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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5世纪以后，航海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及应用促进了人员和货物的流动，进而引发了世界规模的信息、知识大迁移，开启了史称“西学东渐”的时代。在中国，继佛经翻译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翻译活动的主角是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等名震一时的耶稣会士，既是虔诚的宗教人士，也是当时世界范围内堪称第一流的学者。他们秉奉“文化适应策略”，翻译撰写了大量的书籍；除了宗教性的内容以外，还涉及其他广阔的世俗领域。西方的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医学、逻辑学等新知识就是经他们之手首次介绍给中国士子的。耶稣会士的译著很多被收入《四库全书》，在传统的学术体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耶稣会士的著译被称为汉译西书，书中的知识重塑了中国人的空间想象以及西方的人文图景。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关于西方学术和教育的描述。艾儒略的《西学凡》（1623）第一次介绍了欧洲当时的教育体制和分科的情况。
在书中，西学被分为六科：文科（Rhetoric，修辞学）、理科（Philosophy，自然哲学）、医科（Medicine，医学）、法科（Civil Law，民法）、教科（Canon Law，教会法）、道科（Theology，神学）。在六科的框架下，艾儒略还对各科的内容和教学次第做了详细的说明。《西学凡》出版后不久，艾氏又刊行了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职方外纪》（1623），再一次向东方的读者展示了西方的教育体系。艾儒略介绍说，“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中学的教育内容“曰理科，有三家。初年学落日加，译言辨是非之法；二年学费西加，译言察性理之道；三年学默达费西加，译言察性理。以上之学总名斐录所费亚”
。
“落日加”等是拉丁语的音译，分别相当于今天的“逻辑学”“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斐录所费亚（philosophia；英philosophy）”被艾儒略译作“理科”，与今天的“哲学”词义不尽相同，是欧洲“中学”，即中等教育阶段学习内容的“总名”。与艾氏著作大致相同的内容在《西方要纪》（1669，南怀仁等）中也有介绍。
“皆尚文学”的“文学”对译拉丁语literatura（英literature），在艾儒略的时代是一切诉诸文字的人类知识的总称。《西学凡》《职方外纪》等介绍的西方学术体系，几经变迁，至19世纪中叶大致定型，并最终发展成世界性学术及教育体系的主流。根据A Dictionary of Science，Literature，and Art（1842）的记述，可以归纳如下图。
人类的知识（knowledge；philosophy）可以分为文字性和非文字性两大类，literature是存在于文字中的知识和想象力的全部成果，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但是19世纪中叶，在日常的狭义用法上，将literature分为：纯文学（polite literature；belles-lettres）和实证科学（positive science），也就是说将science从literature中分离出来了。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研究领域过于广泛。另一方面，非文字的art是运用知识或力量达到预期目的的知识领域。古希腊将art分为自由人的art和奴隶的art，现在则分为精致（fine art）和实用（useful art）两类。前者包括音乐、诗歌、雕塑等，并无直接的世俗性目的，后者则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而源于古希腊的philosophy，是一个从天人之际的视角表示人类系统知识的总称。如艾儒略所述，它通常分为三大部门：形而上学、物理学和伦理学，构成了欧洲学校教育的基础内容。又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在《国富论》中所说，中世纪的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逻辑学后来在欧洲的大部分大学又被分成逻辑学、本体论、神理之学、道德哲学、物理之学五个部分。基于试验和观察的“物理之学”，尽管通过细心的观察可以产生许多有益于人类生活的发明，却被置于中世纪教学体制的最末端。这种情况在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之后的二百余年中有了改变，“物理之学”逐渐占据了学术的中心位置，是为近代科学的诞生。也就是说，“science”原本只有“knowledge”（知识）的意思。在现代科学发轫之前，science的问题被当作形而上学的一部分来研究，被称为自然哲学。然而，随着科学方法的广泛运用，自然哲学逐渐转变为一种源于实验的经验科学，与哲学的其他领域分道扬镳。到了19世纪末，它开始被称为“science”，以示与哲学的区别。此后，“形而上学”被用来指代对存在本质的非经验性哲学研究。
以上就是西方知识学术体系由中世纪向现代演变的大致历程。
反观东方，中国古代的“六艺”曾是士子教育的重要框架，宋明以后理学成为教育的主流。明末清初的汉译西书，引起了士大夫的兴趣，但总体上他们并没有表示出太多的热情。尤其是1723年雍正严厉禁教以后，对西书的翻译和阅读都销声匿迹了。
汉译西书几乎同步传到了日本。日本1640年前后完成“锁国”，进行贸易乃至获取知识的渠道都严格限定于中国和荷兰。汉译西书不管内容如何都被严厉禁止，但是，私下的传抄、阅读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1720年洋书弛禁，
实学书涌入，日本士人开始学习荷兰语并翻译荷兰语（包括转译为荷兰语）的西书籍。如此，一方面中国禁绝西学，一方面日本兰学兴起，西方的知识在中日受到了不同的待遇。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登陆广州，开启了第二次西学潮。日本则于1860年前后打开国门，继之宣布开始明治维新（1868）。中国和日本分别开始了西学接受的新历程。
这本小书的目的是探讨西方的science在19世纪中叶以后如何成为东方的“科学”（概念的传入和译名的定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
本书分为四章，第一章的内容是日本的“科学”，从词源上讨论“科学”一词的来龙去脉，以及日本对“科学”所蕴含的概念的理解，尤其对明治思想家西周关于西方学术体系的把握和引介做了较详细的介绍。第二章首先考察日语“科学”入华的问题，接下来概观中国在接受“科学”上的各种现象，通过科举策问的题目分析科学在中国社会的渗透。在第三章，笔者花费了较多的笔墨追寻严复科学思想的轨迹，考察严复的科学观，包括什么是科学、科学与技术的区别、科学的目的与效用、科学所包含的学科、作为方法的科学等。第四章聚焦科学与语言的关系，探索讲述科学和讲求科学在语言上的反映，希望能从词语使用上反证近代中国社会是如何把科学作为一种方法的。
笔者的专业是词汇学，对于科学这样一个大问题，只能提供语言研究上的若干见解。笔者期待思想史、教育史等方面的研究在近代词汇史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