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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浪人虽然未必都是“大亚洲主义者”，但“大亚洲主义”却是导引明治时代的“不平武士（心怀不满的武士）”“浪人们”走向“大陆”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大亚洲主义”自身可以分成诸多流派和倾向，大陆浪人们所主张和施行的“大亚洲主义”，自然也包含有不同的流派和倾向，而且这些主张和倾向就某一个人物或者某一个团体来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观念，仍然可以观察到流动和多变的现象。思想、主张上的上述变化，自然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行动。以单枪匹马形式活动为主的大陆浪人虽然多是行动的巨人、言论的矮子，但是以团体活动形式为主的大陆浪人的领袖人物，却深谙制造舆论、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性，往往采取言论与行动并重的活动方式。研究大陆浪人的意识形态和对外认识，这些领袖人物自然是最重要的考察对象。而构成他们“大亚洲主义”主张最基本要素的“亚洲观”和“对华观”，则是“大亚洲主义”主张的出发点和随时用来“矫正偏航”的船舵。
大陆浪人在意见表露方面唯一的“可爱之处”，就是他们不必像近代日本绝大多数政治家那样表面一套［即所谓“建前（表面文章）”］、背后一套［即所谓“本音（真实目的）”］，用言不由衷的虚伪遮掩梦寐以求的渴望。他们的政治、外交发言，不玩弄政治哑谜或外交辞令，而是赤裸裸地“单刀直入”，唯恐“语不惊人”，唯恐“词不达意”，大部分情况下都能够反映出他们的真实动机与内心欲望，所以为我们认识他们的心路历程，倒是提供了绝佳的考察材料。本节即以头山满和内田良平为考察对象，检视自认右翼政治势力代表的大陆浪人缘何会参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如何参与中国的革命运动等相关史实，以揭示此类政治人物透过“亚洲梦”干预邻国政治活动的起点及其特点。他们在1931年以后的言行，则留待第三章继续展开分析。
头山满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思想家，终身不做官也不著书立说，自号“无官无位的野人”。另一方面，他又是所谓“浪人界的国王”“大陆浪人的幕后老板”“全国志士的总帅”。
在对外问题上，他不仅能影响大多数民间的“大陆浪人”，甚至能牵动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与活动，以他为灵魂和实际首领的“玄洋社”亦堪称大陆浪人的精神源泉和组织源泉。因此，孙中山在对日外交活动方面，对头山的影响力和活动能量甚为重视，倚为重要的外援。
头山满同孙中山等中国革命党人的接触和交往极多，亦深度参与了中国革命运动，简略归纳，有以下各项：
1897年9月，刚到日本的孙中山举目无亲、孤立无助。头山满给他斡旋住处，并拜托玄洋社的另一领袖人物平冈浩太郎提供了大部分的生活费用。
孙中山旅居日本活动的早期，日本政府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数次禁止其入境，甚至“礼请”已经入境的孙中山离开。但为了就近领导中国革命，孙中山多次给头山满和犬养毅等人写信，要求说服日本政府准许自己进入日本。头山基本上有求必应，多次同日本政府交涉，甚至动用私人关系，帮助孙中山入境。
武昌起义爆发后，从1911年10月到12月的三个月期间，头山满偕同三浦梧楼、内田良平、宫崎滔天和铃木天眼等众多的大陆浪人，在东京或召集“浪人会”大会，或成立“善邻同志会”等团体，呼吁日本政府和军方不要干涉中国的革命运动，从侧面表达了“民间”的呼声。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的1911年12月至翌年初，头山满和犬养毅一起前来中国“声援”革命党人，同时还担负起震慑借革命混乱之际企图浑水摸鱼的日本“不良浪人”的任务。关于此行目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一书的作者给予高度评价：“当此时，日本有影响力之代表人物有必要前赴支那，作革命党之后盾，对其进行指导及劝告，并根据当地形势，调整日支间之关系。因而与支那革命党志士关系非浅的头山满和犬养毅乃有此行。”
但是，头山、犬养等抵达上海后，他们提出的联合岑春瑄、康有为的提案和反对南北议和的态度却处处同革命党人相左，双方关系极度紧张。头山满反对议和，尤其反对孙中山北上会晤袁世凯。他认为：“这太荒唐！孙文进了北京，一不小心就会被杀掉。决不可这样做，相反应当把袁世凯叫到南京来。”
孙中山虽然接受劝说打消了去北京的念头，但南北议和并没有中断。头山、犬养后来又到武昌拜会黎元洪，重申反对和谈的见解，同样遭到冷遇。于是两人各率随从怏怏返回日本。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驻福州总领事馆武官多贺宗之的劝说下决定前往日本。然而志在改善同北洋政府关系的山本权兵卫内阁禁止孙中山在日本登陆，孙中山只好在前往神户的船中给萱野长知打电报：“文如远去欧美，对我党前途实多影响，故无论如何，希在日暂住，请至神户船中密商。”
萱野与头山满、犬养毅磋商，头山一面让寺尾亨、犬养毅同山本内阁交涉，一面又派古岛一雄前往神户：“即使采取非常手段，也要把（孙中山）救出来。”
数日后，孙中山在古岛、萱野等人帮助下来到东京，犬养毅也说服政府默认了孙中山的登陆。孙中山于是在赤坂灵南坂头山满邸宅隔壁的海妻猪佐彦家安顿下来，又一次长期流亡日本。
头山满与孙中山最后的会面是在1924年底。这年秋天，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经上海、神户等地前往北京。孙中山此次特意绕道神户的目的，是想再次吁请日本朝野人士认清中国局势，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摆脱列强的殖民地状态以获独立。但头山满在这次会见中以攻为守，向孙中山提出所谓“满蒙问题”，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满蒙地区”的“特殊权益”，并声言日本将来即使将“满蒙”归还中国，也必须在其他列强各国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头山自称代表“吾等国民之大多数”说话，并自鸣得意地以为此举无异已将孙中山的愿望“一锤钉死”，迫使孙中山无法继续同他商谈这个问题。
通观头山满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关系，以下三个问题值得重点思索：
第一，头山满如何定位中日关系中的中国？第二，头山满为何要援助孙中山并允许部下参与中国革命的活动？第三，头山满为何反对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同袁世凯之间的和谈及妥协？
笔者以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对头山满本人言行以及相关史料的解读来理解。
头山满最具代表性的主张为“日中夫妻关系论”。
支那、印度，皆地大物博之国家，政情最是复杂，民情亦不能以寻常办法治理之。只有使此两国走向强盛，可与他国并立，并可副日本友邦之任，东亚建设方始有望。
余固然相信，日、支是天生的夫妇之国。失日本即无支那，失支那则日本之兴隆与东亚之和平亦无望也。此次事变（指“卢沟桥事变”）实为遗憾，两国的牺牲都不可谓不沉重。然此一举动又如一大外科手术，切去了过去数十年间困扰两国有识之士之癌肿。此手术倘若成功，今日的可悲事件或可变为将来之光明。
……
余又固然相信，支那治世之大目标乃国民之安居乐业。支那虽然到处皆有无穷之宝库，而其国民却陷于终年贫困之中。解决此一矛盾，即日本之使命也。以日本的指导，矫正支那政治上之缺陷；以日本之资本、技术，开发支那无穷宝库。诚心诚意，努力进行，必能唤起支那一部分国民的抗日迷梦，资源亦可得以有效利用也。
简单概括之，即：日本与中国类似夫妇之关系，离则双双沉沦，和则“日本之兴隆与东亚之和平”有望，因此必须维持超越其他国家的亲密关系；但中国落后、混乱、贫困且长期陷于所谓“抗日迷梦”之中，成为阻碍构建“亲密关系”的障碍，而“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不失为从根本上解决“中日关系”的手段；中日之间，日本是“先觉者”和“先发者”，负有在政治上“指导”“矫正”“支那政治上之缺陷”，在经济上“以日本之资本、技术，开发支那无穷宝库”之责任；中国则负有全面配合日本，“副日本友邦之”责任等等。此类基于“日本优越感”“日本盟主论”的主张，就是头山满“中国观”的基调，且贯穿头山对华活动的始终。
头山满跟宫崎滔天不同，“自由、民权”的观念在他的心目中早已是“明日黄花”，取而代之的是狂热的“尊皇主义”倾向。正如德富苏峰所总结：“以余之所见，头山先生的念头中，既无富贵，亦无贪欲。彼五十年来孜孜不倦、萦絮于怀者，乃以日本为中心来看世界、以皇室为中心来看日本也。即日本是世界第一要素，而皇室又是日本第一要素之思想也。”
也就是说，头山满所追求的，是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其终极目标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即所谓“皇亚细亚”“皇世界”。
在对华问题上走在头山满前面的荒尾精、根津一等人的对华观或曰对华活动原则，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在列强对华侵略的过程中“保护”支那；第二，深入了解支那；第三，培养经营支那的人才。头山满的思想比他们进了一步，那就是日支两国夫妇般的“提携”。腐败的清政府已经难以成为近代化的日本提携的对手，于是他选中了可能成为中国“下一个领袖人物”的孙中山等中国革命党人。事实上，头山满与孙中山之间毫无政治理念的交流和共鸣，头山满对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解也仅停留在“有可能推翻和取代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的政治势力”的层次，有可供利用的理由，却没有出于“同志”“同道”的思想基础。
支援中国革命的日本民间人士几乎一致反对向袁世凯妥协，理由和动机各不相同。头山满和犬养毅一起赶往南京劝说孙中山放弃和谈，据说头山在南京总统府向孙中山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段话，同行的其他日本浪人都不禁为之喝彩，但由于翻译水平太差，没有将头山的原意全部转达给孙中山。
这个传说如果属实，头山“为孙中山着想”的“直谏敢言”的形象日后在孙中山心目中肯定有所加分。
关于头山满等人反对向袁世凯妥协的动机，据说章炳麟主编的一份刊物曾这样评论：“日本令浪人之巨头头山满、犬养毅等为援助革命党来上海，表面上是为侠义而来，内心实际上奉了日本政府的指令。日本早对满蒙抱有野心，窥测机会占为己有。为达此目的，固然希望支那内讧绵延，以便浑水摸鱼。此次支那南北妥协，乃两者从大局出发，欲置国家于坚实基础之上，以谋国家国民之幸福。然而妥协若告完全成功，日本则失去窥测并占领满蒙之机会。于是头山、犬养二人为阻止妥协，宣称‘妥协对革命党不利’，向孙、黄力陈妥协之不可行……”
因而作者认为此事是日本政府扰乱中国政局的阴谋。笔者以为，反对南北和谈、反对妥协并不只是头山满或者犬养毅一两个人，其他如小川平吉和宫崎滔天等人都有诸多言行，所以其动机不那么单纯，应当包含有多重因素。结合本文此前的分析，头山、犬养等人反对向袁妥协的原因，一是他们希望自己一直支持的孙中山一派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不依靠任何其他人的力量来掌握中国的政权；二是他们不信任袁世凯的为人，认为袁绝不是亲日派，将来也不可能成为亲日派。
