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

2002年，笔者访学德国，曾泛舟莱茵河中游。得见山川如画，苍翠峰峦间，每距数十公里即有灰色城堡耸立，它们或已成断壁残垣，或巍峨壮丽依旧。此乃诸侯林立的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物质遗存。身临其境，近二十年来一直思考着的“封建”概念辨析问题，骤然齐聚心头。

“封建”本为表述中国古代政制的汉字旧名，意谓封土建国、等级封授，近代以前在汉字文化圈诸国（中国、越南、朝鲜、日本等）中未生异议。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以降，“封建制”在中日两国用以对译西洋术语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领主制），衍为一个表述普世性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的新名词。“封建”一词经历了概念的古今转换和中西涵化（acculturation），日本因素也参与其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深化了此一术语的含义，其内涵与外延均大为丰富并复杂化。“封建”作为近现代概念史上的重要案例和历史分期的关键词，释义纷纭，展现了思想文化领域错综的演绎状况，涉及“概念”与“所指”历史实在的关系问题，也即“名”与“实”的关系问题，其成败得失与历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相关联，也深度影响大众语用，故对其考索探究、阐微决疑，既非细事，也非易事。

概念的演变是人类思想更革的表征，反映了知识总量的扩大、思想的迁衍与深化。近代以降，西学东渐，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知识与思想、语言与概念的更革过程。由于汉字的多义性，汉字词往往可以在同一词形下推衍出多种含义，故以汉语古典词对译西方概念，常发生引申和变义，这正是新语创制的可能与必需。然而，概念的古今转换、中外对接，牵涉着文化的时代性进步与民族性因革两大往往并不总是互洽的过程，其情形错综复杂，概念与指称之间的误植时有发生。以汉字词对译外来概念，如果既与汉语词古典义完全脱钩，甚至与原有意义方向悖反，亦与对译的外来词的含义相去甚远，又无法通过改变构词法从原词形推导出新的词义来，那么其“新义”全然是外在强加上去的。这种对译，便会因“名实错位”导致“概念误植”。“封建”即其典型例证。

笔者在莱茵河两岸目睹的昔日容克（Junker）贵族们俯瞰田园农户的古堡群，无声却有力地诠释着与“封建制”相对译的西语feudalism的内涵（封土封臣、采邑领主），也呼应着汉语名词“封建”的本义（封国土、建诸侯）。比照之下，流行大半个世纪的与古义、西义均相脱钩的泛化新名词“封建”，其偏失自现。

术语厘定是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必要前提。如果“商品”“价值”“市场”等术语的含义紊乱，经济学只能是一派昏话。有了“根”“茎”“叶”等术语的确立，植物学方可成为一门学科。历史学术语的界定同样至关紧要。仅以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而言，之所以学术界长期聚讼未决，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封建”等核心术语的概念没有厘清。林甘泉等合著《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一书将其概括为“三论五说”，即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以及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东晋封建说。诸家各持其端，莫衷一是。这种核心术语内涵歧异、义项多设的讨论，必然出现同一议题之内“概念不一”“论旨转移”的逻辑前提问题，此乃难以在历史分期上获得共识的原因之一。当然，由非学术因素起作用，也可以达成某种“共识”（如统一为“战国封建说”，将周末至明清称为“封建时代”）；然其“共识”只能是一时“众服”之假象而已。

在同一词形下，内容的变换衍发，不乏因革恰当的良例，如“科学”“革命”“共和”等，新名所含概念既与旧名保持联系，又有合理的引申，并与对译的西洋术语所蕴概念相涵化。然而，近一个世纪以来，“封建”由本义向新内涵的转换，在一些史家那里发生了概念错位（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也曾信从无疑）：其一，泛化封建（土地可以买卖的地主经济、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政治）不仅与“封建”本义（土地由封赐而来、不得转让买卖，政权分散、诸侯林立）脱钩，而且同“封建”本义指示的方向恰相悖反；其二，泛化封建所指秦至清的社会情状又与相对译的英语词feudalism的所指（封土封臣、采邑领主、人身依附、超经济剥夺、农奴制）大异其趣；其三，“封建”的上述泛义超出词形提供的意义空间，全然是外在注入的，不符合汉字词“形义吻合”的构词特性。

由于“封建”被泛化，以其作词干形成的一系列词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封建主义”“封建时代”等，也随之偏离正轨。于是，因为关键术语失准，一部中国历史的叙事，失却构制网络的坚实纽结。由此出发，我们长期探讨的“中国历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诸问题，都缺乏议论得以健康展开所必需的严密的概念坐标系，有学者把其中某些论题（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称为“假问题” 。可见，“封建”概念的准确性问题，关涉中国历史叙事的框架构筑，兹事体大，不得不考究新名“封建”“形义脱节”“名实错植”的症结所在。这也是笔者对自己曾经有过的模糊认识的一种清理、拨正。

在追踪问题的来龙去脉之际，有一种情形可以预先排除：令“封建”概念泛化者不通古汉语及中国古史，或不谙西语及西洋史，造成概念误植。事实上，将“封建”泛化的近现代学者，大多饱读诗书，当然明白“封建”的古义是封土建国、封爵建藩；他们又多半熟识西文、西史，对feudalism的含义为封土封臣、采邑领主制，并不生疏。故“封建”滥用，绝非由于论者不通古义、西义，而另有缘由——误信单线直进史观，因而将中国历史附会西欧历史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程式。总之，“封建”概念被泛化，不单是一个语义学问题，更是历史学、文化学问题，可以总括为“历史文化语义学”问题。

了然于此以后，笔者决计另辟蹊径：首先确认“封建”本义及西义，在此基础上，梳理“封建”概念演绎的轨迹，对其作历时性的动态研究，考察这个原本创制于中国，又在近代中国及日本借以对译西文feudalism的新名，在中国逐步演化的具体过程，尤其用力于探讨几个导致概念变更的关键时段（如清民之际、五四时期、大革命失败后几年间、“五种社会形态说”流传中国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在此种社会—文化生态下的语义迁衍。这一在古今沿革及中—西—日三语境间的溯源讨流，将构成本书主体。笔者愿偕同读者诸君，从概念的历时性演绎及中外对接的过程中窥探“封建”被泛化的社会—文化因缘。最后，提供一种取代泛化“封建”的改良设想，以供学界取舍。

本书拟从“封建”词义的历史考察入手，进而在概念史的论析上展开，亦即由词义史之“考”，导入思想文化史之“论”，所做的是一番“知识考古”工作。因新名“封建”的泛解已经约定俗成，一时难以更改，本书试图从学理层面，通过对“封建”从旧名向新名转变过程的辨识，为中国古史叙事提供一个厘清概念（正名）的思路。

以上尝试是一次围绕“封建”名目的“历史文化语义学”遨游。此游不尽如春游踏青，可以纵情领略“千里莺啼绿映红”，有时还需攀缘山岩，潜入溪涧，可能遭遇险阻，但此番辛苦跋涉若能使诸君获得某种野趣，产生探求“深山更深处”的向往，则不胜欣幸。