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宫崎滔天头像，转引自《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卷首图片集。
为了活动的需要，或者为了将不同的人生观通过外在形式显现出来，早期的“支那浪人”“大陆浪人”，往往跟同时代日本青年拥有大相迥异的“风貌”与生活样式。如宫崎滔天，他的“标准形象”就是颌下蓄有长髯，脑后蓄有长发，身材伟岸魁梧，嗜酒如命，嗜金钱如粪土，性格爽朗，有豪侠气。无怪乎孙中山将其比作“隋时东海侠客虬髯公”，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据滔天的长子宫崎龙介回忆：“滔天颇嗜饮酒，但与此正相反的是他又最鄙视金钱。因此，滔天终生都在赤贫中度过。”
再如多年在中国内地活动的宗方小太郎，按照约略同时代传记作家的描述，也是“操着流畅的北京官话，年龄约在三十上下，白皙端正，后背垂着漆黑的发辫，乍一见恰似儒者风貌的长衫青年”
。至于最早的汉口乐善堂集团的大陆浪人们，据说“他们全部跟中国人一样，梳起辫子，穿上中国服装，混迹于中国民众之中”
。后来在马贼队伍中以“江仑波”自号的边见勇彦，也是以“发辫”著名：据说他“头上蓄着如假包换的发辫，由于头发厚重，发辫又粗又大，因此被人戏称为‘江仑波辫子’”
。
滔天等人的长发或者辫发，其实未必是追求“帅气”“时髦”之类的观感，主要还是为了前往中国时随时变装易服的方便，说起来也不过是身为大陆浪人的职业性“行头”，即职业标配的服装打扮和生活样式而已。而且不仅是大陆浪人们，就连即将成为大陆浪人的年轻人也非常注意从发式、装扮上做好随时“混迹于”普通中国民众之中的准备。如一个英国军人谈到在东亚同文书院的观察印象时说：“全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部分学生的头发。他们都留着长发。他们从入学时政治科的一部分学生（有时也有商务科的学生）就开始蓄发，到毕业时削去边缘的头发，再有必要时购买人造头发做成假发，然后在头上编成发辫。原来日本人跟中国人的眼睛、头发并无不同，种族特征除了体格外也基本一样。这些学生只要脱了所谓‘和服’换上中国服装，就可以怀揣手册大大方方地深入到中国内地，毫无顾忌地干些专为自己国家谋取利益的事情。”
至于饮酒嗜赌等等恶习，据说也是大陆浪人们的通病。宫崎滔天的嗜酒如命的癖好，早就尽人皆知。即便是大陆浪人“预备队”的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们，据说在这些方面也都受到了师长们的特别“宽容”和“纵容”。“被选拔为公费生的人，当然‘秀才型’人物居多。但毕竟是有志于大陆的（学生），自然也有‘豪杰型’人物混迹其中。……院长根津（一）嗜酒如命，对饮酒特别宽容。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学生们时常饮酒，醉了就在各个宿舍乱闯。每逢纪念日或集会，常有人用脸盆或水桶装满老酒痛饮。然而，只要不是太过火，寮监（宿舍管理人）都不会申斥。”
大陆浪人的社会属性，类似当今中国社会环境中的“社会闲散人员”“无正当职业者”，尽管其中一部分人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并积极设法通过“在野的政治活动”对近代日本的对外政策和对外活动施加影响，但“非主流”的身份，始终是他们心理上和社会认知上的“短板”，属于“先天性的欠缺”。而高声宣讲自身的政治主张、与近代日本政治支配体制保持若即若离（既有批判也有相互配合）的微妙距离和关联，就是这个群体中大部分成员立身处世的“诀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的大陆浪人或曰“传统右翼”，无论在国内政治建设还是外交策略方面，都以“豪迈”而空洞的口号见长，缺乏真正的战略构想和自成体系的指导理念；但他们却不乏将肤浅的、直观的时事观感和未必经过深思熟虑的对外主张付诸实践的勇气和毅力。他们还给自己的行动起了一个相当严肃且冠冕堂皇的名称——“民间外交”，意即非政府的、由“民间志士”们主导的“外交”活动。如为大陆浪人作传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一书的作者，在称颂此类“民间外交”的作用时就写道：
审视我国在东亚之国策，概由民间人士所奠定。此国策之实现，亦时常为民间志士诱导、促进之结果焉。庙堂之政治家对于国家大事，常陷于优柔不断之境地，而民间志士则鼓舞鞭挞之，强力逼迫之，遂使为政者不得不向国家高远使命而迈进。此类事例，真不胜枚举。