被宫崎滔天称作“国家主义浪人之完美典型”的内田良平，喜欢冒险，富于反抗精神，同时又拥有极强的组织、行动能力。以内田为核心成立的不问内政而专心对外活动的所谓“国权主义”（以强调对外扩张主义为核心理念的民族主义思潮）小团体“黑龙会”，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又演变为“大日本生产党”，被当时的日本内务省警保局划为“政党类”的“右翼革新团体”，即当时出现的新型右翼团体。
内田良平以及黑龙会成员们在政治活动手段方面，跟玄洋社等其他大陆浪人团体、右翼团体相比有两大特色：一是他们非常重视舆论宣传活动，积极发行杂志，出版图书、资料集、地图册等各种资料，免费发送各种宣传册，还时常召集其他大陆浪人团体举行政治集会、发表宣言等，随时就对外重大事件表明自身的立场和态度。因此，内田良平和黑龙会的大陆浪人就时常能够在对外问题上抓住话语权，引导舆论向他们设定的方向展开议论，进而从“外部”、从“民间”影响政府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二是他们非常重视对位于权力中枢的军政首脑的“上层工作”，除了将出版物、宣传册等大量分送政府机构、军部以及各媒体等之外，凡遇军政首脑就对华外交问题有所咨询、“下问”，内田必定倾其所知，主动站在日本“国家利益”的角度规划出“最佳”对策与方案。从“内部”“上层”的态度上影响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这个“上层工作”中，他尤其重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所谓“政界元老”以及明石元二郎等军人领袖的作用，这些人虽然属于“未经民意推选”的军政“幕后人物”或者“阴影中的人物”，但内田深知他们拥有足以抑制“民选”政治家、议员们的实际权力，因此同他们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在参与中国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内田良平和黑龙会的成员们非常突出地运用了上述两个主要活动手段。
内田良平及黑龙会成员参与辛亥革命运动的活动，集中在1900年惠州起义前后、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后，以及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之前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的三个时期。其主要内容可以大致分列如下：
1898年，内田良平经宫崎滔天的介绍结识孙中山。此后，内田率领“壮士”数十人，直接参与孙中山援助菲律宾独立军的活动，并参与惠州起义的准备等，一时间活动相当积极，且有冲锋陷阵之精神。
日俄战争结束后，内田赴朝鲜半岛，扶植亲日组织“一进会”，为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制造来自朝鲜内部的“合邦”呼声。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大批倾向革命之后，内田重新参与中国革命活动，为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提供便利，同时发表《东亚时务辨》《日清时务辨》等时论文章，强调中日合作以防止“西力东渐之祸”。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内田良平动员手中的舆论资源，连续在黑龙会机关刊物《内外时事月函》等报刊上发表多篇政论文章，讴歌中国革命，措辞华丽，热情洋溢，对中国革命的评价之高在日本的大陆浪人中也拔了头筹。
辛亥革命期间，黑龙会除了派遣北一辉等人奔赴中国前线视察形势，同革命党人建立联系，并参与“浪人会”“有邻会”和“善邻同志会”三团体反对日本政府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计划之外，内田良平还运用自己的人脉关系，直接游说山县有朋、桂太郎等军界首脑、元老，“教以此次武昌起义乃制清朝于死命的一大转机，当此之时，使支那本土革命成功，同时防止革命波及满蒙，使满蒙得日本之领导而获独立，方为日本应取之策”，提醒他们革命运动或是一大转机，把赌注全部押在清朝政府身上未必明智。
其后，内田渡海前往朝鲜，劝说军界要人寺内正毅不要惧怕中国革命对日本的影响，而要转换思维方式，“借机解决满蒙问题”
。尽管从结局看，内田等人的活动未必是打消日本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决定性因素，但他们能够以一个民间团体和民间个人的身份，从体制的内外两个方面出击，开展声势凌厉的言论和游说活动，其能量和影响力不容小觑。
日本政府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10月16日，出于“对清国政府特别之好意”和“考虑到维护东亚大局之必要”，就确定了袒“官”而抑“革”的方针，决定向清军秘密提供“讨伐革命军所需的枪炮弹药”。
在政府的许可下，大仓公司、三井物产公司和高田商会联合组织的“泰平公司”向清军提供了总额为273万余日元的武器销售合同，而对革命军则考虑到“清国的感情”以及建立“信赖”关系的原因，不同意出售军火。
内田良平查知“泰平公司”向清政府出售武器一事，立即写信给三井公司总经理益田孝，指出“此次华中起义之革命军并非突然，乃十余年来支那先觉之士指导、宣传及革命思想弥漫全国之结果”，“武汉之革命军纵令为官兵所剿灭，然其核心力量之革命党犹健全保存，到底难以刈除净尽”；所以日本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单方面向清廷提供武器，就是“买大多数汉人之恶感”，将“招致将来之不利”；而“此际失去革命党之感情，将来无论是否对支那实行瓜分，都将大大有损日本国家之利益”。
益田孝接信后立即与元老井上馨磋商，通过井上征得日本政府同意后，作出了同时向革命军出售武器的决定。1912年1月，内田以上海都督府代理人身份与三井公司达成借款30万日元的合同，用该款为革命军购买了大炮、机关枪和弹药。
这批军火虽然在质量上倍受诟病，毕竟也是革命党拿到手的为数不多的海外援助之一。
内田良平跟他的精神导师头山满不同，一生撰写有大量著述。透过他在不同时期的著述，可以追寻到他的所谓“中国观”亦即“对华观”的演变历程，从而对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解读与分析：第一，内田是如何定位中日关系中的中国的？第二，隐藏在内田政治活动背后的考量和动机是什么？第三，内田对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态度为何会有前后180度的转变？等等。
1913年7月在中国的“二次革命”之际撰写、发表的《满蒙独立论》，是内田良平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态度发生与此前截然不同变化的起点和宣言。文中，内田首先全盘否定了南北对立中革命派与保守派双方的政治理念、主张，用蔑视的口吻表达了他对中国局势，尤其是对中国革命党人彻底失望的态度。“眼下支那南北双方之对抗，乃支那人古今通病——‘政权欲’表露之结果。双方侈谈所谓主张、所谓主义、所谓人道、所谓名分等等，皆不值倡优一夕之粉妆。故双方虽各求胜算，但彼等原本就无遑顾及将来之国事，且将疆域内之利权送与外国人亦如家常便饭。因之，若有爆发不测之事，祸及我帝国未来之虞，则不如极力避免此事态之发生。”
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曾经被内田赞颂为“20世纪世界最大之变局”的“支那革命”及其理想，转瞬间被贬斥为“不值倡优一夕之粉妆”的俗物，是争权夺利的表现。对于日本国内有关“对应支那革命”的种种提案，内田也认为无论是援助南方或是援助北方，都属于单纯的“二者择一”方案，利害参半，都是无法为日本谋得最大限度优势和权益的“山野之人、无见识者的妄言”。
他自诩，只有自己在《满蒙独立论》中提出来的“满蒙独立构想”，亦即切割中国的“满蒙”地区宣布“独立”，以便“稳固（日本）帝国经营北方之基础”的对华方针和对策，才是权衡了各方面利害得失之后的最佳对华主张和提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914年10月，内田良平以黑龙会名义刊行《对支问题解决意见》，认为欧洲战乱是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大战，战争使欧洲的均势发生巨大变化，给国际政局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也为日本对外扩展势力带来了一个重大的转机。日本如果在欧战结束后不能对英法俄可能到来的攻势预先采取对抗措施，则“我帝国将于支那问题上失去主动地位，永为列国势力所掣肘，东方之和平亦难免因此而陷入危险状态之中”
。
《对支问题解决意见》一文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强制中国与日本订立所谓《国防协约》：“当今之时，我政府鉴于帝国之天职，欲在对支问题上作出英明之决断，则与其让支那对我产生信赖，不如采取让支那不得不信赖于我之政策。而让支那不得不信赖于我之途径无他，惟在于我帝国主动占据对支那在政治上、经济上优越之实权，并严格地予以指导。”
可见，内田良平等人的所谓中日《国防协约》，从构想当初就不具备对等条约的意义，完全是高压政策强迫中国政府接受的不平等协议。
概言之，内田对中日关系中的中国之定位，就是将中国看作日本帝国与欧洲列强争夺东亚地区殖民地利权、扩展对外势力的对象和主战场，从来就不是可以联合、“提携”的伙伴。
除了考察内田良平对中日关系总体的认识之外，还有必要从具体问题和史实分析着手，探寻他援助孙中山并带领部下参与中国革命活动的真实动机。
署名“黑龙会本部”发行的《日英国交之危殆·支那解决论》一书
，附有内田良平题为《日支亲善的基础》的讲演笔录，宣示了他所谓的“日支提携”主张：“数百年前，西力东渐而来。所谓东洋各国，几乎全部沦落，现今保持独立者，仅日本而已。然而日本帝国领土狭小，人口亦不过六千万之众。以日本一国之力难以对抗西洋之力，则不言自明。幸而邻邦有支那大国，民有四亿，领土辽阔，物产无所不备。且从地势方面来讲，日本亦必须同该国相结合。若同该国结合，东洋则足拥抵御西洋之力。”
关于“亲善结合”的方式，内田认为有两个选项：一、或者两国建立“对等国家”的亲善关系；二、或者建立“作为指导国家”与被指导国家之间的亲善关系。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非但不具备独立国家的实力，也缺乏容纳日本“忠言”的度量，因而选项一是无法实现的“理想目标”
。实现选项二需要采取的方法不外是两点：“日本的威力（武力）”和“支那的利益”。也就是说，日本必须以武力为后盾和手段，强制性地要求中国的顺从，同时又必须向中国示以“利益”，用种种好处劝说中国服从日本的安排。
这就是内田良平为近代日本对华政策设计的“软”“硬”两手同时使用，以“利益”为诱饵，以“威力”为后盾的策略。
内田在《日英国交之危殆·支那解决论》的结论为：日本必须在中日关系中掌握“政治领导权”，而实现这个领导权的第一步，是由日本来“统治满蒙”，“健全大陆的国防”：“（日本）只要在地理上确实占领此地，则握有随时随地置支那死命之权威，支那则无论何时何地都无法背叛日本之领导。”
