们撰写传记的缘由：“历史须阐明所有事实，遍无遗漏。而明治以来发展到今日之隆运的历史上，民间先觉志士的行动、事迹却被等闲视之，无人闻问，其真相亦决无法得以传录。在历来官府等记录中，为了制定国是、国策以及将其加以实施而献身、奋斗之国士、浪人们之行动，几乎毫无踪迹可寻。鉴于此一实际情形，而今如若不留下此方面历史之记录，则恐国运发展之由来的半面历史被遮蔽，真相无从传录。即便欲留给后人于他日阐述，亦无由依靠记录或口碑而追寻矣。”
也就是说，黑龙会编写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东亚同文会编写的《对支回顾录》《续对支回顾录》等自传和传记类著述，都是站在当事人或者当事人后代、亲属、友人等角度撰写的资料。它们虽然也是了解历史进程尤其是大陆浪人们具体活动的时间与内容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基本上不是出于学术研究目的而撰写的，作者既缺乏史学的专门训练，又缺乏实事求是、严格考证的科学精神，其叙述内容亦存在着片面、偏执、前后矛盾等多方面缺陷。即如《东亚先觉志士记传》而言，作者对粉饰当时日本政府、军部的对华侵略、扩张政策，渲染所谓“先觉志士”们在所谓“大陆雄飞”活动中的“功劳”，歪曲事实以宣示近代日本对中国采取的军事、经济、政治侵略和干涉活动是“不得已”或者是为了“开导”中国朝野的撰写目的毫不掩饰。因此，后世的研究者在利用这些资料时，尤其要注意从政治和学术的双重角度加以批判地参考、引用。
至于当时警方等日本政府当局、相关机构以及军部有关机构、人员留下来的记录，自然也是基于当时的具体政策、方针或者战略目标的产物，是更忠实地反映了这些政策、方针、战略的性质和既定要求的“作品”，使用时更不可不注意其既定的立场和倾向。如当时的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编写的《战时下国家主义运动的取缔方针》等资料，就完全是站在当时日本政府的立场上对大陆浪人等右翼团体的观察结果和处置意见。我们不仅应注意这些史料“反映”了什么？更应该注意其“省略”“隐藏”了什么？不然，就等于我们还没有完全发掘出这些史料最重要的价值。
基于以上考量，本书拟结合各种基本史料和旁证资料等，从思想、组织的渊源着手，来梳理日本大陆浪人与侵华战争从酝酿、爆发、展开到最终失败、投降各个关键时期的群体活动与个人活动，揭示这个特殊群体在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