这里的“民间人士”“民间志士”，都是大陆浪人的自我定位。字里行间，充满了自诩为“先觉志士”的大陆浪人牵引近代日本对外政策实施和发展的骄矜自负、目中无人的傲慢语气。不过，考诸战前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大陆浪人们的活动史，这种“民间外交”在日本对华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却也不容忽视。事实上，时时处于“优柔不断之境地”，常常被大陆浪人们“鼓舞鞭挞之”“强力逼迫之”的日本军政当局，对大陆浪人的“放任”和“掌控”，还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不断调整拿捏的分寸，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非官非民”的“民间闲散人员”的作用的。而已把“大陆”或者“支那”这个政治选项放到第一位的大陆浪人，通过其早期团体和代表人物的活动，也逐渐领悟到以“在野”身份有时也能够发挥正规的军队或正常的政党、社团势力等无法发挥的作用，体悟到了以“在野”的身份对政府的对外政策可褒可贬、可配合、可利用的奥妙与乐趣，于是双方逐步磨合，形成了此后一直维系到侵华战争完全失败时大陆浪人的“亦官亦民”的活动范式与特点。
近代日本的大陆浪人，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主要来自没落武士阶层的早期大陆浪人，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上是一个相对孤独的群体。由于他们选择的是一条类似“叛逆者”的人生道路，所以大多在社会心态上跟同时代的人有所不同，具有仅限于这个群体的共通的心理特征。
第一个心理特征是强烈的“在野的民间意识”，也就是以体制外的政治势力自居并与现行政治体制保持若干距离的政治姿态。这种姿态以有组织地开展活动的玄洋社、黑龙会的成员最为明显。这些团体的成员，多为日本九州地区武士家庭的后裔，尤其以出身于“旧福冈藩士”的人为多。明治维新之际，这些地方的武士们转战各地，多树战功。但维新后政府要职几乎都被萨摩、长州等藩出身的武士占有，此后的数届政府里也几乎没有来自福冈藩的士族出任要职。心怀不满的福冈士族于是结成社团、派系，一遇机会就发动反政府叛乱或响应其他地区的叛乱。政府对叛乱的镇压更加深了他们与当权集团的矛盾和对立，于是逐步形成了一批自居于在野的“民间”地位，以抨击、监督政府施政措施为己任的“不平士族”集团。玄洋社和黑龙会就是以这些浪人为中心所组成。例如被称为大陆浪人和“传统右翼”鼻祖的头山满和内田良平等，尽管在社会上名噪一时，却从没有在政府中做过官（内田在朝鲜“统监府”曾做过顾问，但据说不过是“领一份干薪，悠游自得，想干什么干什么”的虚职
），攻击政府的言论远远多于对官方宣传的“随声附和”。当然，大陆浪人中的平冈浩太郎
、的野半介
等人倒是当过国会议员，或被尊为政界“名流”，但即使是这些人也仍然时时以“布衣”或者”在野党“的身份攻击政府、批评时政。至于没有组织依托，时常采取“一匹狼”方式活动的单枪匹马的大陆浪人或者无固定组织小股行动的大陆浪人，“国政”对他们来讲原本就是不可触及的遥远的存在，“在野的民间意识”更是他们政治性格中理所当然的选项。
第二个心理特征是动辄将“国家”“国益”挂在嘴上以“大言壮语”、豪荡不羁、“舍我其谁”为标榜的所谓“国士风格”。早期大陆浪人虽然生活在武士的黄金时代已逝的近代社会，却依然把“武士道”当作行为准则，把吉田松荫、高杉晋作、坂本龙马和西乡隆盛这些历史上留下过名声的武士奉为楷模。言必称“大陆雄飞”“大陆经纶”的“胸怀”，行动时无视法规、为所欲为的“快意”感觉，生活中花天酒地、放荡不羁的所谓“国士风格”，都是大陆浪人刻意追求的外在形象。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国士风格”是大陆浪人在选择了“非主流”“叛逆者”的人生道路之后寻求的心理上和物质上的重要“补偿”。在他们口中的“国益”，实际成了可以将任何污浊行为无罪化、神圣化的“免罪符”，也使他们获得了以“国益”的名义攫取个人私利、私欲的利器。这也是后期大陆浪人尤其是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的日本大陆浪人日益歹徒化、暴徒化、黑帮化的主要原因。
歹徒化、黑帮化的大陆浪人，其实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的武汉、上海已经存在。但是，头山满、犬养毅等人对“不良浪人”的所谓“取缔”从1912年抵达上海之后一开始就毫无结果。拥有治外法权这个最大“护身法宝”的大陆浪人们，原本就处于山头林立、毫无自我约束体制的状况之下，随着日本在华权益的不断扩张和强化，他们的不法行为于是日益不加约束、日益肆无忌惮。侵华战争中“日本浪人”时时处处为非作歹、无所顾忌的“恶棍”形象的形成和固化，也完全是这些没落“国士”们丑恶行径所能博得的理所当然的结果。
大陆浪人的“江湖”，从其活动形态上看，有类似于旧中国黑社会的地方，即有相当一部分人依托于某一个或者几个组织，通过团体开展有组织、有纲领、有财源保证的活动。此外就是以“一匹狼”方式开展个人或者不固定的小股团伙活动。前者在早期大陆浪人的活动中占据主流地位，其特点是行动力强，影响力大，因此时常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其活动也不时在社会上形成轰动性的效果。后者的活动方式到后期尤其是侵华战争爆发后逐渐成为大陆浪人在华活动的主流，其特点是人数多，无组织、无纲领、为所欲为，虽然时常被日本外交当局和军部等当做“打手”“尖兵”加以利用，却又由于其分散和极少有组织、纪律加以约束，可控性差而破坏力强。全面侵华战争时期的他们对于日本国内的政治体制和对外政策，不再具有“监督者”“鞭挞者”“牵制者”的作用，完全沦落为依附于体制、在体制的庇护下扬威作福的“打手”“别动队”，坏事做尽，使“日本浪人”也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永远的骂名。