于是，从“诚心诚意”的“亲善结合”出发的“日支亲善论”，经过对“黄汉民族”“民族性”的种种论证之后，最终还是归结到《满蒙独立论》中所论述的抢占中国的“满蒙地区”，“将南满东蒙统治权握于我手”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结论上。内田良平在结识了孙中山之后愿意帮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并带领部下积极参与中国革命运动，其实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举措。
据《硬石五拾年谱》记载，1898年7月内田良平初识孙中山时，“孙向余说支那不可不革命之所以，切盼日本志士援助。余曰：‘支那虽有革命之必要，然在支那革命之前尚有先决之条件，曰何？日俄之开战也。日俄不战无以挫俄国东侵之势力；而俄国东侵之势力不挫，彼即有乘革命变乱之机而侵略支那领土之虞。殷鉴不远，请观日清战争之结果，或溯而观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之时，俄国岂非已迫使（清廷）割让乌苏里一带之土地耶？’孙答曰：‘支那革命倘若成功，恢复俄国之侵地当属易事，不足为虑。更况有日支提携（可为凭恃）耶’。余深为孙之意气所感动，曰：‘支那革命举事倘先于日俄战事，仆即终止对俄计划以援助君。革命时机到来之前，可各从事其所志之事’。孙大喜，自兹遂日夕往来。”
后来，内田良平在《皇国史谈·日本之亚细亚》一书中，又用略有不同的表述再次谈到这次会面，并增加了有关“满蒙西伯利亚”地区的对话：“……孙曰：‘即令露西亚乘革命之机，夺取支那领土，亦不足以深忧也。革命政府一旦成立，清朝政府必走满洲，以露西亚为后援维系国命。新政府党可与日本同盟回击露西亚。既然无论如何措置，与露西亚之冲突终亦难免，则革命之发动愈早愈有利也。本来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至革命成功之晓，即令举满蒙西伯利亚送与日本亦可也。’著者闻此言，知孙非寻常之人，遂与之订下援助之约。”
孙中山的所谓“至革命成功之晓，即令举满蒙西伯利亚送与日本亦可”的“诺言”，是这段叙述的关键。孙中山如果确曾许下过这个“诺言”，内田援助中国革命的真实动机就十分容易理解：在中国革命党人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以便等到革命成功之后与中国的新政府共同抗击俄国的南侵，并从新政府手中索得“满蒙”西伯利亚。
1900年惠州起义前夕，内田良平突然停止了对孙中山等人的支援活动。据《硬石五拾年谱》载，内田向跟随他参加起义活动的部下这样解释其中的原因：“吾人赌生命以援助孙（文）革命之所以，以其与日本利益相一致之故也。孙以大义名分、灭满兴汉为革命旗帜，目的在于驱逐满人，建设汉人之中国。（吾人）以故援助汉人，使满人求助于俄，而后日支提携以破俄，收满洲、西伯利亚为我所有，奠定经营大陆之基础。……”
这段叙述中又没有了孙中山的明确承诺，却增加了内田本人更多的自我解读和想象。
与此相关的史料还有内田良平在1930年代的《日韩合并的追忆》一书，其中叙述内田曾向朝鲜“一进会”首领李容九说起过此事，还谈到他对孙中山“出让”“满蒙西伯利亚”一事背后可能存在的动机的推测：“实际上，革命党首领孙逸仙跟我也是同样的意见。孙逸仙说要把满洲和蒙古送给日本，实际上是他很聪明的策略。因为万一革命成功之后，清政府逃往满洲，以此为根据地再接受来自俄国的援助，就能以无敌之势卷土重回支那内地，这是他（孙逸仙）最害怕的。所以把满洲让给日本，一方面可以断了这个后患，另一方面可以换取日军对革命军的全力支援，实在是一举两得的计谋。”
看来，内田良平对于孙中山当面向他允诺“出让”“满蒙西伯利亚”一事确实深信不疑。
由于孙中山本人从未叙述过他同内田良平之间关于所谓“满蒙问题”的任何“交涉”或者“承诺”，且据说内田与孙中山当时主要用笔谈方式进行交流，原始史料迄今没有发现，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现在只有内田留下的一面之辞，远远不足以说明历史的真相。但是，内田的以上表述却向我们说明，按照他的解读，孙中山确实向他作过将来把“满蒙”“让给日本”的“承诺”，他也正是出于这个理由才援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这跟他在《日英国交之危殆·支那解决论》中展示的对华政策主张完全一致，所以可以说明内田援助孙中山并带领部下参与中国革命活动的动机，完全是出于所谓“日本国家利益”的考量，与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与否并无直接关联，更无主张和理念上的共鸣。
内田良平跻身中国革命运动之初发表的《支那改造论》和退出中国革命运动之后发表的《对支问题解决意见》两文，展现了他对华态度和对华政策提案活动中的“豹变”、突变的特点。
在《支那改造论》一文中，内田认为，在革命高涨之际支持中国革命党建立共和政府，对于日本来说可以获得以下好处：第一，由于援助了“改造支那之大业”，日本既可确立在“满洲”的势力，又可奠定在华东、华中、华南地区的利益基础；第二，可以建立日、中经济同盟的基础；第三，可以加强两国国民的“和睦一致”，带来“日清文明之共通利益”；第四，可以扩大、发展对华贸易的“版图”；第五，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可以得到向全中国提供“技师、人才”等特权。
反之，如果此时支持清朝政府反对革命党，则会给日本带来以下不利之处：第一，中国由于保留了上下交困的苟安政府，会给日本的军事、外交带来不稳定因素；第二，清政府日益腐败，将启动列强瓜分中国之心，威胁“东邦（指东亚地区）之和平”；第三，今后日本若对在华势力或控制范围稍加变动（意即日本今后进一步扩张在华侵略权益），就会受到列强各国的压迫和牵制；第四，此后中国每次发生内乱，日本的对华贸易都会受到损害；第五，由于中国没有一个“健全之新政府”，也难以实现“日中提携”等等。
可见，内田良平和黑龙会成员推动日本政府改变对华决策并亲自参与中国革命运动，完全是出于与日本的“国益”利害相关因素的考量，与中国革命党人改造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的理想毫无直接的关联。由此不难设想，如果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支持清朝政府、反对中国革命会给日本的“国益”带来较大利益和较小损害的话，也会作出完全相反的判断和建议。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内田以为“由支那驱逐强暴之独逸（德意志），振兴东亚”，将全部“黄汉民族”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良机”已到，主张日本应立即对德国开战，乘机“解决”“支那问题”
，于是在10月底起草了一份《对支问题解决意见》，呈送总理大臣大隈重信等全体内阁成员和山县有朋、松方正义等政界元老。这份“意见”要求日本政府趁欧洲大战的“好时机”，与中国缔结一份至少包括以下十项内容的“国防协约”。
（一）中国发生内乱或者与外国宣战时，必须请求日本军队支援；
（二）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及内蒙古的优越地位，将其统治权委任给日本；
（三）日本享有德国在胶州湾的一切利权，青岛则在和平恢复后归还中国；
（四）中国向日本提供福建省沿海要港及省内铁路和矿山的开办、采掘权；
（五）中国将改革、教练陆军之事委任给日本；
（六）中国统一使用日本武器，并开设军械制造厂；
（七）中国将海军的建设及教练权委任给日本；
（八）中国将整理财政、改革税制等事项委任给日本，聘请日本财政专家为政府最高顾问；
（九）中国聘请日本教育专家为教育顾问，并于各地开办日语学校；
（十）中国与外国订约、借款、租借或割让土地，宣战或媾和时，均须与日本协商并取得同意。
这份“国防协约”企图夺取的中国利权比右翼浪人们此前向中国革命党人提出的要求多出不知多少倍，是右翼大陆浪人对外侵略扩张野心迅速膨胀、扩大的突出表现。它的基本精神跟翌年1月大隈重信内阁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几乎一致，甚至更全面、更过激、更露骨。内田良平等人终于发现中国革命与日本右翼势力所从事的“事业”水火不相容，从而抛弃了“支持”“同情”的伪装，确立了以攫取对华权益为终极目标的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政治立场。
内田良平跟头山满虽后来同列为日本“传统右翼的巨头”“保守势力的重镇”，但内田也有着跟头山不同的价值理念和行动方式，其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内田良平始终坚持将日本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价值理念。
同以空论大话为铺垫，情绪化、概念化判断为主的头山满的中国观相比，内田良平对中国的认识更多地凸显了冷静的形势分析、细致的利害损益计算和不带任何温情的冷酷判断的特点，日本右翼中这派人物制定的对华活动纲领、计划更切合实际、具有更多的可操作性，因而对中国等亚洲邻国带来的危害更大。
其次，内田良平与日本政府、军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主动通过献计献策等行动向国家机器效忠，同时极其主动地充当实施激进对外政策的马前卒和“别动队”，从而使黑龙会作为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团体，比头山满的玄洋社走得更远、更彻底。
内田良平本人和以黑龙会名义出版、刊行的大量“满蒙西伯利亚”地区的精密地图，政策分析读物，军事、经济、政治情报的小册子，除了正式出版物之外，还多以“非卖品”的形式赠送给日本政府、军部的各机构，虽然发行量不大，但是为日俄战争等对外战争和侵略活动发挥了直接的重要的作用。因此，内田良平和黑龙会成员的意见，也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他们时常充当日本政府对华政策上的“智囊”。例如1907年2月，当清廷要求日本驱逐孙中山离日时，伊藤博文竟向内田良平请教处理这一外交难题的办法。内田从“国益”出发，反复权衡，认为强行驱逐或继续收留孙中山都于日本不利，献了“劝孙中山自动离日”一计，并与外务省政务局长山座圆次郎协商，亲自“劝说”孙中山离开日本。
类似的实例还可以举出不少。例如，1915年袁世凯欲帝制自为之际，日本政府采取的对华姿态前后发生重要的变化。其背后的原因之一，也跟大陆浪人内田良平等人的建议有关。如8月27日，内田良平首先在递信大臣官邸面见箕浦（胜人）、河野（广中）两位内阁成员，向他们陈述了《对支政策意见》。接着在10月17日，内田向当时的首相大隈重信提出了一份名为《支那帝政问题意见》的政策提案，开门见山地提出结论：“关于帝制问题，不管赞成与否，绝对不可预先表明日本之态度。”
随后，他解释之所以应当这样做的理由是：“对于帝制问题，袁世凯如果急于解决，则无异于加速其灭亡。但这带来日本解决对支问题最有利之时机，毋宁予以欢迎。近来（吾等）同志各位，虽然在主张上绝对反对袁之帝制，但却三缄其口不向外界吐露见解，其原因皆在于恐袁政府对日本民间舆论心生警戒，反而多少转生梭巡不前之态之故。”
也就是说，内田已经看到袁世凯如果强行实现帝制，无异于自掘坟墓，加速其灭亡。但是对日本来说，袁的覆亡虽然会给中国政局带来巨大动荡与混乱，却会给日本带来乘机“解决对支问题”即分裂“满蒙”并在其他地区大幅度攫取在华权益的“最有利之时机”。为了尽快促成这个时机的到来，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来对待袁政府，静观甚至推动袁政府作出错误的判断，应当是日本的最佳选项。而后，一旦袁世凯真正推行帝制，日本则“断不可予以承认”
，以便造成袁政府的进退失据、内外交困，这样日本“解决对支问题”的“最有利之时机”就到来了。
