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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与井田、学校并称“三代遗制”，被视作制度典范，或被人追怀景仰，或遭到清算指斥，在两千多年间不断引为政论主题。
自公元前221年之前的十年间，秦国发动兼并战争，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建立大一统帝国。秦王朝面临一个尖锐问题：何以处置传袭久远的封建制度？秦始皇主持廷议，讨论治国方略，守旧、革新两派意见对立，围绕“封建—郡县”两制的优劣、取舍，展开激烈辩论。丞相王绾等向始皇帝建议分封诸子，以屏卫帝位，其言曰：“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镇）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帝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然”。然廷尉李斯起而抗辩：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史记·秦始皇本纪》）
始皇帝拒绝王绾之说，并直接表态同意李斯的意见：
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史记·秦始皇本纪》）
始皇帝采纳李斯建策，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行政长官）、尉（军事长官）、监（监察官）；每郡下属若干县。
公元前213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为之祝寿。博士、齐人淳于越进言：“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若有反叛，“何以相救哉？”他主张恢复古封建制。始皇将淳于越奏议提交廷议，丞相李斯回奏，力辟“封建”，并引申出厉行文化专制的论说：
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史记·秦始皇本纪》）
李斯接着提出焚毁《诗》、《书》、百家语，消灭私学的建策，并主张“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采纳，下令烧毁《秦纪》以外的史书，又坑死犯禁儒生、方士四百六十人（《史记·秦始皇本纪》）。司马迁总结李斯业绩时，称其“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攻战之患”（《史记·李斯列传》）。
发生在秦廷的“封建—郡县”辩论，终止了“兴灭国，继绝世”的封建传统，以郡县制的大力推行作结，并引发了“焚书坑儒”。“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化，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进步性，然这种转化从开端处，便伴随着污秽与鲜血。
以秦廷之辩为端绪，自两汉至魏晋，“封建—郡县”比较论此起彼伏，赞扬或贬斥“封建”的评议，不绝于史。
不行封建的秦朝二世而亡，引发了一种追怀封建的思古幽情。《史记·留侯世家》载，楚汉战争间，郦食其建议封六国子孙，刘邦鉴于秦孤立而亡，赞同郦生之议，欲立六国后。张良则列八条理由，举大量史例，证此举为不可，其中“不可八”说：“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刘邦闻言大悟，从张良之议。然而，在历史惯性的驱动下，刘邦仍不能忘怀“封建”，为笼络大将而分封“异姓七国”（韩、赵、楚、淮南、燕、长沙、梁）。除长沙王外，这些异姓诸侯，如淮南王英布、楚王韩信、梁王彭越等，均悍将出身，俱为开国元勋，他们或因野心膨胀，或因功高震主，为刘邦疑忌，终于相继身死国废。《史记·吕太后本纪》载，鉴于异姓王的叛乱，刘邦刑白马，与大臣誓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随后汉封楚、荆、代、齐、赵、梁、淮阳、淮南、燕“同姓九国”。《汉书·诸侯王表序》载：“诸侯大者，夸（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诸王出入“拟于天子”，甚至“不听天子诏”，形成尾大不掉的割据势力。
汉文帝时，“诸侯王僭儗，地过古制”，贾谊向文帝上《治安策》，认为实封诸侯导致分裂、反叛，“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汉书·贾谊传》载，为了防范众诸侯联手反叛，贾谊建议不断分裂藩国，使其势力削减：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执，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辏并进，而归命天子。
文帝采纳其议，析分齐、赵二国。但大体言之，文帝并不十分重视其政见。