大陆浪人的“江湖”，深邃且浑浊。构成这个“江湖”的一些主要团体和核心人物，既互相重叠、渗透、借重和依托，保持着或亲或疏、时远时近的复杂关联，又时时为着若干的声名、利益明争暗斗，互挖墙角，有时甚至大打出手，导致组织的涣散、溃败和重组。因此，有必要首先厘清其中的几个主要团体及其核心人物，从组织系统上追寻出这个奇特“江湖”的主流与支流。
大陆浪人团体的源头之一，就是“国权主义”团体——“玄洋社”及其主要创始人——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右翼巨头”“浪人之重镇”。
玄洋社诞生于1881年，起初只是日本九州地区一个旨在争取“自由民权”的普通政治结社。而在1870年代后期到1880年代前期，在日本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自由民权运动中，类似的组织不下数百个，玄洋社在其中的地位与影响并不突出。
青年时代的头山满，其实是“自由民权论”的共鸣者和支持者。自由民权运动初期，青年头山满与箱田六辅等人在福冈组织民权派小团体“矫志社”，发出拥护民选议院、反对藩阀专权的呼声，甚至还曾制定暗杀明治政府重臣大久保利通的计划。1877年西乡隆盛在萨摩藩（今鹿儿岛县）发动“西南战争”时，头山、箱田等人因“矫志社”案发入狱，未能参与战事。但当年10月出狱后，头山等人又组织士族小团体“向滨塾”，窥测西南战争被镇压后的政治风向，伺机再起。1878年5月，头山满前往土佐藩（今高知县）劝说赋闲在乡的板垣退助起兵反抗政府。板垣未被头山说服，头山反而接受板垣建议，广泛结交杉田定一、栗原亮一、河野广中、大石正巳和植木枝盛等自由民权派人物，并参与板垣退助等人1878年9月召集全国各地民权派组织在大阪举行的集会，恢复了陷于休止状态的“爱国社”。
返回福冈后，头山满发起成立了自由民权组织——向阳社以及附属教育机构——向阳义塾。《向阳社及向阳义塾旨趣书》称：“（向阳）义塾乃以教育培养民权之地。……（吾等）兴此社，开此塾，愿在此向天下人起誓，以公同博爱之主义实践厚生利用之道；先进之士诱导后进之士，后进之士扶翼先进之士。……”
“以教育培养民权”“以公同博爱之主义实践厚生利用之道”等字眼，几乎都是自由民权运动中夺人眼球的关键词，从中大致可以看出向阳社及向阳义塾的自由民权主义倾向。这是头山满等人在自由民权主义道路上活动的巅峰期。
1881年2月，头山满与箱田六辅、平冈浩太郎等人决定将向阳社改名为玄洋社，并制定了《玄洋社宪则》三条：
第一条，须敬戴皇室；
第二条，须爱重本国；
第三条，须固守人民之权利。
《玄洋社宪则》的条文十分简短，却反映出头山等人的政治理念开始从“民权主义思想”向“国权主义”（国权主义又被当时人称为“国权论”，是明治时代日本民族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国权主义者们一方面主张要在列强的压迫下维持日本的民族独立，修改列强各国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超越国家独立的范围，鼓吹对外扩张，为对外侵略战争寻找“合理化”依据的倾向）的方向“蜕变”，以及与“自由民权”本来属于对立理念的“尊皇”思想的抬头。与《向阳社及向阳义塾旨趣书》对照，《玄洋社宪则》虽然还保留了“固守人民之权利”的条文，但已退居第三位，“敬戴皇室”“爱重本国”的“尊皇”“爱国”观念，被摆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这个《玄洋社宪则》制定之后，玄洋社以及头山满等人的活动重心，就不再局限于福冈一地，而开始将注意力一步步照准中央政权，以一己之力和一个小团体的力量，努力牵动和影响国家政治、外交的走向。这种活动方式上的改变，也使玄洋社同其他民权派团体产生日益明显的差异。
1886—1889年，围绕着修改同列强各国之间不平等条约的所谓“条约改正问题”，推动头山满和玄洋社成员在实际行动方面由民权主义向国权主义的根本性“转向”即蜕变。以玄洋社为核心组织的“筑前协会”，以“毁损我国主权”“违反宪法精神”“难以指望治外法权的撤消”“开干涉内政之端”和“破坏课税权之完整”为理由，反对外务卿井上馨提出的条约修正案。
井上的后任大隈重信提出新的修改方案后，头山满又在有关社团反对该修正案的会议上宣称：“断然不允许缔结屈辱条约，余已决心不使政府得手。”
不久，就发生了玄洋社成员来岛恒喜怀抱炸弹袭击外务卿大隈重信、炸断大隈一条腿，并迫使内阁中止修改条约交涉的事件。这是头山满及玄洋社大陆浪人们以强硬的姿态和激烈的手段，公然介入近代日本外交活动的象征性事件。