据说，大隈首相接到内田良平的意见书后，同外相石井菊次郎磋商，并参考了司法大臣尾崎行雄的意见（其内容是：袁世凯如果强行实施帝制复辟，势将引起中国的内乱，且给日本带来损害等），于是决定与欧洲各国共同劝告袁政府延期实行帝制，并未完全采纳内田的建议。
但就内田的整个设想来看，无疑是利用已经在“皇帝梦”驱使下丧失了正常的政治理智的袁世凯，用先是利诱，再是欺瞒，最后是政治、外交高压的“组合拳”将其制服，而后最大限度地攫取在华利益的“软刀子杀人”的“完美”计划。这种策略和手法，等闲的外务省官僚乃至军部的高级参谋们都未必能够想到，无怪乎内田良平屡屡被邀至政府和军部的首脑面前，宣讲他的各种建议和提案了。
通过运用自身的“谋略”和政治运作手腕获得日本政军界高层的器重和信任，大陆浪人中也只有内田良平一人。
《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一书的作者在追溯大陆浪人“经营大陆”之类思想的缘起时记述：“若对先觉志士所抱之大陆经营论稍加考察，乃知其思想之根柢为热烈之爱国心与民族自信心也。19世纪后半叶，帝国主义滔滔狂潮席卷世界，与海外新得交往之日本人，顿感本国国土狭小与国力微弱之不足。以如此狭小之国土及微弱之国力同世界各强国对峙，如何可保国家之光荣独立，乃时时刺激日本人爱国心之紧切问题。……倘若身处四海升平之时代，邻邦支那、朝鲜又足以凭恃，携手共同对抗欧洲诸国，或可同保国家之独立。然而于今四海汹涌，东亚安危朝不虑夕，邻邦非但不示以友邦之实，其自身亦老朽欲倾。而与我唇齿相依之清、韩一旦被列强所侵略，我国必受其余波，存亡不可逆料，其势已洞若观火。有三千年光辉传统之我国，若不主动启发诱导邻邦实行改善，或直接在邻邦扶植我之势力，扩大我之国防线，以保全东亚，则回天无术也。……各先觉志士痛感巩固本国及向大陆发扬我皇威国光之必要，于是抱定各自之经纶勇往直前，掀起复兴东亚之运动。‘大陆经营’之一语，正乃包括此运动全部内容之词也。”
这是一段推崇头山满、内田良平等所谓“先觉志士”“大陆经营”“功绩”的强词夺理的文字。它片面夸大近代日本的安危对所谓“东亚之安危”的作用，又将“邻邦”中国和朝鲜的守旧、落后而不是西方列强的压迫看作影响日本安危的决定性因素，从而推导出“主动启发诱导邻邦实行改善，或直接在邻邦扶植我之势力，扩大我之国防线”等干涉、蹂躏邻国主权行为的“正当性”理由。近代日本对亚洲邻国的侵略、扩张主义行动，遵循的正是这样一条“大陆经营”的路线。发源于所谓“国权”“国家利益”至上的大亚洲主义主张，通过头山满和内田良平等右翼大陆浪人的言论和行动不断恶性膨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所谓“大陆经营”的理念与行动。《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一书作者的这段话唯一有参考价值的地方，就是它点明了“国权”“国家利益”至上的主张催化“大陆经营论”的过程，而头山满、内田良平等所谓“先觉志士”又通过自身的活动阐释了“大陆经营论”拥有怎样居心叵测的内涵。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不久的1912年2月5日，日本驻广州总领事濑川浅之进向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拍发的一份电报中说：“……驻扎当地（广州）各外国领事与军政府都督及外交部长之间，进行相互正式互访的时机尚未到来。因此，各国领事中尚无人同都督及外交部长进行过会见。双方之间如有公事，或派领事馆职员前往军政府，或由军政府派员来访领事馆。……本领事馆同军政府之间关系既如上述，但逗留当地之我邦人（日本人）与军政府要员之间关系，近来却呈逐渐亲密之观。……三井洋行店员自日前买卖武器之事以来，屡屡出入军政府。该店员与外交部长及军务部长等关系甚为亲密，军政府对三井洋行之信赖亦与日俱增。旧政府时代被德商垄断的当地军火销售事业，大部分今后看来会落入三井之手。……前广东讲武堂总教习细野中佐此次事变后，以我参谋本部特派员身份继续在当地勤务。因军政府师长、旅长、军务部长、参谋部长等均为我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其部下又多在讲武堂接受日本陆军教习熏陶，故今日军事之事，多聆听该中佐之指导。该中佐同广东军事当局之间，至今仍保持密切关系。此外，在当地经营旅馆兼餐馆‘日本馆’的松冈好一
，十多年前即同该国志士结交，现今的外交部长陈少白等，亦为松冈契友。日前陈少白邀请军政府中实权人物——民政部长黎国廉、警务部长陈景华（实为警察厅长）等来日本馆游玩，招妓命酒，松冈及其他日本人亦得同席，极尽欢娱。如上所述，本职尚无机会同位居枢要地位军政府要员等晤面，而逗留当地之我邦人士同军政府要员间，交往反较旧政府时代更形亲密，故在商业及其他各事业上，我邦人士已较其他各国人士占有更优越方便之地位。……”
这份电报所涉及的虽然只是广东一地的情形，实际上却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从预备役、退伍军人到商人、教习以至于大陆浪人，众多的日本人积极主动地涉足中国的革命风潮，并且有意识地将这些活动同日本的“国益”联系起来，构成了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华外交的重要一翼，亦即后来为他们中的某些人所津津乐道的“民间外交”。所谓的“民间外交”虽然在近代日本对华外交“多元时代”贯穿于大陆浪人活动的始终，但是辛亥革命时期与“二次革命”前后无疑是其高潮时期，这种“民间外交”活动的参与人员、交涉方式、交涉渠道以及与外务省主导下的正规外交渠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等等，无一不在这一时期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1911年初，随着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的成熟，数年前乃至十几年前就开始支持、庇护孙中山等人革命活动的日本浪人和政治家、实业家及文化人等，敏锐地觉察到重大转机的到来，积极展开了结社和舆论声援活动。
在辛亥革命前夕成立的主要团体首推1911年1月成立的“亚细亚义会”。该团体主要成员有犬养毅、头山满、大原武庆、河野广中、中野常太郎、山田喜之助和青柳胜敏等人，囊括了政治家、实业家以及军人、大陆浪人等“关心”中国政局的各界人士。该团体在《设立主旨》中宣布：“我亚细亚义会所心目者，何乎？曰在欲同气相求、同洲相助，以正其德、利其用、厚其生，而遂至一济亚洲之乱离，永乐世界之升平也。……吾人设立亚细亚义会者，实见此理深且熟，而仲仲之悃欲止不能之所致，毕生以欲使斯一大福音传播于薄海穷地也。寄语于世之仁人志士，公等视我洲今日之陆〔沉〕，业既如彼，敢自以为非所与知乎？敢无悟空其天职乎？敢无惭谦逊退婴过其度乎？……”
为了引起中国、朝鲜的“仁人志士”的关注和理解，这篇《设立主旨》有意使用汉语写作，并为亚洲的陆沉扼腕浩叹，以期唤起共鸣，用心可谓良苦。然而在内容上除了传统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之外，并没有提出新的政治理论与动机，反而沦为内容空泛的宣言。再从活动计划来看，亚细亚义会的所谓“事业内容”囊括宗教、教育、经济、地理、殖民、国交、政治、军事各个领域，似乎是无所不包，而且不以政治、外交为重点，但在活动内容方面，成立时仅限定为研究、考察以及在亚洲各国进行宣传联络等事项。
显示出该会的主要成员政治见解原本分歧多端，多数人仅仅在预感到革命风暴即将到来，应当有所声援的一点上产生同感，表现了意欲有所动作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动作情况下的困惑。
及至武昌起义爆发，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骤然改观，日本的“民间人士”在组织活动方面才找到了同中国革命的结合点。
1911年10月17日，头山满、三浦梧楼、内田良平、宫崎滔天和铃木天眼等大陆浪人200余人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召集“浪人会”，作出了“不拘于去就，促使我国严守中立，以为大局之砥柱，不误机宜，争取内外支持”的决议，提呈日本政府在确定应对辛亥革命态度时加以参考。
11月上旬，在内田良平、小川平吉的倡导下，头山满、古岛一雄
、宫崎滔天、美和作次郎、福田和五郎等人又在东京组织联合各派大陆浪人共同进行援助中国革命的“有邻会”。有邻会派遣尾崎行昌、宫崎滔天、伊东知也等前往中国，了解革命前线的信息，同时命令正在北京的平山周与已在武汉的末永节联系，随时将革命的进展情报送回日本国内。不久，“有邻会”又派出了一支包括医生、药剂师和护士多人在内的医疗队前往中国，救护在战场上负伤的革命军将士。此外，该会还应何天炯等提出的请求，支付40万日元从陆军被服总厂购买毛毯1000条，由会员带往中国作为对革命军的慰问。
有邻会成员基本上是玄洋社系统的大陆浪人，其经费据说主要来自玄洋社大本营福冈的“在乡同志与煤矿界暴发户”等。
在媒体宣传尚难突破国境限制的当时，大陆浪人的“隔空喊话”对辛亥革命运动发展实际能够起到的作用大可存疑。但是，这一时期大陆浪人的活动从侧面影响了日本政府、军部试图从维护日本天皇制政治体制的权威性出发，悍然干涉中国革命的动向，倒是对辛亥革命运动实实在在的声援。
早在1911年11月28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就在发给驻英公使山座圆次郎的训令中，申述了“革命军虽风靡清帝国之大半河山，其实力却意外薄弱”的局势判断，进而表明了“若共和制度，比照清国之国情，根本难以实行”，“若依帝国政府之见解，今日之清国应当采取最善之方策，毋宁在放弃共和学说等纸上谈兵之空论，同时扫除满洲朝廷专权之弊病，大大尊重汉人之权利，在满洲朝廷名义上的统治之下推行实际上的汉人统治。除此之外，别无他策”
，显示了日本外交当局袒“官”抑“革”的对华姿态。军部首脑正是在这种局面下，积极策划对华的武装干涉。大陆浪人的“浪人会”在此时提出“严守中立”主张，就是针对山县有朋等日本军部首脑意欲干涉中国革命的计划而发出的反对呼声。
12月下旬，头山满、河野广中、杉田定一、根津一和小川平吉等人又成立了“善邻同志会”，针对中国时局的发展作出了“吾人顾善邻之谊，照其国利民福，热诚以祷革命军速贯彻其目的，且望列国之善鉴时局之情势，无出如政体干涉之谬举矣”
的决议，同样表明了反对以中国的共和制威胁到日本的立宪君主制为由干涉中国革命的态度。
在成立声援团体的同时，与中国革命党人历来走得很近的宫崎滔天、内田良平、池亨吉和平山周等大陆浪人，也利用文字为中国革命营造舆论，争取日本民众的同情。
武昌起义前后，宫崎滔天先后在报纸上发表了旨在介绍孙中山和兴中会活动的长篇纪实文学《清国革命军谈》和政论文《孙逸仙是一代大人物》。认为孙中山“其学问、其识见、其抱负、其胆力、其忠诚、其操守，无论何点，皆优于现代所有的日本人。即令犬养木堂（毅），亦仅在十余年如一日以全苦节之一点上可与彼相媲美。后世之史家若以成语譬喻孙逸仙，吾以为当用‘其仁如天，其智如地’之一语也”
，用最高级别的赞词称颂了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领袖所具有的素质和人品。
内田良平在1911年11月，连续写下了《支那改造论》和《支那革命调停案》两篇文章，分析辛亥革命的意义和影响。他在文章中说：“支那革命，乃20世纪世界最大之变局。18世纪之法国革命推动了欧洲大陆之变局，支那革命亦当如是，将推动亚细亚诸邦之变局。其结果，于世界机运之影响亦不小矣。”
内田接着追溯了革命在中国的由来：“革命者，支那之‘国性’也；支那之天下者，革命之天下也。支那帝国地占今日亚细亚大陆之上游，拥有古罗马帝国般辽阔领土，有四千年之历史，有四亿之民众，犹能存立于世界之缘故，无他，在于国民之革命精神也。”
所以，“此次之革命动乱，非如义和团一时突发之变乱，乃带有永久持续性质之国民革命也”
。
