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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及其他激进主义者有关功利主义原则的运用并没有停留于理论上的诘问，而是针对当时英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根据功利主义原则提出了切实的社会改革方案，努力践行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奥格登（C.K.Ogden）1932年在边沁逝世百周年纪念会上列举了与边沁有关的二十余项社会改革成果，涉及以下诸方面：议会代表制度改革；刑法改革；废除流放罪；改善监狱；废除因债务名义而遭监禁；废除高利贷法；整顿证据法；改革陪审团制度；废除宗教考试；改革济贫法；建立国家教育制度；储蓄银行和友好社会理念的发展；非营利的低价邮资，包括邮政汇票；完整而统一的出生、死亡和婚姻登记；商船守则；全面的人口普查报告；议会文件的分发；发明家的保护；制定议会法案的统一和科学方法；不动产登记册；公共卫生立法；等等。
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其著名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也给出了边沁推动社会改革的成果清单，列举了边沁发起的改革建议，包括：改进专利制度；推行有限责任公司；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建立国家卫生部；发行鼓励储蓄普遍化的计息票据；用于蔬菜和水果的冷藏设备；由犯人或者受助穷人作为劳动者运行并且使用新技术的军备工厂；设立给中上阶层进行传授功利主义纲要教学的学校；房地产登记；公共会计制度；公共教育制度改革；兵役登记制度；高利贷自由化；放弃殖民地；推广避孕药具降低贫困率；通过股份公司改进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连接；等等。
边沁推动英国社会改革的大致节点如下：1776年发表《政府片论》；1789年发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在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实践，特别是花费了若干年推动著名的圆形监狱项目失败后，他更加理解了英国社会症结，从1808年起关注并推动英国的政治改革，特别是针对议会改革发表了不少观点，1809年撰写了有关议会改革问答的一系列文章；1830年发表了著名的《宪法典》，后续的英国社会改革正是沿着该书的思路完成了一系列立法工作，实质性推动了社会转型。
1776年，边沁发表了《政府片论》，正是这篇文章让边沁崭露头角，随后得到了英国政治家谢尔本勋爵（Lord Shelburne）欣赏，1781年二人结识。谢尔本勋爵曾经担任英国政界高官，1782年任英国首相。在边沁和谢尔本勋爵因志趣相投而成为莫逆之交后，边沁进入了谢尔本勋爵的社交圈，结识了以谢尔本勋爵为首的辉格党圈子内的许多社会名流。随着时间推移，边沁逐步有了一批追随者。1808年，边沁结识了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在穆勒的教育下，其长子约翰也成为边沁的追随者。通过谢尔本勋爵，边沁还认识了谢尔本的家庭教师艾蒂安·杜蒙（Etienne Dumont）。杜蒙对边沁的天才充满钦佩，成为边沁的忠实追随者。1802年到1828年，杜蒙从边沁手稿中提炼和译述了五部著作，不仅将边沁的文稿翻译成法语，而且以适合普通阅读人的方式改写和编辑了这些著作。他把边沁晦涩和冗长的英文转化成雅致和简明的法文，这使边沁在法语世界的读者和追随者要远比在英语世界的多，大大扩大了功利主义的影响并提高了边沁在海外的声誉。
功利主义对英国社会改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边沁的一批追随者所努力取得的，如非常著名的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查德威克做过兼职记者，1828-1829年间，他在《威斯敏斯特评论》和《伦敦评论》上连续发表了有关公共卫生和社会改革的文章，引起了边沁的注意。他们结识后，查德威克深受边沁影响，非常认同边沁的功利主义主张，后担任边沁的文字秘书。边沁逝世后，查德威克作为自由职业公务员，直接参与英国社会改革工作，为修订英国《济贫法》和推动《公共卫生法案》立法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公共卫生法案》对英国后来的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甚至对全世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
18世纪末以后，英国公共舆论要求在政治、经济和司法方面进行改革，且呼声日益强烈，合乎逻辑的理性选择必然是把不同的改革需求系统化为遵循单一的原则。因为功利主义原则代表了新兴资本主义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前进方向，当时英国众多的思想家，无论保守派还是民主派，甚至世袭财产的坚决支持者，都本能地接受了边沁功利主义原则。于是在功利主义号召下，边沁周围逐步汇聚起一批知识分子精英，形成了以边沁为精神领袖，以社会精英人士为主体的功利主义团体。他们信服边沁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学说，认可功利原则作为英国社会的改革原则，致力于首先把功利原则应用于法律领域，进而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逐步将英国社会改革落到实处。这个功利主义团体的力量并不是由于人数众多，而是由于方向清晰，而且许多成员有出色的才能，更由于他们所倡导的政策迎合了时代需求，最终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就。
1832年，重要的议会改革法案（Reform Bill）在英国议会通过，边沁所倡导的立法和法律改革在激进主义者的推动下终于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此后，许多新的法律也陆续制定，如《大都市警察法》（1829）、《教育法》（1833）、《工厂法》（1833）、《新济贫法》（1834）、《铁路管理法》（1840）、《证据法》（1845）、《公共卫生法》（1848）、《义务教育法》（1859）、《司法法》（1873）等。在这些法律的制定过程中，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依靠这些激进主义者的推动而得以落实，可见功利主义事业的社会实践成果不是边沁一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在边沁功利主义思想指导下，通过一大批活跃在社会实践中的功利主义者长期努力、共同推动所取得的结果。