1891年末，松方正义内阁为了强化军事力量，向议会提出了增加建造新的军舰和钢铁厂经费的议案。占有议会多数席位的自由党、改进党等“民党联盟”以“减轻地税”“修养民力”的口号对抗政府，否决了内阁的提案。松方于是奏请天皇解散众议院，决定在1892年2月重新举行大选。为了阻止民党各党派在选举中再次获得多数席位，松方内阁向各地官吏们发布了不惜以强硬手段干涉选举的命令，并拨付机密费100万日元用于收买打手。福冈是此次大选干涉与反干涉的激战地区之一。理应站在民党一边的玄洋社这时突然转向，投向吏党（即政府和执政党）阵营，头山满私下接受了政府提供的活动经费，率领玄洋社的200多名“壮汉”大打出手，演出了一场血腥味儿十足的围剿民党势力的闹剧，使吏党在福冈的选举中获胜。对这一事件的发生，连玄洋社公认的“正史”《玄洋社社史》也不得不承认：“我福冈县发生的干涉，其惨烈之情形非语言所能表述，以致无人不诅咒政府。呜呼，酿成此惨祸者，实乃玄洋社社员与熊本国权党党员也。”
“干涉选举”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改变民党联盟在议会占据优势的局面，但由于在关键时刻投身吏党阵营参与“血腥的干涉选举”，头山满和玄洋社的大陆浪人们却完成了又一次“蜕变”，即在对内政策上也完全抛弃了民权主义主张，为实现所谓“大张国权”之目的，不惜沦为积极推行扩张主义、军国主义政策的执政党的鹰犬。头山满本人在回忆当时作出抉择的心境时曾辩解道：“当此国家危机存亡之际，不能再发减轻地税之议论。……无论如何，必须制造军舰，降伏支那。外敌不是已经压境边疆，示威蠢动了吗？筹划对外之策略，才是今日的紧要之急务。”
1892年前后的日本，把当时的大清帝国当作最大的假想敌积极扩张军备，准备“对清一战”。头山满为首的大陆浪人在这个关头在对内政策上不惜“摒弃往昔之民权论如弊履”
，自然使当初仅仅把大陆浪人看作“纠纷”“祸乱”之渊薮而欲将其能量转移到对外扩张政策方面的日本执政者们发现，如果沟通和驾驭得当，大陆浪人群体在对内政策的推行上有时亦可引为奥援。这是大陆浪人在对内、对外政策的两个方面，均使自身的存在价值获得“官方”认可的关键性时刻的关键性“蜕变”。从此以后，从“民权”蜕变而来的“国权主义”社团玄洋社，便从官方眼中可憎的“造反组织”一步步演变成为“可爱”的“协力”团体乃至“御用”团体。不管是对于日本的“官方”——政府（此后还加上军部）来说，还是对日本的“民间”来说，玄洋社迈出的这一步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有什么事情会比偶然发现一只宣誓愿意对自己效忠的鹰犬更令人高兴的呢？到此为止，还可以说是玄洋社这个特殊社团的历史，但是从此以后，渊源于玄洋社系统的大陆浪人们就无可避免地被加盖上“打手”“尖兵”的印记。
玄洋社的名称，来源于横亘在福冈市北方碧波万顷的玄界滩。稍远的对马岛的对岸，隔着一条不宽的朝鲜海峡就是朝鲜半岛。与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极为接近的地理位置，使无法或者不屑于到江户、东京寻求政治发展的福冈县等九州地区的浪人们，更容易萌发到大陆开拓人生道路，实现所谓“大陆雄飞”梦想的念头。以福冈县为中心的日本九州地区，也因此成为大陆浪人层出不穷的发源地和大本营，玄洋社则成为大陆浪人们的组织核心和精神核心。
玄洋社最早的、有组织的“对外活动”，是甲午中日战争期间组建的大陆浪人“特遣队”——“天佑侠”。
1894年1月，朝鲜爆发声势浩大的“东学党”农民起义，同年3月，朝鲜“开化党”人金玉均在上海遇刺身死。曾援助过金玉均的头山满等人闻知后大为震惊，认为罪责全在李鸿章和清政府身上，于是率领玄洋社成员乘机向政府要员游说，鼓吹日本“对清开战”，向中、朝政府“问罪”。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授意同政界交往极深的玄洋社成员的野半介等人，要他们以“民间人士”身分去朝鲜“点火”，然后由政府来“收拾局面”。玄洋社立即组织了以内田良平、大原义刚、铃木天眼等人为主的“天佑侠”赶赴朝鲜。7月上旬，“天佑侠”在全罗道淳昌附近会见了农民起义领袖全琫准。内田等人首先表示不惜“掷产舍家，甘冒危险而离父母之国”来到朝鲜的原因，完全是被东学党人“依据大义，履行大道，欲兴（朝鲜）王家之衰运，拯救百姓之流离”的行动所感动，以缓解全琫准等人的戒备心理；继而指斥“朝鲜之时弊”的祸根就在“清国”，对农民军“轻易给予敌国（指中国）以‘上国’美名”的“迂腐之举”表示责难，建议东学党一改迄今的行动方针，联合“义侠”的“日本国民”挥兵北上，进攻“包藏祸心”的“清国”
，试图将农民军的斗争矛头由对内问题转移到反对“清国”的对外问题上。
然而，由于东学党农民起义军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使“天佑侠”预设的活动目的——“声援东学党，使之实行朝鲜之改革，驱逐支那势力”
未能实现。但是中日之间的战事仍然由日本政府最终用不宣而战的方式挑起，并且通过这场战争的军事、外交胜利开启了走向“大国”之路。“天佑侠”的成员们事先以“尖兵”身份潜入动乱现场，煽动国际纠纷，战争爆发后又充任日军的侦探和别动队配合军事行动。“天佑侠”的活动是玄洋社公开以实际行动实现“大陆雄飞”理念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国权主义大陆浪人右翼团体通过实际行动配合日本军部对外实施侵略扩张主义路线的嚆矢。
由于玄洋社成立过程中数度演变、重组，内部组织松散，且成员之间除了最低限度的《玄洋社宪则》三条之外再无思想与言论的约束框架，与其说是大陆浪人和右翼势力的“司令部”，不如说是一个类似“俱乐部”的组织更为贴切。为了克服玄洋社在组织上和实际行动（宣传与所谓“实施”活动）上的不足，1901年2月，一个从创始之日就旨在坚定推行侵略扩张主义路线的新的右翼大陆浪人团体——黑龙会在东京成立。
