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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边沁的思想形成有较大影响的首先包括苏格兰启蒙运动。该运动高潮时期约为1740年至1790年，其中苏格兰哲学家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完成了许多基础理论工作。由于苏格兰启蒙运动发生在政治转型完成后，此时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主要关注的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问题，即经济自由如何为工业革命、商业革命创造条件，以及市民社会的完善。哈奇森通过对人性的研究，提出了以道德（公共善，整体善）作为社会合法性的标准，使自利的个体与公共利益取得了一致。他反对社会契约论思想，坚持一种社会进化的观点。在哈奇森看来，国家政权的建立主要在于两个条件：人们的同意和能促进人们的普遍幸福。统治者的主要任务、法律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哈奇森的道德哲学对苏格兰的启蒙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政治经济学领域对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正是得益于哈奇森的理论贡献，从而形成了有苏格兰特色的思想启蒙之路。另有研究证明边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短语的源头实际上就是来自哈奇森。
当我们将边沁的学说与哈奇森的启蒙理论进行比较，不难发现苏格兰启蒙运动所特有的“经验理性”（又称为“常识理性”）即坚持理性范围在于事实领域（经验世界），与古典功利主义的认识论在本质上完全一致，边沁在社会改革中对政府作用的定位与哈奇森的理论几乎相同。而哈奇森启蒙理论在苏格兰历史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与边沁功利主义原则在随后推动整个英国社会改革的实际效果上有极大的相似性，这样两种理论在学理上的融合可以得到完全自洽周全的解释。
除了苏格兰启蒙思想的影响外，根据有关史料，法国启蒙思想对边沁的思想形成也有比较密切的影响。边沁功利思想与法国启蒙思想的关系，也可以从边沁与法国文化以及法国百科全书派启蒙思想家的交往等诸多方面得到验证。
边沁虽然是在英国受教育，但幼年就学习了法语，16岁随父亲一起游历了法国。特别是1770年，边沁学校毕业后不久即游访法国，曾与多位哲学家讨论哲学、法律等问题，使得边沁在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有机会接触到了大量的法国思想。
启蒙运动是欧洲在“文艺复兴”后迎来的再一次思想解放。它的一大特点是撕下了上帝头上的神秘面纱，对中世纪后的神学教条展开了彻底的批判。法国启蒙思想家认为，人和自然界一样有自身发展的规律，更应该有和自然界相同的自由发展的权利，而违背人意愿的统治都应该被打倒、更换。而法国启蒙思想带有的这种非常彻底的革命因素无疑与边沁古典功利主义所表现出的“激进性”在思想本质上完全一致。
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是法国启蒙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之一，是当时抨击封建政权的相当激进的学者，他对边沁的思想也有很大的影响。他著有伦理学著作《论精神》（De l'esprit），1758年出版后对欧洲旧观念、旧思想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使人们重新审视道德规范和相关的政治和法律问题，并改变了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向。有关爱尔维修对边沁思想的影响，在边沁的书信集中也有明确的记载。边沁在1776年11月的信中写道：“我在爱尔维修铺设的功利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思想）。”
1778年4-5月间写给Rev. John Forster的信中注明，“我从爱尔维修那边获得的教导，让我逐渐放弃这个想法。在他那里，我获得了一个标准，去测量人们会追寻的事物的相对重要性……通过他，我学习到了将考察任何制度或者追求增进社会幸福的趋势，作为唯一的考量及对其优势的衡量（的标准）……”
1818年12月给William Plumer Jr.的信中回忆道，“当我大约22岁、23岁或24岁时……我对爱尔维修在《论精神》中，以不完美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被展开和呈现的功利原则表示震惊……”
边沁曾说，“1769年对我来说是最有趣的一年……孟德斯鸠、巴灵顿、贝卡里亚和爱尔维修，但最重要的是爱尔维修，让我遵循功利原则”