类似这样的言论，对于澄清普通日本民众对邻邦发生的革命动乱而产生的不安心理，以及从舆论上牵制军部试图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计划，都具有积极意义。
对于日本的上述对华团体，孙中山从便于中国革命党人扩大在日本及中国国内的影响，有利于在日本重新开拓立足之地、推动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等角度表示赞赏，并致函宫崎滔天、宗方小太郎等人，希望亚细亚义会、浪人会等团体的成员们能够推动日本政府“对于支那政策”的“转换”，并表示“寺内（正毅）陆相、陆军将校及民间人士，既如此表同情于支那革命之举，则吾事可无忧矣”
。在当时，即使在革命党人内部，也有人对以大陆浪人为中心成立的这类对华组织居心何在心存疑虑。如香港发行的《中国日报》就有人转引俄国《斯拉夫报》的消息，指斥亚细亚义会“表面似乎旨在扩张商业，实则欲在哈尔滨、吉林、奉天、北京、菲律宾群岛以及印度支那等地设立分会，窥探当地之实情，实为一有组织、有团体之间谍事业。日本参谋本部提供赞助，该会每年可得30万元补贴，并可在机密费项目下开支50万元。至于该会各经理人，几乎尽数与参谋本部关系密切，或直接由该部成员充任。故为一面侦察敌情一面担任军队输送之机关也”
。
从现有资料看，《中国日报》对亚细亚义会的指斥虽然不能完全成立，但是包括亚细亚义会在内的日本民间对华团体在这一时期纷纷出现，而且一致声援中国国内的革命运动，其目的可以说无一不是出于维护和发展日本的所谓“国益”亦即国家利益。以亚细亚义会而论，在该团体机关刊物《大东》1911年1月号的《无缝塔》栏目中，就以“编者的话”的形式发表过这样的文字：“去年日韩合并，我日本国事实上将头部伸向大陆，实乃需要国民胆量果敢之壮举。……历史如果会周而复始，则眼下之西力东渐，不久将转为东力西渐矣。太阳自东方而升，遍照世界，显示其公平无私，天下无比。我日东帝国（即日本帝国）亦如是乎？我邦历来以王道立国，行王者之政。主政者为神子神孙，国家为神之国，世界之中，无与伦比。以是之故，我邦之民以忠君爱国、孝信父母、厚义勇直、情笃清廉为贵。世界之大，敢问可有第二个国家如此、主政者如此、国民如此之国耶？吾人可以断言其无也。日本虽尚未号令宇内，然而其理想已立于王道之地乃不争之事实也。当此天下各国，争为霸者，虎吞狼噬之世，挽救如此之颓世，谁人之任？愿我邦民，努力奋进！大丈夫以天下为志，正正堂堂，不欺不诈，威风凛凛，独立阔步以进！”
这类以旁若无人的语调宣传日本国体、文化和国民素质天生优越，理当征服世界，统治万邦的“国权主义”或曰“大日本主义”理念，是明治时代后期逐步形成的日本右翼社会势力的一贯主张，也是大多数大陆浪人、日本军人等民间人士所以要参与中国革命的根本动机所在。也就是说，这些人参与中国革命运动的目的不在中国革命运动本身，而是借此机会利用或者影响这个运动，来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同理，一旦这些国权主义者们发现通过孙中山等人的革命运动不能实现“恢宏”日本“国益”的目的，他们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态度就会由支持转变为冷淡，有些人甚至很快180度大转弯，攻击中国革命运动和革命党人。例如1912年8月，同样是浪人会、亚细亚义会等团体的成员，又成立了一个“对支（华）同志联合会”，在《旨趣书》中公开宣布：“依据开国进取之国是扶植东亚文化，贡献于世界和平，是国家之大计、帝国之天职。我帝国于明治三十七八年（1904—1905年）膺惩俄国，四十三年（1910年）合并韩国，无一不是对开国进取国是之实践。然而支那动乱之结果，招致国运衰退，失去统一之实。当此之际，俄国经略外蒙古，蠢蠢欲逞其势力；英国操纵西藏，步步扩展其地盘；东亚之均势将遭破坏，我帝国又岂能袖手旁观！当此之时，帝国应执之主义、方针，唯在恢宏开国进取之国是，确定大陆政策，维持列国之均势，并挽救支那于土崩瓦解，确保东亚之和平。而欲确保东亚之和平，则非谋求满蒙问题之根本解决而不可。……吾人坚信今日为解决满蒙问题之良机，为统一国内舆论进而推动政府予以断然实施，特纠集对支各团体组成对支同志联合会。同志之士，何不欣然来会，披沥我等血泪之诚，以奉献君国乎！”
辛亥革命发生后不到一年时间，大陆浪人对中国问题的关心就由应当援助南方还是援助北方，转变到了不管中国国内发生什么样的动荡都要最大限度地保证日本在华权益问题上，具体集中到所谓“满蒙问题之根本解决”，也就是将中国的东北地区和内蒙一带完全攫为己有的问题上。所谓“民间人士”对中国革命党人来讲究竟是敌是友，至此已昭然若揭。
武昌首义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以预备役或退役军人和大陆浪人为首的许多日本人纷纷赶往武汉、南京、上海等革命战争的前线或中心城市，直接参与了这场革命运动。关于这一时期中国革命党人周围的日本人及其他国家人士的活动概况，日本驻南京领事铃木荣作在1912年1月发给外务大臣的电报中有过这样的描述：
此次革命军暴动由于起源于陆军方面，在各地陆军学堂担任教习之我邦人士，大多对革命军表示好感，而且有不少人秘密提供协助或方便。时至今日，革命军的陆海军将校仍时常就编制、作战等各方面问题，来向我邦人士求教。与此同时，与孙逸仙、黄兴等曾多次共同行动之宫崎（滔天）、末永（节）一派及尾崎行昌、伊藤银月、山田纯三郎、池亨吉等，均扈从孙（中山）行动，以便谋取某种地位。或者虽欲参与（革命）运动，来当地（指南京）一两次后多又返回上海，投靠犬养（毅）、头山（满）等帐下。现今，唯有池亨吉作为孙之秘书、萱野长知作为黄兴之秘书尚留在当地。……另外在宋教仁处，有社会主义者北丰（原文如此，应为辉）次郎
，同样充任秘书一职。近来，又有犬养毅及寺尾（亨）、副岛（义一）两博士被任命为法制顾问，阪谷（芳郎）、原口（要）两博士被任命为财政顾问。寺尾、副岛两人已于本月十六日抵达当地，昨日十七日住进总统府内宿舍。据寺尾博士所谈，余等并非如报纸所传，被正式任命为革命军之顾问官，而是单纯以个人身份来当地游览，尚未签订合约之类文件，也没有被赋予特定之任务。……其他外国人士，目下有荷马李一人在南京，但与孙等人往来并不密切。孙等人似乎亦因同日本之间的关系，避免同荷马李的接近。”
这篇电文虽个别情报来源有误，但基本上概括了武昌起义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在中国活动的所谓日本“民间人士”的分布状况，以及同中国革命党人之间的关系。大致说来，这一时期投身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日本人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群体：① 预备役或退役军人（包括在中国各地军事学堂的教习等）；② 大陆浪人；③ 政治家、学者等所谓“社会名流”。
关于日本军人参与革命军作战一事，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松村贞雄最早在1911年11月19日发给外务大臣的电报中作了详尽的汇报：“自武昌革命军起事，即有为数不少之日本人厕身其中。一般地方居民，将其理解为日本正在帮助革命军阵营，颇为欣喜。细思我邦人士之助战，乃因此次起事之黄兴一派革命党员，几乎尽为留学日本出身，故而与我邦人士关系自然非浅。目下在武昌及汉阳两地革命军中，我邦人已达二十余人，且有陆续增加之趋向。……至于预备役、后备役官兵等一派，不以革命之成功为其最终之目的（意指没有个人利害方面的打算），将校士卒均实际亲赴前线，参与革命军之军机策划。16日夜11时，对当地租界下游江岸车站官军江岸炮兵阵地发动奇袭之际，彼等部下之石间某，撤退途中为流弹击中而亡，其遗体据云已在革命军总部隆重火葬。此外，翌日即本月17日，黄兴率领的一队（革命军）渡过汉水上游试图对官军侧面进行迂回进攻之际，我邦人多名据云亦在黄兴帐下直接参与军事指挥等。”
由于这些日本军人身为教习或者平时训练有素，所以在战场上或参与战术擘划，或亲临前线作战，颇为缺乏实战经验、训练以及指挥人才的革命军所倚重。据大略统计，1911年10月18日至11月27日的武汉保卫战期间，前后大约有30来名日本浪人和军人等参加作战，中村喜太郎对于战死者人数的估计不免夸大之嫌。根据大陆浪人后来撰写的记录，武汉保卫战的阵亡者中，有金子新太郎、石间德次郎等人，负伤者中有岩田爱之助、甲斐靖等人。当时日本国内报纸报道，石间战死后，革命军还向其家属赠送1.2万美金，以表慰问。
武汉战场之外，北京、天津、山东等地以及进攻南京等战事中，也都或多或少有日本军人参与。
关于大陆浪人群体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松村对他们作过相当苛刻的评断：“至于萱野（长知）及北辉次郎（一辉）等人，纯粹属于煽动派，彼等所期待者，仅仅为自身之利益，而革命最终能否成功，则不在彼等之考虑范围。”
在日本国内政治、外交问题上时时以监督、抨击政府对内对外政策为己任的大陆浪人，在国外展开活动时也同样招致了外交当局的怀疑和反感。因为平心而论，萱野长知是受黄兴“尽量多采购炸药，携来武昌”的委托，前往武汉前线的。
北一辉等人来华的起因，则是宋教仁在10月17日至22日连续给内田良平发去三封电报，委托其“尽力向贵国当局者交涉，要求他们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
的结果。其他如冈本柳之助、中田群次、长江靖介等人，也随同黄一欧等革命党员参加过攻克南京战役，冈本据说还曾经派人回日本设法驾驶飞机前来中国，协助革命军攻打南京。
尽管动机各有不同，一部分大陆浪人在战场上倒也多少表现出过冲锋陷阵的气概。
武汉保卫战失败后，黄兴等乘船前往南京、上海，日本军人群体大部分从这个时候起脱离革命党，留下来的除继续充任黄兴军事幕僚的后备役步兵少校大原武庆等少数几人外，基本上是大陆浪人，再加上陆续闻风而来或者应邀而来的政治家、学者等“社会名流”们。根据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在1911年11月25日前后搜集到的情报，“滞留在当地（指上海）与革命党有关系之本邦人如下：宫崎虎之助（情报有误，应为宫崎虎藏或宫崎寅藏，即宫崎滔天），该人率领伊东知也等四五名部下在此；北辉次郎，该人与在日本之内田良平、葛生修亮等黑龙会有关系；中村弥六；冈本柳之助；尾崎行昌，该人最近赴汉口；山本安夫；水野梅晓，该人陪同近藤律师、竹下某等来沪，预定作为本派本愿寺僧侣为战死者作追悼法事，频频与革命党联系。上述各人，均拥有若干部下。各自与历来有关系之湖北及当地革命军频频书信往来，除宫崎和北辉两人多少受到信赖以外，其他人并不为革命军所重视，或者干脆敬而远之。因此，还未看到彼辈有何活动。”
可见，趁着革命高潮到中国革命前线来“赶热闹”的大陆浪人不少，但他们跟革命党人之间交情不深，动机也十分可疑，所以中国革命党人也没有多加注意和关照。这类“趁火打劫”的“投机分子”大多未在各种历史记录中留下姓名，包括笔者在内的学者们过去低估了他们的人数。现在看来，此类人物当不在少数，后来头山满和犬养毅前往上海欲以“震慑”和“取缔”的“不法浪人”，基本上也是此辈。
另外，有吉明在1911年12月7日前后搜集到的情报又说：“在武汉方面直接或间接援助革命军之萱野长知、大原武庆、伊东知也、清藤幸七郎及其部下十余人，已在黄兴来沪前后抵达当地。”对于直接参与革命军作战的军人们，由革命军“给予相当之报酬，暂时解散回国”；而“与革命党最亲近之宫崎虎藏（滔天）、伊东知也、萱野长知、大原武庆等人，则与迄今为止态度漠然者不同，当在新政府组成时获得丰厚薪水之招聘”。此外，“自称与孙逸仙有亲密关系之池亨吉
，亦率领其组织起来的亲中义会成员约二十人，于四五日前抵沪，目前正在当地逗留，以待孙逸仙回国后展开活动”。在上述派系之外，小越平陆
也受有邻会派遣，带领四五名弹药制造工匠等在上海逗留。