黑龙会的核心人物是玄洋社领袖们着意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大陆浪人内田良平。
内田良平（1874—1937）出身于黑田藩（今福冈一带）下级武士家庭，少年时代就时常听到父亲与叔父、玄洋社“三巨头”之一的平冈浩太郎有关“征韩论”和“伸张国权”“经营大陆”问题的种种议论，正在形成中的人生观受到深刻的影响。“叔父向支那派遣诸多青年，策动东亚之经纶，以期实现征韩论之目的。出入其门下者，皆怀抱仗利剑席卷四百余州（指中国大陆）之气概，余与彼辈交游，心中窃立未来之志向。”
青年时代，内田寄居平冈浩太郎家中进行弓术、击剑、柔道和中日古典文学、历史典籍并举的“文武之修炼”。平冈也着意培养内田，先是介绍他认识“放浪”中国大陆的关屋斧太郎，接着又让内田到自己经营的赤池煤矿当工头，学习经营企业和管理工人的经验。1892年起，内田开始学习俄语并研究俄国的政治、军事状况。“余抵京后熟思再三，同志之中研究支那、朝鲜者为数虽众，但并无一人研究俄国。故余自愿担当此重任。”
一个能够自己发现问题并主动承担其责任的新一代大陆浪人领袖由此诞生。1894年玄洋社组织“天佑侠”前往朝鲜伺机挑动中日战端之际，内田顺理成章地成为该组织的核心成员。甲午战争结束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国权主义思维方式已经定型的内田受到极大的刺激。“支那、朝鲜之外，日本面前尚有露西亚（即俄国）这一更为强劲之敌国存在。彼正磨其爪，敛其牙，虎视眈眈以狙我东亚。将来日本与此强敌，冲突恐在所难免。”
此后，内田良平遂将主要精力放在搜集俄国情报和鼓动日本对俄开战的宣传活动上。1901年9月，内田出版一部长篇论著《露西亚亡国论》，以一介布衣的身份提出并阐述了“对俄必战，对俄必胜”观点，鼓动日本用战争手段同俄国一决雌雄。黑龙会就是内田与志同道合的年轻一代大陆浪人的集合体，其主要成员有伊东正基（知也）、葛生玄晫、葛生修亮（能久）、吉仓汪圣、平山周、大原义刚等人，多为玄洋社的成员或者参加过“天佑侠”的浪人。犬养毅、鸠山和夫、头山满、大井宪太郎、神鞭知常、河野广中、中江兆民、平冈浩太郎等老一代“对外有志之士”“社会名流”则充任赞助人，内田良平被会员们推选为该会“主干”（即主任、首脑之意）。
黑龙会的名称，来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大河黑龙江。黑龙会成立前夕的1901年2月16日和3月12日，俄国先是两次向清廷方面提出交收东三省约款十二条、最后约稿十一条等文件，强迫中国方面签字，3月26日又宣称罢议东三省交地约章，意欲永久性地占领“满洲”。这些举动不仅在中国国内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在日本军部、政府首脑和右翼大陆浪人中也引起了震动和忧虑。
黑龙会成立之初，即宣布了以下的“一个主义”与“三项纲领”：“主义：吾人基于肇国养正之遗训，志在恢弘兼六合、并八纮之皇谟，以发扬国体之精华。”纲领：一，“吾人志在恢弘肇国之皇谟，发扬东方文化之大道，实现东亚永远之和平与亚细亚民族之兴隆”；二，“吾人志在扩充以皇道为根本之外交政策，完善国内之体制，实现皇国之飞跃发展”；三，“吾人志在领悟军人敕谕之精神，振作忠诚尚武之风气，在国民皆兵精神下效忠国事，以期实现国防高度之完备。”
这个“主义”的重点就是两条：“兼六合、并八纮”向外扩张，在此基础上“发扬”以天皇制为核心的日本“国体之精华”并将其推往世界各地。“三项纲领”中，“东亚之兴隆”与国防“高度之完备”都是手段，目的还是“以皇道为根本”的“皇国之飞跃发展”。从根本精神来讲，黑龙会不是摆脱了玄洋社传统思维的新型大陆浪人的“玄洋社2.0版”，而是将玄洋社的某些先天性缺陷稍加修补即付诸实施的“玄洋社1.1版”。
黑龙会的成员们在《创立趣意》中，首先渲染早已“领有乌苏里一带土地”、近来又“于辽东一角修筑军港，频频调动军马，南下以临满洲”的俄国正在“拓地殖民，刻意经营”，“列国惟坐视而无法阻碍其事业”的远东局势，煽动日本国内的不安情绪
，接着宣布黑龙会今后的主要活动目标，就是研究俄国和“满韩之实情”，“昭示天下”，“以唤起国民之坚定决心与舆论，雪三国干涉之屈辱”，推动日本确立对抗俄国、独霸东亚地区的“万年长计”。
为了对抗俄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势力扩张，黑龙会成立后就开展了以下活动：
第一，在日本内地（福冈、京都等）和海外（朝鲜釜山等）设立支部，作为开展活动的据点；向朝鲜、“满洲”、西伯利亚等地派遣“调查员”搜集有关情报；
第二，将搜集的情报和调查活动的成果编印成《最新满洲图》（1901年4月出版）和《露国经营东方方面全图》（1902年5月出版）等资料，提供给日本政府、军部和民间各界参考。这些资料有些据说比当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编绘的军用地图还要详尽，因而在日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三，出版《黑龙》（最初刊名为《黑龙会会报》，1901年3月创刊）及《东亚月报》（1908年4月创刊）等机关刊物，鼓动对俄开战的社会舆论。
