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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旭东再次来到塘沽，买下了那里的一个煮盐小作坊，这样便有了粗盐的来源，然后又买了十六亩土地作为建筑用地，于1915年6月开始破土动工建设盐厂，范旭东称之为中国的化学工业开辟“耶路撒冷”。他亲自前往日本购买机器设备，亲自监督厂房施工、设备安装，和工人们一起吃住，他既是公司经理又是当时公司唯一的技师。范旭东又招募了一批具有制盐经验的盐工，严格筛选亲加培训，把上次那个给他带路的张谦也找来安排他做了盐厂工人。
1915年10月30日，久大精盐工厂设备安装完毕，12月7日正式投产。“久大制造精盐是将粗盐融化、沉静，再用平锅熬煎使盐重结晶而得盐，这是在中国制盐史上首创使用平锅，从而掀开了中国制盐技术史上崭新的一页。其生产出的精盐品质纯净、色泽洁白，广受欢迎，这使中国食用盐质的改良获得空前成功。自此，中国人民以粗盐、脏盐为食的时代行将结束。”
久大精盐及其商标“海王星”
久大生产的盐，品质纯净，色泽洁白，氯化钠含量高达90%以上。久大将其取名为“海王星”，商标为五角形的海王星。之所以取名为“海王星”，一方面是因为海王星在天空中循环运行生生不息，寓意久大自强不息；另一方面是因为自古将做盐生意的人称为“海王”，《管子·海王》中有云：“海王，言以负海之利，而王其业”。从此，久大五角形的“海王星”闪耀神州大地，成为中国驰名商标。
精盐终于生产出来了，可如何销售也是个大问题。当时售盐施行的还是“引岸制”，各地售盐都被盐商垄断专卖，私自卖盐是违法行为要受到严惩。据《清盐法志》规定：“凡盐场灶丁人等，私挟私卖盐的，绞死；凡偷卖官盐的，一两以上至一斤，买卖人各打六十大棍；十斤以上不计多少，各打脊背二十大棍，然后处死……”
久大生产的盐只被允许在天津东马路的一个小店内销售，小店内的大货柜是范旭东在南开大学旧货摊花三块大洋买来的，大货柜上摆满了用绿色玻璃杯装的精盐。范旭东还亲自带人将精盐免费送给天津市民打广告，以及发动各种关系跑客户。久大的精盐虽然受到当地民众热烈欢迎，但一个小店能卖多少盐呢，很多人尤其是旧盐商都在等着看久大的笑话，甚至嘲讽道：“久大久大，不久不大；子时建厂，丑时就垮”，又诅咒“海王星”：“海王海王，不吉不祥；海王海王，迟早要亡”。
如何拓展久大精盐的销路，尤其是如何突破“引案制”的封锁？范旭东回到北京与景韬白等人商量，想到一个绝妙方法。范旭东找到旧交杨度，请他加盟作为久大股东，杨度于情于利都没有推辞的理由便当即答应。既然成了久大的股东就应当为久大办事，杨度当时作为“筹安六君子”之一正是总统袁世凯的大红人，于是杨度拿了两瓶久大生产的精盐请袁世凯品尝品尝。一向比较支持实业的袁世凯对久大精盐赞不绝口，一高兴就将湘、鄂、皖、赣等四个长江流域通商口案售盐权给了久大，久大一下子因此而打开了局面。但这四个长江流域通商口岸的盐商们不愿意代售久大精盐，以阻止久大精盐进入他们的势力范围。久大只好在汉口、九江等通商口岸自行设立店铺，自产自销久大精盐，第一年就获利50万元。
销售问题好歹解决了，可不久久大又遇到原料问题。“天下富，归盐商”，世代吃盐饭因而有钱有势的旧盐商看到久大精盐广受欢迎，他们自己生产的粗盐销量不断下降自然吃惊、恼火，如范旭东后来所说：“二十年前的中国食盐界，是多么的宁静，盈千累万的寄生虫，衣之食之，惬意到万分；久大精盐忽然凭空创造出来，那班世袭吃盐饭的朋友们，着实受惊不小”
。他们也想到了一个绝妙办法，来个釜底抽薪停止向久大供应粗盐，让久大没有原料可用看你奈何。范旭东对此的确很是无奈，幸好代售久大精盐的盐商得知情况后出手相助提供粗盐，他们从代售久大精盐中赚了很多钱，自然不愿意断了财路。
旧盐商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他们联合起来要求官方出面限制久大，否则他们就不缴纳盐税了。盐税自古是财政的一大来源，甚至“盐税为财政生死问题”，盐商因此有钱也有势。传说，乾隆下江南时，有盐商专门建了个亭子“龙须亭”供奉乾隆掉落的胡须，乾隆因此龙颜大悦对沿途盐商一律封官加爵。这虽然是个传说，但也可见中国盐商依附权力而势力庞大。