后来，因吴王刘濞反叛之相毕露，太子家令晁错数次上疏文帝，力促削藩，文帝未予采纳，丧失了削藩的时机。《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载，景帝即位后，以晁错为内史，又迁任御史大夫。鉴于山东诸国强大，“分天下之半”，晁错力促景帝“削藩”以“尊王安民”。景帝遂着手削藩。久谋起事的吴王刘濞打出“请诛晁错，以清君侧”名号，发动吴楚七国叛乱。晁错的政敌袁盎、窦婴等乘机进谗，景帝将晁错处斩。晁错成为“反封建”的牺牲者。《汉书·袁盎晁错传》载，晁错死后，邓公依然向景帝力陈其削藩策的正确性：“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景帝遂深以诛晁为悔。晁错的削藩策终被景帝及武帝相继采行。贾谊、晁错等裁抑封建的横议富于实践性，被后世视为政论典范。
经过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汉王朝的君主集权政治得以巩固，然“封建制”的余绪犹存。淮南王刘安主持撰写的《淮南子》，一方面表示拥护朝廷集权，另一方面又主张保存封建诸侯国的相对独立性，希望朝廷与诸侯国并行不悖，彼此相安。《淮南子·齐俗训》中设计其理想情景：
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而足迹不接诸侯之境，车轨不结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
与求“多”的刘安同时期的另一位思想家，求“一”的董仲舒的观点则大异。董仲舒推崇君主集权下的大一统，反复论证政权与文化的一元性。其《春秋繁露·重政》载：“唯圣人能属万物之一而系之元也。”《董仲舒对策一》载：“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董氏还在《春秋繁露·基义》中申发“王道之三纲”，为君主集权制作理论论证。与董仲舒相对应，刘安则怀念“封建”，向往宽松开明的君主制，保留封建贵族政治的余韵流风。《淮南子·原道训》载：“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他所追慕的治国者是周公那样的“行无专制，事无由己”的无为而治者，与秦汉强横的专制帝王风格迥异。《淮南子·齐俗训》有一段妙文，拟周公与姜太公的对话，表达对宗法封建与举贤尚功两种政治取向的评价：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
这里对宗法封建（即“尊尊亲亲”）扬抑兼至：既指出其导致国家贫弱，又揭示其国祚绵长；而与之对应的“举贤尚功”的非封建国策，可使国家强盛，又会导致争权者崛起，国祚缩短。这显示了《淮南子》对宗法封建制的中庸态度。
在汉帝国中央集权得以巩固之际，刘安与董仲舒分别代表了“多”与“一”这两种文化取向。当然，刘安的封建多元取向是隐藏在归服专制一统的外观之下的。
刘安的《淮南子》是从宗法封建制向专制君主制过渡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思想结集。由于刘安的思想与武帝进一步削藩、强化君主集权的大政取向相违背，《淮南子》终被武帝所贬斥，刘安本人也在献书十余年后，因谋划叛乱，畏罪自尽。
至魏晋南北朝，随着贵族政治的重新抬头，为封建制辩护的言论复起。曹魏大体取秦制，虚封而不实封。《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称：“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对这种“虚封”深怀怨尤的宗室曹元首撰《六代论》，追述周以下六代的经验教训，称周祚长，因有封建；秦速亡，由于废封建；西汉“凿秦之失，封植子弟”，故诸吕不能成事；而魏朝“尊尊之法”明，而“亲亲之法”未备，“一旦疆场称警，关门反拒，股肱不扶，胸心不卫”，大不利于朝廷安固。文章力主早树封建，以为帝室辅。但曹元首之议并未被魏文帝所采纳。
西晋司马氏以曹魏无“封建屏障”、孤立速亡为教训，广封王侯，授予诸王在封国内选官、置军的权力，贵族政治、庄园经济抬头。与之相应，出现褒扬“封建”的舆论。文学家陆机（字士衡）撰《五等论》，援引商周古事，论“五等”（公、侯、伯、子、男）之制的长处：“昔成汤亲照夏后之鉴，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质相济，损益有物。然五等之礼，不革于时；封畛之制，有隆尔者。”称封建制“不革于时”。他又以“封建制”对比“郡县制”，认为“五等之君为己而治，郡县之长为利图物”。陆机据此力陈“封建”五等爵制的优越性，指斥郡县制的弊端。
曹元首的《六代论》、陆机的《五等论》作为力主恢复“古封建”的名文，流传广远，后之推崇“封建”的议论，多沿袭其说。
公元7—10世纪，承接魏晋南北朝数百载分裂乱世的唐代，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上徘徊不定，故唐朝成为讨论封建制优劣的极盛时期。
唐太宗曾十分迷恋“古封建”，以实“圣主”之名。贞观二年（628），他就“复封建”廷议群臣。礼部侍郎李百药以为不可；谏议大夫魏徵也说事善而不合时宜；中书侍郎颜师古则主张封建与郡县并行、王侯与守令错处，实则也是劝止“封建”。贞观五年（631），监察御史马周上疏，“昔汉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终全其代者，良得其术”，力谏太宗吸取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教训，不可对诸王“溺于私爱”，应加节制，并以隋亡为鉴，少兴徭役，勿行世封制。唐太宗“复封建”之议，终因“大臣议论不同而止”。
