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穆勒对功利主义的修正

功利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另一关键人物是约翰·穆勒。穆勒是英国19世纪著名思想家，他的思想涉及诸多领域。作为英国功利主义的又一代表人物，穆勒怀着社会改革的理想，进行了积极的政治和学术活动，他通过发表《功利主义》一书，对边沁功利主义进行了详尽解释和修正，最终成为功利主义经典思想的阐释者，对功利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穆勒首次发表《功利主义》系列文章是在1861年，此时英国社会已经进入经济高速发展的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历史上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特别是维多利亚中期，当时的英国是高收入国家，经济繁荣是英国社会发展非常显著的特征。在边沁及一批激进主义追随者的努力下，根据功利主义原则，英国已经基本完成新的社会规范性建设的基础框架，社会状况有了较大改善。原先的社会矛盾虽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但社会矛盾的焦点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时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全球自由贸易发展经济，无产阶级则希望争取更多的生存与发展权利。

在这样的背景下，穆勒顺应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做出了与边沁不完全相同的思考，将边沁所定义的快乐进行了内涵延伸，提出不能只注重幸福的量而不注重幸福的质，特别是将追求幸福的目的与追求幸福的手段进行了置换。穆勒对幸福概念进行了共同价值观的普遍化处理，使更多的社会群体被纳入一个达成共识的社会体制中，通过论证落实功利主义社会原则的合理性，为人们发展经济、追求财富提供了合理性的理论支持。

穆勒对边沁功利主义的修正，其核心内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快乐的量的大小与质的高低。边沁认为快乐没有质的差别，只有量的不同，并据此提出了计算快乐之数量的方法。穆勒对此进行了修正，对快乐的质进行了区分，将快乐分为高级快乐和低级快乐，认为人的快乐除了身体感官的愉悦外，还有精神追求的需要，这正是人与动物区分之所在。高级快乐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快乐，也包括道德情操。快乐的质和量需要并重。

第二，以幸福概念代替边沁的快乐概念。穆勒以“幸福”（happiness）一词取代了边沁的“快乐”（pleasure）和“痛苦的免除”（或“缺乏痛苦”，absence of pain）。边沁没有严格区分“幸福”和“快乐”，认为功利、善行（good）、幸福、快乐这四个概念可以相互诠释，幸福的实质性内涵就是快乐。而穆勒通过对“幸福”的论述，使快乐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扩大了功利主义概念的外延，并在论述过程中从快乐概念逐渐过渡为幸福概念。

第三，通过幸福目标与手段的转换对幸福展开了新的诠释，这是穆勒对边沁功利主义修正最重要的环节。穆勒在《功利主义》第四章“论功利原则能够得到何种证明”中，以环环相扣的严密逻辑推导，将幸福概念的范围扩大，并论证了获得幸福的手段也应成为幸福的组成部分。于是本作为手段的金钱追求被纳入幸福概念，随后穆勒运用幸福的定义和功利主义的标准完成了最后推论：“在这些情况下，手段已经成了目的的一部分，而且比它们所追求的目的更重要。……它们都包含在幸福之内，是一些对幸福欲求的构成要素。幸福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整体，所以这些东西便是幸福的组成部分。功利主义的标准同意并且赞许它们如此。” 穆勒通过对幸福概念的多元置换，将幸福概念的外延进一步泛化。特别是有关金钱、名望、权力的追求，原先只是作为获取幸福的手段，通过穆勒的诠释，这些获得幸福的手段变成了幸福本身的组成部分。

穆勒通过对幸福概念具体而复杂的论述，尤其是对快乐进行质的区分和幸福概念外延的扩大，将幸福概念改造成为一个新的形象，一个完全不同于边沁式“粗俗”的快乐概念的形象。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的具体修正外，穆勒对边沁功利主义修正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把物质财富与社会进步概念相联系，强调物质财富的增加就意味着社会进步，由此赋予了功利主义新的意义。

学术界主流解读认为，穆勒对边沁功利主义的修正是为了回应当时英国社会部分人士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其主要出发点是说明边沁功利主义并不是所谓“猪的哲学”。但若以更宏观的视野考察穆勒的修正，可知当时的社会被经济迅速发展的氛围所笼罩，此时的社会进步概念往往与社会财富的积累、经济发展规模联系在一起。而社会思想观念的这种变化无疑需要从理论上给予回应，穆勒的修正实际上是对社会心态和时代特征所给予的理论回应，即这种新的时代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由修正后的功利主义给出了更合理的诠释。这种修正顺应了19世纪到20世纪初英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迎合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社会心理，即对物质财富的普遍欲求，方向上符合资本主义社会新的发展阶段的需求。

如果说边沁的重点是从政治层面进行突破，出发点是解决社会发展的合法性基础问题，以便实质性推动英国社会改革，穆勒则是在英国社会完成了基础性规范的建设后，迎合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共同价值观，从社会进步的角度，为经济发展（财富积累）进行了合理性论证。

根据穆勒《功利主义》一书当时在欧洲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古典功利主义思想传播至亚洲时，影响最大的是穆勒的这本书，而不是边沁的《政府片论》和《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对日本明治期间有关边沁、穆勒著作翻译的统计也支持这个推论。尽管边沁作为古典功利主义的创始人和早期自由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为自由主义在19世纪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基本的道德和政治哲学的理论框架，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由于穆勒的思想更加贴近当时的社会现实，更有助于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因而被更广泛地传播和接受。 DAWBWPq/vz7J5fRHtS0DVx4HcHs4buCOl4SU2b6jytBdIy68RTxgu8wothLFw89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