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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封建”一词本指殷周分封制度，又延及后世各种封爵建藩举措，还指涉与分封制相关的朝政、官制、人身关系、土地制度、外交关系、民族关系等。为昭显“封建”本义，须略作文字考释及制度史追溯。
“封建”一词，初见东周，如《诗经·商颂·殷武》曰：“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此处“封建”，尚不宜作“封土建国”解。东汉经学家郑玄笺释“封建厥福”为“大立其福”，较为确切。亦即说，此“封建”为“大立”之意。
在“封邦建国”义上用“封建”一词，较早见之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意思是说：周天子将自己的亲戚封为诸侯之君，把他们作为保护周王室的屏障。后之儒者诠释《诗》《书》，将“封建”明解为封爵封土以建国，《说文》云：“封，爵诸侯之土也……建，立朝律也。”指帝王以爵土颁赐诸侯，分茅裂土，使之在所领有区域建立邦国，此即所谓“封国土，建诸侯”。近人杨伯峻、徐提编《春秋左传词典》说：“封建，以土地封人使之建国”，是为简明诠释。
封建制的确立完成于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前8世纪）。周文王时期，已在王畿内用分封制使周人扩展领有的土地，这可称为第一次封建。武王克商之后的分封，可称为第二次封建，俗称“武王封建”。武王故去后，成王、康王继续分封，可称为第三次封建，俗称“周公封建”。这三次封建，以周公封建最为完备，故梁启超说，“真封建自周公始”
。
周代封建制与宗法制、等级制互为表里，相与共生。西周宗法制包括嫡长子继承君统和余子分封两项内容，故分封制以宗法制为基旨，宗统与政统合而为一；又与等级制彼此渗透，由分封确认等级，因等级巩固分封。封建制的要旨在“分”，通过分封子弟、功臣，以分治领土，屏卫王室；宗法制的要旨在“合”，通过血缘纽带达到合族目标。封建之“分”与宗法之“合”，相为表里，彼此为用，是西周政治、社会稳固的基石。如果把夏、商称为“氏族封建制”，那么西周则可称为“宗法封建制”。
西周封建有多个级次，如《左传·桓公二年》所称：“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构成王、诸侯、卿大夫等多级分封制：王领“天下”，诸侯领“国”，卿大夫领“家”。其最为重要的是“天子建国”与“诸侯立家”。亦即说，西周政制主要是天子覆盖下的两级结构（王国与诸侯国）。
西周封建制的社会实态，是伴随军事征服向东殖民过程中的封土与授民。西周早期大盂鼎铭文称“受民受疆土”，讲到受封者不仅得到土地，还连同得到土地上的民众。
周初封国的类型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封先代君王之后，以示对先代的尊敬、对余民的安抚；第二种，封同姓（姬姓受封），以昭示“亲亲之义”；第三种，封有功异姓，即所谓“贤贤表德”，亦可称之扬褒“勤劳文武”。
西周实行封建制，其根基是井田制度。其剥削方式是农奴服公田劳役，剥削量不重，这符合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周幽王被犬戎杀于骊山，周平王东迁，周天子威权日趋跌落。若干世代后，周天子的实力已不及一个小诸侯，“天下共主”地位丧失殆尽。西周时名义上属于周室的普天王土和王臣，东周时已全然归于公卿大夫等各级领主。春秋（前8世纪至前5世纪）的“封建”，再也不是周天子向诸侯颁赐土地与人民了，而是列国诸侯向卿大夫颁赐土地与人民，受封者以之作为食邑。自此，分封除了考虑宗法血缘关系，已愈来愈普遍地实行论功行赏，淡化宗法分封。此制至战国中后期尤盛。总之，至春秋、战国，周武王、周公当年设置的封爵建土格局已不复旧观。
“郡县制”发端于春秋时的楚、晋，战国时普及列国。秦以后，中国政制及经济形态均有大更革，“郡县”与“封建”镶嵌并存；而就主体而言，则正式进入“非封建”时代。“郡县”取代“封建”，从政治言之，国家垂直掌控地方政权，官僚政治代替贵族政治；从经济言之，国家直接把握田租、赋税和徭役，大一统的专制社会逐渐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