大陆浪人群体，本来就派系繁多，成员社会背景复杂，动机和政治立场各不相同，其组织形式也极不稳定，旋分旋合，其中又以在日本国内谋生困难，幻想到中国大陆寻找时机、一攫千金的投机分子，以及旨在为日本谋求海外侵略权益的“国权主义”分子居多。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国内的政治动荡和政权更替，自然使他们以为类似义和团运动时期列强借中国内乱大量攫取侵略权益的大好时机再次到来，不分派别也不问政治主张纷纷前往中国展开活动，于是就出现了各派浪人汇聚革命军中，造成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局面。一些浪人也凭借孙黄等人对他们的一时信任和借重，张扬权势，谋求私利，肆无忌惮。
对于这种难于控制的无序局面和短视性、破坏性居多的“民间外交”活动，最初对大陆浪人的活动采取默认态度的驻汉口总领事松村，不久也提出了日本政府应当采取相应“对策”的提议：“……而今为数众多的我邦人士帮助革命军，几成公开之秘密。近来，革命军策划的秘密事项往往外泄，为官军所探得。一部分革命党员怀疑此事乃日本人所为，遂以猜疑眼光看待日本人。而日本人中属于第一类及第二类者（松村总领事将在武汉的日本人划分为新闻记者，大陆浪人，预备役、后备役军人，其他人等四个门类），往往以相互排挤为能事，以致开始为革命党员所愚弄。概言之，此辈徒党时常出入于革命军总部，又时常玩弄各种权谋术数，最惹外国人注目。而今革命军自身已然蒙受不利，倘若更失利益时则可以想象彼辈必成为厌恶之对象耳。……彼辈大多或更名、或化装、或与中国留学生同行，乘坐外国汽轮抵汉，而后换乘小汽艇直接进入武昌，我等在此实难予以取缔。可否根据本职所发第九四号电报所述，在我国境内阻止其前来清国。以目下情势而言，此辈徒党尚有陆续渡海前来清国之虞，为邦国利益计令人不堪忧虑，谨请在此之际予以取缔是盼。”
此后1911年12月2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拍给内田康哉的电报，也印证了大陆浪人胡作非为的种种“劣迹”。有吉征引收集来的情报指出，“此次革命军在汉阳战败”的原因，盖由“在武汉厕身于革命军中”的许多日本浪人“簇拥黄兴，作威作福，致与湖南兵发生矛盾之所致”，“征诸各方情报，此点殆已无可怀疑”；他还报告说：“闻此辈此次撤离武昌时又各自攫取财物，此等劣迹，不独有害于大局，且将来终必惹起革命军之恶感。……”
大陆浪人在革命动乱中浑水摸鱼的行为有可能给日本对华政策的全局带来破坏性后果，日本外交当局也不得不予以深切关注。
另一方面，日本军人、浪人半公开地介入中国国内战事，使清政府以及保守阵营的舆论首先深感不安。1911年11月中旬，总理衙门出资发行的英文报纸《北京日报》（Peking Daily News）以东京特电的形式刊登了太平洋会、亚细亚协会（原文如此）、大东义会等日本民间团体通过决议，打电报祝愿中国革命军取得成功的报道，28日又刊载文章指出：“官军、革命军间之争斗为清国内政问题，各国对此当然不应发生任何关系。……此外，一些日本人的不法举动虽应看作个人行为，但日本有义务制止其臣民的此类不法行为，保持中立。有对日本不怀好意者说，‘满洲’如果爆发革命，将给日本带来最大利益。也就是说，日本可以乘此时机实现其野心，暗示革命党的暴动受到了日本的煽动。吾人虽不愿相信会有如此卑劣之阴谋，但日本至少应当采取必要措施，打消此类疑团的存在。”
日本驻北京公使伊集院彦吉当天就将这篇评论翻译后发送东京，提请外务省注意。
与此同时，其他列强各国对于日本军人、民间浪人等投身中国革命战争和参与新政权建设之类的“小动作”也感到不快，通过舆论和外交渠道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加以取缔。例如12月4日，纽约报纸Tribune以《中国的动乱是日本酿成的吗？》为题发表来自北京的通讯员文章，认为日本在中国以及远东地区的行动，比其他任何国家的行动都更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是因为日本在这里下的赌注最多，一旦成功就可以比其他任何国家得到更多收获。文章接着提出一个假设，认为日本政府和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无法洗清自身的嫌疑：“在北京，有人认为：日本是有意酿成此次纷乱，一方面援助革命党，另一方面向陷于穷途的满洲朝廷鬻恩求报，以便实现在满洲及其他地区的野心。记者虽认为，即便是聪明绝顶的日本人，也不敢出此险着。但是……革命发生时武昌已有若干日本军人，日本提督此时恰在长江中航行并立即指挥对应一事却是不争的事实。”
稍晚，一些德国报纸也相继发表文章评论日本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同样提出了“不但清国官军方面，欧洲人也渐渐对日本人的行动产生怀疑，使日本人蒙受援助革命党之嫌疑的行动，即便是日本人自己，如果公平地进行观察，也无法予以否认”
之类的批评。进入1912年1月以后，纽约一些报纸还刊登了日本人参与中国革命的更为详尽的报道，总领事太田为吉立刻将剪报转送外务省，并指出该报道将成为当地人关注这一事件的嚆矢。
为了缓解来自列强各国的压力，1911年12月13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致函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通告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Morrison， George Ernest，1862—1920）即将从北京前往南京、上海考察一事。由于莫氏同英国公使关系密切并且深得清廷要员们的信任，《泰晤士报》在此前后也刊出了批评日本对华政策的文章，伊集院希望有吉务必做好对莫理循的疏通和解释工作，以免损害同英国这个最大的外交伙伴的关系。关于“两三名不任现职的大尉或更下级军官”以及“以宫崎浪花节（滔天）为首一帮毫无一顾价值之无赖汉”的存在，伊集院也要求有吉从：①“由于日本接近（清国）之地理位置与交通之便利，现在已在清国有为数众多之居民，若干我邦人士混迹于（革命军）中，本不足为奇”；②“（日本）帝国政府并不赞成一般人民此类起哄看热闹的行为，并请注意到（帝国治理下的）南满洲地区现在是整个清国最安全、最平静的地区”这样两个角度出发加以解释说明。
至于是否应当立即取缔大陆浪人的活动，考虑到由此会引起革命党人的反感等因素，有吉明则致电外务大臣内田康哉，表示“本职拟暂取放任态度，不加约束”，并获得了认可。
对于大陆浪人中存在的上述“无赖汉”行为，中国革命党人和一部分大陆浪人也提出了要求日本人内部“自我整肃”的呼声：“前往清国之我邦人目下大部分在上海逗留，其多数将来恐怕会对我国酿成不利（之结局）。此次何天炯赴美（原文如此。何天炯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被孙黄委为驻日本代表），除以筹划军事资金为目的外，亦为企求有力量之日本人前往清国之故。”
而应邀前来“整肃”、震慑“借帮助革命之名，介入当时支那运动，使革命志士大为懊丧”的“不良浪人”“不德汉”的，是1911年12月先后赶到上海、南京的犬养毅和头山满两人。
但此后直至革命党人依照南北和谈达成的约定将权力移交给袁世凯为止，大陆浪人依然我行我素，丝毫未加收敛。
对于时常出现“失控”并招惹棘手问题的所谓“民间外交”，日本的“官方外交”不急于采取取缔措施的背后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同时又是日本展开所谓“多元外交”，在列强争夺在华权益的激烈竞争中为后发国家的自身尽可能多分一杯羹的重要补充手段。因此，自从孙中山等中国革命党人在日本落脚之后，日本政府就利用大陆浪人这个特殊群体同中国革命党人建立了若有似无般的微妙关系。辛亥革命时期，这种微妙的关系便成为日本政府同革命党人之间保持联系的重要渠道。
1911年10月26日，日本驻纽约总领事水野致电外务大臣内田康哉，讲到从欧洲到美国的鹤冈永太郎
利用跟萱野长知有过交往的关系秘密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通过鹤冈向日本政府表达了“当此之际，本人无论如何亦愿往日本一行，为此曾致电宫崎探询日本政府意向。本月二十四日接到萱野复电，略谓：如肯更名，则登陆或逗留均无妨碍。但本人则不论时间如何短促，总愿以公开身份逗留。如是，则日本方面所寄予之同情态度，既可鼓舞革命军之士气，又可消除外界认为日本政府暗中庇护北京政府之疑虑，对双方均为有利”
等数点意见，提出以公开身份前往日本的要求。武昌起义和全国各地的响应，骤然加重了革命党在对外交涉中的筹码。一贯以清政府路线为重心的外务省即使采取间接方式同孙中山接触并征询其意见，也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态度转变。11月12日，驻芜湖领事奥田也致函内田外务大臣，提出：“长江沿岸一带人民俱对革命军深表同情，故无论将来时局如何解决，此时暗中对革命党施与若干恩惠，将对今后我国在长江沿岸的通商、航运事业十分有利”；同时他还了解到“目前俄国驻汉口总领事正通过某华人译员之手向革命军提供方便，另有某俄人亦在武昌参与革命军之内部活动，革命军已渐有亲俄倾向”等，言下之意希望外务省能够针对革命党确定更为积极的方针。
如果说萱野长知在这个交涉中所起的作用还比较间接，那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池亨吉的表现，则可以看做身为“民间人士”的大陆浪人直接充当中国革命政权同日本政府之间桥梁的例证。
池亨吉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已经同孙中山有过种种交往。如1907年3月孙中山等前往中越边界发动武装起义之际，就邀请池“能在此时以日本的呤唎自任”“务将天下有所误解之处，为我革命志士阐明，并使他们的值得赞颂的地方为世所知”。
此后，池氏果然跟随孙中山等人奔赴战场，参加起义的策划与实施，返回日本后又撰写出版了《支那革命实见记》一书，介绍革命党人的活动。
然而武昌起义爆发后，池亨吉宛然是具有特殊使命的一个角色。例如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乘船由香港返回上海之际，由于经由日本公开登陆而后返回祖国的要求没有得到许可，孙中山因而怀疑日本是否同英国、俄国协同一致，制定了压迫或者阻碍中国革命胜利的方针。与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等人同船前往香港迎接孙中山回沪的池亨吉，则不失时机地向他私下说明：“日本国不仅绝无此意，且对革命党抱有颇大同情”，使孙中山有所宽心。
抵达上海后，孙中山任命池亨吉为自己的书记兼翻译，处理有关英文的函件、报告等，并向上海《大陆报》主笔等作了介绍。
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也因而不无欣喜地认为，池亨吉在革命党内“拥有特殊之势力”
。
不久，池亨吉的特殊作用得到显露。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发表《对外宣言》，幻想以承认晚清外交格局的方式换取列强对新政府的承认。11日、17日、19日，孙中山和王宠惠连续致电法国、美国、英国外交当局，争取列强中一国乃至数国的外交承认。20日，池亨吉向日本驻南京领事铃木荣作透露：“为了争取各国之承认，孙逸仙正在考虑向最先承认共和国政府之国家，提供重大之利权。”
这一动态对于图谋扩大在“清国本土”权益的日本来讲无异是求之不得的良机，所以铃木领事随即电告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并约定进一步调查该信息是否属实。
第二天也就是21日，铃木领事将探听到的南京临时政府对外宣言的内容电告内田外务大臣
，并连续致电外务省提出自己进一步的看法：“关于孙（中山）作为承认共和国政府的手段，对各国拍卖式提供利权一事，确认同我在第10号电报中所述内容完全相同。此举虽肯定无法带来彼等预期之结果，但此际若能采用某种办法获得（在中国的）优先权，则对将来会有诸多便利。本职当此之际应对此件事项作何处置以及今后应如何对应，祈盼尽速电训示之。”
当判定消息属实后，铃木领事的态度十分积极，急于同临时政府迅速展开交涉，以便赶在其他列强之前把优先权先抓到手中。