武则天执政时期，封建、郡县优劣之辩复起。晋人陆机（士衡）《五等论》关于秦代短命原因在废封建、立郡县之说常被引用。正谏大夫朱敬则上疏女皇，指出秦速亡是因为“淫虐滋甚”，失在暴政，并非实行郡县制之过。朱氏指出，周代封建立足于礼乐教化，而春秋以降，礼崩乐坏，道术尽丧，人们尚诈术、贵攻战，只有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方可控制天下。这是较早从历史趋势评论封建、郡县的生成机制和优劣短长的议论，似可视为柳宗元《封建论》之先导。
唐代比较“封建—郡县”优劣短长的最具声名的文字，当然是中唐思想家柳宗元的《封建论》。该文的核心论题为：封建究竟是“圣人意”还是“时势”所导致？柳氏开篇即指出：封建并非初古即有，而是“时势”的产物，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的命题；继而从“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揭示“封建”产生的动因，非在帝王的个人意志，而是由历史大势所使然，再次引出结论：
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文章在纵横比较“封建制”与“郡县制”的长短得失，论列周、秦、汉、唐两制的具体功过后，第三次称“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作全文之结，形成响亮有力的“豹尾”。
柳氏一再言及“封建”并非“三圣”（指文、武、周公）意志的产物，而是社会趋势所使然。这种论说的奥妙在于，消解“崇圣信古”心理深厚的国人对“封建”的迷信。而只有去除“封建”“圣人意”的光环，复归其“时势”生成的真实面目，“封建制”因时变更，以致被郡县制所取代，方具有正当性。
柳宗元还从“公—私”之辨角度，将“封建论”引向深入。秦汉以来论“封建”，每以“封建制”使得权力众享，称之为“公”（公天下）；郡县制集权于一人，称之为“私”（私天下）。而柳宗元指出，秦始皇革除封建制，动机是集权于一人，当然是为私的，“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蓄于我也”，但这一举措有利于国家统一，顺乎历史大势，因而在客观上达到了大公：
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此议颇富辩证思维意味。在评断历史人物及其重大行为时，不为人的主观动机所遮蔽，而用力于洞察其人其事是否顺应客观的社会趋向。
柳宗元对于“封建”和“郡县”两种制度的生成机制及其优劣，作了鞭辟入里的历史主义论述，使“封建”一词的含义更为明确，世代沿用不辍。
宋人苏轼在《论封建》中盛赞柳宗元《封建论》：“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他“取其说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近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仁人君子忍复开之欤？”
参与司马光修纂《资治通鉴》的宋人范祖禹，在其《唐鉴》卷四中将柳宗元的“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之论加以申发，从历史大势上评断“封建”“郡县”之制：“三代封国，后世郡县，时也；因时制宜，以便其民，顺也。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犹今之法不可用于古也。”
明人杨慎在《丹铅总录》中说，柳宗元、苏轼之论与圣人同调。他请出主张天下“定于一”的“亚圣”（孟子）来为废“封建”、行“郡县”作论证，也是精彩笔墨。
清初汪越《读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补》称：“论者辄谓封建不行，则三代之治不复。非也。自古有治人无治法，谓封建为圣王公天下之心则可，谓天下之治安系于此，则不然。……如谓秦以孤立速亡，夫以秦之暴，即封建得无亡乎！柳子厚谓秦之失在政，不在制，非过论也。”可见直至晚近的清代，反对柳论的说法还有市场；而汪越遂重申柳宗元的论断。
晚清经世派学者多赞同柳宗元说。魏源在《治篇九》中以“封建之世”（殷周）与“郡县一统之世”（秦汉以下）为对论，说“封建之世喜分而恶合”，“郡县之世喜合而恶分”，并进而具体论析“封建”与“郡县”的利弊，指出在不同时势下，封建制的效果不同。这较之前人简单评判“封建”与“郡县”优劣的言论，更具有历史眼光。魏氏还由“柳子非封建”之议，引申出“而其用人之制，则三代私而后代公”的论断。
唐以后关于“封建”的历史价值，别的声音也是有的。宋代理学家多称颂“三代”的“封建”“井田”“宗法”之制。北宋张载说：“天子建国，诸侯建宗，亦天理也。”
南宋胡寅《读史管见》认为，封建、井田皆三代盛时之制，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胡宏说：“井田封建，仁民之要法也。”
这都是从道德理想主义出发的“封建论”，往往被认为是陈义虽高却迂阔无用的“书生之论”。至于朱熹，则并述“封建”的短长：其长是上下情亲，久安无患；其短是若封建主不良，而世代传袭，无法更换。朱熹大体赞同柳宗元之论，批评胡宏的复古封建之说。
南宋叶适也对封建制、郡县制取平允态度，并论其短长。朱熹、叶适超越褒贬两极的评价方式，从文化史的视角，分别分析封建、郡县两制的时代性贡献，颇具历史识见。
