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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时隔12年后，范旭东再次踏上国土。12年前离开祖国时，风雨如晦山河破碎，范旭东刚刚成年乳臭未干。而今，革命成功形势大好，范旭东也满腹才学踌躇满志。
回国后，范旭东和母亲、哥哥在北京一起居住，哥哥范源濂此时已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次长，梁启超也已回国组织政党准备竞选而炙手可热，他们推荐范旭东到财政部任职。范旭东于是担任了天津造币厂总稽核，“掌造币厂化学分析事”，貌似也是专业对口，但主要工作其实是化验当时铸造的银元是否合格，化验标准是每枚银元重量为七钱二分，纯银含量为96%。
范旭东对他的这个国内第一份工作颇为认真负责，先后到各地造币厂检验银元。他发现各地造币厂铸造的银元竟然统统不合格，纯银含量都不足，有些银元纯银含量甚至只有80%。该银元因印有袁世凯头像被称为“袁大头”，“袁大头”真“冤大头”也
。经过调查，范旭东发现银元不合格的原因也很简单，即造币厂上下串通偷工减料，降低银的含量而从中牟利。
对此，范旭东非常愤怒，他针对问题提出整改方案，要求将不合格的银元回炉再造，并计划建立新的造币厂以及改革造币厂管理方式。范旭东的方案、计划很快遭到各方反对，范旭东又尝试和友人创办大振镕冠公司，自主研究制造溶银坩埚，也很快失败。范旭东对此感慨道：“多见多闻，胜读死书万卷。本来‘币’‘弊’有何不同，无须太认真，仅为多事，我又多受了一番教训……”
即是说，“币”和“弊”的问题本质上是相同的，太认真便是多事了，他又长了一番教训。
这两个月的官场生活，让范旭东“胜读死书万卷”，见识到了官场腐朽，让他对官场从此厌恶。范旭东愤而辞去了每月三百银元的“铁饭碗”，对友人感叹道：“我一次就饱尝了官场腐朽的滋味，这样也好，使我另辟途径，自谋出路。”
官场腐朽，人生茫茫，出路何在？范旭东意识到国事并不是他原来想的那么简单，他打定主意想再出国深造，可如何筹集出国费用呢？这时，他意外得知一个消息，财政部要派人到欧洲考察盐专卖法和盐场制盐设备，需要懂技术的人随行。范旭东自然懂技术，又有出国经历，以前还在财政部工作过，再加上他哥哥范源濂现在已升为教育总长，所以这次出国考察非范旭东莫属，还特许范旭东考察完可以继续留在国外求学。
范旭东一行四人在欧洲考察近一年，考察了欧洲各国的矿盐产地和沿海盐场。在考察中，范旭东发现西方已开始大规模机器生产精盐，允许食盐自由买卖，规定盐中氯化钠成分不得低于85%，并发现西方的盐除了食用外还可以作为化工原料来制碱。而中国制盐还处在手工作坊阶段，盐质差、不干净，且盐的销售被垄断，盐也只作为食用没有其他用途，盐中氯化钠成分常常不足50%。
范旭东还考察了欧洲当时制碱的方法，但提出参观制碱公司的要求都被拒绝，好不容易进了当时著名的制碱公司卜内门公司却只参观了一个锅炉房。范旭东又气又恼，更加坚定了他“工业救国”的想法。考察结束后，范旭东写了一份详尽的考察报告提交给财政部，提出“取消专商，废除引案，改良盐产，统一税率”“特殊奖励工业用盐”“工业用盐无税”等改革盐政主张。
提交完报告后，范旭东开始补习功课，准备去德国留学，但不久他接到财政部发来的急电，说是政府为了改良盐质要建造一个新式盐厂，请他速速回国负责筹办。范旭东以为自己改革盐政的主张就要实施，终于可以大展宏图“工业救国”了，因此打点行装立刻启程回国。在途径新加坡时，他还特意下船去爪哇参观将海盐压成盐砖的机器设备。
可范旭东的心愿又一次落空，船到上海后，在上海的哥哥范源濂告诉他“二次革命”爆发，国内形势大变，他自己已辞职，财政总长等也都换人了，不要存有太多幻想了。范旭东不甘心，也顾不得去杭州和母亲、妻子团聚，而仍旧兴冲冲地来到财政部。新任的财政总长等人对范旭东虽然表面也很热情，但对创办新式盐厂的计划却顾左右而言他。每月三百大洋的薪水照给，“等等再说”，范旭东等来等去终于得知内幕消息，原来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的“善后大借款”
中指定用来改良盐务的700万专款早就挪作他用。其实这700万专款当初说用来改良盐务本就是袁世凯政府用以借款的幌子，以平息用盐税做借款担保引发的众怒。
“老朋友们，比我熟习世情，苦口劝我，不要再存妄想。要办工业，自己招股，自己动起手来，否则，安安心心领着公俸混下去，不用着急。这种好意，我当然拜受，而且十分了解；到这般地步，的确，也非下决心不可，我终于辞去职务，离开政治中心北京，找自己的路走了”
，范旭东决定自力更生自办盐厂，他的“工业救国”大幕终于要正式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