22日，由于外务省没有发来进一步的指示，铃木荣作继续发电报向外务省介绍事情的详细背景：“据本月20日孙文秘书池亨吉同本职之秘密会谈……孙文此际将再度宣布有关承认共和政府的对外宣言，且有意向列强中的无论何国最先承认新政府者提供重大之利权。因事情紧急且考虑到（日本）帝国之利害，故特地通知本职云云。另据池氏明确转告，在通知列强之前首先通知本职一事，已得到孙的允诺。对此，本职询问：所谓重大利权的性质为何？据云乃铺设铁路、重要城市之居住、营业所需土地的租借权等项，其余则如我处已发第10号电报所述。如此重大之权利，若依照池氏所示方法，一国是否能够确实独占，以及今后当以何种形式实施？对此未获池氏之明确答复，但从其语气看，似乎亦没有深入考虑到此类问题。”
于是，铃木荣作首先对池亨吉的“好意”做法表达谢意，同时又通过军方的井户川中校同孙中山见面，进行并行确认。据井户川托人转达的情报说，原来孙中山担心清帝如果在中华民国尚未得到各国承认之前退位的话，中国将出现主权的暂时空白状态，对内对外都会不利，因此向各国发出通告并再次发布对外宣言，以推动各国对新政权的承认。对于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则不惜在权益上作出重大的牺牲。
铃木领事由此作出结论：“根据上述情况，孙内心中已然存在使用拍卖利权的办法来换取各国承认的考虑，渐为明白之事实。综合其他种种情报来看，跟清帝逊位问题、财政问题、军队遣散等问题相较，新政府承认问题对革命军来说，则无疑是燃眉之急务，最费苦心。”为此，他在同一封电报中再次要求日本政府“若认为此际有必要采用某种办法扩张帝国之利权，窃思并非完全不可能之事”，希望外务省首脑迅速确定行动方针，以避免失去这一大好机会。
然而，让铃木领事以及池亨吉等人兴奋异常的这个机会最终还是没有出现。英国早在1911年12月初就事先未同日本政府商量促成中国南北双方实现停战，此后又把推动袁世凯出任共和政府大总统作为解决事态的主轴，并以盟兄的身份向袁内阁代表梁士诒保证说：“无论日本国政府对于清国成立共和政府持何等强烈之反对意见，但据本职观测，一旦共和政府宣告成立，而各国政府又迫于承认之际，日本国政府当不致有与我国政府分离而单独采取特殊态度之意向。”
事实也正是如此，尽管英国主导下的事态解决方案对日本来讲是最不希望出现的，但为了修复已不稳定的日英关系，12月底的日本内阁会议和元老会议还是作出了坚持日英协调路线，追随英国外交政策的决定。外务省外务次官石井菊次郎在议会回答议员日向辉武关于是否承认中国共和政体的质询时说：“今日中国之事态，尚未至决定是否承认之时机……故而至今未予承认”，“先于列国行事，并非有利之举，因而政府决不先于各国率先承认”。
就在1月22日，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孙中山提议的议和让位五条件，外交承认问题对临时政府来讲已失去了加强南方代表在和谈中地位的实际意义。此后，尽管日本的大陆浪人等“民间人士”在1月底和2月初又相继成立“中华共和国公认期成同盟会”等团体，通过相应决议进行呼吁，也未能扭转日本政府的决策。2月13日，各国驻华使团在北京开会，相约在中国统一政府成立之前，不对南方政权作出承认的表态。
日本大陆浪人借深得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信任之机，暗中向日本政府传递情报、提供建议和政策选项，以极为具体详实的资料展示了大陆浪人中的多数人寄食、游走于“雇主”（中国革命党等中国政治势力）与“金主”（日本政府、军部、财阀等支持力量）还有所谓“国益”之间，利用到手的有限资源，“位卑未敢忘忧国”，最大限度地呈现“为谋生不惮双向、多向刨食”的生态，池亨吉等人的所作所为是极好的证明。
除了在中国革命党人和日本政府之间传递信息、折中撮合之外，以大陆浪人为主的一帮“民间人士”，在辛亥革命期间还与中国革命党人和日本军方、商界之间，策划和促成了几笔军火与贷款交易。
革命党人在南京站稳脚根后，就面临着补充武器和筹措资金的双重困难。为了挽回战场上的不利局面，黄兴等军事首脑多次提出向日本购买军火，并为此进行了实际接触。如当时日军参谋本部派驻南京的古川中校搜集到的情报表明：“日前黄兴从汉阳败退至上海之际，认为革命军失败之最重大原因，在武器不精良之故，其后极力主张从日本购买新式武器，其第一步就提出了欲购买步枪两万支、野炮五十四门、机关枪七十四门以及相应弹药要求，后因缺乏必要之资金，交易至今尚未执行。……此外，目前驻扎当地的苏军司令官刘之洁、浙军支队长朱瑞（朱瑞当时任浙军第一镇统制官），亦前来要求购买武器及马匹，同样因无确实之资金而未能开始具体之交涉。然而，已有迹象表明，机敏之德国商人正向彼等窥探虚实，办理推销军火之交涉。今后能否向彼等出口日本武器尚未可知，但当地各军司令官对日本武器信赖颇深则为事实也。”
与此同时，广东军政府据说也有意从日本购买长枪1万支、机关枪30支及弹药等，但由于资金无着同三井公司还进行过借款交涉，未获结果。
此后，正如前文所述，1912年1月，内田良平通过三井公司总经理益田孝向日本政府游说，最终作为上海都督府的代理人与三井公司达成借款30万日元的合同，并用这笔款项为革命军购买了一批大炮、机关枪和弹药。
不过，推动上述借款以及向革命军提供武器一事的实现，内田良平等人开展的“民间外交”固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同时也是日本政府、军部当时调整对华政策的结果。早在1911年11月3日，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
在会见军咨大臣载涛时已经宣称：“当此时期，军火商人为乘机牟利而不分官军或叛党一律出售，恐任何国家均难禁绝，故欲日本国全面禁止商人之此类活动，实有困难。”这为日本以民间的形式援助革命军预留了空间。
另一方面，派驻南方各地的外交官们对大陆浪人的活动虽然大伤脑筋，却基本上不反对日本从军事上支持革命军。如驻汉口总领事松村在1911年12月1日发给外务大臣的电报中说：“革命军中现有多数日本人参与其间，几乎已是公开的秘密。此次汉阳陷落，此等日本人全部撤至本地，以至于引起一部分外国人及清国人对日本武力产生蔑视，误以为日本政府暗中向革命军提供援助，无论如何解释亦难消除此种误会，实属遗憾之至。……如果陆军当局有意向革命军提供间接援助，则本职认为：若以人力加以援助，必将引起外界注意，且于我政府之颜面有关，若由商人出卖武器，则不致引起偌大责难。”
这仍然跟利用前述“泰平公司”向清军出售军火的手法相同，堪称官方外交主导下的“民间外交”或曰“军火外交”。
对于松村的提案，内田康哉第二天致电公使伊集院并转告松村：说明日本海军当局对于“凡日本国人民仅以个人名义不论向官军或革命军之任何一方提供援助、且其行动并不超出个人范围者”，认为“暂无必要加以管束”确属事实；但这个方针不等于怂恿日本人援助革命军。陆军方面态度基本相同，也没有单方面援助革命军的考虑，并且“原则上也不促使本国商人向革命军出售军火”。
实际上等于借对此事态度消极的陆军省和海军省的名义，压下了应当向“官”“革”双方同时提供武器的动议。但是在日本政府内部，内务大臣原敬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今日之形势下，无论对叛军或官军两方面之发展前途皆全然不明，自外交理论而言，一边倒到底对我国不利”，又同态度积极的参谋本部站在一起推动政府默许了向革命军出售军火一事。
当然，从内田良平、益田孝到井上馨、原敬等在朝在野的几个关键人物在这个时候都赞成向革命军提供军火，并非出于同情中国革命党人、赞成在中国成立民主共和国之缘故。在内田良平和原敬看来，当清廷和南方共和势力势均力敌、胜负未分的时候，像山县有朋、内田康哉那样跟着厌恶革命党人的感觉走，将赌注完全押在清廷一方是不明智的，至少也要对革命军一方多少有所表示，才能保证此后无论中国局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都能够左右逢源，掌握主动。官方外交和大陆浪人的“民间外交”在根本方向上的一致性，于此又一次得到体现。
辛亥革命发生后不久的1911年10月24日，“第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根据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的意见就中国的政治局势和日本的外交方针作出决议，确定了以“关于满洲问题，可暂时维持现状，防止我权益遭受侵害，并相机逐步增进我国权益”；“今后应着重致力于在清国本土培植势力”；要与英、法等“与清国本土有利害关系的各国”“探讨协调的途径”这三大方针为中心的对华政策。
辛亥革命时期的对华“官方外交”，可以说基本上围绕着这三大方针展开。西园寺内阁重视日英协调的对华政策，引起了积极主张出兵干涉中国革命的军部首脑、军阀们的不满，同时也引起了怀抱各种各样政治立场与动机的大陆浪人等“民间人士”的不满。因为在田中义一等陆军将领看来：“清国事件（即辛亥革命），实有与千载难遇之良机失之交臂之感慨。软弱无力之辈纠合而成之现内阁，毕竟没有运作大局之才干，令人不胜遗憾。步徒有虚表之同盟国英国之后尘，如何还能指望今后之发展！”
认为西园寺内阁的对华政策过于“软弱”，而使日本坐失了进一步推进“大陆政策”实施的良机。而大陆浪人们对日本政府所谓“软弱政策”的批判和要求修改对华政策的建议，则以前述黑龙会系统内田良平等人1913年的《支那观》、1914年的《对支问题解决意见》和1916年的《日支亲善的基础》为代表。除了个别真正同情中国革命或者与中国革命党人拥有共同政治理念的民间人士之外，大部分日本军人、大陆浪人以至于“社会名流”们的所谓“民间外交”活动，究其实质不过是对大陆政策更为隐蔽、更为强硬也更具欺骗性的实践，不足倚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奥援。辛亥革命时期大陆浪人的对华“民间外交”，就提供了颇具说服力的佐证。
1913年2月，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以“中华民国全国铁路总办”的身份访问日本。临行前有日本记者询问此次的访日目的，孙中山回答“图中日两国亲交，并访旧友”
，还说“会旧友，温旧交，且向日本学习余作为终生事业所谋划之铁路经营”乃最大心愿。
可知孙中山此行的主要目的，首先是向支持过自己的日本各方面表示谢意，同时联络中日民间人士之间的感情，呼吁他们继续支援中国。
但日本政府对于孙中山的这次正式访问态度冷淡，西园寺内阁曾作出决议，要求陆、海军大臣及其他阁僚、元老等避免同孙中山会面，桂太郎还派出《二六新闻》社社长秋山定辅前往上海劝阻孙中山。
与日本官方的态度相反，大陆浪人们却普遍欢迎孙中山的来访。山田纯三郎从上海起就全程随同孙中山出行，并负责同日本各方联络。孙中山抵达长崎后，宫崎滔天等人也加入了访问团一行。2月14日孙中山抵达东京新桥车站时，东亚同文会、东邦协会、东洋协会等大陆浪人团体的成员以及日本政学各界、中国留学生2000余人前往欢迎。2月15日、16日，东亚同文会和东邦协会又分别举行欢迎会和宴会，犬养毅、头山满、副岛义一、寺尾亨、伊东知也、根津一等“与孙逸仙有旧交”的诸人纷纷来把盏叙旧。
在东京，孙中山由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等陪同，还拜访了山县有朋、桂太郎、牧野伸显等政、军界要人，希望他们继续支援中华民国的建设事业。3月中旬，孙中山乘火车经横滨、名古屋、大阪、广岛等地抵达九州参观访问。
九州是大陆浪人的荟萃之地，孙中山也曾多次到访。这次，孙中山还特地去了福冈崇福寺的玄洋社墓地，拜访了熊本县荒尾村的宫崎兄弟故居。在荒尾村村长举办的酒宴上，孙中山致辞说：“……宫崎兄弟是我之契友。对他们弟兄为我国革命事业奔走，尽心竭力，极为铭感。希望日中两国间亲密关系，犹如我与宫崎弟兄间之关系，日益加深。……”
既盛赞了宫崎滔天兄弟数人为中国革命事业所作的艰苦努力，又对中日关系发展的前途提出了期望。
九州之行结束后，孙中山预定还要返回东京稍作逗留。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遭到袁世凯指派的凶手行刺，第三天清晨即因伤重去世。孙中山闻讯后，即于23日离开长崎回国，宫崎滔天、岛田经一
