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办碱厂

生产精盐大获成功后，范旭东计划下一步制造出中国自己的碱来。碱被称为“近代工业之母”，是非常基础、重要的化工原料，用于制造化学品、清洗剂、洗涤剂、玻璃等，在轻工、建材、化学工业、冶金、纺织、石油、国防、医药等工业中用途广泛。日常生活中，纯碱也用来生产味精、馒头和面包、油条等面食。“环顾欧美，殆皆以碱厂产量多寡判国力强弱”，碱的产量成为判断国力强弱的重要标准。

中国古代虽然有炼丹等化学工艺，虽然从夏商开始就使用天然碱，但制造不出纯碱，生产的都是“口碱”，即将碱湖所产的天然碱化为碱水再凝成碱块。这种“口碱”有很多杂质类似黄泥，影响健康且不能用于工业。当时，国内销售的纯碱都是“洋碱”，尤其是英国卜内门公司生产的纯碱洁白优质而大受欢迎，到1914年我国年用碱量为3万多吨，其中“口碱”只占七分之一。而当时因为“一战”爆发，洋碱价格飞涨了七八倍，极大地影响了国内工业发展和百姓日常生活，很多以碱为原料的工厂都倒闭了，很多老百姓只能吃没碱的酸馍，用碱印染而成的布料更是奢侈品，生产出国产的纯碱已成为当务之急。

盐是制碱的基本原料，久大既然已成功生产出精盐，那在此基础上制碱便是顺理成章要做的事了，范旭东早就想制造出中国自己的碱了。他在日本京都帝大毕业后就曾到比利时与索尔维碱业公司联系想制碱，可惜未能成功。1913年，范旭东在欧洲考察盐务时对欧洲制碱工业也有了更多了解，但他想参观欧洲制碱厂都未获许可，好不容易进了卜内门公司结果只是绕锅炉转了一圈而已，这让范旭东更加坚定了制碱想法。

当初考察久大盐厂厂址时，范旭东看到塘沽也适合制碱，曾回忆说：“当我到塘沽勘选久大厂址时，看到一望无涯的长芦盐滩，洁白的盐粒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又见到石灰石岩遍地皆是，感到资源丰富，可以就地取材，实为创设碱厂的适当地点。” 当久大制造精盐迟迟未获审批时，范旭东就想过改制盐为制碱。后来范旭东也一直想制碱，但因为制碱用盐的盐税太高而不得不望而却步。当时用盐制碱一担需要两担盐，每担盐成本仅2角，但每担盐的盐税却需要3元，所以制碱一担光盐税就得6元。可洋碱售价仅三四元，如果制碱用盐不免盐税则制碱无从谈起，欧洲制碱的工业用盐也都统统免税。

人生祸福无常，突然，范旭东制碱的机会来了。1916年北洋政府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汇丰银行同意贷款，但条件是贷款以后只有英国人才能在中国制碱。这样的条件明显有出卖国家主权之嫌，当时的财政部部长陈锦涛怕被骂“卖国”便随口回道中国已经在制碱了，英国人则接着追问是哪个中国人在制碱。

陈锦涛慌了神，称自己记不清了，回去查查再告知。他回去之后苦思哪个中国人能制碱呢，想来想去想到了范旭东，便找到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范源濂，让范源濂告诉他弟弟范旭东赶快制碱，“令弟办久大精盐公司，盐可以制碱为何不办？现英人欲得此特权，可以借钱给中国，我不愿将此特权送与外人，以已有人创办答之，何不以久大名义来一呈文，申请以盐制碱，我当立即批准，但申请须倒填年月，可以杜绝外人要求”。

“有什么困难，组织来解决”，范旭东便将制碱呈文及制碱用盐盐税太高的问题反映了上去，这问题对于政府而言自然是大笔一挥而已。于是，政府很快就批准了范旭东创办制碱工厂的申请，并又大笔一挥允许范旭东制碱用盐免税，且100里以内不得再设同一类型的制碱工厂。用盐免税，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开“两千年来盐业史上的先例” 。

范旭东制碱的申请就这样阴差阳错轻易获得了政府许可，但范旭东制碱最大的困难不在于许可而在于技术问题。当时制碱的主要工艺方法是索尔维制碱法，由比利时人索尔维于1863年发明，该方法可连续生产、原料丰富且产品质量高。但问题在于，索尔维制碱法被申请了专利，而且组成了国际索尔维公会。索尔维制碱法只在该公会内流通，对外严格保密，没有获得专利授权不得仿造，而不用索尔维制碱法又很难制碱。当时国内“有李姓在沪开食盐电解厂（制碱）；有一葛姓在山东汝姑口办一罗卜郎碱厂；四川亦办有一碱厂” ，都因为没掌握制碱技术而很快失败。

