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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大公司不仅要与旧盐商斗争，还要和洋盐商斗争
，因为久大精盐也动了洋盐商的“奶酪”。久大生产精盐之前中国没有本土的精盐，国内销售的都是国外生产的精盐。久大精盐与外国精盐相比质量不低而价格很低，随着久大精盐销售份额的不断增加，势必与国外精盐形成竞争，洋盐商自然也不会善罢甘休。有日商在报纸上散布“海王星”精盐有毒的谣言，甚至英国驻华公使企图用军舰封锁天津港，阻止久大运盐船出港。
但洋盐商直接出马与久大正面交锋并不多，毕竟久大在本土销售自己生产的精盐名正言顺，他们更多地是与旧盐商勾结，躲在他们后面“放冷箭”。当久大与旧盐商“厮杀”激烈时，洋盐商打着“调停”的名义在北京英文报纸上发文“调停精粗盐之冲突”，主张将精盐销售限制在通商口岸。他们说得很好听，“你们别打了，把我的地盘让出来给你卖精盐，还不行？”实际上他们觊觎的是中国广大内地的精盐市场。
结果，盐务署中了洋盐商的“奸计”，规定久大精盐只能在通商口岸销售，还规定久大精盐只能“年产万吨”。洋盐商取得胜利后继续攻击，在他们鼓动下，英国驻华公使会同盐务署稽核所英籍会办韦礼敦把久大公司在长芦的盐坨给封了，直接把久大的“老窝”给端了，幸亏久大已久已大早就有了其他“新家”。
久大对洋盐商展开反击，也打算直接端掉他们的“老窝”。久大董事长景韬白在自己主笔的《盐政杂志》上揭露盐务署稽核所
由英国人担任会办是丧权辱国，呼吁直接撤销盐务署稽核所这个“年糜三百七十万，供养丧失国权之机关”
。不久“五卅运动”爆发，全国掀起反帝爱国热潮，景韬白趁势发文《请看英人摧残国货毒辣手段》，盐务署稽核所在社会压力下从此不敢再打压久大公司。
久大公司还直接和日本盐商在青岛展开正面交锋。1918年“一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根据华盛顿会议上签署的公约将收回日本在山东的各项权利，包括日本在青岛建设的六万多亩盐田及19所盐场。日本因为是岛国，需要进口大量的盐，所以虽然迫于国际压力同意归还在青岛的盐田、盐场，但并不甘心白白归还。首先，日本要求中国要保障日本对盐的需求，每年供给日本用盐25万吨，而盐价、税率则必须极低；其次，日本在青岛的盐场、盐田必须由中国赎买，最初给出的赎买价格是1000万，经过与中方几番讨价还价，最终赎买价格为300万。
300万也不是个小数目，当时北洋政府无力支付而想到招标购买。久大作为国内首家精盐生产公司当仁不让，范旭东认为此举于国于久大都很有利，但久大也一时拿不出300万，于是范旭东联合青岛的盐商组建了永裕盐业公司来投标。本来这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事，不料中标者却是一个突然冒出来不知名的徐姓盐商。范旭东经过调查，打探到这个徐姓盐商原来是日本人在背后资助。经过范旭东揭发后此次中标无效，盐务署最终签署协议将日本在青岛的盐场卖给永裕公司，永裕公司每年交款20万15年缴清300万。
但日本人并不甘愿就此罢休，在北京颇有影响的中日实业公司暗使伎俩，通过盐务署取得了向日本工业用盐输出权，而根据永裕公司与盐务署的协议，这工业用盐输出权本来也属于永裕公司。范旭东得知此消息气得鼻子出血达半盂之多，根据协议他据理力争才挽回了工业用盐输出权。
日方对中日盐务协定也是屡屡刁难，“日人不甘放弃已得之权利，遂勾结贪官污吏，及地方土劣，多方阻挠，暴动捣毁，不一而足”
。1923年10月，日方煽动当地旧盐商和地痞流氓一面通电说“永裕勾结日商垄断盐业”，一面又对永裕股东胶东铺面捣乱，1923年12月25日甚至放火烧了永裕股东的住宅逼他们退股。后来，日本又称永裕公司性质不明，为此永裕改为股份有限公司，久大在永裕占有过半股份。1924年7月12日，永裕在青岛开股东大会时，一伙暴徒突然来袭将会场掠夺一空，还将有些股东打伤。原订于1924年12月20日的签字拖到1925年2月12日才最终签署，永裕公司才最终取得了青岛盐厂和日本供盐专属权，每年供给日本300万担精盐。后来又拖到同年6月1日永裕才首次和日本专卖局成交，到次年4月政府才正式公布此输出精盐协定。
对于这来之不易的结果，范旭东感慨地说：“国际间由于盐的争夺，最明显莫过于青岛盐业，这一次久大不仅躬逢其盛，而且为中国争了一口气……在国际间打了这一仗，保护了国家主权，未辱使命，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而这只是范旭东与外国商人激烈竞争的开始，也是永裕艰难前行的开始。后来日本专卖局虽然也颁发了购买永裕粗盐的命令，但因为价格问题输出受阻。永裕空耗数年，最后不得不将粗盐运至湖北、河南、安徽等地
，才使得永裕站稳市场。即便如此，因为日本专卖局从未完成协定中的最低购盐数量一万万斤，再加上税率变化及工业用盐输出价格由日本任意制定等原因，永裕“应得而未能实收利益，照中日协定最低限度，八年共计亦不下百万余元”
。范旭东对此感叹道：“民生国计所关至切，而公司十余年来股东忍痛经营，当是为国撑持之热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