第四，创办“黑龙语学校”（1901年12月创办），招募青年和大陆浪人学习俄语，培养对抗俄国势力南下急需的军事、外交人才。
第五，在朝鲜大邱开办“飞龙商行”（1902年9月设立），以贩卖杂货为名从事土地收购和搜集情报等活动。同年5月，还筹资购得具有战略意义的镇海湾口的卧岛和马山浦湾口的釜岛等朝鲜领土，直接在朝鲜进行殖民活动。
以上各项活动，无不体现着以俄国为假想敌，在朝鲜及中国东北地区想方设法与俄国势力进行利益争夺的战略意图，显示出黑龙会这个早期大陆浪人团体，在对“国益”问题的考量上比玄洋社之类老式大陆浪人组织在活动方式上立足点更高，宣示自身主张时更为直截了当、更加无所顾忌。
对日本国内政治采取的保守主义、“尊皇”主义立场，黑龙会也丝毫不让玄洋社。如黑龙会宣布其“主义”是：“奉天皇为元首，立足于日本的历史与传统，为实现祖国的兴隆与民族的繁荣，挺身而为其先驱。”
同时还提出五条“纲领”：“吾人将致力于恢复肇国之宏旨，阐释东方文化之大道，进而推动东西文明之亲和，以成为亚细亚东方民族兴隆之领袖”；“吾人将致力于一扫偏重于法制主义之形式而束缚人民之自由、欠缺明察时局之常识而阻碍公私各方之效率、湮没宪政体制原本之宗旨等各种社会宿弊，发挥天皇主义之妙缔”；“吾人将致力于改造现行制度，振作外交，以图在海外之发展；同时改革内政，增进国民之福利，确立社会政策，解决劳工问题，以图巩固皇国之基础”；“吾人将致力于崇奉军人敕谕（即明治天皇于1982年1月4日向日本陆海军军人颁发的诏敕。主要内容为强调天皇是日本军队的最高统帅，军人必须遵从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素五项信条）之精神，振作尚武风气，实现国民皆兵，以期实现国防机构之充实”；“吾人将致力于从根本上改革模仿欧美的现代教育，奠定植根于国体的国民教育之基础，以提高和发展大和民族的公德良知”
等等。从这些纲领来看，黑龙会似乎是一个活动范围涵盖政治、外交、军事、文化乃至教育各个领域，意欲全方位发声的政治结社，但事实上却是一个在对内政策上基本“述而不作”，主要偏重对外政策而且把日本在海外的殖民主义扩张政策放在至上地位的右翼大陆浪人团体。
以内田良平为首的一部分大陆浪人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向“满蒙地区”拓展“大日本帝国”势力的意愿，是黑龙会得以成立的根本动力。这反映了日本大陆浪人早在日俄战争之前，就自觉地充当了以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地区为跳板，逐步向中国腹地伸展势力的“国益”的“马前卒”。如果说玄洋社的成立标志着一部分自由民权运动参加者的政治志向开始由“自由民权主义”朝着“国权主义”转变，开拓了近代日本大陆浪人右翼运动先河的话，黑龙会的出现则标志着以鼓吹强硬的对外政策和主动参与对外侵略、扩张活动为使命的近代右翼大陆浪人团体的雏形，至此已经形成。玄洋社作为大陆浪人的早期团体，在组织上是松散的，在思想主张上对成员也采取了相对放任的态度，这在当时出于聚拢起极为分散的大陆浪人群体考虑，可能是必要的。黑龙会则是玄洋社的“升级版”，聚集在这里的大陆浪人有基本相同的对外认识和政治主张，在组织体系和活动方式上也有共同的认知，因此成为早期大陆浪人中组织形式最明确、行动力最强的团体。如果说其他团体中的大陆浪人们多以分散形式活动，充其量不过是侵略扩张主义的“尖兵”的话，黑龙会则是军事、外交甚至文化宣传领域里货真价实的“别动队”。
以大陆浪人为主体的所谓“大陆关系团体”，虽然至少可以追溯到荒尾精在汉口开办乐善堂分店的1880年代后期，但其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将其作为日本对华外交的重要一翼来考虑，却始自1898年10月“东亚同文会”的成立。这一年6月，藩阀政府和自由党等民选政党的对立大幅度缓和，自由党、进步党联合组成宪政党，成立了日本近代史上打破藩阀官僚、军阀把持政权局面的第一届政党内阁，即“隈（大隈重信）板（板垣退助）内阁”。为隈板内阁的诞生出过力的玄洋社浪人平冈浩太郎于是与犬养毅、神鞭知常、大石正巳等人联手，要求政府增加外务省机密费并提供给大陆浪人团体。因为平冈认定日本“外交不振”的原因，是政府的官方外交不能与大陆浪人的“民间外交”互动合作；而增加外务省的机密费用以资助“对外有志”的公开或秘密活动，就可以大大振作日本的“对外之经纶”
。大隈内阁采纳了平冈等人的建议，引导已经成立的东亚会和同文会合并为东亚同文会，并向该会提供“补助金”，供大陆浪人、退役军人等“民间人士”开展活动。大陆浪人公开获得日本政府的资助开展活动，东亚同文会乃始作俑者。
东亚同文会前身之一的“东亚会”成立于1898年春，主要成员为政教社、日本新闻社部分成员和进步党党员平冈浩太郎、陆羯南、犬养毅、井上雅二等人，其宗旨是“密切日清两国经济关系，巩固其基础，以期将来更大之发展扩张”
，似乎侧重经济领域的中日关系的发展。另一个前身团体“同文会”，主要由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中西正树等大陆浪人以及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
