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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应对旧盐商洋盐商的攻击，范旭东及其久大公司还要与官府斗与军阀斗。首先，如上所述是与主管部门盐务署尤其是盐务署稽核所的种种斗争，范旭东后来回忆道：“盐务稽核所成立，在印度吃盐饭的人们都移到了北京。丁恩之流，声势赫灼，驾财政总长而上之。无耻官僚，为通融些许政费，取悦军阀，不惜曲意奉承！”
袁世凯虽然对久大公司有恩，但范旭东后来也反对袁世凯称帝。梁启超那篇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就是由范旭东秘密送给哥哥范源濂，当时任中华书局
总编辑的范源濂将其发表在《中华杂志》上，对袁世凯称帝灰飞烟灭起到了重要作用。梁启超离津抵沪后，范旭东成为梁启超与其天津家属联系的中介，常常帮代转信件、款项等。据说，蔡锷瞒过袁世凯从北京南下举旗反袁，正是范旭东给买的车票，范旭东曾跟随蔡锷练习骑马
关系密切。范旭东后来还写道：“乃北京群小，张脉偾兴，咒诅中国不够共和，鼓吹帝制，袁世凯抓住这种心理，又乐得利用，卒至演出天与人归那一幕，极尽人世丑态，把国事当做儿戏。”
地方政府也常常敲诈勒索久大公司，如1922年江西“劝令久大公司购认公债劵四十万元”
；1923年长沙县向久大公司“借款”，“查贵公司资本雄厚，筹划有方，特派员送上田赋劵洋一万元，请即力予通融”
；1925年九江县“请”久大公司认募公债2000元，“刻日交县，以便填付印收，先行给照。如能多认，则尤深感纫”
……
其次，就是面临当时各地割据军阀的种种刁难、敲诈。“十年之间，五年不内战，内乱一起，一定问盐商要钱，盐商一定拿久大搪塞，成了惯例。限制精盐销路，不许人民购食自由，年年重演一遍。久大不听他们，第一加税，其次是勒索，等而下之，公然绑票。”
1917年，张敬尧任湖南督军，在旧盐商的蛊惑下开始查禁久大精盐，“简直要把久大活活吞下去，怎样和他讲交情，只是充耳不闻，势子越弄越僵”
。但突然张敬尧态度一下子又转变了，转而支持久大精盐，为久大精盐在湖南打开局面出力很多。这并不是久大退让，或久大和张敬尧做了什么不明不白的勾当，而是因为张敬尧虽然残暴歹毒，号称“张毒”，但还明些事理，当他看到久大的精盐就是比原来的粗盐好之后便立马转变了态度。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军吴佩孚一度势头很盛，长芦盐运使张廷谔便假借吴佩孚势力勒索久大，要范旭东交十几万银元作军饷，否则就关了久大。范旭东一筹莫展，幸好不久吴佩孚兵败，张廷谔也不敢再来找久大的麻烦了。
1925年8月8日，奉系直隶督军李景林会同直隶财政厅长郝鹏、盐运使张小岱竟然直接把范旭东在路上给绑架了，借口久大“隐匿祸首股份”，请范旭东“帮”筹集军饷20万，“籍充兵灾善后之用”。范旭东既拿不出这么多钱也不愿意拿，因而回道：“一，公司绝非有意‘隐匿’祸首股份；二，本人不是财神，久大事也不是我一人可做主。交款无法应命。”
李景林派人到久大威胁，如不筹款送来，范旭东性命难保。范旭东被绑架的消息传出后，久大股东、前总统号称“黎菩萨”的黎元洪找到李景林，痛骂了“这辈喽啰狗血喷头”，范旭东哥哥范源濂也亲自赶到天津通融。最终，在黎元洪、范源濂等人的压力下，久大公司“贡献”了8万元，李景林才终于放人，等久大财会科长周雪亭去送钱时又被扣留勒索了5万元。范旭东被放出来时对着哥哥范源濂痛哭，他不由得想到了创办久大以来的艰辛，尤其是得知此事由久大股东张弧在背后策划，原来是张弧为讨好奉系军阀而让他儿子张小岱串通李景林绑架了范旭东。范源濂事后与久大同人说：“我的弟弟是很坚强的，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落泪的，他太伤心了，在中国办工业多么艰难！”
1927年，奉军褚玉璞在塘沽成立“京榆一带盐食户饷捐局”，对久大运销外埠的精盐每担征收饷银2元，比原来盐务署的规定高了10倍，甚至恬不知耻地说：“公司工厂在彼管辖范围，应向彼处完税。”又谓：“公司对于其他机关亦曾完税，何以对本军求免，殊不公平”
。范旭东据理力争拒不执行，在致张学良的信中写道：“至运往他埠精盐，公司因上述种种困难实属物力担负”
，甚至不惜久大公司停工停运。最后，终于迫使奉军军阀收回成命，可久大公司也为此停工停运达半年之久。
国民党北伐时，南北尚未统一，久大还要面临南北不同的政策和各自勒索，甚至1928年到1929年南方一度禁止久大精盐行销。当时关税职权仍在北洋军阀手中，久大运盐的关单仍是北京签发，但南方则由国民党政府控制，因为急需售货用款，久大只能冒险将盐运往南方汉口。范旭东对此回忆道：“某日，我接着电报，知道英商太古公司大通轮就要到下关了，久大的盐是装在船上的，我站在扬子饭店的阳台上，注视着那船停泊了，后来又开了。我留神看到并没有从船上扣下了货，心里才得安定。”
据《“永久黄”团体档案汇编——久大精盐公司专辑》一书资料统计，从1921年到1928年各地军阀对久大公司的敲诈勒索不下50余起。久大公司其实不是一般的“民营”公司，也是有“红顶子”罩着的。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范旭东的支持者梁启超都是达官贵人，黎元洪、冯玉祥、杨度等政界要人则是久大的股东，可即便如此，也要遭受军阀和贪官污吏的勒索刁难
，可见民营经济发展之不易，也可见当时在中国做事多么难，让今天的我们也不由得很是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