想直接获得索尔维制碱法的专利授权基本不可能，因为当时垄断中国纯碱市场的英国卜内门公司就用的索尔维制碱法，它不可能将自己的“法宝”拱手送给对手，范旭东想制碱只能另谋他法。当时比利时有一家用索尔维制碱法的工厂有意在中国发展，有友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范旭东。经过联系，对方提出三个合作条件，一是合作建设的工厂外资资本要过半，二是机器设备及制造方面由外方负责，三是营业归中方主持，然卖价需由外方规定。再三思量，范旭东觉得前两个条件都可以答应，但第三个条件万难同意，因为卖价如果由外方规定，那中方就很难主宰碱厂命运，于是和比利时这家工厂的合作便无疾而终。

范旭东、景韬白等人也想到利用中国本土的“口碱”来改制纯碱，但经过调查发现，从内蒙古运输“口碱”成本太高很不划算。“内蒙古天然碱每年最多可产30万担，可制纯碱15万担，工厂建设需10万元，如以久大工厂迁往，则可省3万；如运原料至塘沽加工精制，则运费很大。总之，以‘口碱’改制纯碱在欧战内必可获利，若战事一停，洋碱再度来华，即不能存在。”

就在范旭东一筹莫展时，有三个人主动找上门来谋求合作，这三个人是陈调甫、吴次伯、王小徐。陈调甫1916年从东吴大学化学系硕士毕业后就立志研制纯碱，经过不断实验，他竟然无师自通掌握了索尔维制碱法，制造出了少量的纯碱。当时，苏州瑞记汽水厂厂长吴次伯看到市场碱价暴涨有利可图，便找到陈调甫和上海效大机器厂厂长王小徐，商议联合建厂制碱。三个人一拍即合，都有意建厂制碱，但建厂制碱需要大量资金，于是他们来到南通找到著名实业家张謇 “化缘”。张謇当时未置可否，只是对他们说：“要举办大事业，必须痛下决心，预备吃苦。我办纱厂，有一次机器已到上海，因缺乏资金，搁浅在码头上，我对着机器踱来踱去，一筹莫展，惶急万分，走投无路”。南通之行没有结果，他们又想到利用长芦的盐制碱，于是经人介绍认识了范旭东。

范旭东和这三个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决定共同建厂制碱。范旭东对他们说：“你们已经搞过制碱实验，真是可贵。碱是人民生活中离不开的东西，又是化学工业不可少的原料。我去欧洲考察以后，越发感到若无制碱工业，便谈不到化学工业的发展。我之所以先创办久大精盐厂，正是为下一步变盐为碱，然后再发展中国的制酸工业，孕育强壮的中国化学工业之母。现南北同人都愿把久大当做中心，共同筹建制碱工业，中国碱业这粒种子，就在塘沽种下吧！”

之所以碱厂建在塘沽，范旭东认为：“在塘沽办碱厂的条件最好，当地盛产原盐，100多里外有唐山的煤，滦县的石灰石。塘沽面临渤海，背靠铁路，水路交通畅达，又有久大精盐公司作为后台，只要大家齐心协力，碱厂必然降生。”其他人也认为在塘沽建碱厂比较合适，但问题是塘沽的盐能生产出纯碱吗，陈调甫毕竟是用南方的盐试制成功的。于是，这几个人便集资购置设备在范旭东家的院子里试验用塘沽的盐制碱，经过多次试验，最终制造出了9公斤合格的碱。制碱技术问题终于攻克了，他们兴奋得在现场合影留念，范旭东还将照片加印了很多分赠亲友。

1918年11月，永利制碱公司在天津发起成立，资本40万元，公司之所以命名为“永利”，自然是希望能永远顺利。范旭东、景韬白、陈调甫、王小徐、张弧、李穆、聂云台等6人为永利发起人，其中张弧是财政部盐务署署长，李穆是长芦盐运使，聂云台 是上海总商会会长，范旭东任总经理。吴次伯在永利公司成立前因为筹款困难就知难而退了，王小徐在公司成立后不久也南下专营自己的工厂，只有陈调甫留了下来。

陈调甫后来回忆说：“范同我在室中促膝谈心，他劝我把制碱的技术责任负担起来，共同奋斗。我说：‘我能力薄弱，要我担负此重大责任，等于要孩子当家’。他说：‘谁都是孩子，只要有决心，就能成功’。他又说：‘为了这件大事业，虽粉骨碎身，我也要硬干出来。’我大为感动，即相约共同为碱业奋斗。后来我们到厂外散步，看见一堆一堆的盐坨，外面席盖泥封，形如小山，数之不尽。他同我说：‘一个化学家，看见这样的丰富资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后还愿意葬在这个地方’。从这次谈话中，我断定范旭东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事业家，决定追随他共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