明清鼎革之际，一批思想家从总结明亡教训出发，探讨封建、郡县两制的优劣，所发议论蕴含经世卓见。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赞同柳宗元的《封建论》，又用力于发挥郡县制的合“理”、顺“势”之义。王氏指出，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的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封建不可复行于后世，民力之所不堪，而势在必革也。”
王氏主张废封建，其意不限于加强中央集权以确保国家一统，还着眼于“民力”的承受度，其论较富人民性。
王夫之多渊渊哲思，较之柳宗元以“势”论“封建”更有深一层的开拓：于“势”后探“理”。他指出“势”的必然即为“理”，从而在更高层次上揭示“封建—郡县”之辨背后的历史规律性问题。
王夫之从“公—私”之辨讨论封建问题，并有深入的剖析，认为“郡县制”不一定会延长某一王朝的寿命，但对天下苍生而言，其害小于“封建制”。其“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之说，颇类似德国近代哲学家黑格尔“最大的‘罪孽’反而最有益于人类”的警句。而在这种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颇相矛盾的现象背后，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支配力量在起作用，黑格尔归之于“绝对精神”，王夫之则归之为“理”，终之于“天”。王夫之把秦汉唐宋以来的“封建论”推上了历史哲学的高峰。
明清之际另一哲人黄宗羲也用心于“封建论”。与王夫之探究“废封建”的历史必然性不同，黄氏努力从政治层面阐发“封建”可资今用的积极意蕴。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指出“封建”与“郡县”各有其弊：“封建之弊，强弱吞并，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县之弊，疆场之害苦无已时”。他认为，最好是“去两者之弊，使其并行不悖”；具体办法就是发挥“封建”之古义，建“沿边之方镇”。
顾炎武也有与黄宗羲类似的看法，认为“封建”与“郡县”各有得失，即“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应当以古“封建”精义弥补现实的“郡县”之缺陷，即“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
黄宗羲、顾炎武的“封建论”，要旨是以古“封建”的“分权”“分治”之义，救正君主专制集权政治的偏弊。
至晚清，以郡县制为基石的君主专制的弊端愈益显现，而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崛起的湘系、淮系地方势力渐趋强劲。倡言“变法”的冯桂芬从“治天下者，宜合治，亦宜分治”的命题出发，评议“封建”与“郡县”，论证“分治”与“合治”的辩证关系。他从“分治”之利进而提出“复设古乡亭”之议，即在基层设乡官、亭长，“真能亲民，真能治民，大小相维，远近相联”，使“风俗日新”“教化日上”。
朴学殿军俞樾撰《封建郡县说》，与顾炎武相唱和，主张“封建”“郡县”“二者并用，然后无弊”。
上述政论中的“封建”，要旨在于“分权”。黄宗羲、顾炎武、冯桂芬、俞樾鉴于明清专制君主集权的病端，试图以“封建”的“分权”精义，以及某些具体陈法作为救治时弊的古时丹方。
清同治以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封疆大吏掌握相当大的军、政、财、文权力，本为满族人所建的清王朝的中央集权呈现瓦解迹象，而地方行政之权日重，清末兴起新一轮的“封建论”。光绪中期，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张亨嘉作《拟柳子厚封建论》，主张在东南海疆及西北边境“分建大国”，以御外侮，文辞间亦可见黄宗羲、顾炎武“复封建以救亡”的意向。
辛亥革命前后，更有“联省自治说”出现。论者亦参酌黄、顾之议，摘取“封建”的正面价值。1908年《东方杂志》等刊发表多篇讨论地方自治的文章，如署名蛤笑的《论地方自治之亟》，从严复译《社会通诠》的“合群自治”说，论及中国的地方自治问题，认为“吾国素为宗法之社会，而非市制之社会，故族制自治极发达，而市邑自治甚微弱”，倡导市民自治。
同年《江西》刊发茗荪的《地方自治博议》，则从中国现行宪政出发，追溯古之“封建”。该文比较了古代封建、近世督抚制、今之地方自治三者的差异：“古者，各君其国，各子其民，地方数千里，诸侯得此以削弱王权。今之督抚，自官制改革，财赋兵戎，悉受节制于内部。而地方自治，则令得自为设置。是以众建屏藩之制，行之中央集权之国，其究极则使民不相安，征调无度。”该文称：“有自治之国民，斯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何患无自由之宪政？”
这实为一篇近代宪政观指导下的新“封建论”。
综观秦汉、魏晋、唐宋以至近代，褒贬扬抑“封建”的论争从未止歇，表明“封建制”所代表的分权以至分裂倾向，与“郡县制”所代表的集权、统一倾向，是秦以下两千年间政制之争的焦点；而总的发展趋势是分权、分裂的“封建”逐渐退隐，集权、统一的“郡县”愈益强化。不过，诸先哲议论“封建”，虽然切入点不一、命意有别，却全都在“封土建国”“等级封授”及其引申义——“分权”意义上使用“封建”一名，并无曲解。因而古来的“封建”辩议，其论点、论据可以异见纷呈，甚至截然对立，却做到了名相的贯通一致，故种种“一偏之见”皆言之成理，各类“相反之论”均能垂之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