麾下的“精神社”成员构成，其主要活动纲领是：“研究支那问题，从事各类调查，赞助各种事业等”
，更多地重视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并展开有关“对华事业”。两团体合并为东亚同文会后，公推近卫笃麿任会长。
虽然同样关心所谓“对支问题”，但是大陆浪人与政治家、新闻人等在讨论行动方针和计划时仍然各执己见、争论不休。最后在近卫笃麿的倡导下，东亚同文会确定了以下四条纲领：一，“保全支那”；二，“援助支那、朝鲜之改善”；三，“研究支那、朝鲜时事，以期实行”；四，“唤起舆论”。
其中的第一、第二两条是政治纲领，确定了日本朝野以“保护人”的身份通过推动中国、朝鲜政治改革来“保全支那”的“天职”；第三和第四两条则明确了东亚同文会初期的活动领域，即搜集和研究中朝两国的情报、动向，并通过舆论的力量将其转化为对外政策，亦即直接参与近代日本“国益”的形成和实施过程。
为了进一步阐述过于简单的第一条和第二条纲领背后的人文、种族蕴涵，东亚同文会还公布了汉文版的《主意书》，说明成立该会的由来。
日清两国之交往亦久远矣。文化相通，风教略同。以情而论，则有兄弟之亲；以势而论，则有唇齿之形。玉帛往来，自古不渝。皆因其出于天理之公，发于人道之正也。岂彼寰宇列国，朝婚夕冠（误，当为寇字），相互攘夺者同欤？何图前年昊天不吊，兄弟阋于墙，而列国乘隙，时局日艰矣。呜呼！忘愆弃嫌，以防其外侮，岂非今日之急务耶？当此之时，上须求两国政府执公尚礼，愈益巩固邦交；下须使两国商民守信共利，更加睦其邻谊；两国士大夫则为其中流之砥柱，须以诚相交，讲求大道，以助上律下，同致强盛矣。此即我东亚同文会设立之所以。……
如果说四条“纲领”仅仅是针对内部的争执而确定的“最小公约数”的话，那么这份《主意书》堪称东亚同文会对外“民间公关外交”的杰作。横亘在两国之间两千多年友好交往历史上的巨大障碍——甲午中日战争的兵戎相见，被“何图前年昊天不吊，兄弟阋于墙，而列国乘隙，时局日艰矣”之类表述轻轻一笔带过，并要求中国方面从此“忘愆弃嫌，以防其外侮”。实际上是已经被东亚同文会抛弃了的既往的“日清同盟论”主张，至此被“支那保全论”所取代，并迅速在日本国内获得广泛响应。
东亚同文会之所以要高举“保全支那”的旗帜，一方面是无可奈何的选择：“面对正在朝着瓜分中国方面行动的列强，如欲进行对抗以保全东亚，清国作为同盟伙伴未免过于衰弱，而依靠日本一国之国力亦不现实，作为大义名分的旗号除保全论以外再无其他选项。”
另一方面，也是近卫笃麿等人看到在这种局面下，迄今为止的“日清同盟论”类的“大亚洲主义”主张，由于清朝政府的过于腐败和列强瓜分中国速度的加快已无实现的可能，日本必须采取更为主动的手段积极介入和干涉中国的政治变革，对华政策必须随之进行方向性调整的缘故。近卫为“支那保全论”拟定的“容忍清朝体制，（推动）日清两国商民之友好，实行由两国知识领袖领导的‘富强’改革”等具体措施
，内地里既包含了在“容忍”清廷现政权条件下强化对中国政局施加影响的积极态势，表面上又不失“真心”为两国共通利益着想的“稳健政策”的外交形象，实在是欧美列强各国正欲赤裸裸地瓜分中国的狂潮下朝着中国投来的最具“温情”和“友情”的“大礼包”。更何况对中日两国“兄弟之亲”“唇齿之形”关系的强调，在甲午战事刚结束不久的当时，自然是极富感染力的口号。于是，不仅在日本国内，从政界人士到政论家、新闻记者和右翼势力、大陆浪人等民间人士，凡是认识到“支那保全”的高明之处的人们，差不多都被囊括到了“支那保全论”这面旗帜之下，即便是中国国内被公认为“维新领袖”“洋务枢臣”的政治明星们，对近卫笃麿提倡的“支那保全论”也都是众口交誉。如康有为最早在1898年11月就致函近卫，称颂“贵邦诸君子，仗义赴难，天下所闻”，期望日本的“志士”们能够“急辅车之难，拯救东方之危局”，帮助维新派和帝党重返政治舞台。
近卫本人在1900年亲自前往中国，会见清廷中央和地方大员，王文韶、瞿鸿禨、刘坤一等清廷高官也曾先后面见或者致函近卫，交相称颂其“倡导兴亚之会，维持全局”的“不朽之业”，认为“支那保全论”能够由日本方面提出是“贵国所以关垂敝国”“用心为尤至”的表现。
1904年1月近卫笃麿因病去世，清廷重臣奕劻也发出唁函，尊近卫为“抱兴亚之雄心，兴同（文）会之盛会”之伟人，为其未能“大展宏猷”而表示哀悼。
近代日本大陆浪人为主的国家主义团体中能够得到清廷朝野一致称赞的，只有东亚同文会这一家。
尽管东亚同文会跟其他大部分右翼大陆浪人团体不同，更多地把开展活动的重点放在教育和出版等“对支文化事业”方面，同军部和其他右翼团体的联系也不密切，但其本身的成立还是服务于近代日本“国益”的需要，“支那保全论”也并非如康有为、刘坤一等人想象的那样充满温情、侠义色彩。其实，“支那保全论”所以诞生于1898年，是因为1897年11月德国强行租借胶州湾事件发生后，欧美列强已经开始了蚕食、瓜分中国领土的行动。按照当时的实力进行瓜分，有利于在中国握有广大经济、政治权利的英、法、俄、德等国，而不利于日本。特别是日本觊觎已久的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俄国势力已经捷足先登，立刻进行瓜分的话势难落入日本的手中。再加上中国一旦被列强瓜分，日本也会失去与欧美各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将来一旦发生利益冲突，羽毛未丰的日本难保不会在同英、法、俄、德等国过早的“决战”中受挫。所以从日本的长远“国益”着想，维持中国的领土现状并维持和改良中国的政权，有利于日本逐渐扩大在中国的势力和权益，最后将全中国置于掌中。“夫保全清国，护持韩国，实为自卫我之国权国利，保持东洋之和平。”