。以上这些文献都佐证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受到了爱尔维修的启发和影响。
事实上，除了爱尔维修的影响外，边沁和伏尔泰（Voltaire）
、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莫雷莱（André Morellet）等法国启蒙思想家均有联系。由于边沁从小熟悉法语，1774年，边沁翻译了伏尔泰的The White Bull，并写了一个长篇序言。该书是伏尔泰晚年发表的哲学故事之一，伏尔泰在书中提出：正是圣经将基督宗教转变为伪造故事，从而否定了圣经的权威及其神圣起源，边沁也在书的前言中加入了自己对圣经注释的讽刺。1778年，边沁将他的《政府片论》寄送给了达朗贝尔、莫雷莱和查斯特卢（François Jean de Chastellux）。
两年后，当边沁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签名作品《艰苦劳动法案的见解》（A View of the Hard Labour Bill）时，他又送给了达朗贝尔和莫雷莱。事实上，边沁从很早就开始运用他对法语的掌握，在欧洲思想界为自己开辟了一席之地，进入一个充满哲学、讽刺和辩论的激进世界，并且打开了通往激进哲学世界的大门。
边沁在1789年给莫雷莱的信中写道：“对于为我选择的指引者，我没有从英国大学老师、僧侣这里得到任何东西。那些我碰巧为自己选择的，几乎从他们这里获得了所有我珍视的一切的是法国人，如爱尔维修、达朗贝尔、伏尔泰，更别提生活中的，我在和别人交流中无法避免的人物。”
边沁自己认可对他产生影响的主要是法国的百科全书派的这几位关键人物，而法国的百科全书派思想曾在法国启蒙运动中扮演过非常独特的角色。在伏尔泰和达朗贝尔的思想与功利主义原则的契合度方面，伏尔泰坚定反对神学权威的态度和边沁功利主义强调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即幸福不属于特定阶层）。而达朗贝尔作为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家，对边沁的影响主要在科学主义、认识论与唯物主义层面。
另外，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也对边沁的思想形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贝卡里亚所提出的刑法原则吸收了法国启蒙哲学中的要点，它们不仅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价值观念和法权观念，而且还凝聚着当时先进的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科学理论的思想。贝卡里亚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均受物质利益和需求的支配，犯罪不是什么“自由意志”的结果，而是人们在一定条件下趋利避害的必然性抉择，这种抉择对于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本性的人而言都是无可厚非的，关键还是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在边沁书信集中，能发现边沁多次提到了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及刑法学相关理论。更加重要的是贝卡里亚和边沁两者的思想在学理上是相通的，都是继承了法国启蒙思想的核心，并且对外都具有激进的彻底性。
综上，我们了解到苏格兰启蒙思想和法国启蒙思想作为外部学说资源曾在功利主义形成过程中有所贡献，而边沁有关虚构理论的思考，据斯科菲尔德对边沁虚构理论形成过程的研究
，应该始于边沁早年的经历。由于边沁从小对鬼魂非常恐惧，这种真实的恐惧出于他自己的想象，虽然边沁知道这些恐怖来源并不存在，然而当他在黑暗的房间里一躺下，如果房间里没有其他人，这些恐怖的“神”就会冲出来袭击他。正是从孩提时起，边沁就被迫面对“真实”和“想象”的结果。可能正是在鬼怪幽灵的恐怖基础之上，边沁逐步具有了一些关于“真实”和“虚构”的认识。有关边沁建构虚构理论的时间，综合相关文献记载，可以大体确定为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其经验主义认识论思想应该与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洛克（John Locke）、贝克莱（George Berkeley）和休谟（David Hume）相关。语言哲学思想渊源不仅涉及洛克、康迪拉克（E. B. Condillac）和图克（J. H. Tooke），还可以追溯到爱尔维修、休谟、达朗贝尔、孟德斯鸠（Montesquieu）、贝卡里亚。边沁尽管借鉴了其他哲学家的部分观点，但他非常具有创意地将经验主义认识论与语言的使用结合起来，从而使虚构理论具有了原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