对于旧盐商的威胁，官方不敢怠慢，久大于是处处受到掣肘，盐仓顶上的招牌字写大了就“有碍观瞻”必须挖去缩小，扫盐滩的扫把只能用来扫盐池如果用在别处就要受申斥。当地的盐商公会头头甚至不准制盐的灶户供给久大原盐，幸好当地有灶户李少堂将自备的盐滩10副及房屋设备以10万元售给久大，久大一下子有了盐田2000余亩，有了自给自足的原料了，终于得以站稳脚跟。
而湘、鄂、皖、赣等四个长江流域口案的旧盐商也不甘罢休，“久大精盐闯进长江流域，这是中国盐政史上破天荒的事件，立即引起口岸淮商的极大不满。他们全力对抗，并勾结地方驻军以筹措军饷、预借税款等手段，威胁久大。范旭东奋力策划经营，南北奔波，备尝创业之艰辛，终于战胜淮商”
。如旧盐商纷纷降低粗盐价格且改良盐质，而久大则推出一元一袋的布袋盐相对抗。
但范旭东和旧盐商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梁启超则出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梁启超一直对范旭东建厂非常支持，他告诉范旭东一个内幕消息，湖南湖北两湖区域正闹盐荒，建议久大到两湖区域售盐。范旭东兴冲冲地来到汉口，却发现湖南湖北两省议会在旧盐商的鼓动下禁止久大在两湖售盐。
如何克服这一困难？范旭东想到既然旧盐商可以联合，为什么新盐商就不能联合呢？“团结就是力量”，于是，他组织了两湖领域的十八家精盐商号联合起来组成了“精盐联营”公会。在该精盐联营公会的推动下，湖南湖北两省议会终于同意了“北盐南运”。满载久大精盐的轮船终于驶进了长江口，范旭东兴奋得在南京沿江大饭店楼顶放起了鞭炮，以示庆祝。
1920年，范旭东哥哥范源濂再任教育总长，范旭东借势再接再厉在九江组织了“九江精盐公会”，打算进军淮南。淮南的旧盐商也不甘示弱组织了“淮南公所”和“九江精盐公会”对着干，甚至组织人马查禁久大精盐。当地的赣北镇守使吴金彪听说此事后很是头疼，一方是当地的地头蛇，一方是有财政总长梁启超、教育总长范源濂支持的“强龙”，该如何应对双方呢？他绞尽脑汁想到一个妙计，让弟弟吴朗山组织了一个精盐查运所，名义上是查禁精盐，实际上是暗中保护久大精盐销售，这样便双方都不得罪了。
淮南的旧盐商对此“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自己组织缉私队禁止当地百姓购买久大精盐，双方冲突频繁。经过范旭东不断交涉，最后当地议会规定百姓购买精盐以20袋为限。这个规定实际上有利于久大公司，因为这个规定很难严格执行，不好统计百姓到底购买了多少袋精盐。
久大公司和旧盐商的冲突在北京、长芦、济南等地方不断发生。如南京旧盐商向盐务署指控久大公司在南京城内销售为“越界销售”，他们认为南京城内不属于通商口岸，当时盐务署规定精盐只能在通商口岸销售，而盐务署则认为南京城内属于广义上的通商口岸因而允许久大在南京城内售盐。但盐务署却不认为苏州城内是通商口岸而不允许久大在苏州城内售盐，南京的旧盐商得知后起诉到处理行政事务的平政院。平政院最终判决南京城内也不属于通商口岸，因而不允许久大公司在南京城内售盐，并且对久大精盐进行限额生产，导致此后几年久大公司精盐产量难以增加。直到1922年6月，盐务署颁布新规定，允许久大产盐没有限额。
为了方便运输，久大精盐一直使用麻袋包装，旧盐商又攻击久大公司用麻袋装盐容易夹带私盐，因此盐务署规定只能用纸包或瓶装久大精盐，可轮船公司又不同意久大精盐用纸包或瓶装运输。久大公司左右为难，甚至还有久大精盐被借口用麻袋装盐而被扣留。久大公司多方交涉，乃至将其上诉到平政院，最后经过梁启超、黎元洪等人出面协调，直到1922年11月盐务署才允许久大用麻袋装盐运输。
对于和旧盐商的冲突，久大唯有“忍耐和含默，认定目标，拼命前进”，范旭东后来感慨地说：“新旧冲突，在我个人不愿意有，情肯为打开新局面拼命，懒得和腐旧的撕缠”
。可是新事物的产生往往会危及旧事物，旧事物为了自己的生存便常常和新事物拼命撕缠，这从久大公司和旧盐商的不断冲突可见一斑，也可见新事物的发展何其不易，让今天的我们也不禁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