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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至明清，朝野“封建”评议此起彼伏，成为政论的重要一支。与此相并行，史家也记载封建故实。而关于封建最为系统、翔实的记述评析，则当首推典章制度的渊薮——《文献通考》及其几种续编《封建考》。
宋元之际史家马端临《文献通考》有三百四十八卷，分二十四类，类各有考。其中《封建考》十八卷，逐代详述，不仅系统陈述“三代”以下直至两宋的“封建”实态，而且对历代的“封建论”加以评析，成为考释“封建”的一大“信息库”。
对于“三代”以来实行的“封建制”，马端临持一种理性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在《文献通考》自序中，马氏称井田、封建之制系“古之帝王未尝以天下自弘之故也”，而秦废“三代”之制，是“以宇内自私，一人独运于其上”，这种说法显然承袭了宋代理学家的道德价值观，从“公—私”之辨角度对“封建—郡县”作出评判，似乎景仰“三代”“封建”，批评秦的废“封建”。但马氏决非迂腐之儒，他从中国历史的具体演进中洞察到“复井田封建”绝无可能，从而与那种一味美化井田、封建的“书生之论”划清了界限。
马氏在回顾列朝实行“封建制”的具体情形，并总结其经验教训之后，对历代论者或褒封建（如王绾、陆士衡）或贬封建（如李斯、柳宗元）的评议，取兼收并蓄且不偏废的态度。
正是从这种平允的态度出发，马氏在《文献通考·封建考》中，客观而周详地记述了“封建制”的诸种历史形态，为后人认识此制提供了较为完备、系统的材料。
马端临《文献通考》之后，代有续纂。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四卷，所载与《文献通考》相衔接，上起南宋宁宗嘉定年间，下迄明万历初年；其中《封建考》四卷。清中叶，嵇璜、曹仁虎奉敕将王圻的《续文献通考》重修（纪晓岚等校订），所载自南宋宁宗嘉定间至明末；其中《封建考》四卷。后又称《钦定续文献通考》。清乾隆十二年，刘墉、嵇璜等奉敕主持编修《皇朝文献通考》（又名《清文献通考》），集清初至乾隆各种文献，为清代前中期典章制度之集成，共三百卷，其《封建考》下分“同姓封爵”“异姓封爵”“外藩封爵”。清末民初刘锦藻承续《皇朝文献通考》，撰《皇朝续文献通考》（又名《清续文献通考》），述乾隆五十一年（1786）至光绪三十年（1904）典制，计四百卷。民国后，将续编年限延至宣统三年（1911），于1921年编成。此书《封建考》亦分“同姓封爵”“异姓封爵”“外藩封爵”，记述清代中后期“封建”故实。总体说来，诸续编详载南宋以下的封建情形，主要是展现明清实行“封建”的特点：封而不建，受封者列爵而不临民，分土而不任事。这样的“封建”，可以说是“郡县制”的附属品和补充物。
《皇朝文献通考》的《封建考》对清代的种种“虚封”详加论列，并将秦汉以下“封而不建”的精义说得明白：
列爵曰封，分土曰建。建国之制，不可行于三代以后；而三代之初，亦既不胜其弊。马端临撰《封建考》，所以论建国之不可行者，其语极详。（《皇朝文献通考·封建考》）
这是清人对“封建”的总结性论断，对此周谷城赞叹道：“这一段话里，真有上下千古之识。”
如前所述，“封建制”创于殷周，周秦之际渐为“郡县制”取代，然而，秦汉以降列朝各种类型的“封爵建藩”举措并未止歇，一直沿至清末。故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封建”是一个含义驳杂的名目，不可笼统视之，而需加以辨析。
西周实施封邦建国之制，自晚周以降，“封建”与“郡县”两制并行，不过秦以后“郡县制”占主导，封建仍在继续，然其内容与形态已不复旧观，故同为“封建”之名，含义有广、狭之分：狭义“封建”特指殷周政制，尤其是指西周盛行的“封国土，建诸侯”之制，其时尚无“郡县制”与之参照。西周封建，除“天子建国”（周王分封诸侯，使其建立诸侯国）外，还有“诸侯立家”（诸侯在封国内以封赐采邑方式分封卿大夫），后者在秦汉以下的“封建”中已被取消。