边沁功利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和当时英国社会的发展阶段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功利主义运动的产生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状况所导致的社会思想潮流变革的直接产物，另一方面，19世纪英国社会的重大变革中几乎都可以找到功利主义的影响。当我们考察资本主义制度基本构架的发展奠定过程，往往都能从中发现功利主义的存在。宏观上看，当时英国社会变革的背景正是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审视功利主义在此过程中的影响，不难发现功利主义从政治、经济、法律、伦理等若干方面非常契合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形成，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确立完善在若干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完成了相关的论证和辩护，对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的形成发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当人们思考与探源资本主义产生及发展的动力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这种以宗教精神的视角进行其研究的思路对探源资本主义形成有一定参考价值。如果借用韦伯的研究思路，那么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承载着丰富内涵、影响广泛的边沁功利主义思想，也是促使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完善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
韦伯在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探讨现代资本主义的崛起时，梳理了若干条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如西方城市的发展及高度的政治自治，从而使得市民社会从农业封建制度下摆脱出来；完整、发达的理性法律体系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商业组织本身内部之用，也为协调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理性的司法实践同时也使得民族国家得以建立起对应的全职官僚行政管理体制。
资本主义的形成必然需要对应的价值观，但这些价值观的确认和兑现如果只是停留在主观愿望的认知层面上是无意义的，重要的是它们必须遵循商品交换通行的等价交换原则及由市场交易契约所约定的各种规范性要求，从而实现资本主义生产经营的基本运转，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对应的这些“社会条件”，也就没有所谓资本主义的实际形成。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正是依赖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以及其他相关制度的微妙安排得以实现。当时英国的社会转型所涉及的范围无疑包括这些相关制度的建立，而功利主义正是促使这些与资本主义崛起密切相关的因素得以健全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结合功利主义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在英国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对有关法律和国家构建的作用，不难发现功利主义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巩固起到了重要的奠基性作用，而整个英国社会转型中相关制度建立的最根本的原则就是边沁提出的功利原则。
国家的主要职能之一是承担对社会的统治和管理，而警察、法院、监狱等部门所构成的司法制度正是为国家制度服务的重要工具。边沁从功利原则出发切入英国社会改革的突破口就是英国司法制度改革，“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最早就是针对英国社会司法体制所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边沁主张用功利主义的标准重新评估所有法律条文与判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法律改革最终取得了实质性的结果，1845年《证据法》颁布成文，1873年颁布《司法法》等。正是这样改革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司法制度，才完成了容许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前提。梅因（Henry Sumner Maine）曾深刻地评价道，“边沁旨在通过运用现在与他的大名不可分的原则去改进法律。他的几乎所有较为重要的建议都被英国立法机关所采用。……我不知道，自边沁以来有任何一项法律改革的落实可以不追溯至他的影响”。
布罗汉姆（Henry lord Brougham）对此评价道：“法律改革时代与边沁的时代是同一的。他是改革中那些最重要领域的先辈，这些领域在人类的改善中占据引领与主导的地位。……先前所有的学者都只是仅仅解释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原理。……他是大胆尝试用功利的准则检视所有法律条文的第一人，无所畏惧地调查法律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更加勇敢地探究英国法中即便最连贯对称的规则在多大程度上及是否根据如下原则而制定，即法律必须适应社会环境，满足人们的需要，提升人类的幸福。”
从这些学者有关边沁推动当时英国法律制度改革的评价，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边沁以及他的功利主义在法律改革促进资本主义形成方面所具有的历史地位。