“支那保全论”的背后，其实隐藏着这样一种自私的打算。因此，东亚同文会及其提倡的“支那保全论”，跟玄洋社、黑龙会的活动及其国权主义、扩张主义主张相比，虽然增加了“同情、扶助、保全”的温情色彩，但其背后折射出来的其创立者制定的活动目标，依然带有扩张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色彩，东亚同文会日后的活动也没有能够跳出国家主义、扩张主义团体的窠臼。
以“民间外交”“国士”自诩的大陆浪人们，在经济上时常处于非常尴尬而且完全无法“超然”的窘境。政治活动需要经济支持。这条原则对任何政治家、政治团体都完全适用，更不用说以“失业者”“流浪汉”为主体的早期大陆浪人的个人与右翼团体。总的来说，早期右翼团体和大陆浪人们的经济来源，不外乎“自筹资金”和来自日本政府、军部或者民间资本家的外部资助这两条道路。
明治三十二年（1899）九月十六日，作家森鸥外在《福冈日日新闻》上发表一篇文章《如果我是一个九州富佬……》，对通过开采煤矿得到大笔金钱却不知如何消费，竞相购买别墅、蓄养奴妾、游玩浪荡的社会现象提出了抨击，同时也提出希望在近代化过程中暴富的人能够拿出钱来兴办学校或者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当然，并非所有的“九州富佬”都是类似森鸥外批评的那种乍富后就花天酒地的暴发户，例如安川敬一郎在经营煤矿成功之后，也想到过：“余不欲将这般天惠（指财富）化为一己之私有，导致子孙懈怠懒惰。故而历来事业规模资金多少有所盈余，即创立明治专门学校，以聊报天惠。又新创若干新事业，使汝等（指自己的子孙）有业务可从事，而不致徒拥巨财，恣意追求饱暖之欲。”
早期右翼团体从民间筹集的资金或者自筹的资金，不少来源于这些民间资本家。
甲午战争前夕在朝鲜半岛上煽风点火的右翼团体——“天佑侠”的活动资金，主要来自最早的右翼团体玄洋社核心人物之一同时也是九州煤矿老板的平冈浩太郎的资助，资金的来源是赤池煤矿的利润。日俄战争后内田良平在俄罗斯的情报搜集活动，使用的也是其叔父平冈浩太郎的资助。
至于玄洋社的首脑人物头山满，亲生父亲虽然是幕府时代福冈藩里名为“马回役（在主将战马附近担任护卫任务的武士）”的武士，每年享受100石的俸禄，但他18岁时过继到俸禄仅为18石的头山家做养子，成人后也从来没有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真可谓是“两袖清风”。但后来在杉山茂丸
等人的劝说下，为玄洋社购买了福冈县内的山野矿区、下山田矿区和大任矿区等煤矿，又在北海道购买了夕张煤矿，委托玄洋社成员结城虎五郎等人具体经营，为玄洋社的政治活动提供了较为稳定的财源。
不过，上述煤矿能够落入玄洋社手中经营，本身也包含着来自政府方面的种种考虑。明治十九年（1886）二月安场保和
被委派为福冈县令（同年7月更名为县知事），据说是在内务大臣山县有朋的恳请下才实现的。山县事先就跟安场商量：“福冈那个地方是玄洋社一派的大本营，治理起来特别费劲。能否请你代劳一下？”而安场提出的交换条件据说就是希望将福冈县内多处海军预备煤矿低价处理给民营企业。这项名为振兴当地产业实为对玄洋社的“怀柔”政策，获得了山县的认可，于是玄洋社才成了这些煤矿的主人。但是玄洋社的浪人们缺乏经营才能，低价到手的煤矿又被他们一座座轮番出售，靠陆续抛售矿山的一次性收入才维持住了经济来源。
至于玄洋社之后成立的黑龙会等团体的活动经费，更多地来自军部或外务省提供的“机密费”或机动费用，更直接地反映了当权者和民间右翼之间豢养与被豢养的地位，也说明经济上的资助是连接右翼和当权者之间关系的极为重要的纽带。在这样一种豢养与被豢养关系下开展的所谓“民间外交”究竟是怎样的货色？究竟能够保持多少“民间”的特色？我们通过此后的分析就不难得出恰当的结论。
大陆浪人在中国开办的谍报活动毋庸赘言，就连貌似“中立”而且属于“长线投资”的教育活动，背后也都离不开日本政府、军部或者财阀等资本集团的支持。
如荒尾精为了在上海创办日清贸易研究所，在明治二十二年（1889）特意返回日本，拜访了当时的首相黑田清隆、大藏大臣松方正义、农商大臣岩村通俊等政府核心成员，获得了由政府提供资助的承诺（其后由于岩村和次官前田的辞职，最初的资助计划受挫。但是荒尾精又通过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的斡旋，最终还是从日本内阁的“机密费”款项中获得了4万元的“补助金”）。
不仅提供财政上的支援，政府对大陆浪人的活动还会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如明治二十三年（1890）九月，荒尾率领从日本各地招募的学生以及教职员等200余人从东京前往上海之际，他们被特别允许随参谋总长有栖川宫炽仁亲王、文部大臣榎本武扬、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拜观”皇宫，据说是难得的“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