广义“封建”是狭义封建的延伸，指殷周至明清列朝列代的种种分封形态，包括秦汉以降在“郡县制”主导下推行的“封爵制”，内有“实封”与“虚封”之别，“实封”如汉初、两晋、明初的实封诸王；“虚封”指各种“封而不建”的情形，如秦的封爵而不授土，或明永乐以后的封爵、授土而不临民。《文献通考》还把唐末藩镇纳入“封建”，称肃宗、代宗以下，“强藩私其土地，甲兵而世守之，同于列国”，遂将唐天宝以后的藩镇列入“封建”。
另外，汉、唐以下诸朝还把颁赐周边属国纳入“封建”，此亦为广义封建的一项内容，以清朝为例，“属国”有周边的朝鲜、琉球、越南、缅甸等，皆“列为藩封”。
后世还将军阀割据、贵族专权称为“封建势力”，也是广义封建的用法，大体切合“封建”的“分权”含义。
“封建”的狭义、广义两种用法，行之于古来多位论者和多种典籍，而上述各部《通考》中的《封建考》，对狭义及广义的“封建”各有陈述，可以从中完整地认识中国封建制度跌宕起伏、繁复多致的状貌。
《通考》对殷周“封建”有所记述，而于秦汉以降的各种封建形态论列尤为完备，可以说提供了一幅广义封建的全景图。
西周“天子建国”“诸侯立家”，是“封而且建”，封土、赐爵，任由诸侯建立有相对独立主权的国家。秦以降列朝的政策主流是排除“封而且建”的实封方式。
如果说李斯、贾谊、柳宗元的“封建论”，是以政论形式指出“实封”对君主集权政治和国家统一的弊害，那么《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皇朝续文献通考》的《封建考》，则以列朝各类分封（同姓封建、异姓封建，有爵无地、封地无爵，等等）的翔实记载，表明封土建国不合“三代”以后的时宜，但封爵却是帝王恩荫亲贵以拱卫朝廷的必要手段，故秦以后的状况如所载：
封建之制不可行，而封爵之制不可废……自唐宋以后，大抵皆封爵之制，而马端临概因之为封建。（《皇朝文献通考·封建考》）
明人杨慎（升庵）对此有点评：
三代以上，封建时也，封建顺也；秦而下，郡县时也，郡县顺也。总括之曰：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郡县非秦意也，亦势也，穷而变，变而通也。
这些历史陈述都强调了封建、郡县两制的出现及其此消彼长，皆非人为之功效，乃时势所造就。这些历史陈述还把狭义“封建”（“三代”封建）与广义“封建”（“三代”以下包括秦以后的各种“封而不建”）两者的联系与差异，交代得清楚明白。《皇朝文献通考》的清代编者站在清朝中央政权立场上，反对“实封”，主张“虚封”，其结论是：
封而不建，实万禩不易之常法。而迂儒之衿言复古者，固未足以语上下千古之识也。（《皇朝文献通考·封建考》）
对于“三代”以下直至明清的“封建”，自然不应一概论之，而当作狭义、广义之区分，正如周谷城所说：
在周初的时候，封建这回事，可以说是封而且建；在唐朝藩镇制下，可以说是建而不封。若其他各朝纯粹位置宗族、亲戚、功臣的所谓封建，真只是封而不建。
周初的“封而且建”，是“封建”本义，此为狭义“封建”；后世的“建而不封”“封而不建”，则属广义“封建”。吕思勉综合狭义、广义，对“封建”的核心内涵作精要概括：
封建者，一统之反也。
而“叛民叛将之割据”，系“统一之梗”
，当然划入“封建”行列。民国时期，人们在“军阀”前冠以“封建”，称“军阀割据”为“封建割据”
，也属广义“封建”之说。
了然“封建”的各种历史形态（“封而且建”“建而不封”“封而不建”等），有助于把握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复杂情状，不至于将“封建”名目下的种种政制混为一谈。同时也可以明白，汉语词汇“封建”在用法上固然有狭义、广义之别，但“封土建国”“列爵建藩”的基本含义却是自古一贯的。不过，自秦以后，“封”或“建”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变异。秦至清的两千余年，政制的主位是服务于君主集权的“郡县制”，“封建制”不过是辅助性的偏师，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镶嵌并存，统归于专制主义君主集权政治的总流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