除了司法制度外，国家对社会管理职能的另一个方面是负责对社会经济和公共事务的管理，它包括管理经济、文化、教育、卫生、邮电、交通等事业，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兴建各种社会公共设施，保护社会环境等。这对于保持资本主义社会基本运转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从当年英国所实现的社会改革实际成效可知，这方面边沁功利主义确实是功不可没，如：建立国家教育制度；设立储蓄银行；完整而统一的出生、死亡和婚姻登记；不动产登记册；商船守则；全面的人口普查报告；建立公共卫生制度等。功利主义所推动的这些社会治理改革，覆盖了社会基本公共事务的各个方面。面对涉及现代社会运行管理范围如此之广的诸多方面，我们不禁感叹，在当下的现代生活中，其实许多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社会治理的诸多安排，无论是宏观层面的国家教育制度，还是全社会公共卫生管理，甚至与日常生活有紧密联系的不动产登记、避孕药具使用等，居然都和早期功利主义所发挥的作用有关。从某种意义上理解，今天人们享受的许多现代文明成果正是来自当年功利主义原则所推动的社会转型改革，可见功利主义不仅对当年资本主义形成的影响非常显著，甚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也非常深远。
英国工业革命后经济的高速发展正是早期资本主义形成的重要标志，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得到了经济理论的支持的。当时休谟发表了一系列经济论文
，斯密（Adam Smith）出版了《国富论》，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出版了他的《人口原理》，而同一时代的边沁，不仅是古典经济学派的热情追随者，而且对古典经济学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边沁在其六十多年的写作和颇具影响力的社会生涯中，撰写了不少有关经济内容的文章。
此外，《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尽管其主要论述的是法律问题，并没有直接涉及经济理论，但却对19世纪经济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因为这本书所涉及的功利原则，已经成为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多德（Douglas Dowd）指出，“事实证明，到1800年，工业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崛起已不可逆转。而在当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由三位最早的主要思想家确立：他们是亚当·斯密、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和杰里米·边沁。”
事实上，边沁的效用原则影响了后来经济学效用价值论的发展。市场经济是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经济，价值理论是市场经济理论中最为基础的理论之一，而支持效用价值论的哲学根据，则是功利主义。
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方面，边沁一直主张放任经济，反对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1787年他曾出版《为高利贷辩护》
一书，对斯密的利率控制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主张排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市场经济底层逻辑上的本质是完全一致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倡导放任经济，主张贸易自由化，强烈要求废除食品贸易关税（谷物法）与航海法对自由贸易的限制。在边沁主义者推动下，1846年，终于废除谷物法，从而确立了以自由贸易作为英国的国家政策，为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在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当时具有革命性的思想观念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推动资产阶级革命和促进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在思想观念上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也正是个人主义，从推动资本主义形成的意识形态角度理解，功利主义也在此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这种观念上的变革，是一切社会制度和法律变革的基础，是破除等级特权体系、建立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功利原则所倡导的对社会既有体制的变革精神，更新了人们对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的观念，不仅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扫清了种种封建保守势力的障碍，也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进行各种制度整合和立法活动作了观念上的准备。
从另一个角度看，边沁推动的社会改革运动之所以能够产生那么大的声势和社会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契合了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需要。正是功利主义所处时代的状况决定了其所承担的促使资本主义形成的现实使命，从而成就了功利主义并推动了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的发展。在18世纪转换的前后40年时间（即1775—1815年）中，当时这些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社会关系、新的管理方式和新的社会思想确实都带有资本主义的标签，而这些变化的背后则是功利主义的实质性贡献，特别是对逐步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重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