和菊池良一
等也随船来华。
不久，“宋案”真相大白于天下，孙中山于是提出“联日”“速决”的武力解决方案，积极筹备反袁军事斗争。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举兵讨袁，“二次革命”正式爆发。
“二次革命”中，许多大陆浪人继续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参加革命党人的反袁军事活动。
李烈钧发难之前，革命党人吴玉章曾与宫崎滔天、金子克己和野中保教等人一起研制鱼雷，计划炸沉黄浦江上的北军军舰，以便革命军占领上海。未久，居正、白逾桓等人率革命军攻打吴淞炮台，中田群次、志村光治、今泉三八郎等日本浪人追随黄一欧之后投入居正军中效力，金子克己负责从日本招募援兵。在江西战场，山中未成、新田德兵卫等人参加了李烈钧部军队的战斗；江苏讨袁军中也有日本浪人多人参战，林传作及建部氏等人还在战斗中战死或受伤。在东北地区，金子克己与《安东新报》职员南部露、小滨为五郎等人曾协助戴季陶等人联络“马贼”首领王云峰等人举事。直到翌年6月，志村光治、金子克己等人还在奉天、法库门等地投放炸弹，搅扰张作霖对当地的统治。
“二次革命”一役，革命党人虽然动员了全部的军事力量讨袁，但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袁世凯的支持和国民党反袁军自身的组织涣散，行动不一，开战仅两个月，革命军就在战场上遭到彻底的失败。孙中山、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人不得不再次被迫“亡命”日本。
8月9日，孙中山经台湾基隆抵达日本神户。然而，关注于改善与袁世凯北洋政府关系的山本权兵卫内阁禁止孙中山在日本登陆。孙中山通过萱野长知联系头山满和犬养毅求助，数日后，孙中山在古岛一雄和萱野等人帮助下从神户来到东京，这时犬养毅也说服山本内阁默认了孙中山的登陆。孙中山于是在赤坂灵南坂头山满邸宅隔壁的海妻猪佐彦家开始了又一段漫长的流亡生活。
此时，“国益”也成为“国权主义派”大陆浪人手中愈举愈高的旗帜，他们开始利用中国国内政治动荡造成的任何事件和摩擦，制造并渲染能够成为推行“强硬”对华政策的借口。
1913年的“二次革命”前后，张勋率领部下前往江宁（南京）“讨伐”讨袁军之际，纵容部下在南京大肆抢掠财物和屠杀民众数千人，是为“1913年南京事件”。事件中，据说有中国士兵对日本国旗有“侮辱行为”（其实是手持日本国旗的一名日本人被杀害），日本人的商店受到掠夺，且有三名日本人被杀，因此《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等各种媒体称作“南京日本人被杀害及被掠夺事件（南京での日本人殺害及び略奪事件）”反复渲染，加上同时期发生的“兖州事件”（8月3日，所谓“兖州川崎大尉监禁事件”）、“汉口事件”（8月11日，所谓“西村少尉拘禁事件”）的刺激，于是日本国内“人心甚为激昂，形势遂演变成一大国民运动。犬养毅、头山满、内田良平、五百木良三、平山周、古岛一雄、萱野长知、田边安之助等‘对支有志之士’及国民党、政友俱乐部、政友院外团、立宪日本青年党等政党与团体，接连召开会议，督励政府，发布宣言，要求采取强硬措施”。
原先对南方革命党表明过支持态度的犬养毅、头山满等人，事件后立刻召集所谓“对支十三团体”的“有志”者们协议，以“对支同志联合会”的名义发表宣言等，要求日本政府为了“国家的威信”和保护“居留民的利益”，采取最迅速而强硬的“对支措施”。
他们建议日本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或是派遣军队直接占领中国的某个重要城镇或战略要地，或是“出兵”长江流域的战略要地等等，均可称作当时情况下最为强硬的对华外交举措。
在这场骚动中，大陆浪人与日本政府、军部之间其实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如政务局长阿部守太郎主张通过和平的手段扩大日本在华通商和经济权益，并主张外交集中到外务省进行，军部也必须服从政府的方针。在“南京事件”问题上，他也表示“有人认为日本的国旗受到了侮辱而吵嚷不休，但是国旗不过是一件器物，为这个问题而愤慨，未免愚蠢”
。结果，阿部局长的态度激怒了浪人们，9月5日傍晚，他就被“支那浪人”岩田爱之助
影响下的两名凶徒宫本千代吉（21岁）和冈田满（18岁）刺杀在东京赤坂灵南坂自家门前。当天下午，署名“忧国男子”的凶手或者其同伙还寄了一封《斩奸状》到阿部家，文中称：“而今我国之外交，主持者不得人（意即选人不当），徒以卑屈退让为事。外交上，既使神州（指日本）之国威遭凌辱蹂躏于东，又使以二十亿之巨财与十万同胞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之努力赢得之满蒙弃而不顾之于西……阿部、伊集院（指伊集院彦吉1864—1924，时任日本驻清国特命全权公使）之徒，无视民意，置帝国于累卵之危而不顾……其罪甚大，天人俱不容之，耿耿忧国之士，岂忍坐视？于兹立斩奸贼，欲以此而置国家于万世之安，正世道之人心。”
如此残忍的手段和公然挑战法律与正义的行为，居然赢得了大陆浪人阵营中如潮的“好评”。如历来与其他大陆浪人未必完全同步、同调的北一辉，这次却高声欢呼道：“政务局长阿部某人之死，乃神武天皇在天之神灵假借冈田满为刽子手而执行之死刑。神明在上，无所不览……阿部某人，不过欲阻碍上天运作东亚复兴计划之一匹夫。上天斩一匹夫，而使国民终于领悟神之教诲也。”
以凶徒、狂徒的面目出现，用最野蛮也是最直接的手段扼杀言论和不同政见，甚至从肉体上消灭对手，是大陆浪人当时常用的政治手段之一，凸显了这个群体的右翼极端分子政治上野蛮、暴力的一面。
大陆浪人的“暴力秀”并未到此结束。暗杀事件制造了极大的轰动效应之后，冈田满又坐在中国地图上切断颈动脉自杀，让鲜血溅满地图上的“满蒙”部分［参见《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中卷卷首照片，黑龙会出版部，昭和十年（1935）版］将血腥、暴力的场面进一步升级。岩田的背后，无疑是头山满和内田良平等人的唆使。
用暴力和血腥的手段将舆论激化到将近白热状态之后，9月7日，大陆浪人为了呼应日本陆军对内阁“软弱政策”的不满情绪，在日比谷公园召开“国民大会”，中西正树等一个接一个地发表演讲，要求膺惩“南京事件”的中方肇事者，并乘机出兵中国，“占领满蒙之要地，以作为谈判解决条件”，从而“根本性解决满蒙问题”。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日本政府、军部的首脑在此时多少还能够较为冷静地判断国际局势与日本国内局势，得出“为时尚早”的判断的话，大陆浪人很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挑起了出兵中国、“占领满蒙之要地”的民族冲突，后来爆发的“中日战争”很可能被大大提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陆浪人的“民间外交”没有结束。
1924年11月孙中山最后一次访日期间，大陆浪人仍然频繁地进行活动。据兵库县知事平冢广义向内务大臣和外交大臣提供的监视报告，孙中山在神户逗留期间，就有“支那浪人”佐藤知恭、远矢平吉等前来拜访。
而这个佐藤知恭，据说在孙中山抵达神户后，屡次同孙中山会面，并且将见面后交谈的内容等，以《来日孙氏之真假两面（来朝セル孫氏ノ真仮両面）》为题连续三次发表在神户当地的报纸上。
孙中山此次访日，一改此前主要同日本政界名流、军界要人和大陆浪人首领交往并反复诉求的活动方式，直接向日本普通民众发声，呼吁日本社会的一般民众给予中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更多的理解，显示出了孙中山对日政治战略和策略的重大变化与成熟。在神户以日本民众为听众所作的《大亚洲主义》演讲，就反映了孙中山对日思考的重大变化。但是，及至临终前的最后时刻，孙中山仍念念不忘日本社会和大陆浪人的“巨头”“幕后首领”头山满和犬养毅对自己在神户演讲的反映和动向，可见大陆浪人这个群体及其活动，始终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孙中山因病早逝，内田良平等黑龙会系统和川岛浪速等“满蒙独立运动”派大陆浪人无动于衷，因为他们早就认定孙中山等忠于自身理想和追求的革命党人已失去了利用价值。但是头山满等玄洋社系统的大陆浪人仍然从孙文这面旗帜中看到了利用的价值，东京等日本各地大陆浪人举行了多次追悼和纪念活动。
如在东京，1925年5月9日，以犬养毅、头山满、水野梅晓、萱野长知、宫崎龙介（宫崎滔天长子）和小岛七郎为发起人的“孙文追悼会”在名刹增上寺举行，由头山满代表主办方致悼辞，中日双方共约350人参加。仪式完毕后，还移席举办“追悼谈话会”，犬养毅、萱野长知等均发表演讲，“各自暗中与自身立场相连接，进行（与自身）有利之宣传”等。
从此，从“我认识孙文……”到“我帮助过（援助过）孙文……”等等言辞，遂成为诸多大陆浪人捞取自身政治资本和曲解孙中山思想、主张时的不二法宝。
当然，孙中山只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象征、旅日中国革命家的代表，从大陆浪人等日本民间政治势力获得种种支持和援助的革命者不止孙中山一人，用各种方式援助或支持过中国革命者的日本“友人”“志士”等数量之多、情形之复杂，时时会因新资料的发现而不断更新，由此使人逐步觉察到，以某种方式参与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似乎是早期大陆浪人共同的心态和特征。宫崎滔天等孙中山的“同志”“挚友”毋庸赘言，头山满等基本上属于与中国革命党人“同床异梦”的日本“志士”们亦然。
关于教育中国留学生以及支援中国革命党人建设新兴中国国家政权的预设目的，同宋教仁私交甚深的大陆浪人北一辉曾有过最明确的表述：“对于革命党——亦即数万颗日本式头脑构成的知识阶级——的新支那，日本的对支政策也必须全面变革。而且这个变革还必须跟支那革命并行，还必须是革命性的变革。那么，什么是根本性的、精神上的亲日？不是别的，就是成为其思想之父一事。纵观古今，何尝有过如此亲善的关系？孕育了其建国思想的父亲！如果日本能够进一步当其新兴国家分娩之今日，助其抵御列国之野心，圆满完成助产婆之作用，该是何等（好事？）！”
在北一辉看来，通过大量吸收留学生的政策，日本已经成功地打造了近代中国的知识阶级，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颗“日本式头脑”，也就是从知识体系到价值观等都能够和近代日本接轨。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日本已经成为新兴中国革命党人建立政权的“思想之父”，这是日本最大的外交财富。因此他认为，日本必须帮助中国革命党人夺取和建立新的政权，必须当好新政权的“助产婆”，这样做的结果，就有可能实现“根本性的、精神上的亲日”政权的诞生。
头山满、犬养毅等人声援孙中山革命运动之际，头脑中首先浮现出来的，应该也是“为未来的政治投资”之类的念头。深明政治运筹规则的犬养毅对此对盟友有过明确的“内部说明”，利害关系交代得不亚于内田良平；而深受汉、和传统文化熏陶的头山满，则切望在“以心传心”“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文化氛围中获得“相应”的“回报”（这是头山满与内田良平最大的区别，也是孙中山尽可能地切割同内田良平的关系，却一直保持同头山满之间关系的主要缘由），从最终效果来看反而更胜内田良平一筹。所以，如何阐明头山满等玄洋社系统大陆浪人和内田良平等黑龙会系统大陆浪人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之间关系的不同，也就成了从学术角度可以嗤之以鼻而从辩论技巧角度却不得不认真对待、且似乎永远难以说服对方的“难题”。显然，孙中山直到过世时，也未能解决这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